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改组：民初政治生态的探讨

略论民初政治生态与同盟会的改组

刘景泉

议会政治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最早诞生于英国。北京民国政府时代，是中国唯一一个实行过分权主义议会政治而又没有行得通的时期，尤其是民国初年，伴随着封建帝制的推翻和向西方学习的浪潮，许多希冀中国复兴的有志之士，亦真亦幻地走上了议会政治之路。同盟会被宋教仁改组为国民党，就是民初这一政治生态的产物。

奇特的政治风景线

按照议会政治体制的规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历届政府的产生均须国会同意并受其制约，这是根据从西方引进有利于资产阶级掌权后权力运用的三权分立的政体原则订立的，亦即民元《临时约法》的核心所在。但是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掌握权力，重要权力手段完全掌握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当权派手中。袁世凯的权力来源与依据是暴力，在这种体制下，地主阶级当权派通过军阀以武力支配国家政治，只有在他认为无须使用暴力也能取得所需利益时，才会重视议会斗争，组织业余性的所谓政党或朋党争夺议会席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懂得暴力的重要性而对议会斗争不感兴趣，只有一时尚无暴力依靠的在野派和对暴力不感兴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才将议会视作政治生命的唯一来源，组织专业性政党或组合临时性朋党，争夺议会席位。故而民国初立之际，以议会角力为目的的议会型政党也是林立一时，派系纷呈，使北京民国政府初期成为中国议会政治表现最活跃、最充分的时代。据载，是时“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¹⁾也有人统计说高达300多个。⁽²⁾

初时，新生政党大多聚集在上海、武汉、南京等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尤以“上海为中心”。北京开府后，随着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北移，各党本部亦纷纷迁入京城，竟至“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³⁾诸多政党中，大多没有固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领导机构，也没有形成一批有威信、有经验、有斗争艺术和组织才能的政治领袖人物。多数党员既无政治经验，又无政治素养，“无官者藉党以得官，有官者因党不失官”。还有许多政党“往往是少数几个甚至一个人所发起，拉拢几个见猎心喜的同志和可资号召的军政红人，就把招牌挂起，发表宣言，招收党徒，到处活动。有的是为了拥护一个领袖共谋富贵而组织的，有的是为了乘机涌进政权机关，争几个人的地位而组织的，有的则是为了对抗其它集团而组织的”。这些充其量只能算是朋党，大多具有地主阶级在野派属性。“各个小党派小集团都纷纷派人进行联络工作，有许多被人争相罗致或拥护的红人，他们的名字甚至同时出现在好几个党派的文件上”，⁽⁴⁾成为横跨数党之人。如伍廷芳有11个党籍，黎元洪、熊希龄有9个党籍，唐绍仪、张謇、陈其美有7个党籍，汤化龙、程德全有6个党籍，章太炎有5个党籍。“星期之日，湖广会馆、织云公所等处无不开会，有身兼数会者匆匆画到即去，谓尚有数会须赴也。”⁽⁵⁾此为当时中国组党的特色。

民初所组党派的宗旨和纲领，基本大同小异，均以“民主共和”、“振兴实业”、“利国福民”、“发展平民教育”相标榜，但其实际行动却往往与其政纲、宣言中的华丽词句大相径庭。认真观察这些政党，就其政治倾向而言，仅有同盟会派与非同盟会派之分，而真正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和号召力的，不过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等十数党而已，此亦为中国组党的又一特色。

民初中国组党的第三个特色，是围绕政治权力的争夺，党派之间的分合时常显现。这其中既涵括有中国地主阶级朋党政治之争的传统，也反映着清末民初新兴自由派资产阶级对现代法治的幻想与渴望，同时也存在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策略化行为，从而构成了一条空前绝后、蔚为奇观的政治风景线，其历史汇合之妙，自非军阀统治一语所能尽。

