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演变述评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演变述评

秦立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或称左派）⁽¹⁾，曾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反共内战政策，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并为此先后组建了许多政治组织。这些组织曾随民族民主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而几经演变，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考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这一组织演变过程，对于揭示其在政治上顺应历史潮流，不断走向进步和革命的光辉历程，将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一、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筹建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春天。当时，随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日益走向反动，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曾设想通过再次改组中国国民党来挽救中国革命，但不久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汪精卫也日趋反动，邓演达被迫出走苏联。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与紧随其后到达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联名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正式打出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旗帜。但由于它在当时既无正式的办事机构，也无国外或国内下属的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当邓演达等人在国外积极筹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之时，在国内，早有组建新党设想的谭平山等人也着手开展建党活动。大革命失败后，谭平山出面将许多群龙无首、一时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召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随后，在此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28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华革命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负责人，在他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当时，谭平山之所以将其组建的政党定名为“中华革命党”，主要是意在继承和发扬孙中山曾以中华革命党改组国民党，努力复兴中国革命的精神。这正如谭平山所指出的：“我们现在是很积极的很坚决的继承孙总理革命的遗志，准备恢复在二次革命失败时代，孙总理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继续国民党前兴中会同盟会一脉相承的革命组织。”⁽²⁾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相继在上海、北平、天津和香港等地建立了自己的地方组织，党员人数也得到一定发展，但由于其组织大多以个人为中心，缺乏统一领导，党员以文化教育界人士为主，没有接近工农群众，结果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一直未能打开斗争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党内许多人纷纷要求邓演达回国主持工作，领导中华革命党走出困境。

1930年5月，邓演达应邀由欧洲返回上海。回国后，他立即着手改组中华革命党，建立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但此时邓演达与谭平山在党的名称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谭平山认为，自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已不再是革命组织，而是反动组织的总称，因而不应再用国民党这块招牌，而应继续沿用中华革命党的名称。这样，既可表示我们与反革命的国民党的决裂，还可说明我们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邓演达则认为：“现在，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孙中山的主张毫未实现，要继承孙中山的旗帜，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而且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尤其是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现役军人，多年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于蒋家的反动统治，这是可以大加利用的。所以，国民党这块旧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³⁾应该说，两人的看法皆有一定道理。但由于邓演达的崇高威望，再加上中华革命党正急需邓演达来掌舵，因此党内多数同志最后同意采用邓演达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党名确定以后，在邓演达的主持下，很快完成了中华革命党的改组筹备工作。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宣告成立，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在邓演达的领导下，不但组织获得迅速发展，而且政治影响也日渐扩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充分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广泛联络争取了各反蒋政治派别和地方实力派，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推翻蒋介石政权。然而在此关键时刻，邓演达因叛徒出卖不幸于1931年8月17日被捕，并于11月29日遇害。邓演达牺牲后，临时行动委员会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活动日渐困难，并从中央到地方很快出现了组织涣散、工作停顿的衰落状态，战斗力大为削弱。这正如当时临时行动委员会北平地方组织所指出的：“本党自去年（1931年）十二月以来，党的全部工作，即受着少数叛徒的影响，完全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党的形式虽有，党的内容已极空虚。”⁽⁴⁾

邓演达的被捕和遇害，令宋庆龄、蔡元培等著名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深感震惊和愤怒，再加上当时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肆意践踏民主、蹂躏人权的种种现实，更加促使他们认识到，要抗日必先争民主，以保障民权；要救国必先救政治犯，以保护民族精英。为此，他们决定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1932年12月29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民权同盟”）在上海宣告成立，由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民权同盟成立后，很快在上海和北平建立了分会，并把争取民主、保障民权作为自己斗争的主要任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明确规定：“本同盟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其目的分为三项：（1）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一切酷刑及蹂躏民权之拘禁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2）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3）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其中，“从土牢里拯救上万的政治犯是本盟的一桩重大任务”，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是“中心工作目标”。⁽⁵⁾为此，民权同盟积极开展了营救政治犯的斗争，曾成功地将许德珩、廖承志、刘尊棋等人营救出狱，在国统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民权同盟的成立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满和恐慌，他们鉴于宋庆龄、蔡元培在国内外的重要影响，不敢轻易对其下毒手，于是决定拿杨杏佛开刀，来打击和拆散民权同盟。经过周密策划，1933年6月18日，国民党特务将杨杏佛暗杀。这使民权同盟在蒋介石的严重白色恐怖下，难以继续进行有效的斗争，不得不停止了活动。

