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聚居村镇变迁的动力及国家体制影响

四、变迁的动力

（一）社会变迁的相关理论寻找社区变迁的动因，对于探索社区未来发展路径、制定科学的社区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戴维·波普诺把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社会变迁动因研究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引起社会变迁的7种主要原因：物质环境、人口、技术、非物质文化、文化进程、经济发展和促进变迁的有目的的努力。^[8]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国家共同体层次上研究社会变迁的动因时，提出了“内在性发展”和“传播性发展”两种变迁模式，所谓内在性发展是指发展变迁的动因自生于该社会系统内部，是内生因素所推动的发展；传播性发展则是通过外部文化传播所推动的社会发展。富永健一同时指出：一般而言，在现代化、产业化的先起国家，发展的动因在于内生因；在向现代化、产业化起跑迟了的国家，其发展变迁多依赖于外生因。^[9]

受富永健一两种变迁模式理论的启发，我国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等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了“内发型发展”的理论。“内发型发展”理论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把对社会变迁的讨论具体到了村庄社区的层面上。第二，按照富永健一的观点，中国作为现代化、产业化的后起国家应走“传播性发展”而不是“内发型发展”之路，陆学艺等人则认为中国农村的理想发展类型应该是“内发型发展”。李国庆博士在《中国百村调查试点村〈行仁庄卷〉导论》中引用了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对“内发型发展”概念所作的界定———内发型发展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和集团适应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遵循文化遗产（传统），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和制度，有自律性地创造出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实现目标需要具备的社会状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具体到村落社区层面上说，内发型发展是一种自主、开放式的发展，它与地方市场乃至全国市场有着密切联系。被评价为内发发展的中国乡镇企业，在技术、设备、市场信息等方面，与城市工业的联系极为密切。内发发展的社会特征是充分发挥社会内部的主体力量，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能动地适应市场、引进外资，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除了上述变迁理论，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理论：一个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理论，另一个是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的“内卷化”命题。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赚钱的动机、效率意识、精于算计、勤奋敬业、讲究信用、节俭的生活方式等基督教新教伦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没有新教伦理的作用，西方就不会走上理性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反，其他宗教文化都无法孕育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10]他把儒教文化所熏陶出来的社会精神气质看做“强烈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1]。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黄宗智提出了农村“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12]，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黄宗智认为，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本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要改变这种过密化的增长逻辑，就要使被替代的劳动力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这些理论或命题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解释了社会变迁的动力问题，但运用这些理论不足以全面解释笔者在单家集所观察到的社会变迁过程，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变迁理论给予重新审视和新的综合。

（二）改革开放、民族传统与社区变迁

这些变迁理论的一个共同局限性就是忽略了国家体制对社区变迁的影响力。参照评价“内发型发展”能力的若干指标可知，单家集属于“内发型”的村庄，但如果做这样一个追问：同样的物质环境、同样的人、同样的非物质文化，为什么改革开放前的单家集处在停滞状态、无法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类似的追问还可以继续下去。按照黄宗智的观点，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农民不断地被卷入农业劳动之中，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以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本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单家集也经历过“内卷化”的问题，但这段经历出现在计划经济时期而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单家集回族具有开展商业经营的才能，但这种才能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施展。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现了宗教伦理对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影响，但他试图从儒教伦理中寻找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因素的努力失败了。《儒教与道教》一书几乎使马克斯·韦伯陷入学术困境，他后来不得不明智地承认：“一连串的理由我们业已知道。它们让我们明了资本主义之所以没能在中国发展起来，其原因完全在于国家的结构。”^[13]黄宗智虽然提出了农村“内卷化”的命题，但他对中国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的解释并不彻底，比如他认为，改革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改变了这一运行了几百年的逻辑。但他没有看到乡镇企业发展的动力。诚然，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事实，但乡镇企业的发展则是国家体制变革与地方传统互动的结果，没有这样的互动，乡镇企业就不会发展起来，中国农村“内卷化”的问题和“没有发展的增长”的逻辑还会继续运行下去。黄宗智把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视为农民不断被卷入农业劳动之中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个解释也忽视了国家体制因素，一般来说，当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增加时人们至少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断卷入农业劳动，另一种可能是离开土地，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产经营，但是否能够离开土地从事农业以外的经营则取决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从“内发型发展”的角度看，国家体制状况也是农村社区发展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农村社区的自我发展意识和能力取决于国家体制的变革。费孝通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所调查的江村缫丝业相当繁荣，可当他在20世纪50年代再访江村时，当地的缫丝业衰落了，江村失去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时隔50年，费老三访江村时，传统的缫丝业又复兴了，同时，其他非农产业也发展了起来。江村传统行业的兴衰历程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密切相关。

营造新潮舒适的居家环境已成为富裕起来的农民的一种新尚

对单家集这个回族村庄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社区的发展变迁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家体制与地方传统的互动是社区变迁的重要条件，我称之为“互动变迁论”。具体来说，这一命题包含着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互动变迁论以承认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在社区存在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前提。第二，在国家权力对农村社区实施有效控制的条件下，国家体制变迁是社区变迁的根本动力和必要条件，国家体制直接决定着农村社区的体制和选择，国家体制是计划经济，农村社区的经济生产模式也只能是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农村社区的经济生产模式也会转向市场经济。第三，国家体制对社区变迁推动作用的大小与社区内民族传统资源的丰富程度紧密相关。一个社区的传统资源如果很丰富，就可以在国家体制变革的激励下发扬出来，社区经济就会迅速发展；相反，如果一个社区的传统资源稀缺，即使国家体制已趋于优化，社区经济也未必能发展起来。单家集的非农产业和集市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迅速发展，是因为这个村庄的回族具有从事商业贸易和小手工业生产的传统。人民公社化时期，这个传统被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抑制，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传统在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下得到恢复和发扬。

【注释】

[1]［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0版），第23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erentice Hall出版公司，1999年。

[2]［日］富永健一著，董兴华译：《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第16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https://www.xing528.com)

[3]［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240～24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1999年。

[4]Popkin, Samuel L. The Rational Peasa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5]J.米格代尔著，李玉琪、袁宁译，《农民、政治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6]即每年3～4月份和7～9月份的播种和收割。

[7]叶：《村庄边界的多元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8]［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0版），第6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1999年。

[9]［日］富永健一著，董兴华译：《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第189～19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143、421～422页，三联书店，1987年。

[11]［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7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黄宗智早期把“involution”翻译成“内卷化”。1993年，他在《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这个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的论文，又把“involution”一词改译为“过密化”，并指出这个概念得益于恰雅诺夫（A.V.Chayanov）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理论模式。参见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

[13]［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