议会党还是革命党之争

辛亥革命后，相当一部分同盟会员沉醉在胜利的幻觉中，他们总以为破坏告终，建设开始，憧憬着一个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会奇迹般地出现，因此热衷于尽快结束革命的武装斗争，急切地希望投身于议会政治的正常活动，发展实业，建设国家。他们虽然不能不多少考虑应变的问题，但其革命意志却愈来愈衰退。上海都督陈其美“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⁶⁾武昌起义前被捕入狱的胡瑛，“出狱后娶两妻，复吸食鸦片，日学旧官僚之声音笑貌以自矜”等等。⁽⁷⁾加之党内人员复杂，“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的现象日益发展，直至演变成组织上的分裂。

民初党派勃兴的浪潮也猛烈地冲击着同盟会，促使同盟会内的许多人，要求把同盟会从一个从事秘密武装暴动的革命党，改组为公开的从事议会政治的政党。宋教仁就曾赞成张謇向孙中山提出的解散同盟会的要求，实际上是想清除党内强烈反袁的激进分子和会党成员，他甚至主张：“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⁸⁾

同盟会内的少数派反对改组，胡汉民等人坚持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更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⁹⁾但多数人认为：“武装革命已告终了，应改为公开之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然而，就是这后一种意见也不无分歧。曾一度以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的刘揆一，率先于1911年12月10日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提出“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统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党会，“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¹⁰⁾随后，章太炎也在给谭人凤等人的电报中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¹¹⁾公开要求同盟会改变秘密革命团体的性质，降低革命纲领，取消与立宪派的界限，与各政派分享政权，以达到所谓的“天下为公”。在他们的影响下，宋教仁、张继、景耀月、陈其美、谭人凤等均持同一态度，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甚至鼓吹说，只有解散同盟会，才能“救党派分歧之中国”。⁽¹²⁾

但孙中山并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自国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于12月30日召开本部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严厉批判“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强调同盟会“必先自结合”，完全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时郑重宣布：“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期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¹³⁾表明他虽赞成同盟会改为公开的议会政党，但不同意取消同盟会名义，也不赞成马上改组的立场。其所以如此，据他自己讲，一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凡我同志，皆奔走国事，无暇顾及党事”；⁽¹⁴⁾二是为了避免“一党专制”。他说：“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席革命成功之事，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¹⁵⁾又说：“自己已执政权，倘又立刻组织同盟会，岂不是全国俱系同盟会，而又复似专利？”⁽¹⁶⁾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坚持存同盟会名义，暂不改组为议会政党，而只是加以适当的整顿。

孙中山整顿同盟会，虽然收到一定的效果，使宋教仁、张继等人放弃了“变名更署”的主张，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同盟会内，但却未能使多数同盟会员接受他的意图。会后不久，美旧金山同盟会会员伍平一便拟就《同盟会改组政党计划大纲》，函请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乘南京政府成立之机，速集各省及唬内外支部开全体大会，“宣布改组政党，植势力于议会，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准备”。并坚况主张：“不让异党标榜相异之政纲，致妨建立宪政之进行。”陈其美等人更是擅自主张将同盟会改组为“共和本党”、“军国党”、“共和党”等名称的政党。⁽¹⁷⁾在此情况下，同盟会本部于1912年1月在南京召开大会，黄兴、胡汉民（代表孙中山）以及各省代表均出席。会上，赞成与反对改组两派展开激烈争论，最后，赞成一派“占多数”，通过改组政党的决法，同时修改同盟会誓词为“推翻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并改选汪精卫为总理。⁽¹⁸⁾

但是，孙中山事实上仍不赞成遽尔改为政党，而汪精卫又不肯就职，所以大会之后，具体的改组事宜并未进行。是时，全国组党形势风起云涌，且对同盟会越来越不利。立宪派、旧官僚利用组党机会，加紧联合“非同盟党之力，以摧陷同盟党”。⁽¹⁹⁾加之袁世凯已就职北京，同盟会也须集结力量，以限制其行动不致逸出宪政轨道，促使孙中山等人深感同盟会“有重新团结之必要”，遂决定大加扩张，以形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

