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演变：职教派到民建

从职教派到民建——中国民主党派孕育史的个案考察

曲广华

中国任何一个民主政党的诞生，都有其自觉或不自觉的孕育过程。其过程的长短，与他们对执政党国民党本质的认识程度有直接关系。因为中国民主党派的阶级主体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长期寄希望于国民党，企望自身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尤为明显。然而，在民主革命时期，各个阶级要坚守自身的利益，必须要有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党。基于这种觉悟，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现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建党高潮。而其中最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它成立于1945年12月16日。民建的诞生，并非是他们一时的心血来潮和追赶政治时尚，而是经过了20多年不自觉的孕育过程后的理性选择。因为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商企业家在长期的合作中，在追求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历程中，自然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商业家的合作平台初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在其后的发展中形成为职教派，而职教派则是民建的核心与领袖。本文试从职教派到民建的孕育过程作以考察，以探讨中国民主党派成长历史的发展规律。

一

职教派⁽¹⁾是指中华职业教育社所联系和团结的一群人，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家与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的结合体。像金融界的宋汉章、钱新之、陈光甫，新闻界的史量才，工商界的徐静仁、穆藕初、刘柏生、吴寄麈、王一亭、张孝若以及华侨陈嘉庚，都是职教社的永久社员或董事，他们都是职教社的经济后盾。职教社的发起人是教育家黄炎培，当时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陆费逵、袁观澜都是职教社的永久社员。虽然有些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并非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如黄炎培，但是，由于事业的需要和工作的联系，“他们不可能不依存资产阶级的支持，同时在无形中他们也就支持了资产阶级”。⁽²⁾职教社与民族工商业家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共同的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具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可以说，职教派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派别之一。

一个教育社团之所以能够与民族实业家形成“一派”，自有其形成的缘由，而其根本缘由在于职教社的成立与中国的教育改革、民族经济的振兴和挽救民族危机息息相关。

职教社成立于五四时期。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国之路，提出各种各样的救世方案，诸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教育家黄炎培认为，中国百姓直接面对的两大难题是贫穷和愚昧，任何挽救措施都应该使两者同时解决。因此，他们把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思想融为一体，即以教育培养人才开发祖国富源，振兴民族工业；以职业技能来培训学生的实际能力，以解决生计问题，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也会因此走向富强。黄炎培把这一思想赋予在“职业教育救国”的理想之上。于是，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在上海发动教育界、实业界、南北政界名流48人，联名发表《宣言书》，宣告了职教社的正式成立。

职教社是以民间力量成立的教育社团，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鼎立襄助，也是职教社发展职教事业的经济后盾。职教社创立之初，就有39家工厂企业和个人，为其捐款，“而捐金最多、且继续捐给，几乎无限期的，就是徐静仁、穆恕再、藕初兄弟、刘柏生等，都是当时新兴的纺织界巨子”。⁽³⁾像金融界的宋汉章、钱新之、陈光甫，新闻界的史量才等，都给职教社大宗的捐款。南洋华侨陈嘉庚从1917年至1922年，每年捐赠2000元，另赠中华职业学校1万元。他们都是职教社的永久特别社员，在社内任名誉职务，参与制定社内的工作方针。这样，在中国首次实现了教育界和实业界的合作。

职教社在最初的近十年，是纯粹的教育团体，不言政治。然而，中国的现实不可能使一个团体永远超然于政治之外。所以从1926年起，职教社开始转变其立场，提出了“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的方针。⁽⁴⁾为此，他们加强了对《生活》周刊的领导（《生活》周刊1925年10月创刊，职教社刊物），任命邹韬奋为主编，使周刊具有了时事政治的色彩。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性政权。这种现实对职教社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职教社发展职业教育的初衷是救国，使中国富强，对于治理国家的政治理念，他们没有专文阐述。如果对黄炎培众多的教育论文进行梳理，体现出来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这和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论是相同的。由于蒋介石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以孙中山的继承人的面目出现，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这对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颇具吸引力，因此，他们依附了蒋介石与国民党，职教社也是这样。

