中国民主社会党与近现代政党的研究

三大势力挤压下的中国民主社会党

迟晓静

中国民主社会党在中国近代史上承梁启超的“研究系”，其前身是成立于1932年⁽¹⁾的中国国家社会党。1938年，国社党取得中国国民党的承认，开始公开政党活动，参加国民参政会。1941年，国社党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重要成员之一。1946年8月15日，国社党与和康有为有渊源的侨美之民主宪政党合并，正式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君劢任主席，伍宪子为副主席。抗战结束后，为了实现所追求的宪政理想及受自身一些因素的影响，国社党参加了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成为当时一些民主人士攻击的对象。由于宪政理念及实现方式上的差异，国社党与民主政团同盟分道扬镳，自身也逐渐分化瓦解。民社党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即民主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企图在中国建立超阶级、超党派的民选政府。与中国青年党共同参与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因而有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为三个合法政党的说法。1949年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央总部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民主社会党与中国青年党仍然没有制衡的作用，成为政治上的摆设。

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是该党在政治舞台上的“辉煌时期”，民社党曾试图参加由国民党主导的“宪政”体制中，而现实与理想的差异，最终把它抛向了历史的边缘。

一、西方宪政理念的“纯粹”信徒

民社党的领袖张君劢，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宪政专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日本，开始接受西方宪政思想，追随梁启超，也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梁启超是中国首批接受和宣传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作为追随者，张君劢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由主义的色彩。1913年，张因袁世凯迫害，远赴德国留学，后又游学于英国。于是，他的政治思想中又加上了德国哲学的熏陶，烙上了英国宪政的痕迹。

1918年，张君劢随梁启超游历战后的欧洲，颇有感触。1921年回国后为上海“国是会议”起草宪法草案。抗战期间，他反对一党专政，是当时宪政运动的倡导者，并为宪政的实施积极活动，最终因国民党的破坏而失败，曾被蒋介石软禁于重庆汪山达两年之久。1946年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调停国共矛盾四处奔波，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他先后参与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可谓政治阅历丰富，但是最后为了争取民主宪政的实施而依附于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一党操纵的制宪国大，成为中国的“战犯”而遭到通缉。1949年离开大陆，讲学于海外。1965年在香港创办《自由钟》杂志。1969年病逝于美国旧金山。纵观张君劢的一生，真可谓为追求宪政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但是受制于多种因素，始终难遂其愿。

作为民社党的领导人，张的思想历程对民社党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张君劢对社会主义思想有了初步的接触。游历欧洲时，对当时盛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开始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因此成为“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和宣传者。张君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归结在三个内容上：“土地与生产机关之公有，一也；公共管理，二也；以利益分配于公众，三也。此三者，社会主义之必要内容也。”⁽²⁾然而，这种主张与梁启超信奉的英国吉尔特社会主义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实际上，张君劢宣传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但在民主政治的推行上，张君劢又极力推崇英法的民主政治。

张君劢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把西欧国家的政治现象明确地分为两个部分来阐述，并在其中对国民党的政党政治进行了评述：

他认为一战前，西欧政治侧重于民权和立法，实行议会政治，成为当时世界各国追随的典范。这种民主政治的特色，就是大多数国民参与国家主权的行使；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议会，议决法律与预算；在行使责任内阁制的国家，每个部的部长均由议员兼任，议会之信任不信任，可以定内阁之存亡；在行使总统制之美国或委员会制之瑞士，立法与议决预算之权操之议会，故议会在左右行政部行政之权。⁽³⁾他指出：这种制度具有保障人民言论结社自由的优点。⁽⁴⁾英国由国内一切政党联合以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德国由国内多数政党联合而维护国家利益，意大利由国内一党独占政权而拥护国家利益，俄国则以归纳于一阶级名义之下，由一党独揽政权。处在政治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该何去何从？张君劢分析了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体制，明确提出反对国民党所鼓吹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制理论。他批评了国民党的训政理论，指出宪政的根本在于全国治安基础的奠定和人民独立自由习惯的养成。但是国民政府期间，由于军阀混战，国内缺乏安定的环境，宪政无从谈起。而宪政之关键就是人民自组政府，自选国会代表，自发言论。纵观张君劢“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归纳为政治上的修正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张君劢认为，权力和自由是国家正常运转的关键。只有权力才能维护社会的秩序与稳定，不同的国家权力行使方式各异。权力和自由的协调才能诞生一种好的政治制度，但要做到两者的协调并非易事。他承认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但又批判苏联政治是缺乏真正民主的独裁政治，因为苏联“有经济安全，未见得就有自由与民主。苏联顾到人民生活的保障，但是否有自由与民主，则是另一个问题”。⁽⁵⁾张君劢推崇西方政治制度的原因在于，宪法承认并保障了人民的基本权利，除了思想、言论、信仰等自由权利之外，人民还有弹劾政府的权利，而且他们以宪法为根本大法，凡事以宪法为据，实现了权利与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国家政事重在效率，贵乎敏活切实；社会文化欲其发展，当任其自由歧异，以此为集中与开放之分界。”⁽⁶⁾这些政治思想也成为国社党的鲜明主张。

