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乡接合部和谐发展研究成果

4．1　城乡接合部和谐发展动力的内涵

4．1．1　市场力

市场力的作用机制分为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其中动力机制表现为市场力的作用，是以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以及产业的升级。

4．1．1．1　集聚与扩散

集聚与扩散作用的理论基础是空间相互作用机制。空间相互作用包括货物、人口、货币和信息在地域间的流动。城区与郊区属于同一城市的两个地域单元，虽然城区与郊区在空间上是紧密联系的，但城区与郊区间各种资源的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职业结构要求、资金以及信息拥有量等存在差别，两者形成互补。城区与郊区间存在的差异和互补是诱发城区与郊区间货物、人口、货币和信息等要素不断流通和往来的重要原因，对促进城区与郊区不断融合起到重要作用^［86］。在城乡接合部内部集聚效应的产生与产业选址有关。不同产业对选址的需求不同，第二产业的选址影响因素较多，但主要集中在经济性、交易成本、创新潜力三个层次。城乡接合部资源型产业靠近原料产地，而与农业关联性强的初级加工产业其选址则靠近农产品产地，其他类型产业考虑到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市场关联、贸易成本等要素多选址在街道、县城或者是发展条件较好的城镇。在市场力的作用下，产业集中将继续产生规模效应，所产生的知识溢出也将继续向外围地区扩散。当集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扩散作用也将逐渐与集聚效应相平衡。区域的各类要素将呈现合理化的流动趋势。产业的集中也将带动人口、资金、信息的集中产生区域的联动效应。

城市与城乡接合部之间并非简单的仅仅存在城市的扩散效应。根据瑞典经济学家Gunnar 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在城市通过创新活动的扩散带动边缘地区增长的同时，极化效应使得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受差异吸引而由边缘落后地区向中心发达地区回流的现象，也在阻碍边缘地区的增长，使之付出发展的代价。不过，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的力量对比在不断变化，这些变化会导致整个系统做向上或向下的累积运动。大城市周围的城乡接合部在扩散作用下，不断接受城市中心扩散出来的人口和产业，同时，这一地区也是外来人口在城市极化作用下聚集的地域，城乡接合部成为自内向外的扩散与自外向内的聚集相交会的地带^［87］。

4．1．1．2　产业升级

1．产业升级推动

市场机制的推动力还表现在产业升级对区域结构的推进，即产业由低等级的价值链向高端的升级。城市化的动力因素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动力结构。西方经典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三产化。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力，提供充足的剩余食品供城市居民消费，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城市化提供了剩余产品和人口来源，是城市化的前提条件。工业化推动现代城市化进程，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促进大量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也造就了大量新兴的工业城市。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工业朝着自动化、标准化方向转移，劳动密集型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业部门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时代已告结束，城市发展对工业发展的依赖程度减轻。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迅速，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和产业升级趋势显著。但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仍然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第三产业主要为工业和城市提供服务。工业发展、分工与联系对第三产业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城市的扩大为新产业的成长创造了条件。目前，在传统的商业、餐饮业、交通等行业繁荣的同时，信息服务、咨询、旅游等行业发展极其迅速。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成为工业化之后城市化发展的动力。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取消了城市中第二产业创造的财富，第三产业将迅即枯萎”。产业结构升级将驱动城乡区域空间的重构。不同的产业发展水平对地域拓展的驱动能力不同。随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向信息技术密集型过渡，城镇间、城乡间联系也越来越紧密^［88］。

2．产业结构空间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是指一定区域内各产业的组合状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比例关系。在城市化发展的早期，区域内的第二、三产业在空间上向城区聚集，城乡接合部成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布局区域。在此阶段，城区二、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城乡接合部为其提供劳动力、农产品等要素支持，这是一种郊区第一产业支持城区第二、三产业发展的状况。同时，城区生产的产品除投放在城区内部市场外，也投放到郊区市场，城区为郊区提供农业生产以及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产品，郊区则为城区提供市场空间。这在城市化发展早期，城区与郊区产业结构的组合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城区与郊区互动。在郊区城市化以及逆城市化时期，城区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冶金业、能源业、化学工业、建材业等行业，由原来的聚集高效益转变成“聚集经济不景气”。为顺应产业结构空间演变的规律，须对这些不景气的行业进行异地重建。郊区由于各方面条件都符合要求，则成了这些行业的“新家”。以往城区布局的产业搬到郊区，对城区和郊区的产业结构都产生巨大影响，直接后果导致城区第二产业比重下降，郊区第二产业比重则相应上升。表面上看，似乎城区的产业结构将出现“空洞”，其经济水平将受挫，而郊区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但事实上，此“搬家”的举动既为城区大力发展传统和现代第三产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为郊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兴起提供了良好机遇。在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阶段，这种城区产业外迁为郊区工业、城市发展提供产业支持，郊区接纳城区不景气的产业部门，为城区发展第三产业提供机遇的产业互动机制。目前，中心城市外围的城乡接合部发展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正处在形成产业集群的过程中，城乡间联系呈现较为松散的状态，在市场力的推动下产业将逐渐具备向高层次跃迁的可能性。但这要建立在产业链进一步延伸与关联的基础上。因此城乡接合部产业链应向农业和第三产业延伸拉长产业链，产生产业链的网状联系，以此促进城镇化进程^［89］。

