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民国初年的组党热及其影响

论民国初年河南“组党热”及其影响

徐有礼

近代以来，河南是一个政治风气比较闭塞的内陆省份。清末新政选派留学生、设立咨议局等措施，打开了绅民参政的窗口，引起了人们对政党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民国初年河南出现了一个组织政党和团体的热潮。这一现象的产生，集中反映了河南人民参与政治的要求和热情，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潮的进一步传播，推动了省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一

近代以来，与沿海地区相比，地处中原的河南，经济、文化发展相对缓慢。直到1903年，才有上海开明书店运往省城开封部分新学书籍出售，国内关于西方政党制度的介绍和讨论在河南几乎没有任何反响。但是，随着“兴学校、派留学”等活动，在封建势力十分顽固的河南，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并开始以不同形式参与政治活动。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河南籍留日学生曾昭文、朱奋吾、车钺、杜潜等是最早的一批同盟会员。其中朱炳麟出任同盟会总部执行部内务科科长，曾一度代理过黄兴担任的庶务科科长；程克被推举为评议部议员，分别参加了同盟会总部的领导工作。1906年春，河南留日学生20多人又经同盟会河南支部长曾昭文介绍入会。不久，同盟会总部派杜潜等人回开封，与刘纯仁等议定成立省内同盟会组织，并创办中州公学为活动基地。1909年，中国同盟会河南总分会在中州公学秘密成立，该校200余名师生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将民主革命思想带往省内各地，形成了开封、洛阳、新蔡、南阳等几个活动中心。

创办报刊作为舆论宣传阵地，是近代政党的主要活动之一。1906年11月，河南同盟会员在日本创办《豫报》杂志，以“改良风俗，开通民智，提倡地方自治，唤起国民思想为唯一之目的”，提出“河南者河南人之河南”的口号。⁽¹⁾1907年9月，在河南留日学生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而分化的情况下，同盟会员张钟端等人退出《豫报》，另组《河南》杂志，以“开导同胞”，“使河南人油然而生其爱国心”为宗旨。⁽²⁾这份杂志创刊后不久，即以其对民族革命“持论最为激烈”、对民权主义“抉发透彻”而风行海内外，每期销至万份以上，其中半数通过设在开封的大河书社销往省内。正在日本的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都曾多次为杂志撰稿。时人评价说，《河南》杂志“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留学生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是报实为首屈一指……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此杂志之力为多焉”。⁽³⁾

在强烈抨击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河南》杂志也较为系统地涉及到了西方各国的政党问题。在《政党政治及于中国之影响》一文中，作者介绍了包括英国保守党与自由党产生的背景，美国两党制的形成和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政党状况。作者指出：政党是宪法政治的产物，“凡为法治之国，必有政党分时于国中而莫可或避”；“立宪之国家必有议会，而加入议会之议员”在内政、外交等方面“政见、眼光”相当者，“同声相应，结合感召”，遂有政党的发生。政党与目的简单、组织松散的普通结社不同，政党立于“世界之进化无穷，则人民之希望不息”的基础，而“乘之而进，相继相嬗，永永无涯”。在近代政党中，领袖、政策方针、党员能力和精神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正如“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否则“党势将有崩析之虞”。⁽⁴⁾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严重的外交危机，“国民望治之心亦有瞬息千里之势”，要求召开国会和组织政党的呼声日高一日。以国外留学生为主，形成了主张推翻清王朝的“急进派”，以国内国会请愿者为主，认为“革命最为不适，匪特难成，以足召乱”，从而形成了渐进派。如此，似乎已经彰显了未来政党的政治分野。《河南》杂志对国内立宪派的请愿活动持断然反对态度，认为向决心“保其专横”的清王朝要求民主权利是不可能成功的。“一纸请愿书，固为无效，即以多数舆论、多数政党而徒为是和平之行为，其要求亦必无功。”至于那些“变请愿书为介绍书”，以求得一权要之顾盼为己足，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投机者，“真不能不令吾骇然者”。⁽⁵⁾为要达到民主自由的目的，“舍革命军而外，更无他道以处此也”。⁽⁶⁾

