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乡接合部和谐发展的研究动态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1．3．1　国外研究动态

1．3．1．1　城乡接合部研究

20世纪30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了对城乡接合部问题的研究，但深入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才有较大发展。概括起来，国外关于城乡接合部的研究是从以下两个侧面展开的。

一是以生态学、环境学、地理学等学者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从自然景观、生态环境演化入手展开的研究。1936年，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斯(Harbert·Louis)从城市生态学的角度研究了柏林的城市地域结构，并首次提出了城市边缘带(Urban Zone)的概念。之后，一些学者基于对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恢复，对城市边缘区的形成、演化机制、边缘效应及人类调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Captenter，1935;Wiens，1985; Deleourt，1987;Holland，1991;Hansen，1992;F．Dicastr，1992)。

二是以城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等学者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针对城市和乡村发展及人口、产业和各项设施布局日益在城乡交错区(Urban rural fringe)汇集而出现的各种问题，展开了城乡交错区研究(Wehr Wein，1942;Golledge，1960;Conzen，1960;Anjana desal and Smita sea Cupta，1987;Pacione，1990)。

有些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边缘区域的土地利用方面，其中以Von Thunen、Wlliiam Alonson、Robert Sinclair等人的研究为经典和代表。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Von Thunen系统地研究了土地区位与地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虽然其研究农业土地利用，但所揭示的城市周围地区在距离因素作用下土地利用所呈现出的地域分异规律，是城市边缘地区土地利用研究最为经典的理论，被学术界称为“杜能环”^［7］;美国经济学家William Alnoson在Von Thunen区位理论的基础上又融入R．V．Ratcliff、Martin J．Beckman等著名土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土地价值模式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更深入地解释了“杜能环”的形成机制;另外美国地理学教授Rboert Sinclair通过多年对美国中西部城市周边土地利用的调查与研究，对Thunen区位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形成了系统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他的研究(Robert Sinclair，1964;Rboert Sinclair，1967)表明:现代城市周围地区的土地利用具有明显的动态性特点，城市扩展对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具有复杂而深刻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①由于城市土地价格远远超出农业土地价格，随着城市扩展，城市建成区边缘作为城乡土地竞争激烈的地区，总是城市用地最终取代农用土地;②在城市化即将发生的地区(短期内)，土地价格会明显上升，土地被开发商与投机商所购买，或者原土地所有者直接转为投机者;③在土地可能转为城市用地的地区(长期内)，土地价格同样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一般不会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农场主会继续从事农业活动或者农业活动类型，但总有一种城市化期望在不时地影响着他^［8］。Rboert Sinclair的研究成果是关于城市边缘地区土地利用的现代理论，他所提出的模型及其在城市的周围划分的五同心圆环带比较充分地考虑了现代城市化规律及城市边缘地区的特点。

三是城乡关系研究学者针对大城市急剧膨胀的现实，对边缘区(fringe)、内缘区(inner fringe)、乡村—城市边缘区(rural-urban fring)、城市阴影区(urban shadow zone)、城市远郊区(exurban zone)和市区外缘区(urban fringe)展开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大城市不断向外扩张，随之而来的土地竞争、土地利用冲突、环境污染日益明显，孤立的城市问题和乡村问题研究已难以适应社会的要求。为此，奎恩(Queen)和托马斯(Thomas)开始对“大都市区”(meotrplitan region)，G·S·威尔文(G．S．Wehrwein)对“城市乡村土地转换区”(urban/rural conversion)，R·G·果勒杰(R．G．Gollege，1950)对“无人地域”，G·A·威锡克(G．A．Wissink)对“大变异地区”，R·T·普里尔(R．T．Pryor)对边缘区不连续的土地利用形式，J·W·R·威迪汉德(J．W．R．Whitehand)对“城市新区(urban new tract)”，T·C·茹哈列维奇于1985年对“城乡融合先锋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拓展了城市和乡村问题研究的领域。近年来，城乡经济联系(Hughes and Holland，1994)，城乡土地转换及管理(Pond and Yeates，1993;Canlas，1993:Bhadra and Brandro，1993;Ferguson and Khna，1992;Sigh and Pandey，1992;Gengoje，1992)等研究受到了广泛重视。