在宣传上，职教社把职业教育与国民党党义联系在了一起。1927—1928年，在《教育与职业》（职教社的刊物）中，关于“民生主义与职业教育”、“党化教育”等内容的文章不断出现。如杨卫玉（职教社三老之一）著文说：“一国教育之目的，必须根据立国之政策，中华民国既建立于国民党政策之上，则教育即应在党的指导下实行其革命化和民众化”，“教育之施党化，完全为贯彻以党治国之政策”。他认为：“职业教育本含有党化之意味，盖国民党有三大主义，民生居其一，职业教育实为达民生主义一种方法，亦一种工具。”⁽⁵⁾职教理论家潘文安也说：“今日革命告成，政治刷新，全国受治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之下，凡百教育，当然趋于党化。”⁽⁶⁾党化教育即是在教育中灌输国民党的党义。可以看到，他们服膺了国民党的主义，而对蒋介石也有很高的评价。1928年6月4日，蒋介石在北京哭谒中山灵柩，《生活》周刊为此发表评论：“蒋先生受遗命而艰苦奋斗，百折不回，怀念总理至痛哭悲怆，其感人之处亦在忠贞之气充胸臆、薄云霄。”⁽⁷⁾他们确实被蒋介石的言行所迷惑了。

在组织上，职教社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是下属对上级的关系。职教社的领导层中，有的在政府部门任职，董事蔡元培多年担任大学院院长职，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顾荫亭也曾先后任南京市教育局长和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而国民政府中的孔祥熙、李石曾、王宠惠、陈布雷、张群、黄郛等人，也被职教社邀请入社，任名誉职。1928年5月，孔祥熙曾主持职教社的第十届年会。1937年5月，职教社召开第17届社员大会，蒋介石以行政院长身份发来“训电”，大会对此是“万分感激”。⁽⁸⁾不管蒋介石是真心支持，还是官样文章，都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属从关系，就像民族资产阶级与蒋介石的关系一样。从当时说这种关系是正常的。

上述情况反映出职教社对蒋介石国民党抱有很大的幻想。个中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蒋介石盗取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伪装自己，短时间内人们很难看清他的真实面目，就连后来反蒋最烈的邹韬奋都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患难者”，肩负着“总理付托之重任”。⁽⁹⁾所以，职教社出于对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的敬仰，转而信赖支持蒋介石；其二，蒋介石本身也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民族资产阶级与其有着某种一致的利益和要求，如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阶级斗争等。这样，蒋介石建立政权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能够归附于他，归附于国民党，所以，阶级的性质也决定了他们政治立场的向背。

然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心态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

30年代后的中国是多事之秋，“九一八”事变使中国的政治历史向多元方向发展，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复杂交错。复杂的局势也对各个阶级的政治心理产生重大的历史性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对外妥协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深刻的危机，这对职教社的“职教救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们面对现实，深深思索国家民族的命运，开始认识到教育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上种种事业莫不受政治的影响……教育岂能自外？”⁽¹⁰⁾他们深有感触地说：“自九一八事发，吾们内心起了一个极大的冲动，精神受到极大的影响，吾们亲切看到，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受着种种枷锁的国家，所谓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统一于国家民族的解放。我们的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理想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¹¹⁾在他们看来，理想的政治主张和措施在现实中并没有出现，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使他们日益不满。因此，“九一八”事变后，职教社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政治态度也出现了转折。

二

“九一八”事变后，职教社的社会功能开始向政治功能方面转化，其本身也从单纯的教育社团向具有政治、教育两重性的职教派过度。其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职教社积极发动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他们提出职业教育要“为民族谋独立与繁荣”服务，⁽¹²⁾这样就把职业教育赋予了救亡图存的新义。他们组织了“民族复兴教育设计委员会”，并与上海爱国人士共同组成“抗日救国研究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12月23日，根据抗日救国的需要，职教社创办了政治刊物《救国通讯》（1934年4月，改称《国讯》），直接肩负宣传抗日，动员群众的重任。他们在创刊号上提出了救国工作的四大信条：（一）高尚纯洁的品格；（二）博爱互助的精神；（三）侠义勇敢的气概；（四）刻苦耐劳的习惯。⁽¹³⁾职教社还召开了“不用日货宣誓大会”，和工商界联合开展国货运动，共同发起组织中华国货指导所，指导国人购买国货抵制外货。1932年7月，日军有进攻平津之说，此时，适逢黄炎培为其著作《黄海环游记》二版作序。他在序中表达了对政府不抵抗的愤懑心情。他写到，哀我中华，难道我政府永远无准备，不抵抗，我老百姓永远安心让政府无准备，不抵抗吗？