与此同时，河南省咨议局的设立，为省内的立宪派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的场所。1909年10月14日，省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在50多天的会议中，议员们共审议议案70件，经抚署同意公布施行的44件，被抚署否决的26件。包括抚署提出的在全省实行印花税一案，咨议局主张缓办，双方互不相让，最后提交资政院核议。而资政院以印花税为全国通行的国家税，咨议局无权阻止回复。1910年，咨议局第二次会议审议议案110件，包括教育、矿业、铁路、农业、赋税等方面的内容，但绝大多数没有任何效果。事实充分证明，咨议局虽有议决权，却没有实施权。

河南省咨议局成立后，积极参与了江浙立宪派发起的国会请愿活动。1909年11月，河南立宪派代表赴上海与他省代表集议，联合向清廷请愿。河南省内的立宪派和知识分子，也采取不同形式，对北京的请愿活动以声援和支持。1910年10月，河南立宪派在开封成立“河南国会请愿同志会”，14日在开封召集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表示，“如此次请愿无效，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咨议局不许开会，群起以死力争之”。⁽⁷⁾

1911年春，同盟会派刘积学由日本回开封，与刘纯仁等召开会议，决定将陆军巡防营、教职员学生、仁义会党、绿林豪杰4支力量依次编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头发动，伺机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刘积学与刘纯仁等人设机关于开封，筹划部署实现河南独立的措施。在策动驻汴清军第29混成协协统应龙翔率部反正失败后，河南革命党人先后在外府县组织四路起义，试图最后会攻省城，由于种种原因而失利。1911年12月，张钟端返回开封再次组织起义。22日晚，正在开封优级师范学堂布置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被包围，31人被捕；24日，张钟端等11人遇难，是为“河南辛亥11烈士”。

武昌起义的消息在河南咨议局引起很大震动。议长杜严、副议长杨凌阁召开特别大会，商议河南响应，宣布独立。巡抚宝棻获悉后，旋即派兵包围了咨议局，杜、杨出逃。为了应付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的形势，咨议局部分议员推派李槃赴上海参加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另一方面又联络官商绅学军民各界，以巡抚为首领，发起成立“爱国会”。其“宗旨，名义含两要素：一、清朝复兴则忠爱清国；二，民军战胜则忠爱民国……为此双管齐下面面俱园之巧计”，⁽⁸⁾其政治欺骗昭然若揭。但是，南北议和后，咨议局部分议员倾向南方独立各省，曾电内阁：“人民希望共和已达极点……倘和议稍有更动，河南人民誓与朝廷断绝关系。”⁽⁹⁾1912年1月下旬，咨议局被袁世凯下令解散。《时事豫报》（开封）1914年1月24日。

同盟会在河南的建立和活动，将政党领导革命运动的模式引进了封建统治十分顽固的中原地区。立宪派的请愿、参政虽然有虚名而无实效，却也不同程度地冲击着专制传统，扩散和启发着民主、自由的意识，这些都为民国成立后的组党热奠定了基础。

二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中华民国的建立，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河南虽未经历大的社会震荡，但也和全国一样，“集会结社之风大昌，而政党亦随之而起。凡属公民，对于政治上有所建议者，无不思挂名置身于政党以为荣”。⁽¹⁰⁾

综合各种资料，民国初年，河南各界人士组织的政党、团体有50多个，具体情况可参见下表。

民国初年河南政党及团体统计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10月；王天奖《河南辛亥革命史事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