1．3．1．2　相关理论研究

1．可持续发展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层、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9］。可持续发展包含两个基本要素:“需要”和对需要的“限制”。满足需要首先是要满足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对需要的“限制”主要是指对未来环境需要构成危害的限制，这种能力一旦被突破，将危及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如大气层、水体、土壤和生物。决定这两个要素的关键是:①收入再分配以保证不会为了短期存在需要而被迫耗尽自然资源;②降低穷人对遭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暴跌等损害的脆弱性;③普遍提供可持续生存的基本条件，如卫生、教育、水和新鲜空气，保护和满足社会脆弱人群的基本需要，为全体人民特别是为贫困人群提供发展的平等机会和选择自由。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及发展问题，简称PRED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人类应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损害他人和后代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保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个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同样拥有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负的责任，并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水准。

2．城市化研究

国外对城市化的理解主要分欧美学派与苏联学派。美国学者沃纳·赫希在其《城市经济学》中将城市化定义为“从以人口稀疏并相当均匀遍布空间、劳动强度很大且个人分散为特征的农村经济，转变为具有基本对立特征的城市经济的变化过程。”而日本学者山田浩之则认为城市化的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基础过程中的城市化现象;另一个是在社会文化过程(或上层建筑)中的城市化现象^［10］。苏联学者对城市化的理解主要有:①把城市化理解为城市和城市居民在数量上增加的趋势，以及城市居民点在国家生活中作用提高的趋势;②认为城市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指城市的增加和城市在国家生活中作用的提高;广义指各种城市活动的集中、加强、分解，人口分布的新形式与空间结构的形成，具有特殊的交际方式、文化和价值观等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城市化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加丰富。城市化就是人类生产、生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分散式向集中式的转变^［11］。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The Asina Development Bank， 1996; TheWorld Bank，2000)认为，由于城市化具有产业聚集效应，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城市地区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12］。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是整个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代表了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从大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的一种离心分散化过程，根据P·霍尔的城市变动模型，城市中心区出现人口负增长是城市郊区化的典型标志^［13］。城市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外沿。从横向上来看，城市化包括了物质层次和文化层次两个方面;从纵向上来看，城市化包括了内化、优化和外化三个阶段。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是城市化的本质要求和最高目标。除经济因素之外，制度也是影响城市化动力的重要因素，政策的调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城市化缺陷，城市化的和谐发展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的制度设计^［14］。

3．现代化理论

19世纪中期的社会进化论对现代化理论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5］。社会进化论认为社会是发展进化的，而这种发展进化又是经由一定阶段实现的，这种观点在现代化理论中相当普遍，最典型的就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此外，还有帕森斯的人类发展三阶段的观点;分化与整合是分析现代化的中心内容。帕森斯指出，社会与文化的进化与有机体的进化一样，是通过变异与分化实现的，并由此实现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而分化则必须与重新整合相配合。斯梅尔塞则指出:“发展是分化与整合交替进行的结果。”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许多特点是与社会分化分不开的，其中，社会分化最重要的作用是使那些专门化的单位能更有效地发挥公共功能。由于进化论解释了19世纪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许多现代化研究者认为能用进化论来指导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4．一体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城乡关系的产生是农业和工业分工的结果，农业是社会分工和其他经济部门独立及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对农村和农业的拉动作用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条件;通过发挥城市聚集经济的集聚和扩散作用，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城乡融合，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佩鲁、缪尔达尔、赫希曼和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都把城乡联系看成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一种联系，强调以城市为中心、资源要素从城市到乡村的流动来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这些理论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城乡分离的社会大分工，使城市和乡村的协作关系笼罩上了城市中心论的阴影，长期以来城市聚落和乡村聚落相互分离，形成两个社会地理空间系统以及两个经济空间系统。西方城市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可城乡关系的最高阶段将走向城乡一体化^［16］。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思想，为城市一体化理论指明了方向。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描绘了城乡一体化的美好蓝图。麦吉于1989年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区域Desakota(也译为灰色区域)等。它既不是传统意义的乡村，又不是通常意义的城市，而是聚合了乡村与城市特征的一种新型空间形态。麦吉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区域具有以下几点特征:人口密度高，城乡联系紧密;农业活动和非农活动混杂;各种用地方式高度混杂;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人流、物流频繁;跨越行政区划界线。“城乡一体化区域”是一种既非城市又非农村，但又既是城市又是农村的各种城乡构成要素在一定地域空间高度混合而形成的特殊空间结构与形态。

