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模式互动与变迁：回族聚居村镇调查研究分析

三、两种教育模式的互动与变迁

说到两种教育模式的历史，经堂教育比普通教育的历史更加悠久。普通学校教育在乡村回族地区的兴起是近现代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经堂教育在回族社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经堂教育是一种旨在普及宗教知识、培养宗教人才的民间教育制度，是阿拉伯传统的宗教学校教育与中国私塾教育模式相结合的产物，对伊斯兰教在回族中的传承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传统的经堂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宗教教育，它无法向回族社会成员传授经世致用的知识。

在单家集回族初等小学创建之前，单家集有经堂教育，但没有私塾、乡学之类的教育设置。村里的儿童到了受教育的年龄时至少分化为三个群体，一部分去清真寺里念经，另一部分到静宁县的私塾里习儒，大部分不接受任何教育。单家集初等回族小学的建立为回族人接受近现代文化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80多年来，尽管单家集的学校教育在不断发展，接受学校教育的人数逐年增长，但并不是所有的回族适龄儿童都进入了学校，而是有相当数量的儿童进入清真寺接受经堂教育，学习宗教知识。

（一）单家集的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一般在清真寺进行，所以回族穆斯林又将清真寺称为“学堂”，把资助和扶持经堂教育发展的人称为“供帮学堂的人”，把从事经堂教育的阿訇称为“开学阿訇”“穆阿里目”（mu ‘allim，阿拉伯语，教师、教员之意），这些都表明经堂教育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堂教育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课程体系、讲授方法和考核制度。穆斯林把在清真寺念经求学的人称为“满拉”（mawlā）或“穆台阿里”（al-mutakallimūn，阿拉伯语，学生、求知者之意）。经堂教育采用的教材是在长期使用、比较的过程中筛选出来的，涵盖了语言学、文学、逻辑学、认主学、传记学、教法学、圣训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经堂教育从实质上说是一种语言学习，阿訇水平高低取决于他把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准确翻译成汉语并向广大穆斯林群众讲解的能力，所以经堂教育的重点不在“念经”而在“讲经”，即对经典的翻译和解释。

单家集的经堂教育始于明朝末期。据村里的老人们记忆，单家集北大寺是该村最古老的清真寺，陕义堂清真大寺和小北寺大约建于民国初年。在这三座清真寺中，北大寺和陕义堂清真大寺在经堂教育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北大寺经堂教育最盛时曾招收过20多个满拉，陕义堂清真大寺最多时曾招收过40多个满拉。这些满拉有些是本村的，有些来自附近州县，来自外县的住在寺里学习，其饮食所需花费主要由“坊”上的“哈万德”以给清真寺交“学粮”等形式提供。经堂教育中有小学和大学之分，小学主要学习《古兰经》和基本宗教知识，大学则要接受从语言学到经注学、从教义学到哲学等多层次的系统学习。过去，父母在孩子七八岁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到清真寺里念经，不过绝大部分以小学阶段的学习为主，即在寺里学习几年，掌握一些基本的宗教知识后就回家务农或经商了。他们虽然没有继续学习，但其价值观念已接受了宗教精神的陶冶，从而为以后保持坚定的宗教信仰打下基础，这正是经堂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经过小学阶段的学习，阿訇就会发现，有少量的学生在念经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和兴趣，并且立志要成为一名阿訇，他们就会继续留在清真寺并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大学阶段的学习任务相当繁重，比如学生要讲习十多部不同类别的经典，学阿拉伯和波斯两种语言文字，因为他们要学习的经典中有些是波斯文经典。要完成这个阶段的学习大致需要6～8年时间。

在单家集，有10多部经典是不同教派和门宦在经堂教育大学阶段教学中普遍使用的，这些经典被经堂师生称为“赛拜给”经。“赛拜给”是阿拉伯语音译，相当于汉语中的“步履”“教程”，因此我们称其为教程型经典。这些经典主要是：

1. 《连五本》，是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句法的基础课本。全书包括《索热夫》《穆尔则》《咱加尼》《米额台·阿米里》《米素巴哈》等五卷。

2. 《遭五·米素巴哈》，是对《连五本》中第五卷《米素巴哈》的诠释，主要讲解句法、修辞等知识，是阿拉伯文基础课教学中非常关键的一本书。

3. 《满俩》，是一本关于阿拉伯语语法理论的经典著作，其作者是伊斯兰教著名哲学家、语言大师阿卜杜·热赫曼·加米。《满俩》也是经堂教育中关于阿拉伯语法的必修课程，为广大穆斯林群众所熟知。