在论及政府权力和个人自由的关系时，张君劢有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政府之权力他认为，西欧的议会政治以国民之参政权、议场之公开讨论、政府之成立视议会中党派之多数或少数而定，以及内阁之重大问题可经过人民选举解决，取决于民意，因而这种政制被称为民意政府。张君劢也指出这种政治的偏弊，当有政治难题出现时，政党政治也会陷入瘫痪状态，并以英国的保守党和自由党为例进行了论证。战后，英国失业人数剧增，贸易失衡，金本位动摇等问题层出不穷，而这些都是英国的议会政治无力处理的结局。他认为只有集中资本，采用计划经济，才能彻底改造社会，赞同国家权力必须集中。（二）关于个人自由他认为，苏俄与意大利是独裁主义，国家夺取权力，剥夺个人权力，成一党独裁的状态，这种一党专制对国家极其不利。因为否定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使全国只能屈威于一种主义之下，思想上没有自由，道德上没有独立自尊的人格，根本无法求得社会民俗的进步。进而他提出自己的主张：1.行政贵乎捷速与号令统一，故应以之属于国家权力。2.思想与创造的工作，处于心灵之思索与修养，故应以之划入自由范围。⁽⁷⁾反对以国家和党部干涉思想自由。（三）如何分配自由与权力，他列举了政府权力十一条，简而言之，就是要集中心力于国家民主政治，提出三点纲领：1.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各党利害次之。2.行政权之重要，宪法置于议会之上。3.行政以事权集中与办理者之久于其任为要旨。⁽⁸⁾如果违背这些，国家政治便会陷入混乱，所以必须使两者协调平衡。这就是其倡导的“修正主义”。

张君劢也看到战后欧洲政治民主的弊端。随着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国史学界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民主与专制的争论。有些人极为推崇法西斯的独裁主义，张君劢则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坚持民主的政治制度，希望通过宪法来削弱议会的权力，以抬高政府的权力。为此国社党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也反对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修正的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提出一系列的修正方案：必须建立一种在原则上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精神的政治制度；在实施上必须使党派的操纵作用不能有所凭借。这种政制在平时不拘两党或多党都能运用，即假定无党亦可运用；而在紧急时候立刻可以集中全民的力量，不分党派。⁽⁹⁾如此可以打破多党纷争，又可防止一党专政；修正多党制或一党制事实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做到行政的专门化、稳定化、“敏活化”和统一化。但是这种修正主义也违背了民主的实质，民主政治不可能抑制议会的权力，否则更无民主而言；同时提出无党也可实施“民主政治”是一种空想，最终无法实现。

民社党的成立宣言中有“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其目的就是：1.实现大工业国。2.国有事业须为社会服务，不许假公济私，操纵工商与金融。3.盈余用以增进国民福利。4.解除劳资冲突。⁽¹⁰⁾可见民社党主张大工业国有，允许私人资本并存，实行计划经济，逐渐达到社会主义。民社党的主张基本继承了国社党的思想，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可以防止官僚政治的产生。⁽¹¹⁾关于承认私产，虽也有其弊端，可以采取所谓的产业普遍化来弥补其缺陷。产业普遍化必须有国家公有的财产才能有所调剂，也不是单纯的私产普遍化，一些产业还需要国家公有。⁽¹²⁾其主张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