5．城市精明增长研究

率先提出“精明增长”蓝图的城市——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认为，精明增长试图重塑城市和郊区的发展模式，改善社区，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1994年美国规划师协会(APA)提出“精明增长”的发展方式，认为其主要目标在于帮助政府把那些影响规划和管理变动的法规条例更加现代化，在立法方面协助和支持政府的工作。而1997年马里兰州州长格兰邓宁提出了“精明增长”，初衷是建立一种使州政府能够指导城市开发的手段，并使政府财政支出对城市发展产生正面影响。精明增长理论包含三个相互关联问题:发展的密度，土地使用空间的划分和缺乏交通方式选择。第一类问题的对策是实施对城市扩张发展的牵制政策;第二类问题的对策包括混合土地使用和创造有吸引力的公共场所;第三类问题的对策包括混合土地使用和创造交通运输和步行友好的环境。这些对策的落实措施包括:集中和分散就业和服务设施、增加步行的可达性、建设集合式而非独立式住宅及混合土地使用模式^［17］。

6．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芒福德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芒福德推荐亨利·赖特所主张的通过分散权利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regionalentities)。在区域形态上，芒福德也推崇亨利·赖特及克拉仑斯·斯坦因的区域规划思想和“区域城市”(regional cities)理论。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城乡融合设计”的概念，试图通过建立一个超越城市、农村界限的“人类经营空间”，产生一个“与自然交融的社会”，即“城乡融合的社会”。

7．社区发展研究

“社区”的主要含义从一种“社会类型”转向“地域社会”，在今天则多指“社会组织”或“社会网络”。在19世纪中后期的工业革命中，大规模商品生产开始出现，通讯交通日益便利，一些商人和经济组织进行跨地域交易，其他人也增加了横向的水平流动，日常活动超出原来的地域社区。一些社会科学家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变化意味着产生了不同的身份关系与社会关系。亨利·梅因提出“地位”与“契约”概念，H·斯宾塞提出“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理论，E·迪尔凯姆提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理论。腾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说明了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并将“社区”定义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然而，工业化城市社会本身也是一个重组和发展的过程，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开始更加关注城市社会的群体组织和内部分工，以及城镇、城市、城市区、城市带、郊区等不同社区的形态和接替，因而地域性社区(群体)成为20世纪前期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18］。

1．3．2　国内研究动态

1．3．2．1　城乡接合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大城市的迅速发展，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逐步形成了一个较明显的交接地带。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规划机构和土地管理部门结合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工作开始了城乡接合部、城市边缘有关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79—2008年内进行跨库检索，输入检索词“城市边缘区”有博士论文3 篇;检索词“城乡接合部”有硕士论文37篇;检索词“和谐发展”有博士论文9篇，其中以城市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共2篇，其余为社科类研究;检索词“城乡协调发展”有博士论文2篇;检索词“城乡一体化”有博士论文1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2008年跨库检索，检索词“城乡接合部发展”有论文6篇;检索词“城市边缘区”、“城乡接合部”有研究论文50篇。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我国对大城市边缘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特征、土地利用、形成演变机制、界限划分、产业布局、资源利用、问题与对策等方面(顾朝林，1988;杨秀珠，1988;严重敏，1989;俞兴泉，1989;崔功豪、武进，1990;张明，1992;顾朝林，1995)。其中，较早注意城市边缘区的政府文件是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局(1988)制定的《广州市关于城乡接合部管理范围的意见》。对城市边缘区研究较早的是俞兴泉，1989年他在对洛阳市的城建、工商、政法、文卫和计生等部门调查的基础上，写了一份关于城市边缘区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城郊分管是城乡接合部问题产生的根源。之后，崔功豪、武进(1990)以南京市为例，探讨了我国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结构等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破坏并存这一现象的出现，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进行研究，认为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不仅包括城市边缘区或郊区，而且应包括乡村边缘区等更大的范围(陈佑启，1995);它是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和农村生态经济系统的交接带，是一个独特的、完整的生态经济系统(张安禄，2000);城乡发展中产生的形形色色的问题都可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失衡，城乡空间生态规划的目标导向必须结合城市空间发展特征，强调生态效率、生态活力与生态稳定的统一(杨培峰，2002)。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大城市边缘区域的研究热点转向了土地管理和可持续利用问题。代表性的研究有: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和基于时间序列的最小二乘法预测模型，对广州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状况进行了预测研究，认为今后城市发展将更注重于功能和内部结构的合理配置(张新长等，2002);将经济、环境的预警方法引入耕地预警研究中，运用统计法和模型法对城市边缘区耕地数量变化的预警问题进行了探讨，从控制人口数量、开源与节流并重、调整农业结构、对农地实行使用管制、完善农地使用制度等方面探讨了城市边缘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彭补拙等，2001)。此外，其他学者(陈浮，2001;梅的，2000;赵军，2000;韦素琼，2000;周省路，1999)也从不同角度对大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一些学者(晋秀龙，2000;刘洁，2000)则研究了边缘区的土地利用模式。在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研究中，遥感技术和GIS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范泽孟，2002;陈浮，2001;巴雅尔，2000;王浒，2000;章文波等，1999)。

