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改造运动：20世纪50年代成果揭秘

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常家树

1949年蒋介石仓皇辞庙败退台湾之际，在风雨飘摇中，整日风声鹤唳，一夕三惊，真可谓惶惶然不可终日。曾几何时却否极泰来，不但在台湾站稳了脚跟而且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学者们说，国民党从大陆带走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带走了200万科技工商管理人才；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军援、经援……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外因。毛泽东说过：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国民党在台湾时来运转呢？一言以蔽之：国民党的自身改造运动。

蒋介石伤心：腐败导致国民党失败

1949年初，蒋介石回到故里溪口，这可能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日子。在中国政坛叱咤风云二十多年的蒋介石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他徜徉在故乡的山林泉石之间，默思于“慈庵”静悄悄的夜晚，痛定思痛，他不能不对二十多年的统治作出深刻检讨。蒋介石历来以党国“中正”自居，一贯板起面孔教训别人，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除非万不得已，是绝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西安事变”张杨兵谏，不曾使他承认自己有错；三次“下野”，多次政潮风波，他也不承认自己会错。也许人只有到了失败的时候才会真正放下架子，虚心向人求教。最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抗日战争同强大的日本打了八年，国民党尚能守住西南半壁江山，可是抗战胜利后的仅仅三年，共产党竟然发动中国农民用镢头挖掘了一个大大的坑，埋葬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在溪口期间，对那些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蒋介石就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一移尊就教。其中最使蒋介石感兴趣的是蒋经国谈起对苏共的感受，尤其是中共的延安整风。蒋经国毕竟留苏13年，对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理论与党政工作了如指掌。经过三个月的思考与探讨，蒋介石意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国民党内部存在着种种腐败行为。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至于命令功用完全丧失。”而一旦打了败仗，“就彼此怨恨，互相攻讦，将自己的过失推得干干净净”。他坦言：国民党军队“表现出来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队腐败的根源又在于国民党的腐败，“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内容却空虚到了极点。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挥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蒋介石措辞严厉地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淘汰了。”

蒋介石的答案是：对于过去的失败，“军事和政府部门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这一点不能否认，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崩败，社会动乱”。而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磨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使全盘瓦解，彻底崩溃”。而且，国民党的“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败坏法纪，只知个人私利”。党内“用人偏重感情与关系”，“论派系不论政策”，“赏罚不明是非不清，以致组织涣散，纲纪荡然，道德沦胥，民心丧尽，党除为从政党员分谤外，不能有任何作用”。

蒋介石认为：“我们的党员不能再有败坏纲纪、蔑视组织的行径。我们不能容许过去招致大陆沦亡的一切观念行为和作风用到台湾来。”这些如果在台湾延续下去，“则党必归于毁灭，永无复兴的希望”。蒋介石下决心“对原有党员有腐化贪污的事实，反动投机的倾向，毁法乱纪自私自得者，要严惩整肃”。

蒋介石决心：整治CC系为“改造”扫清道路

在痛切反思的基础上，蒋介石与蒋经国等人多次交换意见，决心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当然继承人自居，居然仿效孙中山，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改造国民党。1949年7月18日，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第204次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正式通过了国民党的《本党改造案》，确定了对国民党的思想路线、社会基础、组织原则、领导方法及党的作风进行改造。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经将国民党的军队炸得土崩瓦解，各个机构也正忙于向台湾逃离，因而“改造”也只能是纸上谈兵。12月，国民党中央迁台办公，12月30日，蒋介石召见陈立夫、黄少谷等人讨论国民党改造的实质方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中央委员400多人，见解分歧，没有统一意志，因此，必须对国民党进行改造。改造的宗旨，在清除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凡不能在行动生活与思想精神方面与中共斗争者，皆应自动退党”。1950年1月，蒋介石亲自策划成立了国民党改造小组，研讨措施和程序。3月，在一次2000多名中高级干部出席的大会上，蒋介石在讲演时表示：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蒋介石的讲话使国民党的一些要员们当场痛哭流涕。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这一局势的变化为台湾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从而稳定了台湾的局势，为国民党“改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50年7月22日在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中，重新讨论并修正了1949年7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案》。