国社党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即政府不干涉经济活动，经营者自负盈亏，经营方法合乎经济原则；另一方面也指出它也容易造成财产过于集中，形成贫富差距悬殊；没有统一的计划指导，会造成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竞争过度造成浪费；⁽¹³⁾计划经济似乎可以缓解这些缺陷带来的压力，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要素之一；⁽¹⁴⁾并指出当时的中国亟需解决的是贫穷，而采取国家社会主义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办法。⁽¹⁵⁾

关于农业，国社党也认为俄国实行的一切土地国有而农民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政策，不如实行土地私有而国家有整理权与支配权并公用征收权。⁽¹⁶⁾文化上“重在发展，任其自由歧异”。民社党主张发扬民族文化，普及国民教育，保障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人民有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不受财产的限制……⁽¹⁷⁾由此可知，民社党非常重视社会教育，反对文化自由伸张的禁锢，百花齐放，兼容并蓄，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

从国社党及张君劢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国社党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最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好调和；克服了资本主义的个人过度自由和共产主义苏俄的弊端，集其它国家之长处，以民族自觉、社会公道和个人自由三方面同时为出发点；立足本国，依靠自己国家的力量谋求发展；消灭贫富悬殊，减小城乡差距；以宪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力，反对废除私有财产。所以国家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社会公道和个人自由的最好结合品。⁽¹⁸⁾

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在形式上主张计划经济，并提出了民族主义、社会公道和个人自由的协调，但仍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偏向；主张国家社会主义，除了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计划性经济之外，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反对禁止私有财产，反对阶级斗争，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特征。今天看来，国家社会主义不过仍是一种改良主义，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国社党及民社党的主张都体现了鲜明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尝试资本主义的同时，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保存“国粹”，反对复古主义，主张创新；承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苏联民主，同时也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其不论国家社会主义主张，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实质上都是一种改良主义，企图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以达到两种制度的“最佳结合”。

但是在近代宪政制度之下，政党必须与政权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民社党由于人数少，势力弱，更无武力作后盾，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他们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共产主义主张，同时也不赞成倾向于共产党的民盟，忠实地信奉着所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这三者恰恰又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有力量的三股势力，于是，民社党被动地陷入了三方势力的挤压之下。

二、民社党与中共的争论：是否以暴力革命为中心

民社党虽然宣传的也是社会主义，似乎与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某些共同点，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阐述了以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认为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对这场革命抱有殷切的期待和极为热情的投入。他们主张科学社会主义，并为此撰写了大量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等，指出只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不能坐待成熟，离开阶级斗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实现社会主义，并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¹⁹⁾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马克思还原》等文章中也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旨在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而实现社会革命的手段则在于阶级斗争。⁽²⁰⁾张君劢等人则反对社会革命，他们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发生像西方之类的社会革命，因为革命对社会的破坏力无法估量；国社党最早宣传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民社党成立后推崇欧美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更为明显；⁽²¹⁾民社党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用渐进的方式，对国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

中共认为中国目前所需要的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不是最新的民主，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才是合乎世界潮流，合乎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中共对宪政运动也有自己的观点，认为宪政运动是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建国后人民争取民主政治及关系民族存亡命运的运动。在组织上，中共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各地相继建立了宪政促进会、研究会、讨论会、座谈会等促进宪政运动的团体，接受各方对宪政的态度和意见，以促进宪政真正的实施。中共指出，目前中国所需要的宪政是专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所以主张目前中国的宪政应该是反帝国主义的、反封建的、抗日反汉奸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改善人民生活的专政，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专政，新民主主义的专政。中共提出五点民主的国家形式，批评国民党的政治实质上就是“一党专政”，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在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手段上，中共认为不可缺少的就是要革命，通过革命以最终实现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²²⁾