有学者从空间、定性、形成、综合等方面对城乡接合部概念进行界定(黄公元，1998;陈怡、潘蜀健，1999;王国强等，2000;徐晓霞，2001;金平，2001;杨向荣，2001)。任荣荣、张红对城乡接合部界定方法进行了研究，利用文献综述法，基于已有的研究，给出城乡接合部的界定原则，并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尝试建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城乡接合部的界定方法。

城乡接合部土地利用研究主要有: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调研组研究提出城乡接合部是土地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具有隐形交易、非法交易量大、交易秩序混乱的基本特征。张增峰、黄克龙认为城乡接合部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形成恶性扩张;耕地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质量日趋恶化。宗家峰等认为城乡接合部土地利用具有过度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城乡接合部土地利用演变趋势使耕地锐减，不断被蚕食;土地利用性质不断变化，结构日趋复杂。陶陶等认为城乡接合部用地类型转换快，建设用地比重大，增长迅速;城郊生态农业在城乡接合部的农业用地中占主要地位。城市型用地和农村型用地犬牙交错，用地矛盾突出，赵自胜、陈金研究了城乡接合部规划问题，王树良等认为城乡建设与农业生产争地的矛盾比较突出。杨曙霞等对城乡接合部建设用地规划机制、建设用地扩张、土地征用问题进行研究。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建设部科学技术司《城乡接合部管理与卫星镇规划建设的调研报告》认为，城乡接合部改造与卫星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规划不到位，管理不到位，法律、法规不健全，对农民利益保护不足，对生态环境考虑不足等。

城乡接合部经济发展战略实证研究主要有:(王锁娥)城乡接合部在西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唐焕文、王卫)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案例，对城乡接合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进行研究。黄公元对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进行研究。(张雪松、傅云新、周筱芳、戚本超等)对北京、沈阳、广州、重庆市城乡接合部分别进行实证研究。

针对城乡接合部和谐社会研究主要有:中共济南市委党校课题组、迟兴臣、杨向荣、岑生挺等从不同的视角对城乡接合部社会治安及稳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有:研究城乡接合部社会稳定的意义;城乡接合部犯罪的特点;城乡接合部社会稳定问题原因的分析;实现城乡接合部社会稳定的思路与对策。贾恭惠、王绍华、童彩根《城乡接合部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研究》认为城乡接合部必须在国家征地制度的变革、城乡利益结构的调整、街乡行政管理组织制度的变革、户籍管理方式的转变等方面求得突破，以维护城乡接合部的社会稳定，进而构建和谐社会。张劲松、张磊《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利益冲突与和谐路径选择》认为城乡接合部是城市持续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源，也是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城乡接合部地区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其调和途径主要是实现城乡职能的一体化、城乡空间规划的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体化和城乡文化教育的一体化。

国内关于西安城乡接合部的研究主要有:王锁娥(2001)对城乡接合部在西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提出了城乡接合部在西安经济发展中的七大特殊功能，认为西安城乡接合部发展有融合性、过渡性、动态性、复杂性四个特征，提出了城乡接合部在西安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具体建议。关欣硕士论文(2006)对西安城乡接合部建设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