蒋介石亲自领导的国民党“改造”运动首先以打击CC派为起点。因为蒋介石想让蒋经国逐步接管党务系统，而号称“蒋家天下陈家党”的CC，却决不肯让出既得的地盘。这个矛盾早在1946年就已表面化，并逐步激化。原被蒋视为心腹大患的桂系已经解体，其它派系不具备与蒋争夺权力的实力，而CC派在蒋经国扩张权力方面是一个障碍。同时，CC与蒋介石重用的实力派陈诚之间关系紧张，陈诚在大陆时就经常遭CC派指责，任台湾省主席后采取的一些措施，又屡被CC派操纵的立法院非难，为了取消内部的争端，蒋介石也想压制盘根错节“陈家党”。蒋介石一方面到处宣讲“改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企图借“改造”把CC派挤出常务系统；另一方面，又不断向CC派把持的中央党部施加压力，迫其就范。从1950年6月起，凡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呈送给蒋介石的文件，蒋均退还不阅。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几次开会，蒋介石也拒不出席，全体中常委只好被迫辞职。蒋一看时机已到，立即召见陈立夫问及陈立夫对“改造”的想法，陈立夫自知大势已去，遂坦言：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而党的方面应他和陈果夫负责，因而他们兄弟不宜参加党的改造。蒋介石听后正中下怀，却默默不语。陈立夫只好自请出国，得到蒋的立即批准。7月12日，以吴稚晖为首的215名中央委员联名上书蒋介石，请他领导“改造”。其后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理财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裁撤了陈果夫任理事长的“中央合作金库”，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国农民银行”只保留名义，设保管处。这样，便一举削去了CC派三大经济支柱。7月26日，蒋介石宣布由他指定中央改造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名单。中央改造委员会由陈诚、张其昀、蒋经国等16人组成，取代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不少人是原国民党内根本排不上号的小人物，有的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有的是蒋经国三青团的干部，有的是陈诚派的人物，CC派只保留了张道藩和谷正纲，他们是曾对蒋介石表示过忠心被蒋信得过的人。引人注目的秘书长张其昀曾与著名学者费孝通同时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哈佛大学研修两年，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授，他成为协调党务系统各部门的中介和推动党务的实际负责人。蒋介石的总裁办公室为“改造”过程的决策核心，“改造委员会”下设6个组，分别督导组织、文宣、海外党务、大陆党务等方面的工作。中央评议委员会由25人组成，是按照蒋的意图将“党中有功绩、有德望的同志，聘为中央评议委员，督导改造，监察腐恶，使改造工作奏得实效”，代替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陈果夫虽被列入中央评议委员，但早已病入膏肓奄奄待毙。

8月4日陈立夫以参加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全家离开台湾。行前，蒋介石送了他5万美元，陈立夫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过去在政治上负过那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难以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则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地说：“夫人，这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就在陈立夫即将登机前，陈诚托张道藩给他捎去一封便条。当他登上机位打开便条一看，脸色顿时一变，原来条子上就七个字：“陈立夫是个混蛋！”

陈立夫离台的第二天，8月5日，蒋介石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掌中央党部的职权，国民党“改造”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蒋介石虚心：学习共产党“改造”国民党(www.xing528.com)

蒋介石自幼熟读《孙子兵法》，他懂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他经常与蒋经国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究竟怎样治党？蒋经国毕竟长期留苏当过联共布党员，做过党的基层工作，甚至其共产党的党龄超过国民党。他对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工作方针是熟悉的。尤其是他非常注意中共的延安整风，他对国共两党的差距也一清二楚。于是他认真地向蒋介石建议：“不妨认真研究共产党延安整风的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于是蒋介石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手段搞到一批中共的整风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非常有趣的是蒋介石愈是认真研讨毛泽东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后，愈发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大加申斥，同时却又对他的老对手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地表示欣赏。一位美国学者曾写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极为赞赏，而他所称道的共产党的优点，恰好是国民党所缺乏的。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蒋介石曾说过：共产党“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绝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所以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他认为，共产党的科学方法及组织性、纪律性与精神道德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也希望他的部下仿造这一运动，所以国民党在“改造”之时，虽然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但其改造的内容乃至有关文件所用的术语，都会使人想到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所以后来台湾有人戏称：60年代大陆方面广泛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居然不评蒋介石，实在有失公允，蒋介石才是真正最早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由于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延安整风的经验。为了搞好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把研究延安整风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内容之一。蒋介石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参考学习材料。尽管有许多人极力反对，但蒋介石力排众议，申言为了“打败共产党”必须研究和使用共产党的方法。国民党的《本党改造纲要》与同一时期的其它文件，大量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基本原则，有的直接使用了共产党用过的术语，有的则以别的术语来表述这些基本原则。

在思想“改造”方面，蒋介石认为，要通过政治训练，使党员认清国民党的本质属性。蒋认为：“本党组织涣散，纪律废弛，尚不及一个普通政党”，原因在于党员的“党性”观念淡薄，放弃了国民党的“传统精神”。为此，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主持“训练工作，即在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党的高中级干部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共办训练班20期。基层干部则实行巡回训练，“受训的基层干部达12000人”。蒋介石根据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经验，也把研究国民党党史作为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史委员会。《本党改造纲要》还明确规定：“每一党员要研究本党的历史与革命理论。”