4. 《白亚尼》，是阿拉伯语修辞学名著，主要包括语境学、意境学、辞格学等内容。《白亚尼》也是经堂教育中的重要教科书之一。

5. 《阿嘎依杜·伊斯俩目》，是一部关于认主学的杰作，主要包括伊斯兰认识论、宇宙论、真主的德性、眼见真主、前定与自由、人类的能力、人类的行为与真主的创造、正统派的信条、大罪与小罪、信仰与认识、幸福与薄命、天使、天神、登宵、贤征、四大正统哈里发与选举等内容。该经在我国曾先后有杨敬修阿訇的《教心经注》（1924年）和马坚教授的《教义学大纲》（1945年）等汉文译本。

单民小学

6. 《舍来哈·伟嘎业》，是我国穆斯林普遍信奉的哈乃斐学派的教法学著作。汉译本名《伟嘎业》，译者为王静斋阿訇。

7. 《虎托布》，是对40段阿拉伯文圣训的波斯文注解。主要包括规劝自省、悟本修身、仁智、厚道、尽人合天之道、慎言性善、知足为安等内容。《虎托布》的论说取向偏重于道学。

8. 《艾尔白欧》，波斯文本，也是对40段圣训的注解，其论说取向偏重于理学。

9. 《米尔萨德》，波斯文本，是专门论述修身养性、近主之道的哲学著作。

10. 《艾什尔图·来玛尔台》，波斯文本，是一本具有浓厚的苏非主义色彩的伊斯兰哲学名著，是认主学的最高理论。

11. 《海瓦依·米诺哈吉》，是由山东济宁大阿訇常志美用波斯文撰写的一部基础波斯语语法教科书。

12. 《古洛斯坦》，是一部著名的伊斯兰哲理诗集，作者为13世纪波斯著名诗人、思想家萨迪。在我国有《真境花园》（王静斋、杨万宝）《蔷薇园》（水建馥）等汉文译本。(www.xing528.com)

经堂教育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和考勤、考试制度，这反而培养了学员们的自觉、自律意识，他们大多学习认真踏实、勤奋刻苦。经堂教育学制灵活，学生的修业时间长短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和学习效果。一个满拉学完所有必修课程、自认为已达到预期目标时，即可向阿訇提出考核申请，考核合格后便可择时“穿衣”毕业，如果不合格还要继续学习。“穿衣”类似于现代教育中授予学位时给不同学位获得者穿学位服。给即将毕业的满拉所穿的衣服为绿色绸缎制成的袍服，“穿衣”仪式结束后，满拉就获得了阿訇的资格，可以受聘担任某一“教坊”的开学阿訇。

（二）两种教育模式的互动与变迁

以单家集回族初等小学为雏形的学校教育体制建立后，村庄里就出现了普通教育和经堂教育并存互动的格局。在学校初建的那段时期，宁夏省境内也在大力发展新式回民教育，兴建了许多回民学校，这些学校除了开设国语、算术等课程外，还开设阿语和宗教知识方面的课程，这样实际上就把学校教育和经堂教育的一部分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改变了回族的传统教育观念，调动了回族民众接受学校教育的积极性。

单家集初等回族小学当时并没有采用宁夏回族教育的这种模式，所以在建校初的10多年时间里处境显得有些尴尬，其主要表现是清真寺和村民对学校的态度比较冷漠，愿意送孩子到学校上学的人很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学校领导和村里的开明人士经过商议，决定在学校开设阿拉伯语课程，并请清真寺的阿訇到学校授课。在《单民小学校志》所列举的历任教职工名单中有一位叫单瑞清的教师专门讲授阿拉伯语，他实际上就是学校从清真寺聘请的阿訇。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单民小学一直坚持开设阿拉伯语课程，自从开设阿拉伯语课以后，适龄儿童入学率明显提高。从中可以感到，回族人在两种教育模式之间总是面临着一种选择，单民小学此后之所以能够走出尴尬境地，是因为它在课程设计方面作出了一种适应回族文化结构的调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两种教育模式之间的裂痕，给人们提供了知识技能学习和民族传统教育二者兼顾的可能性。《单民小学校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阿语课教师在讲课时，把回族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与德育教育结合起来，要求学生在洗手的时候，要戒偷盗、赌博和拿不义之财，要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在洗脸的时候，要想到顾脸面，戒绝干一切不要脸和见不得人的事；在漱口的时候，要想到不能造谣中伤，胡言乱语，诬陷他人，要说实话，说公道话，说不伤别人感情的话；在抹头洗耳的时候，要想到听善言、办善事，不能听乱七八糟的脏话、坏话，不偏听偏信闲言碎语，更不能背后捣鬼、捉弄人；在洗脚的时候，要想到不能走歪门邪道，要走正道，要一尘不染，表里如一，做一个干干净净、正正派派的人。