而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宪政，正是民社党所反对的。早在1921年，张君劢就对中西双方的政治进行了比较：中国是专制制度，西方是民治；中国无宪法，西方有宪法；中国无个人自由的保障，而西方有……认为中西政治之所以存在这样差异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以武力解决问题，而西方则以理性为前提。中国几千年来朝代的更替都免不了武力，武力导致的只能是一人专制。在西方历史上，尽管也有激进和温和的区别，但是少有用武力去解决，所用武器为口舌和笔墨，通过这种“理性”的武器去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争取民众的支持。他在反思辛亥革命后武人干政、随意破坏政治游戏规则时写道：中华民国虽有国会，有选举，但“天下是打出来的”这种传统的社会心理远未消除，政治问题的解决依然持力不持理，政治是非不取决于国民的公意，而是取决于武力的强弱。要使中国不重蹈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覆辙，必须改变“天下是打出来的”这种错误观念，以“理性政治”取代“武力政治”。他说，“真正之民主当自排除武力解决始，而欲排除武力解决，当以真正之理性为唯一标准”，“如能是者，始能推翻四千年治乱循环之局，而为东方政治创一新纪元”。⁽²³⁾他认为中国的武力政治是导致政治腐败、民主政治未能建立的重要原因。他一直渴望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理性政治”的组织形式是政党，而政党并不是代表一个阶级，也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不过是以政见、主义相结合的“国民政治教育机关”。政党之争也只能以国民赞成的多少决定是非。提出“理想中政党之活动准则”的前两条为：断绝与军人勾结，专向国民身上下工夫；以口舌笔墨为武器，断绝武力关系……⁽²⁴⁾主张实现政党政治，养成国民良好的政治品格和习惯，目的就是扫除传统的专制积习，避免俄国式的暴力革命。

民社党引用了麦克唐纳的话，来表达他们对革命的看法，他说：“许多人说，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方法，其实这是错误的，革命永不能使社会主义实现，其理由何在呢？因为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是变动，社会上每一部分多受影响，但这变动是一种有机的历程，你仅把政府在表面上变动，把皇帝变为共和国，或可以刀枪来解决，是件不容易的事，就是调整后，经济方面的服务等等，也绝不是用暴力可以做得好，但社会主义不忘革命这个字，因为改造国家不希望只是浮面的，而是大改造。”⁽²⁵⁾这是一种进化式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靠革命的，而是靠目的的彻底性，认为总是用枪杆子，用革命暴力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达到社会主义的最后目的方面，苏联认为要用暴力，用革命的手段；民社党认为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靠教育和生活的提高，逐步地达到。如果靠枪杆子，革命太多，内乱就越多，人民生活就越穷苦；主张只有停止内战促成国内的和平统一，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逐步地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总是用革命，引起内战，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张君劢指出武力不可取的四个理由：

武力之使用是暂时的，不是长久的，因为国家之所以能治安，不是仅是靠征服之手段所能取得（征服不等于统治）。

一、武力是靠不住的，有了武装不等于胜利，拿武器吓人，不一定能使人慑服。武力失败后，便无其它办法可以补救，政府真有爱民之心，自能取得其权力，从暴力中不一定能取得权力。

二、暴力之使用正毁损其所欲取得之目的物，即兵燹后，人民之精力、物力损毁于兵灾之中，原有之目的物既已受了损害，很难使之恢复。

三、英国治殖民地之方法向不靠武力，而以宽大的政策，宁可宽大而过分，万不可放弃宽大。⁽²⁶⁾

从以上可以看出，民社党反对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渴望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中共的武装革命是一种暴力，希望中共放弃武装。1938年，张君劢就致电毛泽东：“依吾人之见，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关系，如以资本主义灌输于军队中，则彼等遇国内之信社会主义者将起而压迫之；反是者如以社会主义灌输于军队中，则彼等遇见国内之资本主义者将起而推翻之。可见军队唯有属于国家，不可属于一党。目前之中央军不可目为党军，且信奉三民主义，未见有何特殊之政治路线，希望将来走上隶属于国家下之途径，当不甚远，先生所率之军队……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²⁷⁾张君劢一直视国民党为合法执政党，把所追求宪政理想的实施寄托于国民党身上。民社党作为无政权无军队的弱势政治群体，也只能通过依附一个大党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而民社党又对自己的宪政理念不放松，于是态度上倾向了国民党。1946年，张君劢再次劝共产党放弃武力，以和平建国。