1．3．2．2　和谐发展研究

当前，和谐发展研究主要涉及和谐发展的基础理论、城市和谐发展、农村和谐发展、城乡和谐发展、政府与和谐发展、城市规划与和谐发展、区域和谐发展、经济与和谐发展等方面。

1．和谐发展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有和谐发展的内涵、特征、路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谐发展观、和谐发展的评价等。葛守昆(2007)提出和谐发展的深刻内涵是发展所涉及的人以及各相关方面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和相互维持的过程、状态及结果，是人对发展的一种感受和评价。发展作为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以人为动力的行为，必须充分顾及人在发展中的真实感受。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否和谐主要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19］。李砚忠(2007)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理论界围绕为什么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关系这四个方面入手展开了一系列论述。康渝生(2006)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反映了完成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透视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理论新境界^［20］。刘长明(2002、2005)提出了和谐发展观的概念，认为由谋生性发展、增长性发展到可持续发展再到万物互动共生的和谐发展，是发展理念的根本性变革^［21］。靳涌韬等认为和谐的特征是:共生性、良序性、低耗性、愉悦性^［22］。李海波(2006)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某县进行评价应用^［23］。李典军研究认为发达国家中的大国与小国的和谐建设路径是不同的^［24］。

2．城市和谐发展(www.xing528.com)

李京文(2006)认为城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心和重点地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是以和谐的城市为基础^［25］。毛力熊等(2008)提出上海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机制是尽快出台各种有关民生方面的政策法规，从制度化方面加强和谐社会的支撑机制建设^［26］。侯立兵等(2007)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因子对于构建和谐城市大有裨益^［27］。王佳吾等(2005)认为小城镇是城乡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加快城市涉农服务功能建设、城乡交通信息网络建设、小城镇自身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进行多渠道筹集小城镇建设资金，是推进小城镇建设与城乡和谐发展有效途径^［28］。

3．农村和谐发展

裴丹等(2006)针对农村城市化存在的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剥夺农民的权益、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关键问题，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政府—开发商—村民”合作模式^［29］。运迎霞等(2006)指出“城中村”改造应多方协作，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探究相应的规划政策和引导措施，力求达到城市与乡村、政府与市民、人与社会、自然等的和谐与共赢^［30］。薛选登(2006)提出赋予农民工“市民待遇”、促进农民工和城市的协调发展^［31］。张本效认为优化农民工的城市社会生态，构建城市和谐社会，是城市管理者的重要任务^［32］。黄蔚(2007)探寻了重庆市城乡和谐发展的基本思路，即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经济、政治与文化全面发展的创新策略与政策^［33］。

4．政府与和谐发展

彭晓晖(2006)提出政府应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管理创新，提高管理水平;应正确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共政策制定应体现公开、公平和正义;应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建立危机预警干预系统和社会救助体系。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行为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34］。黄唐双(2006)、魏涛(2007)对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角色进行了研究，提出要大力推进政府角色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5．城乡和谐发展

张劲松(2008)认为城乡接合部是城市持续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源，也是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城乡接合部地区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其调和途径主要是实现城乡职能的一体化、城乡空间规划的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体化和城乡文化教育的一体化^［35］。钟茂初(2007)认为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改进的程度，而以工商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成果适当地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合理的改进方式。^［36］迟兴臣(2005)认为从城乡接合部的特殊社区和边缘社区地位出发，正视其社会矛盾的集中性与多发性，积极采取措施，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稳定发展，是区域中心城市乃至全国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和重要保证^［37］。

6．城市规划与和谐发展

梁鹤年(2005)提出城市规划的和谐与适度论。沈清基认为和谐规划的本质内涵应该包括:在分配城市的各项资源(空间、机会、利益等)时对社会各阶层一视同仁，在制定城市规划制度时秉承公平、公正的理念。刘晓虹等提出和谐规划是城市规划人本主义的理性选择，和谐规划的构建要落实人本主义理念，科学编制城市规划。钟海燕等先后提出借鉴新区域主义与新城市主义理论，实现和谐城市空间与城市的和谐发展^［38］。秦红岭(2008)提出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城市的进程中，城市规划面临的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忽视公共利益、偏离社会公平目标等方面。强化城市规划的伦理价值导向作用可从理念层面、主体层面、机制层面和评估层面等四个方面寻求解决路径^［39］。王伟(2007)提出要实现中国城市规划自身的和谐，中国城市规划需搭建内、外两个功能取向认知平台^［40］。刘晓虹等(2007)认为城市规划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注重提供公共绿地和开敞空间，关注弱势群体，以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城市和谐发展^［41］。魏英等(2007)针对城市建设中对人关怀不够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城市公共空间人性化的对策和措施^［42］。王保森(2008)从城市和谐发展的角度分析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认为和谐城市成为一种广泛认同下的城市哲学思想，必将从精神理念影射到城市空间物质实体，城市规划的和谐思想将始终贯穿城市规划发展的整个历程^［43］。王艳玲等(2007)认为公众参与是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对构建和谐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44］。张祖柱(2007)提出实现和谐规划的两个关键——城乡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及解决这两个关键的途径^［45］。王汝波等(2008)对和谐城市规划的若干理念进行了阐述，如资源与产业匹配、生态因素平衡、三大产业协调、城市布局合理、空间特色丰富、开发强度适宜、交通网络顺畅、环境整洁宜人、设施效率恰当和居住舒适方便^［46］。