学术界对学校教育与经堂教育的关系大致有冲突论、争夺论等观点。在冲突论者看来，学校教育与经堂教育在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方面是根本对立的，学校教育是以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知识技能教育，经堂教育则是以唯心主义为指导的宗教神学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对立与冲突。争夺论在认同冲突论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学校教育与经堂教育存在着争夺生源的问题。

从单家集的情况看，学校教育与经堂教育之间更多地表现出“差异和谐”的关系，学校教育与经堂教育固然有显著差异，但二者从未发生过冲突。《单民小学校志》中记述：“建校八十年来，清真寺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始终如一。解放后，为提高儿童入学率，学校曾开设阿语课，清真寺派阿訇担任阿语教师不计报酬。”^[8]据笔者的观察，清真寺实际上并不和学校争生源，这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经堂教育不是清真寺的唯一职能，学校没有学生就会关闭，但清真寺如果没有“满拉”仍可以存在下去。第二，清真寺是民间集资兴建的，清真寺的日常运转靠“哈万德”的“学粮”“乜乜帖”等维持，由于这种类似于公益事业的投资只有精神方面的回报而没有现实的收益，所以人们给清真寺的捐助是有限的，这就造成了清真寺的空间范围、师资力量等方面的有限性。如果有很多人到清真寺里念经，必然会增加成本，可没有人会分担这样的高成本。第三，阿訇的收益是相对固定的，如果念经的人过多，阿訇付出的劳动就会越多，其相对收益就会下降，所以阿訇招收满拉的数量很有限，除非多招收满拉能够增加其收入。第四，学校和清真寺对社会成员选择接受哪种教育是有影响的，但从根本上说，一个人是到学校上学还是去清真寺念经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由学校或清真寺决定的。

让孩子们学习一些宗教常识是父辈们共同的愿望

单家集的现实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而经堂教育有衰落之势。单家集四座清真寺现在一共只有6个满拉，过去以培养阿訇著称的北大寺现在连一个念经的满拉都没有了。单民小学现任校长戴全永老师告诉我，清真寺对单家集学校教育的发展有许多帮助，比如清真寺的阿訇曾利用讲“卧尔兹”的机会向村民宣传党和政府的教育政策，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在历次的村民捐资助学活动中，清真寺也是一份重要力量。面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清真寺的阿訇和村里的人们也感到了一种困惑：没有人念经了，以后的教门将如何存在和发展？北大寺老阿訇曾就这个问题向“哈万德”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支持孩子们上学读书，但不能连一点宗教知识都不学，说到底还是一个如何处理念经与念书的关系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寺管会的乡老们商议，决定开办短期经学培训班。每逢暑假，各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清真寺学习一些阿拉伯语和宗教常识，等到学校开学时，这些孩子就又回到学校去了。这也许是经堂教育为适应变革中的乡村回族社会，在保持伊斯兰教世代绵延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

【注释】

[1]［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4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1999年。

[2]［英］G.邓肯·米切尔：《新社会学词典》，第3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3]［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4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1999年。

[4]单家集历史上曾出过好几个文武举人和秀才，如明朝万历时期的单清、单滋，嘉靖时期的单滨，清朝嘉庆时期的单煜，民国时期的单世魁等。

[5]［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3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1999年。

[6]尽管《古兰经》上规定了男女在遗产继承方面的权利，但据笔者在单家集等回族社区的调查，出嫁了的女儿很少有机会获得父母的遗产。

[7]戴全永、王会主编：《单民小学校志》(内部印刷本)，1999年。

[8]戴全永、王会主编：《单民小学校志》(内部印刷本)第10页，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