4．1．2　政府力

政府力以区域整体利益优化为发展目标，以政策制定与实施为调控手段。由于市场力的自发性以及竞争产生的不经济，需要政府通过对市场力的适当引导，促进区域的整体联动，优化城乡发展。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制度应居于核心地位。制度对区域经济的制约和促进作用表现为通过一系列的规则，界定、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同时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及制度的创新，将为城乡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从而构成发展策动力。

4．1．2．1　制度与政策作用

1．计划经济的制度与政策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东欧学者认为城市化不足是社会主义政府寻找和获取的外部政策目标。Maoxing Ran和B．J．L．Berry应用Tolly模型证实城市化不足贯穿中国改革开放之前。C．Fan认为经济因素是促进城市增长主要决定因素的总结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与否并不清楚，制度因素在中国城市体系形成中扮演关键角色。Sen-Dou Chang将中国城市规模曲线与西方正常曲线偏离归因于中国过去35年执行的城市化政策，即将省作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因此，改革开放前，城市化的供给远远低于它的需求。生产要素由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城市化具有典型的自上而下特征。以省为单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国家投入，全部流向国有经济，全部用于基本建设，城乡壁垒分明，以城市地域经济和人口集聚而呈现的扩展型城市化类型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在这一时期，除了政府组织的人口迁移外，人口流动性很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新的工业城市的建立。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城市化投资主体，作为宏观调控者，政府制定的各项宏观政策、发展规划和与之对应的政策、措施、资金投入，仍然有力地推动城市化发展^［90］(见图4—2)。(www.xing528.com)

图4—2　计划经济体制与自上而下城市化机制示意图

2．制度创新

1978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农民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释放，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业剩余资本、剩余劳动力、剩余产品与土地转化相结合，在短缺经济强大的需求市场条件下，在城乡隔离状态仍然严峻的发展环境中，“离土不离乡”，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与农业用地的非农转换紧密结合，但缺少人口迁移的空间转换过程，建立了极具活力的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的成功发展壮大，启动了与小城镇经济腾飞的互动过程。进入90年代，由于经济的集约式发展，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和人们对规模经济、聚集经济的重新认识，以及区域城市化整体发展的推动(这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城市群发展地域尤其明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与地域转换密切结合，农业用地的非农转化与城市景观的塑造紧密结合，小城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乡镇工业化主体、主导产业、企业特征发生根本性变化，乡镇企业的调整提高是自下而上城市化下的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和人口向小城镇集聚即空间转移过程加快，从而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及在全国城市化中的地位(见图4—3)。

图4—3　制度创新与自下而上城市化动力机制示意图

4．1．2．2　经济制度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资源、人口、产业、交通、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但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新制度经济学家以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又一支柱，制度至关重要。资源、人口、产业、交通以及市场等因子，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因此，制度为中心城区、城乡接合部发展提供了框架，资源、人口、产业、交通、市场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才能在城乡接合部发展中发挥各自的功能，才能协调好彼此间的关系，共同促进城区与城乡接合部互动和发展。

4．1．3　社会力

社会力是指历史积累的随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各种风俗习惯、文化、技术等。在城乡发展的动力层面表现为技术进步与文化观念的传承。

4．1．3．1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主要包括交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二者共同改变了区位的概念内涵，使得不同区域要素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交通技术的发展使时空观念发生了变化，加快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动速度，是产业选址的重要考虑因素。交通网密度较高的地区要素流动也更为活跃，发展机会也较多。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信息传递的时间与成本。在产业内部，生产部门与管理部门借助便利的信息联系，在空间上产生分化，即附加值高的产业或部门集中在信息大量集聚的地区，而低附加值的产业及部门则集中在资源、劳动力密集地区。信息技术也使城乡文化不断向农村地区传播。在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协同作用下，产业与人口逐渐由向大城市集聚转变为向城乡接合部与小城镇集聚。技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消减了区域内的区位差异。

4．1．3．2　文化传承

文化与观念具有传承性，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随着产业的升级需要大量具有高素质从业人员。文化与观念的传递将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的结构升级。产业价值链中价值较高的部门多是创意、营销等部门。引进先进的文化与观念可提升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将文化与观念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从而提升产业在区域价值链中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