同盟会改组为议会党

3月3日，同盟会再次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其政纲第一条强调：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对此，其机关刊物曾发表文章解释说：所谓“完成行政统一”，即是“举凡内务行政、外务行政、财务行政、军务行政、司法行政，大权悉集于中央，各省行政悉受中央行政之制裁，有若心之使臂，臂之使指，庶不致混乱无章，茫无次序，乃足以收政治敏治之实效”，但同时又必须“于行政便宜上，划其行政权之一部分，让与地方之人，办地方之公益”、“以促进地方自治”。⁽²⁰⁾这就清楚地表明，同盟会虽承认袁世凯的统治地位，但仍企图通过“地方自治”来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以防止袁世凯专制独裁，危害民国。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正式宣布同盟会改组为政党。会后，同盟会党势大张，“趋势者多归同盟会，一日二、三千人”。⁽²¹⁾“不数月间，而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十八行省。”⁽²²⁾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党，这就为日后国会选举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改组后的同盟会也暴露出不少弱点和局限，最主要的是，随着组织的发展，“一班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纷来入党”，⁽²³⁾造成了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以致“纯粹的革命党”，“多变成了官僚派⁽²⁴⁾，”一般会员也“由铁血主义一变而为权利主义”，⁽²⁵⁾从而大大减弱了它的革命性。孙中山曾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民国已成。而反对革命之人，均变为赞成革命之人。此辈之数目，多于革命党何啻数十倍，故其力量大于革命党。乃此辈反对革命派——即旧官僚——一方参加革命党，一方反破坏革命党。”“中国的反革命派，聪明绝顶，不仅不逃避，反来加入，卒至破坏革命事业。”⁽²⁶⁾此外，还有一大批“新著同盟党籍者，未识前日艰难之事，势利所在，旦暮反复”，“同盟旧人亦为其所凌轹”。致使有的老同盟会员消沉下去，益无意于世事，有的“因不满所期另组他党”。⁽²⁷⁾

加之改组后的同盟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率领全党实现其政纲而进行有效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内部意见分歧不断。所以，当时同盟会虽为第一大党，但其革命性、战斗性和纯洁性却远不如秘密时期的同盟会，故孙中山称其还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²⁸⁾尤其是在同盟会改组后出任总务部主任干事的宋教仁，一心沉湎于西方的议会政治，不顾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更加积极地主张建立政党内阁，企图凭借革命的声势，掌握议会多数，运用政党政治，掌握内阁权力。他认为：“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因此，他一度打算“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²⁹⁾后来虽然没有离开同盟会，但始终想甩掉党内的激进派，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改组同盟会，使之放弃革命时的组织形式，适应议会政治的要求，成为从事议会活动的政党。

1912年5月，受控于袁世凯的共和党宣告成立，公开以反对同盟会为己任。6月，得到同盟会支持的唐绍仪内阁垮台。旋即，袁世凯任命陆征祥为国务总理，加紧炮制所谓的“超然内阁”。同盟会的处境日趋窘迫，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对政局的发展趋势以及所持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孙中山认为：“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均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效力的，即在此事。”⁽³⁰⁾“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不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弃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他主张不参与政治，以“在野”身份从事实业建设。黄兴在辞去南京留守府的职务后，同样认为“吾党从前纯带一种破坏性质，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³¹⁾而宋教仁则主张以同盟会为基础，“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组成一“强大真正之政党”，在政治上继续同袁世凯较量，并“图政治手腕制胜”。⁽³²⁾

7月，宋教仁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同盟会改组为一大党问题。记者黄远庸报道说：“同盟会改组事，宋教仁、胡瑛、魏宸组、谭人凤、刘揆一、张耀曾、李肇甫等，主之最力，屡次会议，皆无结果。”“昨14（次）会议，又经提议，此事由魏宸组君主席，宛转陈词，略谓为淘汰流品及融合新旧起见，不能不有此一着”，“而白逾桓、田桐等数人，即痛陈同盟会系数十年流血而成，今日当以生命拥护此名与民国同休，奈何提及改组，声势激烈”。⁽³³⁾但由于宋教仁居于领导地位，并一再说明改组为一大政党的必要性：改组便于联合他党，扩张党势；改组有利于竞选议员，争取国会多数席位，组织政党内阁。经过宋教仁等人的反复说服，终于决定改组。据黄远庸报道：同盟会改组，“实系遁初（宋教仁）一人主持”，而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宸组等，为之奔走运动，最后“改组事定”、“诸同盟会议员即亲附之，与之连名附于赞成改组之列”。⁽³⁴⁾