以上50多个政党或团体，从地域分布上看，绝大多数设在全省政治中心开封，其分支机构在省内其它城镇的也为数不少。纲领宗旨比较完备的大都是全国性政党在河南的分支组织，地方性的组合名目繁多，旋起旋灭，除了一个发起声明或政团名称外，其它基本上未有完整的记录存世。在地方性团体中，虽然有的以政党自号，却带有明显的行业或区域团体的特征，涉及外交、教育、宗教、民族、实业、司法、女界等。曾经在一次“以拥护共和，求全国政治统一为宗旨”的筹建政治团体会议上，“所来之人，形形色色，无一不备，有候补者，有本地素反对共和者，有莫名其妙者”，不少人认为“以后用人行政之权，皆操本地士绅之主张共和者，此时彼既开会，不得不厕身其中，以为衣食饭碗计”。⁽¹¹⁾更有人认为，“共和宣布以后，以为民为邦本，一切事务，人人有干涉之权”，“既不解议法律之性质，更不知会社之规则，惟以干涉行政机关、讦告个人私隐为其惟一宗旨”。⁽¹²⁾共和急进党成立时公开宣布：凡行政政界各事，无论关于地方及个人私德，均有权以干涉之。司法筹进会、巡警促进会则自命为监督机关，专事监督审判所和巡警道。各府州成立的以学界为主、同乡联谊性质的同志会，甚至“按日会议，遇有地方事务，即行就省干涉”。⁽¹³⁾凡此种种，一方面反映了河南士绅、知识分子试图凭借政党插足官场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身处内地的河南各界人士对政党性质和作用的误解和曲解。

开封起义后组织星散的河南同盟会，于1912年4月恢复在省内的活动，在河南支部总章草案中，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会员则“凡河南人及他省旅居河南，已经成年，具普通知识，赞同本会宗旨，由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评议部认可者，得为本会会员”；要求入会者，“同时不得入他政党”。④但是，河南支部以巡警、教育、实业三项作为“促进共和之要政而国民之命脉”的政治主张，遭到了一批坚持三民主义的老同盟会员的质疑，最终导致了河南同盟会的分裂。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河南支部在开封成立。为了力谋议会多数党的地位，在组织发展上采取“新旧合糅”、“兼容并包”的方针，凡具有公民资格，承认“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的宗旨，经两人介绍，交入党金1元即可入党。全省不少县镇，凡具有一般知识者几乎全被吸收入党，武昌起义前后与革命党人有联系的民间会社的首领及骨干也大多入党，甚至一些旧立宪党人、投机政客也被拉入国民党内。组织的迅速扩大，使国民党成为河南影响最大的政党。

以立宪派和旧官僚为主体的政党——民社、统一党，以“河南为民国之中心点，组织政党尤为必要之图”为由，在河南建立分支机构。民社在其规约中宣传“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欲谋国利民福，不能不设监督政府机关以为共和国家执政之后盾。机关维何？政党是也。政党人员愈多，人民幸福愈大，西欧各国效果彰然”。⁽¹⁴⁾民社在河南的活动得到了都督张镇芳和官僚王祖同、陈善同等人的支持，其党员“官界人士占多数”。秉承袁世凯之命而成立的统一党上层人物王印川，意欲将河南打造成为统一党牢固基地。统一党河南支部吸收了大批立宪派人士和地主士绅参加，府、州、县分支，大多为恶绅所把握。如信阳统一党分部，由曾经侵吞公款、鱼肉乡民的“劣败绅士”王某、姚某掌控；周口分部，“一般旧绅居大数”；洛阳劣绅“欲把持地方公事，遂联袂而入”统一党，对“其政纲政见多不能道其颠末”。⁽¹⁵⁾

号称“促进实业发达，开通工人智识，消改工人困难，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参政”的中华民国工党，也于1912年7月15日在开封建立河南支部，并且一度在特定阶层中引起较强烈的反响，“党务发达，大有一日千里之势”。⁽¹⁶⁾工党在河南的发起人是老同盟会员沈竹帛，机关设在开封济汴工厂内，附属工党医院、工党学堂，“凡执役工界者，均可前往肄业、就医，便于工人，诚非浅鲜”。⁽¹⁷⁾半年之内，会员人数发展到500多人，除铜元局、机器局、火柴公司外，省会木、泥、油、画、竹、扎、绳、石八大作也纷纷商议加入，“共结团体，免资本家之苛待，谋劳动界之光明”。尤可注意的是，工党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女工。1913年元旦，工党全体大会上，有女士演说，提倡女子工业，主张女界同胞当“自谋独立，脱离四千余年倚赖男子之积习”。自京城到开封的傅逸民女士在演说中，鼓吹“劳动固结团体，不但根绝数千年男子压制，尤当研究学业精益求精，俾我工界、女界皆得许以参政之权”。⁽¹⁸⁾