国民党蒋介石通过卑鄙手段拆散民权同盟后不久，其内部又爆发了更为猛烈的福建事变，并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又一新的政治组织——生产人民党。1933年11月，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共内战和对日妥协政策，联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并成立了反蒋联共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为了集中统一革命力量，陈铭枢提出参与福建事变的各派政治力量脱离国民党或解散各自原有组织，另组生产人民党作为革命政府的领导核心。这一提议得到大多数政治派别的赞同。随后，李章达领衔发表了《宣告脱离国民党》通电，当时，李济深、陈友仁、徐谦、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皆署名宣告脱离国民党。⁽⁶⁾在陈铭枢等人的积极努力下，1933年11月24日，生产人民党在福州宣告成立。当时，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迫于压力，也解散了自己的组织，加入了生产人民党。但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因遭到国民党蒋介石的镇压而迅速垮台，生产人民党不得不于1934年1月转移到香港，并在香港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因无法打开局面而自行解体。⁽⁷⁾

生产人民党解体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并于1935年11月10日召开会议，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正式放弃了“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彻底摆脱了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和系统”。⁽⁸⁾与此同时，原生产人民党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等人则着手另组新党。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筹备，于1935年7月25日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民族同盟”），以李济深为主席。民族同盟成立后，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树立人民政权”的政治主张，并进行了一系列抗日反蒋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领导人及其成员“都纷纷北上，接受蒋委员长的领导，一致参加抗战”。⁽⁹⁾当时，以陈铭枢为代表的民族同盟一部分人认为：“现在环境已改变，要求一致团结抗日之目的已达，吾人遂商议将之解散，以符一致抗日之旨。”⁽¹⁰⁾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10月25日，民族同盟宣布解散，并表示拥护国民党蒋介石抗战。民族同盟解散后，作为一个组织虽不存在了，“但是原来十九路军的骨干，因为他们结合的历史性，在局外人看来，无论如何，不能不算一个‘政治派别’”。⁽¹¹⁾随后，他们作为一个没有组织的“政派”，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此，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出现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反蒋斗争和组织发展的第一次高潮，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暂告一段落。但这只是暂时的平静，只要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反共内战政策不彻底改变，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反蒋斗争和组织发展，势必随着民族民主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而再次掀起高潮。

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蒋介石逐渐改变了抗战初期的积极联共抗日、适当开放民主的做法，又回到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老路上，专制独裁作风也日益严重。这使曾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对国民党蒋介石寄予希望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大失所望。他们为了争取政治民主、实现抗战胜利而不得不再次起来同当权的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斗争，组建自己的政治组织。

1943年初，谭平山、陈铭枢、杨杰、郭春涛等人为了团结中国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组织成立了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的“民主同志座谈会”，座谈国际国内时事，讨论民主团结抗战问题，吸引和集结了一大批国民党民主派人士。随着民主同志座谈会的经常化和深入发展，谭平山、陈铭枢等人决定以此为基础，组建一个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以便更好地参加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民主运动。为此，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十人筹备小组，负责讨论和决定筹建组织的有关问题。关于组织名称，最初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以示该会以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分子为主要工作对象。但后来因担心会遭到奉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蒋介石的打击，遂几经商议最终改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关于组织发展对象，决定以中国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为主，既包括上层的基本干部，也包括下层的一般会员。关于活动方式，决定采取组织公开，负责人不公开的半公开方式。⁽¹²⁾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自1944年上半年起，开始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名义吸收成员，并积极参加了当时方兴未艾的民主宪政运动。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正式宣告成立，并选举谭平山、陈铭枢等17人组成了中央临时干事会。