第二，职教社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职教社在接受国民党领导的同时，也在多方面观察国民党政策的实质。30年代初，职教社认清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本质后，就马上采取坚决抵制的立场。他们认为党化教育就是法西斯教育。其重要理论家陈选善说：“党化教育根本要不得……从我极浅薄的眼光看来，党化教育就是依靠政府力量，用‘教育’手段麻醉一般青年的思想，使他们服膺党义，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们不赞成以教育为宣传宗教的工具，我们亦反对以学校为宣传一党党义的场所。”杨卫玉更反对在小学校设置党义科，认为这是“戕贼未成熟儿童之脑筋”的做法。⁽¹⁴⁾从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态度的前后变化，说明职教社对认识事物所具有的原则立场，即一旦认识事物的本质，就会坚持真理，反对谬论，不论是对执政党还是其它。

第三，职教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取消党治，实行民治。

在《救国通讯》创刊号上，职教社明确提出：“政治不应该一部分人包办，各方面对当局都在希望和请求取消党治，实现民治”。他们认为，“国家本来是人民的国家，不是在政治舞台上少数人所私有，就是政治对于教育不发生任何影响，我们以国民的资格，亦不应抛弃这国民应尽的责任”。所以，他们建议说：“教育者从今以后，改变以前对于政治不闻不问的态度，出而有所主张，有所努力，一方面为青年的领导，一方面为政府的监督”，对于政府的方针，或建议，或批评，以便“造成在野的有力的舆论”。⁽¹⁵⁾杨卫玉亲自著文要求政府“信任人民，在相当限度之内，赋人民以应有的自由，解除言论的束缚，以造成健全的舆论”。⁽¹⁶⁾他们是在公开向国民党争民主要自由，这些都是民族资产阶级渴望得到的政治权力。这种认识是他们以前所不曾有过的，表现出他们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不满和要求参政的强烈愿望。

第四，职教社领导人参与发动国难会议和宪政运动。

职教社与文教、工商等各界的联合政治行动，是从发动国难会议和宪政运动开始的，也是他们从“社”向“派”方向发展的滥觞。“社”与“派”是有明显差别的，“社”是指共同工作或生活的一种集体组织，“派”是指立场、见解、意识等相同的一些人。所以，“派”多含有政治的意味，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表现尤为明显，像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职教派的形成就是这样。1931年12月，黄炎培与马相伯、沈均儒、章太炎、左舜生等60余人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发表通电，申述抗日救国和政治民主的主张。他们指出：“最近暴日犯锦，长驱直入，而我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党国首领，乃亦散处雍容，视同秦越，亡国险象，一时齐现。……事至今日，请诸公（指蒋、汪、胡）捐助一切，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搞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¹⁷⁾他们还要求国民党解除党禁，制定宪法，而不应复袭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932年1月18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召集国难会议，参会人员由国民政府在全国有学识经验资望的人士中聘任。

国民政府召集国难会议的命令颁布后，很多民主人士和民族资本家奔走努力，争取借开会之机实现自己的主张。王造时、史量才、沈均儒、荣宗敬、刘鸿生、黄炎培、穆藕初等62人提出一项《救济国难之具体主张》。对外，主张不惜任何牺牲，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完整；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在宪法未实施前，要确保人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承认各党派并立，自由活动，筹备宪政，并于8个月内制定民主宪法。这些主张集中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大民意。1932年4月7—11日，在汪精卫主持下，国难会议在洛阳召开。然而，会议在要求国民“帮助本党”、“赞助政府”的主旨下，否定了抗日和民主宪政的普遍呼声。对此，参加签名“具体主张”的数十人组成“国难会”，连续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拒绝实施宪政的专制行为。

这次的国难会议和宪政运动，虽没有实现它的预期目的，但它的政治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已经表明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及民主人士的政治动向，这是他们为捍卫自身利益首次向社会发出的政治声音。黄炎培凭其在教育界的声望及与工商业者的联系（有些人本身就是职教社的），在这次运动中功不可没。同时，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使他们之间的政治联系更加密切，这种密切联系使他们成为了抗战时期三党三派中的重要一派——职教派。

三

抗战爆发后，在全国各界普遍要求开放民主的呼声下，国民党组织召开了带有民意机关性质的国民参政会，聘请（邹韬奋讥称为“大请客”）各党派领导人为参政员（邹韬奋称之为“来宾”；国民党是“主人”，国民党的参政员为“家里人”或“陪客”，从这可看出参政会的实质⁽¹⁸⁾），职教社被聘为参政员的有黄炎培、江恒源、冷御秋、薛明剑、王志莘等人。他们为抗日救亡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为民主宪政坦荡无私地献计献策。

