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探索及其文化影响研究

10.2　创新与展望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

（1）在梳理目前流行的关于社会资本的各种定义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了社会资本结构图，其表层是客观的物质形态（如社会关系网络），里层是主观的精神形态（如信任、合作和互惠等），核心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即价值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文化传统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学者提出的有关社会资本的结论不一定适合中国。

（2）在分析技术创新及其政策的主客体的基础上，探讨了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技术创新政策的客体之一；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政策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通过有关行为主体而产生的。

（3）探讨了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内生性影响。国内外学者大都注意到了技术创新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影响，但考虑较多的是自然资源、科技发展水平和制度因素。其实，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作为内在制度或非正式制度的文化也渗入其中，文化在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本书论证了至少有一部分文化是继科学技术、制度之后又一个经济系统（或技术创新活动）的内生性变量。

（4）探讨了文化对技术创新政策的内在影响。一般而言，政策是一种政治或政治措施，而政治一般可以分为政权形式、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层面。因此，社会主流文化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或其核心，当然也应是技术创新政策的核心。这样，文化成为技术创新政策的内在影响因素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

另外，文化是一种内在制度（或非正式制度），技术创新政策是一种外在制度（或正式制度），文化对技术创新政策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内在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对外在制度（或正式制度）的影响。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这种影响应是基础性的，因为外在制度必须建立在内在制度基础之上。

（5）提出了文化传统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的观点。在某些情形下，同样一种文化传统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既是文化优势，又是文化劣势。这意味着我们在制定和实施技术创新政策时必须因势利导，发挥我们的文化优势，克服我们的文化劣势。

（6）较系统地分析了文化传统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如知识产权政策、科技奖励政策、科技税收政策、政府采购政策和风险投资政策等）的影响，并使文化传统与技术创新政策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化和深化。

（7）分析了我国技术创新政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具体差异。笔者发现，由于文化传统、历史发展路径和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其中有些是中国特色，有些是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地方。这首先表现在这些政策或制度的起源上。西方的这些制度几乎都是自发产生的，与其经济制度、文化传统自然天成、融为一体；而在中国则几乎都是由西方引进的，属于由政府强制性推行的政策，往往与文化传统形成天然的障碍。其次表现在概念的定义上。我国关于风险投资、政府采购和科技税收的定义与西方国家均有一些细微差异。如有些国家的风险投资对象仅指初创企业或未上市企业的，而我国则泛指所有高风险的项目。另外，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也较窄。再次表现在对这些政策的具体运用上。如我国科技奖励以政府奖为主，科技税收政策侧重于生产和销售环节，而不是研发环节；风险投资偏向扩张期和成熟期的项目等。最后表现在对政策的执行和监督上。如知识产权制度在很多领域还形同虚设，偷税、漏税、逃税、避税现象还较为普遍等。(www.xing528.com)

（8）尝试性地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如对文化变迁要因势利导，切忌急功近利、操之过急；要倡导普遍主义和平等观，并运用现代技术，增加社会资本存量，扩大信任半径；要特别鼓励突变式创新、个体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要加强政府采购在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功能；要逐步取消政府科技进步奖，适当压缩政府奖，鼓励和发展民间奖；要大力发展民间和海外风险资本；等等。

由于本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甚至有些庞杂，加之笔者学识有限，所以错谬与不足在所难免。这些也决定了笔者今后需要做的工作和努力的方向，主要有如下几点。

（1）加强模型和定量研究。在探讨文化的内生性方面，笔者最初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生产函数（仿照科技、制度和社会资本的内生性过程），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如缺乏数据）没有深入下去，只是作了一些定性的描述。建立相关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将是本书后续的一个重要工作。

（2）加强实证研究。关于不同地区的文化特征，文化对技术创新及其政策的影响方式、途径和程度，企业文化与区域文化的相互影响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些实地调研或问卷调查，运用这些调研得到的数据来进行分析或验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调研没有能够实现，只好借用其他人的调研数据并辅之以思辨分析来取代。

（3）加强对策研究。本书研究的方法偏向理论分析，但研究的对象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应有一个系统的对策研究（如关于我国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之类）。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没能完全实现，只好留待以后去研究。

（4）更系统、更全面地研究各种具体的技术创新政策。本书仅重点讨论了知识产权政策、科技奖励政策、科技税收政策、政府采购政策和风险投资政策五种技术创新政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政策（如政府规制政策、中小企业政策、教育培训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等）没有作专门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分析和相互作用也涉及得较少。这些问题也将留待今后去解决。

（5）加强对有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分析。本书在探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政策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实际上涉及到了有关利益主体（如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和中介机构等）之间的博弈问题，但只是定性地、宏观地对其博弈关系进行了描述，今后还需要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6）加强隐性知识和地方知识对技术创新及其政策的影响研究。隐性知识和地方知识具有较显著的文化性、个体性或地域性，相对于显性知识和公共知识而言，对企业技术创新起着更直接、更深刻、更隐蔽的作用。由于文化对隐性知识和地方知识均具有较大的影响，所以与社会资本一样，隐性知识和地方知识是文化影响技术创新的中介因素，同时也是文化影响技术创新政策的中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