三、民社党与民盟的龃龉：是否以宪政立场为原则

从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到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失败，张君劢等人满怀热情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修正草案》，未经大会表决，便被国民党取消于无形中，这给了张君劢等中间党派人士很大的震动。1939年以后，国共两党摩擦不断，张氏等人认识到凭借自己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促使国民党实施宪政，也无力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考虑到将来的前途，他们决定建立第三大党，作为中间势力，以保证在国内政治中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不至于被残酷的中国政治所淘汰。鉴于此，不少政党在交流中加快了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进程。

民盟成立后，“十大纲领”逐渐成熟，内容包括：一、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三、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四、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五、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六、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九、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它文化机关推行党务；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十、在当前政务上亟应注意下列各项：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之措施，以苏民困，并力谋民生之改善；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弊端之澄清。⁽²⁸⁾这十大纲领基本与国社党的主张一致，足以说明此时的国社党与民盟拥有共同的立场。

民盟一直坚守争取民主宪政的中间立场，主张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几次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为争取和平而四处奔波。民盟在抗战时期的奋斗目标是抗日、民主、团结、统一；抗战胜利后是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政治路线是召开有共产党等各个党派参加的党派会议，废除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成立有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即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实现目标的原则，就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也是民盟早期的奋斗目标和政治纲领的概括和总结。国民党主张“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要求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军政法令；中共对于军队国家化是有条件的赞成，指出应该先明确军队属于什么性质的国家，且以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为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在抗战结束后召开的民盟一大上明确指出：“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责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民盟主张借鉴英美苏等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用“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秀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就是中国目前需要的一种民主制度”。⁽²⁹⁾民盟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希望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体现民主的联合政府。

作为虔诚追求宪政的党派领导人、民盟创始者之一的张君劢，自然对民盟的纲领政策极为拥护，而且民盟的某些政策实际上就是民社党主张的体现。民社党积极参加两次宪政运动，拥护政协决议，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张君劢也因此遭到国民党的软禁，他多次规劝蒋介石不要用武力解决问题，要用和平的方式共同商议政治问题，以达到中国的团结，并为促成国共谈判而积极奔走，足见当时民社党与民盟步伐的一致性。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国民党的极力拉拢，民社党内部意见的分歧，张君劢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主张有条件的出席国民党的“制宪国大”，条件就是要求国民党通过由他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结束训政，实行宪政。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张君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改变初衷，也是经过了极大的思想斗争，他曾经表示：“一个党要有独立的精神和主张，决不能做别人的尾巴。”⁽³⁰⁾他反对倾向于共产党，反对民盟同共产党的接触，虽承认共产党是有生气的党派，但仍认为共产党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破坏性。由此，他宁愿民社党与国民党进行政治合作。这是他与民盟其它党派的重要分歧之一。

在民社党的自由主义理念中，国家占据着重要地位，强调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但是在一系列追求宪政行为的碰壁中，他们也深知只有依靠并占有国家权力，才有可能实施自己的宪政理念，否则只能是空谈。民社党认为参加“国大”的行为，既是自由主义理念的体现，又是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在当时的政局及舆论中，参加“国大”就意味着依附于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国民党，行为上也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理念，于是民社党陷入了矛盾的思想泥潭中。

张君劢对宪政的执著追求，使他享有民国“宪法之父”的称号。他对宪政可谓是到了痴迷的状态，甚至把通过由他起草的宪法作为民社党参加“国大”的条件之一。他本人并未列名“国大”，试图先取得国民政府的政治资本，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再督促国民党实现宪政，如储安平所说：“张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部好宪法”，“这次国大召开，拥护政协者，均表反对，但事实上，国大势在必开，宪法势在必制”，“而张氏又复一生献身立宪大业，则他自必较他人更关心于这部宪法的内容，更期望一部较为理想的宪法能够制成，所以他仍参加国大召开前夜在南京举行的几次审议宪草的会议，并与国民党总裁交换函件；假定国民党总裁能保证这部宪法在国大通过，他声明将同意他所领导的民社党参加国大。张氏的主要目的：和谈须待从长努力，先将宪法通过了再说。由于这一种‘理想与感情’的背景的不同，他遂走上了与民盟不同的道路”。⁽³¹⁾实际上，“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并未完全体现张君劢对宪法的理解，而是在各种词汇的掩饰下，揽大权于国民党，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合法化。背离民盟的民社党也成为国民党的政治花瓶，宪政的实现化为泡影。