抗战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又走上倒行逆施的车辙。在前方，积极反共，搞军事摩擦；在后方，推行反民主的政策，制造“文化摩擦”与“人事摩擦”，迫害进步的文化事业和进步人士。国民党的独裁逆行，引起了各中间党派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并在1939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上出现了“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在这次参政会中，产生7项关于宪政的提案，有5项是各中间党派所提，其中就有职教社的一项。

为了推动宪政的实施，各中间党派深感自己势孤力单，实在有联合起来建立第三者性质的政党的必要。因而，1939年11月，国民参政会中的三党（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三派（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发起成立了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治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职教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御秋均为该会的发起者。尽管统一建国同志会没有获准立案，没能成为正式的政党，但它确实是中间党派初步结合的组织，为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党奠定了基础。

职教社作为一个政派，参加了一个政团的联盟组织，使他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职教派”，黄炎培、江恒源、冷御秋是其代表人物，而黄炎培是公认的“职教派”领袖。然而，参加政治活动，只是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他们的职教事业。为了不使政治活动影响到教育事业，他们决定在职教社之外，成立“国讯同志会”作为政治组织，与职教社保持着“隔而不离”的关系。1940年1月5日，“国讯同志会”正式成立，黄炎培为会长，江恒源、冷御秋、杨卫玉为副会长。

“国讯同志会”是职教派对外参加政治活动或对外政治联系的社团，不是政党，但具备了政党的雏形。因为，尽管国讯会没有政治纲领，却有政治信仰，即在《国讯》创刊号“四大信条”的基础上，增加“正确进步的思想”一条，形成“国讯同志会”的“五大信条”。对这些信条，黄炎培作过政治性的解释：“我们认为这些信条，不单是个人立身处世的金科玉律，也是人群结合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建国的重要条件。……我们以为一方面主张民主，倡导宪政；一方面必须加重倡导个人修养。所以吾们以为这些信条若不是教育界所得而垄断居奇的，也不是教育出版物所得而独家经理的。教育与政治，本无划分之可能，办教育，办职业教育，更不能自外于政治。”我们办《国讯》，“是同人以中华国民资格，矢愿追随一般同胞共同竭尽这个有关立国基本而同时予良好影响于职业教育的神圣义务”。⁽¹⁹⁾这些与他们的平素主张和行为是一致的。可以说，“国讯同志会”与“职教派”的政治概念和内涵是等同的，这是职教派自行组党的一次尝试。黄炎培曾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立案，但未获允许。

1941年1月，国内的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国共“军事摩擦”发展成为“事变”，后方的“文化摩擦”与“人事摩擦”也达到极点。就邹韬奋的生活书店而言，从原来的55家分店被勒令查封的所剩无几（有5处是自行停办），到1941年2月20日，“所剩下的只是重庆卫戍司令部已接到‘密令’相机封闭的一个重庆分店，和党部的××所不及的海外的一个”。⁽²⁰⁾韬奋也于2月24日深夜被迫出走香港。这种非常严峻的形势，危及到各民主党派的安全。为了自保和调解国共关系，3月19日，以建国同志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该盟仍以三党三派为核心，外加少数的民主人士，所以同盟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的初步结合”。⁽²¹⁾职教派是其中一派。在同盟成立大会上，各民主党派参会代表共13人，代表人数最多的是职教派，有3人：黄炎培、江恒源、冷御秋，黄炎培还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辞去主席职，由张澜接任），他们在同盟中的位置可见一斑。职教派作为盟员，参与讨论和制定了同盟的政治纲领，因而，也体现了职教派的立场和主张。

民盟成立后，民主宪政运动又活跃起来。1944年1月，职教派创办《宪政》月刊，为民主宪政运动推波助澜。《宪政》月刊的发行人是黄炎培，主编是著名律师张志让，在创刊号上的27位发起人中，除职教派外，也有其它党派的领导人，但更多的是工商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如中国毛纺织公司常务董事钱新之和杜月笙、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如、交通银行董事长王志莘、四行联合总处秘书长刘攻芸、川盐银行董事刘航琛，以及卢作孚、吴羹梅。陆续成为赞助人的还有荣尔仁、胡西园、尹致中、章乃器（银行家，民族工商业中的智囊人物）。

《宪政》月刊社联合文教工商各界举行十三次“宪政座谈会”，讨论宪政与社会经济、地方政治及私人企业等问题，并将讨论的内容在月刊上发表。如6月13日举行的第六次座谈会，就是以“私人企业与宪政”为题，参加座谈的都是工商各界的企业家，他们都提出改革现行的经济政策、扶助民营资本等问题。《宪政》月刊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民主论坛，为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抒发胸臆的场所。这不仅壮大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声势，而且使民族资产阶级与职教派的关系更加紧密。共同的立场、利益、思想，已经使他们走向了同一个车辙。