总起来看，民国初年河南组织政党热潮局限于省城开封，局限于社会上层知识分子和士绅的圈子里，并且不乏缺少政党常识的投机政客充斥其间。尽管如此，这种政治生活的活跃现象在河南历史上却是空前的。人们希望通过政党、团体的管道，要求当局改革弊端，甚至“平时官吏之不合予心者，皆毛举细故，列款呈控，要求撤换”，⁽¹⁹⁾参政议政形成了一股民主潮流。而工党在河南的建立和活动更具有特殊意义，虽然还未及向河南的产业工人领域发展，但对“工人神圣”、“劳动团结”观念的宣传，无疑起到了启发工人觉悟的作用。

三

民国初年，在以政党插足政权的观念下，河南临时省议会和省议会表面上出现了热烈议政的现象，一些有助于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和施政建议得以阐发。虽然在袁世凯代理人的专制统治下，“政党政治”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但这种组党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在经济社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912年4月10日，由各州县旅省人士中推举一名代表组成的河南省临时省议会召开，议员中包括了同盟会员、统一党党员和共和党党员。会议期间，议员们根据自己对民主政治的理解，提出许多改良政治的主张和建议。“有主张一切官吏均由各县选举者，有主张将现任州县悉数撤回，另以新学界人组织，有主张不分官绅，必经严格考试而后任用者”，意见分歧，各持己见，甚至拳脚相加。⁽²⁰⁾在同盟会员的努力下，省议会向都督张镇芳提议并获批准，为上年开封起义而被诬称为“匪”的张钟端等人平反，向其家属支付抚恤金。5月，通过剪发案，由官绅入手，“凡官界有差缺者不剪发，分别撤任撤差”。副议长王从周亲自到新军演说劝解剪辫。⁽²¹⁾但是，临时省议会基本上被投机政客所把握，同盟会河南支部的分裂大大削弱了革命势力在议会中的作用。一方面，一些议员并无代议制政治常识，在会场上“有曲肱而睡者，有交头而谈者，甚有面天而睡者”，“或无故退庭，或不告而去，或三五日不到，或十数日不来”；⁽²²⁾另一方面，议会通过的多数议案常常被都督张镇芳否决或置之不理，“若裁减官吏、公所、公款案，若不准兼差案等等，关系甚为重大，而往往昙花一现”。⁽²³⁾由此，激起议会中民主势力的愤怒，遂以省议会名义弹劾都督张镇芳，指责张“蔑轻立法、纵容恶吏、信任慝人、纵兵淫掠、惨屠居民、嗜好太深、滥保私人、伪电挑衅”等八大罪状，这一议案虽然最终未被通过，但张却对议会恨之入骨。7月27日，张镇芳指使暴徒多人，冲入议会会场，枪击正在开会的议员，造成议员9人受伤，议会也停止活动多日。这一以武力干涉立法机构的闹剧，在全国实为罕见。

1912年秋冬，河南各地进行省议会议员的选举，国民党人与统一党人展开了激烈竞争。在督署支持下，统一党“或以金钱而贿买之，或以情面要求之，或以威力而挟迫之”，致使“社会蝥贼、人中败类皆得滥竽立法机关”。⁽²⁴⁾张镇芳之弟以银元50元行贿，应允如当选加倍酬谢；统一党党员韩胪云等人以点心、皮袄行贿当选，被世人讥讽为“点心议员”、“皮袄议员”。即使如此，国民党仍然在选举中获胜，在126名省议会议员中，国民党人有70多人。当选的10名参议员中，国民党有6人，统一党3人，共和党1人；唯众议员32人，国民党仅有13人。

但是，国民党并未利用议会中的优势扩大民主政治在省内的推行。一方面，张镇芳采取种种措施强化北洋军阀的统治；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国民党人因“乡谊”关系而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1913年3月，国民党人发起成立国事维持会，标榜“以国事为前提，各方面牺牲私见，各方面都要让步，各方面都要尽维持的义务”，⁽²⁵⁾同时聘请了包括张镇芳在内的官僚充任名誉理事。不久，竟然与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发起的国事维持会河南支部合二为一，甘居附庸地位。7月，国事维持会河南支部公开发表通电，请求袁世凯“以命令代法律……解散为乱党机关之参议院”，⁽²⁶⁾为袁世凯破坏宪法，践踏共和张目。国民党政治上的妥协，使得其在利用议会约束“官权”、刷新政治、巩固共和方面无所作为。8月23日，张镇芳以“内乱机关”为由下令取缔河南国民党。