7．经济学与和谐发展

张岩(2007)认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资本奴役劳动”、“强国奴役弱国”和所谓的“自由民主发展”观之争，决定了两种制度安排取向和对立的发展结果。主要为资本利益服务的所谓“主流经济学”正面临一场深刻而重大的变革，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任重而道远。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说和市场中心论必须有新的扬弃与变革，而立足于科学与和谐发展框架的城市经济学变革需求紧迫、任务艰巨、意义重大，至少有十个方面发展中的难点、热点必须尽快取得突破与发展^［47］。邬弋军(2007)通过对城市发展的不同路径的边际分析，提出要提高城市边际收益能力和降低城市边际运营成本的能力，在于城市能否获得有效的创新;而城市政府的责任，就在于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管理创造财富的长期资源，而不是直接地参与做大经济规模的活动中去^［48］。张晓维(2008)从经济学视角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看做一个复杂系统，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政策体系的相关措施^［49］。蒋和胜等(2005)提出将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与运用价格杠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结合起来，消除制约城乡和谐发展的价格障碍，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公共产品供给和小城镇建设，不断降低农民在城乡的生产生活成本和发展成本，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50］。

8．区域和谐发展

卢仁祥等(2006)分析了目前我国城乡差距的主要表现，提出构建我国城乡和谐发展的建议与对策，如政府在财税政策方面应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也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等^［51］。谭杰等(2008)提出了山东省城乡和谐发展的目标和推进城乡和谐发展政策取向，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加快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城乡共同发展的新机制，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52］。刘婧等(2008)认为我国城市化快速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在于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调控的不是城市化水平本身，而是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的和谐度或健康度。社会发展的和谐与健康，有赖于地方福利的增进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并要致力于消除城乡制度壁垒，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使城乡公民能够公平地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53］。

1．3．2．3　相关理论研究

1．科学发展理论研究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54］。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紧密地围绕着两条基础主线:其一，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存在。同时，把人的发展同资源的消耗、环境的退化、生态的胁迫等联系在一起，其实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协同进化。其二，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通过舆论引导、伦理规范、道德感召等人类意识的觉醒，更要通过法制约束、社会有序、文化导向等人类活动的有效组织，去逐步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代际之间关系)的调适与公正。

2．城市精明增长研究

马强、徐循初在较为系统地阐述国外广泛研究的“城市蔓延”(Urban Sparawl)和与之相对的城市“精明增长”(Smart Growth Policy)的基础上，提出目前我国城市空间增长具有“城市蔓延”趋势这一判断，呼吁借鉴国外应对“城市蔓延”所采用“精明增长”战略，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进行了理念更新。尹奇、吴次芳提出“理性增长(Smart Growth)”具有土地混合利用、紧凑的建筑设计、提供多种住房选择等十大原则，在技术上包括城市增长区和服务区划定、激励分区、密度奖励、设施改建计划等。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使我国的城市化更加理性、健康地进行^［55］。

3．现代化研究

林钢塔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是用来概括人类近期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一个新名词^［56］。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中被广泛地应用。现代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含义:①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等手段，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②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③现代化又可以指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在现阶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仅仅是工业或经济，同时也有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④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也就是把现代化看做是代表人类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一个正在或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必须具有以下特征:经济的持续增长，国际依存程度不断加强，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收入分配不断趋于协调，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得到持续发展^［57］。后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直线的^［58］。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社会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已经从现代化阶段进入到了后现代化阶段。后现代化的核心是社会目标，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增加人类福利，提高生活质量。一些学者致力于现代化理论的重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重建论，吉登斯的双向结构建构论，以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都是对理性化持肯定态度的新现代化理论，或者说是重建了现代化理论。