宋教仁等首先与以蔡锷为首领的统一共和党谋求合并。该党由于在陆内阁风潮中摇摆不定，受到北洋势力和共和党的指责，便转而与同盟会取一致态度，主张政党内阁。但谈判中该党提出了变更同盟会名义、废去民生主义、改良内部组织等要求。8月5日，以岑春煊为首领的上海国民公党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派代表到京表示愿意参加，除同意统一共和党三项条件外，还提出取消“男女平权”的要求。同盟会为了求得合并的成功，对于这些条件和要求，原则上一律加以接受，但坚持政纲中保护民生字样。这是岑春煊与国民党发生关系之始。7月，三党代表开会，就党名、党纲达成最后协议。同一天，在北京的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也派代表与会，同意加入合并。11月，五党代表集会，通过宣言，并于13日发表。宣言称：“吾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相与合并为一，舍其旧而新是谋”，“其名曰国民党”。⁽³⁵⁾25日，国民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宣告成立。会议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因其忙于筹办铁路事宜，又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使其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党魁。

国民党成立后，即发表《国民党宣言》和《国民党规约》，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为党纲，同时也明确提出了“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的主张。《宣言》指出：中国“既改国体为共和，变政体为立宪，然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共和立宪国者，法律上，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是故政党在共和立宪国，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立宪国，实可谓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亦可谓为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政党“苟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而贯彻国利民福之思想，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责任内阁，“吾党以求完全共和立宪政治为志者也”。⁽³⁶⁾

民元国民党的“内阁政党化”

国民党成立后，党员人数激增。宋教仁、黄兴等人还施展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到处吸收党员，以求壮大行色。黄远庸在其《政谈窃闻录》中谈到此番情景时说：“南方不知何如，若北京则几成为党人党事之世界矣。每逢政客谈话，每一时间，不知须用若干党字，闻之耳中生障”，“国民党之拉诱党员本领极大，魄力极雄”。⁽³⁷⁾黄兴于9月初到北京后，竟当面劝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并许以推为党的领袖。袁将此事当成笑话告诉杨度，并云：“假如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制，我也可以做革命党，你也可以做革命党。”黄兴又邀请杨度入党，杨回答说：“你们哪一天放弃责任内阁制，我就哪一天入你们的党。”不仅如此，黄兴还邀请袁世凯手下的头目赵秉钧入党。赵请示袁，袁令其加入为内线。其实，赵根本不知政党为何物，他自己曾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的，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看的，也有搁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³⁸⁾

9月22日，袁世凯向临时参议院举赵为内阁总理，黄兴尽力为其疏通，终得顺利通过。此后，袁世凯大造舆论，说“赵秉钧是国民党的党员，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黄兴又遍说各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于是司法总长许世英、农林总长陈振先、工商总长刘揆一、交通总长朱启钤等皆入国民党，使此届内阁有“国民党内阁”之称。而实际上它完全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真正的国民党要员并没有入阁，故时人讥之为“内阁政党”。它与国民党所追求的“政党内阁”迥然不同，民元国民党的“内阁政党化”，实际上表明前同盟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已与前清立宪派合流，进入袁世凯模式权力结构之中，站到了这一权力结构关系中的在野派一边。袁氏利用“内阁政党”来为自己的统治出力，国民党则借此扩张党势。而地方上的一些旧官僚和保守派分子并不了解其中的内幕，误以为袁氏采取亲国民党路线，于是或投入国民党，或同情国民党，或不敢再视国民党为敌，这对其后国民党竞选国会议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不仅国民党的组织大发展，而且其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又明显上升为多数派地位。据统计，国民党成立前，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约计98人，其中同盟会籍议员30余人，共和党约40人，统一共和党约20人。国民党成立后，该党议员增至54人，共和党籍议员则降为38人，民主党10人，无党派者5人。⁽³⁹⁾所以宋教仁曾满怀喜悦地写信告诉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⁴⁰⁾但实质上，其革命精神更为减退，如将“实行民生主义”改为含糊的“采用民生政策”，将“力谋国际平等”改为毫无斗争意义的“保持国际平和”，又不顾女同盟会员的反对，取消了“男女平权”的条文等等。所以吴景濂等人在致岑春煊的电文中非常得意地说：国民党“名虽合党，实系新造”，“同盟会牺牲一切，从我主张，尤为难得”。⁽⁴¹⁾

