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中国近现代社会研究：生产人民党的成立

生产人民党探析

章　林

由于生产人民党存在的时间很短，没有引起学术界太多关注。笔者从三个方面对该党进行探析。

一、生产人民党成立的原因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后，领导事变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陈铭枢、李济深以及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共同召开会议，决定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它的成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主要力量之间组织上的磨合。

陈铭枢、李济深都是国民党内资格较深厚的党员，陈于北伐期间曾任以李为首的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北伐平定武汉后，第四军扩编，陈铭枢与后来指挥十九路军也是其部下的蒋光鼐、蔡廷锴的关系一直保持着，十九路军也间接或直接受陈影响。

国民党军政界元老李济深是粤军主要将领，蒋介石为消除异己，也曾与1930年扣押过李。陈铭枢系李之旧部，二人联系较密。蒋介石内战独裁的做法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对日态度早已引起爱国人士的不满，包括李、陈二人。“当时陈的老上级，国民党军政界的元老李济深正住在香港，因此陈便首先和李做了商量。李因对蒋的对日妥协和‘剿共’、独裁也非常不满，因而表示完全赞同，除决定由陈铭枢秘密回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进行秘密协商外，并决定联合由黄琪翔、章伯钧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反蒋力量共同进行。”⁽¹⁾十九路军被蒋阴谋调往福建“剿共”后，为抗日救亡图生存，在其原最高领导人陈铭枢的影响下，也酝酿着反蒋。“我通过蒋光鼐与蔡廷锴之间鱼水相依、甘苦共尝的亲密关系，说服了蔡廷锴之后，在香港的李济深家中进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发动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具体事宜。”⁽²⁾同时酝酿成立生产人民党。

另一主要力量第三党⁽³⁾组织上是怎样联系的呢？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后，黄琪翔成为第三党主要负责人。黄与蔡廷锴是北伐前后第四军的战友，彼此较了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蔡廷锴找黄琪翔商谈对策时，黄琪翔力主抗战。两人都认为，不抗日不足以图存；不反蒋不足以抗日。彼此在思想上取得默契，关系进一步加深。”⁽⁴⁾福建事变爆发前，黄琪翔、章伯钧等来到香港与陈铭枢、李济深会晤，商议发动反蒋运动。至1933年11月，“黄琪翔偕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郭冠杰、麦朝枢、彭泽民等同志来到福州”，⁽⁵⁾准备一同发动事变。

1933年11月22日，在一切组织上磨合成熟后，“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在此基础上，11月24日，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27人，正式成立生产人民党，陈铭枢任总书记。

第二，革命斗争政治上的需要。

福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前，“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陈友仁、李章达、徐谦、戴戟等于21日联名通电脱离国民党”，“2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将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永远开除党籍”。⁽⁶⁾24日，十九路军高级将领蔡廷锴等人，也通电脱离国民党，接着全体官兵也宣布脱离国民党。这样，对于发动事变的主要人员来说，已成为“无党人士”。至于当时的第三党，也由于一系列原因解散。急需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党领导全局。

在筹建福建人民政府的过程中，陈铭枢提出过组织一个生产人民党作为人民政府领导核心，凡参加福建事变的各种力量和个人一律脱离国民党参加生产人民党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当时大部分人的赞同。而当时第三党一些基层党员由于自身的发展历史和地位影响，对这一主张是不愿接受的。11月22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时，第三党的一些党员为了扩大本党的影响，自发地在会场上散发宣传本党的传单，并高呼“邓演达精神不死”的口号。蔡廷锴目睹此状，便劝黄琪翔解散第三党，加入生产人民党。说道：“现在局势严重，而我们内部斗争尖锐，他们都没有党，只有你们有党，我们重组一新党，就是为了团结，共赴时艰。否则，我们分家，那将来的政治责任归谁负？”⁽⁷⁾在这种情况下，黄琪翔、章伯钧便召集在福州的党员进行讨论，多方征求意见，虽然很多人不同意解散，但黄、章为了顾全革命大局，避免分裂，经反复磋商仍决定解散。⁽⁸⁾陈铭枢当时的一段话也反映了生产人民党产生的需要。“某日，陈铭枢感冒在卧，我去看他，他说：‘……我们这些人已经放弃了国民党，现在却无组织，处境不利，我们另行组党如何？’”⁽⁹⁾