四、民社党与国民党的分歧：是否以结束“一党专政”为核心

在训政初始，国民党中央实行“合议制”，这种相互制衡的机制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内的寡头政治，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所以蒋在行政决策过程中采取了“抑党抬政”、“抑党抬军”的政策，通过“约法之争”打击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通过1938年的国民党“临全大会”，实现了国民党对其党内地位的认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体制，限制人民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排斥其它党派，甚至用血腥的暴力手段来压制自由民主的伸张，引起各界人士的严厉指责。

早期的张君劢极力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针对国民党鼓吹的“以党治国”、“党外无党”的专政理论，张君劢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认为一个国家政治的发展需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政党；至于哪个政党执政取决于人民的意愿；政党之间相互监督，相互竞争，避免独裁政治的出现。“一党专政”，排斥别的党派，必然不能代表全部人民的利益，甚至贻误国事。张君劢批评国民党执政存在失败之处，原因就在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阻碍了真正民主的实现。⁽³²⁾

张君劢批评国民党的训政，根本是无用的政策，是对民治的阻碍。要求国民党废止训政，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尽快实现政党政治。张君劢极力反对一党执政，指出如果没有反对党，政府的政策法令就容易出现各种主观的错误，忽视人民的真正需求，给国家造成一定的危害；相反，反对党就可以对于执政党的偏颇有所指责，可以纠正执政党的政策漏洞，弥补某些政策缺陷，以更好地完成人民的意愿。张君劢还严厉批评了国民党以高官厚禄来拉拢人民入党，认为这样极易养成人民趋炎附势的心理，对国家政治管理并无益处，主张有志之士要有自己的立场。但是民社党自己却没有抵御住国民党的拉拢，而依附于国民党，成为“应声虫”，这是当时的张君劢所无法预料的，也再次证明了自由主义者思想与实践矛盾的尴尬。⁽³³⁾

张君劢等人对国民党的批评是以《新路》杂志为阵地的，除了《一党专政于吾国》，张君劢还先后发表过《现时政潮中国民之努力方向》、《济南事件与今后救国大计》、《辟训政说》、《吾民族之返老还童》、《当代政治哲学之趋势》、《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旅欧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训》、《二十世纪革命之特色》等文章，⁽³⁴⁾都严厉地指责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理论。这些文章言辞比较犀利，直捣国民党的软肋，引起国民党的镇压，《新路》终以“言论反动，主张乖谬，意在危害党国，破坏革命”⁽³⁵⁾的理由被查禁，张君劢也因此遭到绑架，所幸终被释放。

张君劢虽然反对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但是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较为赞同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君劢认为世界和国内局势发生变化，有义务关心时局，发表意见。他致信蒋介石分析时局之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中山先生奔走革命以还，举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为立国要义，主张个人自由而不忘社会共福，主张民族本位不忘世界大同，其于采用西方政制，固已贯以吾国民族性于其中矣，今之持共产说者，渐自阶级立场转而努力于民族生存，持极权说者，亦知法西斯派主义难行于中土，此吾族性不走极端而好调和之证明也，唯吾国有此民族性……而应谋所以保存之而发挥之者……”⁽³⁶⁾提出国社党的三点建议：

第一，国家民族本位。国社党认为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有力量的意识，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抗衡。民族危难至此，可以冲破阶级的观念，团结抗敌。“只有民族的纵断，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能推翻民族的联合。即以苏俄论，他的成功处不在斗争的国际化，只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化。”

第二，修正的民主政治。国社党主张欧美的民主政治，避免党派的操作，实际上是避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民族危机时刻，要突破党派限制，集中全民的力量去克服危机。指出政治的社会要素有二：权力和个人自由。认为行政贵在敏捷，为应急之举措，必须提高国家权力，必须有个人自由，保障言论结社的自由，地方自治权力，人民才有切实参政的权利，才能实现民主政治，国民才能同心同德，共赴国难。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主张确认私有财产。⁽³⁷⁾(www.xing528.com)