进入民元国民党的新伙伴

为便于了解民初政党的产生和演进，及其此后在议会政治中的发展变化，兹将并入国民党内的其它政党略述如下：

统一共和党，1912年4月11日成立于南京，系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而成。其中，共和统一会成立最早，于1911年12月由景耀月、陈其美、胡瑛等同盟会员和前清立宪派张謇、赵凤昌、伍廷芳等人联合发起。国民共进会的全称是“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于1912年1月由褚辅成、殷汝骊、沈钧儒等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发起。政治谈话会是由同盟会员刘彦、彭允彝等人发起组织的，成员多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三个政团均以实现“完全共和”为根本任务，又都主张“绝对统一制”和组织所谓健全的大政党。因此，随着全国组党高潮的出现，也开始谋求合并，另组新党。

在此过程中，同盟会重要分子景耀月所起作用最大，云南都督蔡锷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并被拥为最主要的发起人。该党成立时，选举蔡锷、孙毓筠等为总务干事，殷汝骊、袁家普、彭允彝等人为常务干事，景耀月、吴景濂、沈钧儒等20人为参议，褚辅成等25人为特派交际员。该党宣称“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共有政纲12条，主要内容为谋求中央统一；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发展交通；实行军国民教育；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等等。⁽⁴²⁾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后，其本部也相随移京。经角逐，该党议员吴景濂、谷钟秀被选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和全院委员长，并由此而成为该党的实际领袖。在参议院，它以“第三党”相标榜，声称与同盟会、共和党两党“无所偏持”，一切“以调和为主旨”，⁽⁴³⁾专意“融洽两党之感情，措国家于安全之地位”，“绝无把揽政权之思想”。⁽⁴⁴⁾而实际上为发展党势，它时而附和于共和党，时而转向同盟会，一切均视其自身利益为转移。故后来舆论普遍指斥其为“反复无常的党”，是“混杂的官僚派”，⁽⁴⁵⁾实为朋党性质。

国民共进会，1912年2月由王宠惠、陈锦涛、徐谦、许世英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推举伍廷芳为会长，王宠惠为副会长，主张以“完成健全共和政体”为目的。政纲主要有尊崇国家主义；反对政治复古；筹备平民生计；振兴工商实业；同化五大民族等。⁽⁴⁶⁾重要会员有金兆丰、罗文干、陈锡恩等人。其中有些是清末的“官僚党”和立宪党人，如金兆丰、牟林等人，本是以劳乃宣为首的“帝国宪政实进会”成员；林志钧、江辛等人本是“宪友会”成员。该党成立后，以“纯粹政党”相标榜，主张把发展方向放在西北。由于王宠惠、徐谦、陈锦涛、许世英诸人均为唐内阁成员，所以该党在政界拥有一定的势力，自认可与其它政党争雄天下，故此“雄心勃勃”地极力谋求成为“极大政党”。唐内阁垮台，王宠惠、徐谦等相继辞职，该党亦陷入艰难的境地。

共和实进会，1912年2月由晏起、董之云、许廉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该党以切实“监督行政，补助立法”为职责，“既无依榜，亦无范围，有话便说，有事就办”，⁽⁴⁷⁾是个不满百人的小党，推举王宠惠为领袖。随着政潮迭起，政见逐渐转向“政党内阁”，与同盟会取一致行动。