1944年9月1日，职教派黄炎培、张志让、冷御秋、江恒源、潘序伦、孙起梦、杨卫玉等领衔，有章乃器、卢作孚、吴羹梅、吴蕴初等署名的30人联合宣言《民主与胜利献言》，在《国讯》和《宪政》上同时发表，对国是提出九点主张。1945年元旦，仍由职教派黄炎培等领衔，由64人署名的宣言《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四大方面，提出了20项具体主张，诸如：“准许全国各地民众组织起来，成立自卫单位”；“准许各政党公开，并与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之在野学者与领袖，相互推诚，切实合作”；“务求避免通货膨胀”，“累进征抽富民捐，并利用私人外汇，以裕国库”；“建立并改善各级真正代表民意之民意机关”等。⁽²²⁾我们能够看出他们对各方面问题的不满心理，而要求用私人外汇充抵国库，则是对没收官僚资本的婉转表述，因为当时拥有大量外汇的人，决非是民族企业家。

职教派领衔发表两大“献言”，表明职教派已经处于了资产阶级的实际领袖地位，《国讯》与《宪政》两刊则是其代言的两大喉舌，而两大“献言”也是抗战后期签名人数最多的对时局的政治主张，它反映了当时两重政治动向：一是民主政治呼声的高涨，二是民主势力的团结与强大。这两种动向对战后中国政治的直接影响，就是促成了民主党派的活跃与繁荣。(www.xing528.com)

四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遭遇了三岔口：国民党企图恢复和加强全国范围内的一党专政；中共力图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中间党派也试图把中国政治引向资产阶级民主的轨道。这样，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建国主张。而最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是民族工商业家及其知识分子，政治热情异常的高涨，纷纷组党。产生这种形势的主要原因，一是抗战期间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支撑了战时的经济，对军需民用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中国政治有发言权；二是抗战时期中间势力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政治觉悟相应地提高，政治能力得到了锻炼，有信心去参政议政；三是战后中国那种短暂的和平局面，也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契机。在这种大背景下，由职教派倡议发起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应运而生。

职教派本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的一派，但自1944年9月“政团”二字去掉后，无党派民主人士大量加入，对职教派影响很大。因为职教派的思想主张不可能完全成为民盟的政治主张；同样，民盟的政治主张也不可能完全表达职教派的政治意向。对职教派来说，民盟只是一个“外衣”，自己必须解决“内衣”问题。因此，从1945年8月21日开始，职教派领袖黄炎培、杨卫玉、孙起梦等人，联合工商业家及民主人士共同商谈组建新的政团问题。黄炎培在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报告筹备经过时说：“当时一般人看到抗战结束，团结问题渐见好转，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工商业前途更将乘抗战胜利而长足进展，一时社会对国事的责任感顿然浓厚。教育界黄炎培、杨卫玉接受了若干受过教育的职业青年的要求，商得工商界胡厥文同意，共约章乃器、章元善、孙起梦、李烛尘、施复亮、杨美真等，经过二十几次，草成各种文件。……最初发起的一天是8月21日。”⁽²³⁾

黄炎培找胡厥文商量是有历史渊源的。胡厥文既是职教社的理事，也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的理事长，在企业界中较有声望。迁川工厂联合会是抗战开始后迁到四川的民族工业资本家的联合组织，他们要求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呼声犹为强烈，多人曾在职教派领衔的两大“献言”中署名。这样，在民建的发起人中，半数以上是民族工商金融业中的代表人物和活动分子，还有半数是和民族工商业有紧密联系的经济工作者和文教界知识分子，而文教界的知识分子则以职教派为核心。黄炎培等人发动民族工商业界参加政治运动，还有一种认识，即“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流为政客运动”。所以章乃器主张“动员不靠做官吃饭，不靠做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团体，十分必要”。⁽²⁴⁾这和黄炎培等人的思想是共鸣的。这样，在民建的发起筹备中，很多民族企业家参与进来，共同讨论建党事宜。这种情况在《黄炎培年谱》中，有突出的反映。