虽然如此，形形色色政党、政团和议会的设立与活动，或多或少地向社会各界传递着新的观念。河南民众，希望在新的民国中“居自由之室，衣自由之衣，食自由之食，息自由之榻，结自由之婚，放自由之言论，行自由之行动”。⁽²⁷⁾省城演说团则向民众“解释新建国体、政体之意义，并劝导剪发、放足、破除迷信”。而女子演说团则每日“鼓吹女权之发达”，省城开封出现了女子要求自由离婚的事件。1912年5月，在同盟会等政党劝募国民捐，女工吕泮竹当场认捐数十元，包括替其五岁的小孙女认捐500文，“以为幼稚女国民倡”。乞丐李长兴将其乞讨所得100文捐出，表示“中国亡，吾亦无从乞讨矣”。⁽²⁸⁾封丘县贫苦农民高爱华，将其拾的小麦换回的800文钱，托人带至省城交捐。类似爱国事例，不胜枚举。在这股潮流推动下，一些地区的政务出现了新气象。如国民党占优势的信阳议事会、参事会“努力于剔除衙署积弊，搜刮吏胥赃私，以及励行剪发禁烟、取缔私塾、抑土豪、查公款种种兴革事宜”。⁽²⁹⁾西华县知事上任之后，豁免了自晚清以后的苛捐杂税，严禁鸦片和赌博，裁撤冗官，提倡教育，获得一般民众好评。

民国初年，提倡国货，挽回利权，载入许多政党和团体的章程，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12—1918年，河南新设工厂共301家，其中最多的年份为1913年，达到75家。其中1912年8月创建的中州新式织染公司，集资300万两购买机器，专织爱国布、斜纹布。1915年焦作凭心煤矿与豫泰、明德煤矿合并组成中原公司，资本300万，1916—1919年年产煤炭由41万吨达到83万吨，产量超过了福公司。这一时期的民族企业，大都强调收回利权，振兴国货，抵制外国商品的输入，仍然是集股经营，但金额较多，经营范围扩大，特别是轻工业种类多，创办者除了官僚、地主外，出现了一批实业、工艺学校或其它学校毕业的学生出面集资办厂。尽管不少厂矿维持时间不长，机械化程度较低，手工操作占很大比重，但在自然经济相当顽固的河南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以后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年河南出现的组党热，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试图引进政党制度推进民主进程的具体反映。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薄弱和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使这场效仿近代民主的实验更多地表现出幼稚和不完善，并最终导致了突兴骤衰的结局。(www.xing528.com)

（徐有礼，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注释】

(1)《豫报》第1期。

(2)《河南》第1期。

(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

(4)《河南》第6期。

(5)《河南》第4期。

(6)《河南》第4期。

(7)《民主报》（开封）1910年10月27日。

(8)《大中民报》（开封）1912年7月6日。

(9)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七册第157页。

(10)《时事豫报》（开封）1914年1月24日。

(11)《申报》1912年2月3日。

(12)《汉口国民新报》1912年4月23日。

(13)《强国公报》（汉口）1912年4月3日。④《大中民报》（开封）1912年4月10日。

(14)《大中民报》（开封）1912年5月31日。

(15)《自由报》（开封）1912年9月18日。

(16)《实业日报》（开封）1913年3月4日。

(17)《自由报》（开封）1912年8月27日。

(18)《自由报》（开封）1913年1月4日。

(19)《汉口国民新报》1912年5月3日。

(20)《汉口国民新报》1912年5月3日。

(21)《大中民报》（开封）1912年5月4日。

(22)《大中民报》（开封）1912年7月17日。

(23)《大中民报》（开封）1912年7月17日。

(24)《自由报》（开封）1913年1月14日。

(25)《实业日报》（开封）1913年3月25日。

(26)《时事豫报》（开封）1913年7月30日。

(27)《自由报》（开封）1912年7月2日。

(28)《民约报》（天津）1912年6月1日。

(29)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31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