国民公党，原称“中国共和研究会”，1911年11月由夏廷桢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其目的在于“邀集吾国之绅商学界、报界同志诸公，与熟悉中西法律专研家共同研究”，“随时讨论先进国之共和机关，编译宣布”，“以启民智，为中国前途，力求幸福，将专制积习自然消弭于无形，而达共和目的”。1912年3月，该会宣布改称国民公党，推举岑春煊、伍廷芳、程德全为名誉总理，王人文为总理，温宗尧为协理。宣布“本党宗旨在组成健全政党，制造真确舆论，巩固民国基础”。⁽⁴⁸⁾政纲主要是实行平民政治；尊重法律，保护人权；提倡国民外交等。⁽⁴⁹⁾7月，国民公党在上海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随后即决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以谋扩张党势。岑、伍、程虽为理事，但不主持党务，党魁实为王人文与温宗尧。

宋教仁的悲剧

1913年，国军党以较大的优势在选举中取得胜利，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然而，就在宋教仁满怀政治抱负赴京组织国民党内阁时，袁世凯派人于3月20日夜将其刺杀于上海的沪宁车站，宋自知伤重难愈，嘱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望其：“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⁵⁰⁾翌日晨，临终前的宋教仁嗟叹：“我调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说明他至死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本质，没有懂得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其悲剧性所在，是因为他既要与袁世凯争政权，又不敢、甚至没有去认真思索动用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是把胜利的希望单纯地寄托于合法的议会运动上，而不顾中国社会根本不存在实施议会政治的条件，试图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并且把民主、共和这些纸面上的徒有其表的东西当成了现实的存在，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然后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就决定了除悲剧之外，又焉会有其他？正如马克思分析当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秩序党时所说的：“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⁵¹⁾更何况当时中国的议会民主只是一种假象，连存在的基础都没有呢？

宋教仁的被暗杀，充分证明了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虚幻性。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这一经历，留给了现实中的人们无尽的思考。

（刘景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

【注释】

(1)善哉（丁世峄）：《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第1期。

(2)谢彬：《民国政党史》，第4页。

(3)《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

(4)《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

(5)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第48－49页。

(6)《龙浩池致陈其美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1页。

(7)《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www.xing528.com)

(8)《致张继、于右任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87页。

(9)《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10)《神州日报》，1911年12月10日。

(11)《章太炎之消弭党见》，《大公报》（天津），1911年12月12日。

(12)《民立报》，1911年12月12日。

(13)《同盟会本部改定暂行章程并意见书》，《天铎报》，1912年1月2日。

(14)《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

(15)《共和民主两党宴孙中山先生记》，《宝山共和杂志》第5期，1912年12月。

(16)《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0页。

(17)参见1912年1月21日、1月29日《民主报》，1912年2月2日、3月28日《天铎报》，1912年7月13日《民权报》等。

(18)参见《胡汉民自传》，胡称因孙中山“方综国政，不宜兼摄党事”，故改举汪总理。

(19)《汤觉顿致梁启超书》，未刊稿，北京图书馆藏原件。

(20)百砺：《本会政纲第一条说明》，《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1912年。

(21)龚味荪：《自叙革命历史》、《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05页。

(22)《中国同盟会滇支部全体公启》，《天南日报》（昆明），1912年8月19日。

(23)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

(24)《时报》，1912年5月22日。

(25)《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1912年。

(26)《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4页。

(27)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52页。

(28)《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1页。

(29)《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0页。

(3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页。

(31)《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0页。

(3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06页。

(33)《远生遗著》卷2，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8页。

(34)《远生遗著》卷2，第152－153页。

(35)《国民月刊》第一卷，第1号。又，北京的全国联合进行会不久也加入，因而又称六党合并。

(36)《国民月刊》，第1卷第1号。

(37)《远生遗著》卷2，第151页。

(38)同上，第155页。

(39)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人数有不同的统计结果，此处从《世界年鉴》，1913年版，第339页。

(40)《宋教仁集》下册，第419页。

(41)《太平洋报》，1912年8月14日。

(42)《统一共和党规约》，《民立报》，1912年3月10日。

(43)《大公报》，1912年6月30日。

(44)《平民日报》，1912年9月1日。

(45)《大公报》，1912年7月30日。

(46)《京津时报》，1912年4月14日。

(47)《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

(48)《民立报》，1912年4月21日。

(49)《民立报》，1912年5月17日。

(50)《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

(5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