4．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城市地理、城市规划等专业的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展开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体内容、发展目标、本质特征、动力机制、建设模式、规划实施等方面。社会学者(张雨林，1988;戴式祖，1988;钟逖，1989)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中国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进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合理分布，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从而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经济学研究(孙自铎，1989;骆子程，1988)分析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从城市乡村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现代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是指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使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区域生态经济学者伍新檗(1990)认为，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种城乡无差别的境界，而是一种区域生态群落的合理分布，是一种区域生态经济良性平衡系统的最高境界。城市地理学者邹军等(1996)指出:城乡一体化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发展变化的顶级状态^［59］。其他还有，关于城乡协调的动力机制和城乡市场建设重要意义的研究(石忆邵，1997);自下而上式的乡村城市化与自上而下的城市广域化共同作用下的新型城乡关系个案研究(刘君德，1997);提出乡村空间在区域空间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张小林，1997)等。

1．3．3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价

1．3．3．1　研究进展

基于本章国内外文献综述的结果，得出如下可为本论文借鉴的观点。

第一，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城市郊区化、乡村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特征，即城市与乡村的景观与功能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交错，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呈现出相互结合与融合之势。

第二，大城市城乡接合部是城市之首、农村之尾，具有承接城市扩散和带动乡村发展的作用，不仅把中国城乡关系推上了新阶段，而且改变了城乡产业结构，对城乡接合部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工农关系、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前沿阵地。

第三，大城市的集聚与扩散力量共同作用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大城市城乡接合部是城市要素向外扩散，乡村要素由乡向城集聚演变的产物，空间上具有过渡性、动态性，土地利用具有复杂性，人口社会构成多样性，经济发展具有大城市的承接性和农村的前导性。

第四，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的演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城市经济活动是城乡接合部发展演化的决定性因素，是扩散辐射力和向心集聚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五，在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城市道路大量修建、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区危旧房改造等力量的作用下，加快促进了西安城乡接合部的形成和发展。

第六，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城市化、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城市精明增长、城乡协调发展、社区发展、和谐规划等相关理论已有比较多的研究积累，为论文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相关理论研究对本论文发挥的作用是:遵循“关于发展的理论→城市发展理论→城乡协调发展理论→社区发展理论”的逻辑路线，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对于论文整体研究具有探索理论启示，奠定理论基础，明确研究方向，借鉴历史经验，指导未来实践的作用。

1．3．3．2　主要不足

一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和谐发展的角度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的研究不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的概念与特征、发展模式与机制、现状与趋势、问题与对策、土地利用、和谐社会研究、实证研究等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有利于大城市城乡接合部发展的研究成果。但在我国已处于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农业现代化新阶段，已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对于统筹城乡关系、城市化、“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等当前的热点体现不足，特别是专门以城乡接合部和谐发展为主题的研究较少，未能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二是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特征研究的深度不够。国内学者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特征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或微观层面，对大城市城乡接合部和谐发展的系统研究比较缺乏，研究深度不够，专就中观层面研究很少。

三是现有关于城乡接合部研究多集中在经济因素对客体的影响研究，如城乡接合部土地问题、景观变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产出等;关于城乡接合部发展中的非经济壁垒性因素，如人口结构、人口变动、自然环境、社会发展、制度制约等研究相对缺少;对非经济壁垒因素的集中研究更少。

四是国内学者对于城乡接合部发展研究多将工业与农村对立，城市与农村割裂，缺少将两者统一研究。目前研究不能把握城市化规律，多是被动性和不可控性，较少增加大城市城乡接合部和谐发展的预期性、主动性和可控性。

五是当前关于城乡接合部发展研究多集中于定性研究，如概念界定、发展历程研究、土地利用、城中村改造等，定量研究少。

六是关于西安城乡接合部发展研究较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速。十一五期间，东部沿海城市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新一轮增长期。而我国中西部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可能面临东部城市曾经经历的城乡接合部发展问题。西安城乡接合部和谐发展研究对中西部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目前检索到的文献也只是就西安城乡接合部基本概念、土地利用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动力机制、战略研究、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等方面均无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