既然已正式同蒋决裂，成立了影响较大的“福建人民政府”，军事上已给蒋以沉重一击。急需缺乏的便是发挥政治上的优势，以便正式与蒋对立，以图发展。成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正是当务之急，生产人民党便应运而生。

第三，思想上的一致性。

组成生产人民党一部分主要力量的“十九路军”将领及陈铭枢、李济深等，是以“反帝反蒋，发动全国生产人民争取权利、民主，实现农工解放”的旗帜反蒋的。他们的主要方针、政策可反映于“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发表的各项宣言、口号中：《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筹备会告民众书》、《人民代表大会口号》、《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政府权利宣言》。⁽¹⁰⁾生产人民党另一主要力量第三党的主要精神是：联合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农民形成广义上的无产阶级，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等结成联盟，实行平民革命、完成民族革命、土地革命和社会革命。两者之间主要思想是没有什么冲突的。正如第三党后来解散时加入生产人民党时所述：“……唯本党始终认定中国革命之发展与完成，必须循着革命发展客观形势之演进，力谋派系之宗派主义者所能包办。……宣言所揭载革命之基本原则，建立生产人民党为中心之中华共和国，直与本党素所主张之政治原则根本相同。……因此本党在极端慎重考虑之下，认为本党的革命精神，有所寄托，已无单独成立组织之必要。……”⁽¹¹⁾革命指导思想上的一致、统一是双方共同组成生产人民党的思想基础。

二、生产人民党的性质

生产人民党正式成立于1933年11月24日。当时在福建地区，脱离国民党的分子、已解散的第三党人、神州国光社成员、少数共产党的脱离分子以及十九路军中级以上的军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此外，马来西亚、日里（印度尼西亚的棉兰）、越南等地的华侨也来到福建，参加了生产人民党。当时由陈铭枢等27人签名发起组成。⁽¹²⁾据林植夫（生产人民党党员）同志保存下来的资料，当时生产人民党党员大约有两百几十人。⁽¹³⁾颁布的党纲总章共十三章及两条附则，体现了它的革命性和纪律组织性。虽然它的成员较复杂，且本身存在的时间很短（未有丰富具体的革命实践），但是，它的性质还是可以界定的。虽然生产人民党有如下主张：（一）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二）消灭反革命之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三）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四）保障一切生产人民的绝对自由平等权；（五）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但由于领导该党三大核心政治力量（十九路军；国民党军政界元老李济深、陈铭枢；第三党）的阶级属性限制，组合而成的生产人民党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在反帝反蒋反封建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它还不懂得只有依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因此，生产人民党必然遭到失败。

三、生产人民党失败的原因

1934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后，生产人民党转移到香港，不久就自行解体。存在时间总共不到两月，它的失败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首先，自身性质根本上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结局。

从生产人民党主要领导力量可以看出，参加“生产人民党”的主要力量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阶级代表人物。它在领导反帝反蒋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没有坚决地发动与武装广大民众，没有组织真正的人民革命军，也没有真正给人民各种民族权利开展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因此不可能依靠千百万广大民众的力量，取得最后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领导中国夺取革命的胜利、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政权、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除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任何企图实现这一目标的阶级、政党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生产人民党，虽有抗日反蒋的积极性，但最终也必将失败。

其次，蒋介石的镇压。

生产人民党的成立虽然时间很短，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因此蒋介石对它一方面政治扼杀，另一方面直接军事镇压。

蒋介石攻击说：“凑合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国家主义派及共产之分子，一炉共冶，另组织一定名生产党，聚蛇蝎于一窝，矛盾复杂，不可究诘……”⁽¹⁴⁾1933年底至1934年初，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动员大量军队（先后调集5个军12师共15万人）大规模地向福建进攻，同时出动海、空军，狂轰猛炸。而当时的生产人民党所控制的福建地区只有六七万人，兵种和武器也不如蒋，在蒋的大肆镇压下，生产人民党随“福建政府”的消亡而失败。1934年1月中旬转入香港后很快自行解散。