在谭平山、陈铭枢等人积极筹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同时，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另一政治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主要是由原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同著名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何香凝等人联合发起筹建的。抗战后期，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因不满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开始在两广地区酝酿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当时，在讨论组织名称时，最初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来何香凝提出“不要离开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她才肯签名”。⁽¹³⁾于是，经过协商决定将组织名称改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此来广泛团结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4月14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正式宣告成立（对外公开用“中国民主促进会”），并推举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等人为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以李济深为主席。

民联、民促相继成立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为了壮大力量，扩大影响，开始酝酿组织联合问题。最早提出这一倡议的是民联，并为此成立了以推动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为宗旨的政治会议，推举李济深为主席。民联的倡议得到了民促的积极响应，随即开始着手筹备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事宜。在筹备过程中，首先对组织名称进行了反复商讨，柳亚子提议新组织应定名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李济深就此电询宋庆龄，宋庆龄则倡议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此，1947年10月26日，筹备会就组织名称问题举行讨论会，很多人表示嫌弃“国民党”三个字，何香凝则坚决主张保留，认为：“这样可以团结一些国民党中的爱国力量，特别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在战场上开始败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对各自的前途正在抉择，形势需要我们这样做。”朱蕴山则拿着孙中山的手迹：“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给大家传阅，以证明“这个名称，正好显示出孙中山的不断革命精神”。后来，又经过几次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的倡议，将新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¹⁴⁾关于民革领导人选，大家都认为应请宋庆龄来担任主席，并联名写了《上孙夫人书》，恳请其来港领导民革。宋庆龄最终虽未成行，但对成立民革表示了赞同和支持。1947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开始举行。1948年1月1日，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并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民革的成立使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和斗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促进了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民主革命力量的成长。

正当民联、民促在国内积极酝酿筹备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联合，成立民革之时，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又一重要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简称“旅美联盟”）也在美国加紧组建。旅美联盟的发起人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1946年9月，冯玉祥因不满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而出走美国。到美国后，他一方面积极与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等人联系，推动并参与酝酿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联合，另一方面广泛联系海外民主人士，准备在美国建立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¹⁵⁾经过一年多的充分酝酿和紧张筹备，1947年11月9日，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在美国纽约正式宣告成立，冯玉祥被公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旅美联盟成立后，除在美国积极开展反美援蒋内战的斗争外，还与国内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建立了联系，相互配合，进行斗争。1948年元旦，民革成立后，二者关系更为密切，冯玉祥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委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并随即在纽约成立了民革驻美总分会联络会，使旅美联盟与民联、民促一起成为了汇成民革的三大基干力量。为了更加有效地参与国内的民主革命斗争，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登上苏联客轮，踏上归国旅途，但不幸于9月1日在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在此前后，旅美联盟的其它成员也陆续返回香港或国内，并相继加入了民革组织，融入了民主革命的洪流。

民革成立后，根据事先达成的共识，民联、民促继续存在并相对独立地开展活动。尽管如此，民革、民联、民促在斗争中还是保持了密切合作，相互声援和支持，从而大大增强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力量、声势和影响。民革、民联、民促在斗争中还逐渐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在政治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并积极参与筹备新政协，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联合统一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10月6日，民革、民联、民促为此专门成立了“统一协商会议”，并公推李济深为召集人，负责邀集各方代表就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统一问题进行协商。新脱离蒋介石阵营的程潜、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也应邀参加。在此期间，周恩来于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茶话会上对民革的发展方向和前途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起到了统一各方意见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它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同时宣告结束。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李济深当选为主席。同时，还成立了以联系和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为任务的中央团结委员会。这次会议圆满地解决了中国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它爱国民主分子在组织上的统一问题，使民革真正成为了统一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¹⁶⁾稍后，民革又根据自己的历史特点，作出了以原中国国民党及与中国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为主要发展对象的决定，明确了自己的组织发展范围。从此，民革作为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统一政治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三、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共同特点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自大革命失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名称各异的政治组织八九个。这些组织虽然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产生的影响大小不同，但却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第一，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皆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反共内战政策。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无一例外地皆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例如，中华革命党明确宣布国民党蒋介石已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自己将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中华革命党基础上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了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更是不惜采取武装起义的军事手段进行斗争，邓演达甚至还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陈铭枢、李济深等人领导的生产人民党则组建了同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势不两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成立的民联、民促、民革和旅美联盟也无不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要求成立由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还进行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民党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无不表示坚决反对，并打出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旗帜。例如，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组建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认为，只有抗日反蒋中华民族才有出路，而要抗日就必须结束内战，以联共代替剿共，建立抗日联合战线。⁽¹⁷⁾抗战后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酝酿和筹建民联、民促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了反对和制止国民党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内战政策。抗战胜利后，民联、民促、民革和旅美联盟更是为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而进行了坚决斗争。

