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聚居村镇的社会资本理论与网络结构理论

四、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背景

在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中，笔者将以三种理论框架为取向，力求从观察和了解村民的日常生活入手，在描述和分析过程中使用规范的概念、技术工具来解析乡村回族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变迁。尽管笔者的调查和分析将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但最终的结论将在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而不是拘泥于现有的理论樊篱之中。

1.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研究现实问题不能脱离历史，应当在历史过程中把握现实社会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因为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历史则是现实的过去，不仅历史作为过去展开了今天的现实过程，而且现实作为既存也展开了过去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历史社会学关注社会学研究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张把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放到历史过程中展开。布迪厄认为，从历史中揭示出现实问题的演化脉络，对于更深入地理解现实社会的矛盾关系和复杂结构是十分有意义的^[7]。历史社会学给我们的启示是，研究者在理解和分析所观察到的现实现象时应该有一种历史学的意识，借助对历史的追忆来把握现实社会结构的成因与未来走向。

图1-1　社会制度中相互联系的发展

2.相互联系的社会发展模型。这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提出的一个有关社会体制发展的概念性框架。速水佑次郎在《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一书中把社会和文化遗产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以及利用它们加速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手段作为主要议题。他认为，考察制度和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对这些因素的影响；理解经济变量的数量扩展同文化与制度相互作用的过程等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他特别强调特定文化内生出的制度变迁的作用，即利用根植于传统的规范和习俗，创造出一种能够最好地开发新的经济机会的经济制度。按照速水佑次郎的解释，社会体系中由文化与制度构成的“文化—制度子系统”和由资源与技术构成的“经济子系统”是相互作用的，并且经济子系统的生产力是以社会中的文化和制度为条件的，图1－1上部作为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文化和制度，对位于下部的经济子系统往往会产生重大影响。该理论模型的特点是揭示了社会系统各要素间的相关互动性，尤其是文化—制度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8]因此，该模型对于本论文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

3.文化—社会资本理论。文化—社会资本(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指出，实际的经济实践过程是包含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家庭传统、阶层差异、社会结构、教育策略、性情倾向、惯习、兴趣、场域结构等在经济实践活动中都发挥着作用，资本除了经济资本外，还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布迪厄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视野，力求在具体性和差异性中透视文化资本。他把文化资本区分为三种状态：具体化状态、客观化状态和体制化状态。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是指与个人的身体直接联系的文化资本，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客观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以文化商品形式存在的，它是文化观念和文化能力的物化。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文化资本，它的常见的或典型的表现形式是通过毕业证书、单位证书或职称证明等确定的学术资格或文化程度。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同网络结构理论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可以把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看成是对格兰诺维特网络结构理论的接受与发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看做网络结构的内容之一。社会资本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持续性的社会网络关系。其次，社会资本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关系。再次，社会资本具有潜在性和现实性，只有当社会网络被行动者调动或利用时，它才能以某种能量或资源发挥资本在实践中的作用，这时它就是现实的社会资本，否则就是潜在的社会资本。^[9]

（二）调查方法与过程

1.调查方法。为了较好地实现预期目标，笔者的田野工作主要采用以问卷调查为主、以参与观察和个别访问为辅的方法。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可以进行量化分析的数据资料；参与观察和个别访问则是对问卷资料的丰富和补充，同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问卷资料的可靠度。单家集共有768户回族，根据社会统计学的抽样经验，笔者把样本量确定为总体的30%，然后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从768户中抽取230户作为统计样本。等距抽样属于随机抽样，由于笔者所得到的《兴隆镇计划生育情况摸底〈单家集分册〉》是以户为单位并且是随机排列的，所以采用等距抽样既符合随机抽样原则又便于操作。在已知总量、样本量和抽样比例等数值条件下，根据K=N/n的公式可计算出理论抽样距离为3.3，但在实际抽样过程中，笔者所确定的抽样距离是3，然后按照顺序编号每隔3户取一个样本，最后所抽取的样本量为232户。问卷名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入户访问表》，包括25个问题，内容涉及被访者年龄、受教育情况、行业类型、劳动时间分配、耕地占有、生活质量、人口流动、婚姻状况、两性地位、家庭收入、宗教活动等诸多领域。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32份，实际回收210份，回收率为90.5%，其中有效问卷192份，占发放问卷总数的82.8%。

2.调查过程。笔者对单家集的第一次调查是2000年7月22日至8月12日进行的，当时的调查虽然不是为了本书的写作而展开的，但这次调查使笔者对单家集的历史、宗教与经济发展状况有了初步了解，尤其是收集到了该村回族穆斯林宗教生活方面的资料，这可以算作是尝试性调查。博士论文题目确定后，笔者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到单家集进行了第二次调查，时间是2003年7月12日至8月26日，这段时间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村庄里应该是最忙的时候，但单家集人却认为这是他们的淡季，这主要与他们所从事的非农产业有关。对单家集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旺季在上一年度的9月份至第二年度的3月份，在这段时期里，单家集的牛羊屠宰、土豆加工、皮张贩运等行业相当繁荣。为了能够切身体验单家集经济生产活动的旺季，笔者于2003年9月23日第三次走进单家集，利用国庆前后大约15天的时间完成了对该村非农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调查，此后正式进入研究写作阶段。这段时间所开展的调查是在持有可行调查方案和详细调查表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属于正式调查。2004 年7月16日至8月24日，笔者在单家集进行了为期1个多月的补充调查，并利用这次调查的资料对论文初稿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全部田野工作时间累加起来约有140天，将近5个月。(www.xing528.com)

【注释】

[1]［日］富永健一著，董兴华译：《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第1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生活》，第16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3]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4]袁方：《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第16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5]丁元竹：《社区研究理论与方法》，第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6]［美］露丝·本尼迪克著，何锡章、黄欢译：《文化模式》，第2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

[7]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196~19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8]速水佑次郎著，李周译：《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第3~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9]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215~22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