再次，内部组织不巩固。

生产人民党虽然制定了统一的党纲，建立了自己的中央机构，但其内部组织并不是巩固的。组成力量之间并不是完全铁板一块，而且也未能在福建人民政府中发挥核心的领导作用。“虽然它在形式上是一个统一的政党组织，实际上只是把有关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捏合在一起，队伍并不整齐，步调也不一致，它在福建人民政府中不能起核心的领导作用。”⁽¹⁵⁾(www.xing528.com)

当初它的成立，也是主要领导人考虑到几种政治力量在一起，没有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领导，福建的局势将陷于无组织、处境不利的状态，因而生产人民党作为革命斗争的需要是一个不成熟、有牵强附会之感的政党。必定会带来组织上不巩固的状态。第三党解散加入生产人民党时，便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生产人民党解散后，第三党很快恢复了组织，可见第三党组织上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并没有完全融入生产人民党。“生产党由于内部组织成分复杂，不仅各派有其自身的打算，即许多党员入党动机也极为不纯，所以成立不久，内部即因争位、闹宗派致发生分裂矛盾现象。”⁽¹⁶⁾内部组织的不巩固也加快了生产人民党的消亡。

最后，共产党的“左”倾政策。

生产人民党成立后，在十九路军与红军1933年10月26日签署《反日反蒋初步协定》的基础上，与我党中央苏区的往来频繁，并且与中央苏区取得联系，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开始合作。然而，当时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拒之于门外，对生产人民党采取否定与打击的政策。

生产人民党成立之初，左倾领导者就发表《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福建事变宣传大纲》，指责说：“在福建一部分国民党的领袖，因为国民党的根本破产，与广大群众的革命化，所以最终抛弃了国民党的尸体，自己创立了他们的‘生产大众党’用新的旗帜和招牌（‘生产党’、‘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无端欺骗的企图。”⁽¹⁷⁾福建事变发生后，应生产人民党的要求，我党曾派张云逸等为红军驻福州代表。左倾路线执行者博古于张云逸临行前特地指示：“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没有合作的诚意，倒有分化瓦解之图。张云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关于如何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战支持他们反蒋抗日，克服其软弱动摇等问题，他却一字未提。”⁽¹⁸⁾蒋介石分兵进攻福建时，如果左倾机会主义者听从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完全有可能与其配合打败蒋军。然而，“‘左’倾错误领导不让红军打击蒋军的侧后方，反把主力西调……”⁽¹⁹⁾孤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及生产人民党被蒋介石随之镇压。

以上是从三个方面对生产人民党进行的一个简单的探析。有关生产人民党具体细节方面的研究，材料挖掘比较困难，尤其是它的华侨成员的有关材料。如果能进一步掌握这方面的丰富资料，对生产人民党的研究会是很有意义的。

（章林，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生）

【注释】

(1)姜平：《章伯钧与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2)《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

(3)第三党创建于1927年底，当时称中华革命党。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先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正式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为邓演达。

(4)王大鲁、刘清云：《黄琪翔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64页。

(5)同上，第69页。

(6)李松林、齐福麟等：《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34页。

(7)《中国民主党派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1－72页。

(8)1933年12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以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委员会”名义，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了解散启示，全文见于王大鲁、刘清云：《黄琪翔传》，第75－76页。

(9)原文出自何公敢《“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片段》，《“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10)详情参见薛谋成、郑全备：《“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第三党宣布解散启示详情可参见王大鲁、刘清云：《黄琪翔传》，第75页。

(12)详情可见《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13)同上，第69－77页。

(14)薛谋成、郑全备：《“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1页。

(15)朱建华、宋清：《中国近现代政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5页。

(16)薛谋成、郑全备：《“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1页。

(17)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3、157页。

(18)同上，第226页。

(19)同上，第227－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