第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大多在名称上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并在行动上实践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认为，蒋介石窃取了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权，使中国国民党的形象受到了玷污，他们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和恢复孙中山所建立的革命组织的光辉形象。因此，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纷纷将自己的组织同孙中山曾经组建过的革命组织联系起来加以冠名，以示自己是孙中山革命组织的继承者，并以此来号召和吸引更多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加入自己的组织。例如，谭平山干脆就将自己的组织定名为“中华革命党”；邓演达、李济深等人对“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也是情有独钟，纷纷将自己的组织冠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名称；何香凝等人更是声称，离开了“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她决不参加。当然，也有人因蒋介石的关系而嫌弃“国民党”这三个字，或基于其它原因而未在组织名称上冠以“中国国民党”的称谓，但他们也大多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关，如“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¹⁸⁾、“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等，无不体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唯独在名称上与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无关的生产人民党，后来还有人将其失败归结为脱离了国民党的缘故，被当作教训来吸取。⁽¹⁹⁾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还非常重视在行动上实践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他们在革命斗争中都自觉地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努力为求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例如，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都主张通过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以求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和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分别为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争取国家的和平民主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也都充分体现和反映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更是明确宣布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坚决斗争。

第三，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大多在筹建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并在革命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密切合作。(www.xing528.com)

中国共产党除在1935年以前由于受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而未能对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筹建提供应有的支持和帮助外，此后一直都在积极支持和帮助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建立自己的组织。例如，福建事变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曾鼓励和支持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继续开展反蒋抗日斗争，并在1935年上半年特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推动和支持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建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抗战后期，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筹建更是直接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曾指示中共广东省临委要对李济深的建党活动予以赞助并切实合作，双方还为此建立了直接联系。⁽²⁰⁾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联合也同样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从酝酿到成立，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²¹⁾

由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在组织筹建过程中大多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因此他们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也相应地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密切合作关系，实行了联共反蒋的革命策略。1935年以前，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各民主派组织之间较少有直接的密切合作，但双方在反蒋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坚决的，实为一种间接的密切合作。此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开始实行支持和帮助政策，双方便建立了直接的密切合作关系，形成了在根据地（解放区）和国统区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反共内战政策的两面夹击，并最终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双方的合作关系也由此更上一层楼，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积极参加了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的重要一员。

综观整个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发展演变的过程和特点，不难看出，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自大革命失败后，就一直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下，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反共内战政策进行着英勇顽强的不懈斗争，并为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先后建立了多个政治组织。这些组织经过不断的发展和演变，最终形成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统一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在政治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历史进步和所作出的正确历史选择。

（秦立海，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注释】

(1)本文所讲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是指中国国民党内因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反共内战政策，而与蒋介石所控制的中国国民党实行组织分离，并最终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民主派别和人士。

(2)蓝玉光编：《第三党讨论集》，上海黄叶书局1928年版，第17－18页。

(3)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4)《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二辑，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版，第262页。

(5)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页。

(6)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7)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9页。

(8)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9)张执一：《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第109页。

(10)《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3－454页。

(11)张执一：《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第111页。

(12)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367页。

(13)《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6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页。

(14)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11－612页。

(15)朱学范：《光荣的传统，革命的团结》，《团结报》1987年12月19日。

(16)民革中央党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50年》，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2页。

(17)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173页。

(18)周建人曾指出：“民权保障同盟是借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一词，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蔑视民权的法西斯政治。”（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

(19)1947年10月，在讨论民革的组织名称时，有人就以福建事变为借鉴，认为不能离开国民党的名称，那时改称“生产人民党”，表示与国民党没有关系了，结果“许多人望而却步，不来合作了”。（见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12页）

(20)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169、372－373页。

(2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