从8月21日开始，在黄炎培的主持下，经过各方面的多次商谈，取得一致意见。9月29日，他们把新组建的政党定名为“民主建国会”。⁽²⁵⁾10月3日，他们又讨论通过了民建政治主张20条。经过24次之筹备会议，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召开了成立大会，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成都银行公会主席）被推为大会主席团。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章程；选举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章乃器、杨卫玉、孙起孟、施复亮、吴羹梅、王纪华、黄墨涵、胡西园等37人为理事；冷御秋、沈肃文、彭一湖、张雪澄等19人为监事。在19日的第一次理监事会议上，互选出常务理事11人，他们是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章乃器、杨卫玉、孙起孟、施复亮、吴羹梅、章元善、黄墨涵、胡西园；常务监事5人，他们是冷御秋、彭一湖、张雪澄、李组坤（六厂联合会理事长）、刘丙吉（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民建的组织原则规定不采取领袖制，因此，没有选举“理事长”等主要负责人。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是民建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采取合议制。

民建首届领导机构共16人，职教派领导人有黄炎培、杨卫玉、冷御秋、孙起孟、张雪澄等；工商金融界的有胡厥文、李烛尘、章乃器、吴羹梅、胡西原、黄墨涵、李组绅等；经济工作者有刘丙吉和施复亮等。可见民建的主体是职教派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实业家，而黄炎培是公认的民建领袖。后来，毛泽东曾两次给黄炎培写信，称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²⁶⁾

职教派之所以能够实现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建党，主要在于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历史联系、政治合作和长期的思想共鸣。所以，虽说民建从着手筹备到诞生只有四个月，但这绝不是他们临时抱佛脚的一时选择，而是其悠久的孕育历史使然。职教派从1917年立社倡言“职教救国”，到30年代前期参加抗日救亡和宪政运动，再到抗战爆发后参与建立民盟，直至战后建立自己的民主建国会，他们的追求是有目共睹的。而在每个历史阶段，以及每个历史事件或政治运动中，他们都不是孤立的，总是有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与金融业者的支持与合作。可以说，职教派与民族资产阶级就像一对孪生子，前者是后者的代言人。因此，没有职教派的历史，就不可能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民建。

民建的诞生，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心态，即他们对国民党由希望到失望的心态转变。之前，他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及其政权的身上，然而，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已经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此时，他们对国民党独裁本质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依靠国民党绝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努力才能实现这种理想。其实，民建的诞生，也是中国民主党派成长历史规律的缩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游离出国民党政治轨道的表现。中国民主党派（中国致公党除外）之所以生成，都是对国民党从希望到失望的结果，而最后都走上了与国民党排拒与决绝的道路。国民党拒绝民主，最后却被民主的浪潮所淹没，这是历史的必然。

（曲广华，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注释】

(1)“职教派”一词，最先是由邹韬奋提出和使用的。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成立了国民参政会，聘请各党派各文化团体领导人为参政员。为此，邹韬奋曾写一文《“来宾”中的各党派人物》，内中就有“职教派”。

(2)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69页。

(3)职教社：《社史资料选辑》（三），第67页。

(4)职教社：《社史资料选辑》（二），第141页。

(5)杨鄂联（卫玉）：《实施党化职业教育之商榷》，《教育与职业》第87期，1927年8月。

(6)潘文安：《本社年会之今昔》，《教育与职业》第95期，1928年5月。

(7)邹韬奋：《蒋总司令哭灵》，《生活》3卷35期，1928年7月15日。

(8)职教社：《第十七届社员大会心写》，《教育与职业》第186期，1937年6月。

(9)邹韬奋：《蒋总司令哭灵》，《生活》3卷35期，1928年7月15日。

(10)青士：《教育与政治》，《教育与职业》第131期，1932年1月。

(11)黄炎培：《从困勉中得来》，《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84页。

(12)《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社史资料选辑》（三），第22页。

(13)《救国通讯》创刊号，1931年12月23日。

(14)杨卫玉：《小学校之党义课程》，《教育与职业》，第132期，1932年2月。

(15)青士：《教育与政治》，《教育与职业》第131期，1932年1月。

(16)杨卫玉：《陕局与全局》，《国讯》第155期，1937年2月11日。

(17)许汉三：《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18)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第170－171页。

(19)黄炎培：《我们为什么这样努力办国讯》，《国讯》，第367期。1944年5月。

(20)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第305页。

(21)陈竹筠等编：《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第214页。

(22)《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国讯》第383期，1945年1月。

(23)转引自尚丁：《黄炎培》，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2页。

(24)同上，第133页。

(25)许汉三：《黄炎培年谱》，第173页。

(26)陈竹筠等编：《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上），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