国社党认为此三点意见与三民主义的精神相一致，表达了愿意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决心。这里表达了国社党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也说明了自己的主张，即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相对于共产党，民社党比较倾向于国民党，希望通过参加国民党政府，逐渐改变国民党的“根深蒂固”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国民党却没有给予张君劢解释新宪法的权力，就是张本身也承认新宪法“内容错综复杂”，⁽³⁸⁾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结果，民社党也因此身陷“泥淖”不能自拔。

近代中国正处于政治转型时期，近代社会与政治的停滞，使传统的皇权思想遭到了民众的质疑，“君权神授”逐渐向人民托付转变，西方的代议制成为政治合法性新的“代言者”。随之，西方的议会政治、内阁政治及民主政党政治思想及模式纷纷传入中国，并以缓慢的速度取代已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西方宪政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是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必然结果，民社党接受这一政治理念并力求付诸于实践，代表着一种对政治现代化的追求，是需要加以肯定的。他们反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但是又不同意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在追求西方宪政实现于中国现实的过程中，有着自己比较“坚定”的原则和立场，即使他们选择了国民党，也是以实现宪政为前提条件，但因为最终驾驭不了现实的政治而被迫妥协。

民社党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尴尬遭遇，说明在未受资本主义经济及民主政治洗礼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何其强大，但也不能由此认为西方宪政不适合于中国社会的结论。民国初年到建国前，宪政一直都在被尝试，但是也在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异，没有经过近代化经济的洗礼，即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政治观念未能发生彻底的变化，封建政治文化即专制独裁并没有被西方的宪政理念所埋没，它仍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环境中发挥着作用。

在战后中国政治漩涡中，军队武装成为胜败的主宰因素之一，国共两党把握着一定数量的军队，可以相互抗衡，可以在各自的政治舞台上实现相应的政治主张与政策。当时的中国缺乏西方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平渐进的方式不适应这种政治局势。而且近代的中国，国外势力对中国内政有着很大的影响。民社党的势力较弱，没有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难有作为，不可能获得资本主义欧美和社会主义苏俄的扶植。在这种情况下，民社党既无军队，也无执政时机，也无国际政治背景，其基本立场与国民党、中共及民盟均有所不同，在缺少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单靠知识群体的政党的弱小势力去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终究失败。民社党的历史命运注定是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一个配角。

（迟晓静，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注释】

(1)《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中谓其成立时间为1931年，是以组成“再生社”为始，现史学界有1932年、1933年及1934年之说，其确切时间有待进一步考察。

(2)张君劢：《社会所有之意义及德国煤矿社会所有法草案》，《改造》第3卷第11号，转自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3页。

(3)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1932年6—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12页。

(4)同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页。

(5)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再生》第158期。

(6)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1932年6—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页。

(7)同上，第22页。

(8)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1932年6—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页。

(9)《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1938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9页。

(10)《中国民主社会党概况》，见《中国民主社会党专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29－783。

(11)《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1938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12)同上，第60页。

(13)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27－228页。

(14)同①，第5 6页。

(15)同①，第56页。

(16)同①，第63页。

(17)《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我们要说的话》（中），《中国民主社会党》。孙子和：《民国政党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457－458页。

(18)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1932年6－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0页。

(19)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1页。

(20)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3页。

(21)同上，第82页。

(22)《中共对宪政之主张》，见《中共之宪政运动》（1940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1－1456（重）。

(23)张君劢：《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号，1921年。

(24)张君劢：《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号，1921年。

(25)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194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26)张君劢：《中国政治上之出路》（1948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18页。

(27)《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1938年12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28)《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1941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29)《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45年10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2－77页。

(30)郑大华：《两栖奇才——名人笔下的张君劢，张君劢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87页。

(31)储安平：《论张君劢》，《观察周刊》第1卷第19期，1947年1月4日。

(32)张君劢：《一党专政与吾国》，《心路》1928年第2期。

(33)张君劢：《一党专政与吾国》，《心路》1928年第2期。

(34)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3页。

(35)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3页。

(36)《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蒋介石汪精卫书》（1938年4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79－80页。

(37)《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蒋介石汪精卫书》（1938年4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1页。

(38)张君劢：《民意机关代表之任务》（1947年12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