重建国民党的组织是国民党“改造”的最重要内容。重建国民党组织依据的是列宁主义原则，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在组织原则方面，规定“本党采取民主集中制，由选举产生干部，以讨论决定政策，个人服从组织，组织决定一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在组织系统方面，设立中央、省、县（市）、区委会和基层小组。“小组为党的基本组织”，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籍方能有效。为重建国民党组织，国民党规定，从1951年1月4日至23日，以20天时间重新登记党员，凡在限期内未参加党员登记者，一律撤销党籍。同时，《本党改造纲要》第一次对国民党的性质和党员成份作了规定。规定国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其成份“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工农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爱国的革命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纲要》要求党员“在生活上与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深入农村”。“改造”运动其间，中央改造委员会颁布了《农民运动指导方案》、《劳工运动指导方案》等一系列文件，要求青年、劳工、妇女、农民运动全面铺开，吸收工农知识分子入党。经“改造”，到1952年8月，国民党党员构成中，“农工分子”占49．31%，高中以上“知识分子”占29．77%，25岁左右青年占35．29%。党员人数由400万降至28万。

鉴于党内腐败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下决心要在改造中整饬“党籍党德”。《本党改造纲要》规定，本党淘汰腐恶分子，原有党员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彻底整肃：“⑴有叛国通敌行为者；⑵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⑶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⑷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⑸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⑹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⑺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⑻作不正当经营，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者。”整肃采取检举、审议、核定、制裁的程序进行。党员整肃以类似于延安整风的方式进行，即经谴责错误、评议（包括调查、自我批评、评议）与处理三个阶段。两年多的改造、整肃是毫不留情的。以国民党六届中委为例，在全部六届中委589人中，除6人死亡，296人归队外，其余287人全部开除党籍；处理党员违纪案126人，其中116人被开除党籍。在整肃的同时，《本党改造纲要》专刊《党的作风》一章规定：“每一党员应守党的岗位，体察民众之心理，争取民众之信任”，“每一党员应建立为民众服务之观念，在生活上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宣传党的政纲、政策。并将民众之情绪与要求反映于党内，使党的政策能代表民众的利益”。“每一党员应以实事求是之工作精神，应用科学方法，使党的政策获得实际之效果。”“党员应破除派系成见，戒绝相互倾轧之恶习，以检讨求团结，以批评求进步，将意志集中于党，将力量贡献于党。”同时，要求党的干部必须是“接近青年及劳动民众，并能为其利益而奋斗者”，“有大公无私之革命精神者”，“有刻苦耐劳之生活习惯者”。

改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制定常务制度，使党的动作走上程序化道路。《本党改造纲要》规定，国民党各级干部要改正侧重于个人领导的习气，实行原则领导、一元化领导和民主领导。要“组织决定政策，以政策领导政治”。“党员应参加组织活动，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议。”与此相适应，还规定党的纪律以及对党员违纪行为的惩处办法。在党政关系上，也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定改变过去“党直接领导政府”的方式，实行以主义制定政策，透过“民意机关在政府服务之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与政令”。“党对于政府及民意机关中服务之党员，应从政策上领导，而不得对其法定职权予以干涉”。同时也规定，在中央民间机关中建立党团或党部，政策制定前，应由党团讨论，政府决策有关问题，均须提政治小组讨论，“以增进党政联系并谋贯彻本党有关政治决策诸问题”。

国民党在进行自身改造的同时，还把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开展青、工、农、妇运动作为改造的重要内容，在开展上述诸方面活动时，强调要执行“群众路线”，党员与工、农在生活上一致，要打破“关门作风”，克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帮派关系”，“刻苦勤奋，深入下层”，“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影响群众，信赖群众”，“工作为群众表率”，“应持服务精神”。

为了保持对军人的严密控制，国民党军队中重建了政治工作部。蒋介石认为，没有政工人员，对军官就没有监督和检查，于是什么样的贪污腐败的事情都发生了。

为了总结国民党“改造”运动的成果，进一步确立蒋氏父子的权力核心地位，1952年10月10日—20日，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选出32名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及16名候补中央委员，根据蒋介石提名，通过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改造委员会举行交接典礼，宣告国民党“改造”运动结束。

国民党“改造”整顿了国民党各级组织，实行了一些新的措施和制度，加强了党组织对党员的约束力，提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促进了领导层的新陈代谢，使国民党的组织状况和工作作风都较大陆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也确实提高了国民党的执政能力。这些，不但对于国民党退台初期的混乱政局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同时，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改造”运动成了国民党发展史上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参考资料：1.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7、70、77辑；2.［美］易劳斯《毁灭的种子》；3.江南《蒋经国传》；4.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3册；5.《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卷25；6.魏宏运主编：《国史纪事本末》第1卷（王金香撰；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7.茅家琦主编：《台湾30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二次印刷）；8.张兴定等主编：《国民党在大陆和台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常家树，辽宁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