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我国风险投资政策的影响

9.3　我国风险投资政策的文化困惑

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文化传统凝练出中国人坚忍不拔的宽宏气度；但是，以农业为重心的生产方式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使中国人产生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守旧思想，阻碍了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健康快速发展。

9.3.1　“女性文化”导致冒险创新意识不足

张岱年和程宜山（1990）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等方面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大陆连绵型文化、农业文化、中国封建制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就是传统力量由于历史的长期积淀变得十分强大，表现为中华文化特有的二重性，即坚韧性^[2]和保守性（张琢，1987）。坚韧性使中华文化能够抵御或消融外来文化的入侵，成为几千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或覆灭的文化，保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但是坚韧性也容易导致保守性，即维持从来如此的“祖宗成法”，因循守旧，知足常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难以接受新生事物。

处于轴心时代的孔子虽然生活在从早期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过渡的变革时期，但在经济上却主张维持原有社会经济结构，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力图重建文武周公之业（“从周复礼”），所以，孔子的思想总体来说是趋于保守的。孔子儒学在秦汉后经历了董仲舒今文经学与程朱理学两次改造，就更趋于保守了，甚至认为凡儒家经传中未记载的东西，皆为“异端学说”、“奇技淫巧”，从而形成不自觉的自我封闭结构，失去了个性意识和创造的激情。在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下，就逐渐形成了缺乏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和拼搏精神的“女性文化”。这与风险投资制度所要求的价值观念（如风险意识和冒险精神）显然是不相容的。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偏重于扩张期和成长期的项目，有演变为“保险投资”的趋势（万钢，2010），不能不说与女性文化有一定关联。

相比之下，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早期移民远渡重洋谋求自由，提倡自主自强，自力更生，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形成争强好胜、永不服输的民族性格；个人奋斗并以此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与美国人以个人为中心的情况相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以情境为中心的，任何打破静止与安定的事件都会扰乱中国人的平衡心态，造成心理不安。因此，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不是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执两用中，温顺谦和的君子风度，主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未尝先人而常随人”等。因此，中国人在风险面前犹豫不决，即使勉强选择了风险，也常常难以承受风险的负面后果（参见本书4.2.2.2）。

9.3.2　“官本位”与平权人格的冲突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君主不仅是最高统治者，而且是国家的象征，其功能不仅有助于决定和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有助于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意义，其文化地位相当于西方的上帝（君主、皇帝又被称为天子）。传统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中，普遍具有权威型人格特征，在“官本位”思想中突出表现为“官为贵、民为轻”（早在战国就有“贵贵而尊官”的说法）。古代把官员称为“牧守”，牧为畜生，人民为群畜，州官为牧羊人；近代把官员称为“父母官”，人民为儿女，州官为父母；“民主”一词曾被误译为“民之主宰”，即人民的主人。(www.xing528.com)

中国人社会化模式的最主要内容，是培养对权威的服从。中国家长常注意培养孩子服从于家长的权威，而忽视孩子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这种教育模式中培养出来的人很容易接受权威、信仰权威，并进而依赖权威，抑制自我。传统文化宣扬“君王若在，专制若行，三纲五常能使，人欲必灭”，而一旦失去对权威的依赖，中国人会感到极大的焦虑和不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95）认为，儒教是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儒教君子修身这一核心伦理原则，拒斥了行业的专门化、近代的专业科层制和专业训练，因而不利于产生适应现代化素质的人；儒教影响下的中国人以“精打细算”著称于世，但没有系统、理性的经营观念，而这是经济现代化的前提，中国有发达的政治资本，但看不到欧洲式的“资本”构成。

总的来说，官本位将影响平权人格的形成，不利于企业主体性地位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具体来说，官本位对我国风险投资制度的影响是政府过多地干预了市场，甚至是过多地直接参与了市场。据《2006年中国风险投资业调研报告》等资料，我国风险投资来源于政府的资金比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35%，2003年为25%，2005年为21.1%，2006年为18.9%。但总的来说，所占比重仍较大（2009年我国来源于政府和国有独资投资机构的资金比重为39.0%，而在美国比重几乎为零）。

风险投资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主导风险投资的发展，一是效率不高^[3]，二是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抑制民间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我国大部分风险投资公司、科技信托公司基本上由政府科技部门和有关的商业银行联合组成，政府色彩浓厚（参见本书4.2.2.2和8.4.1）。

9.3.3　“均平”思想与结果差异的冲突

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传统文化的观念框架和意义网络之内，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家族宗法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精神的伦理规范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背景。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他认为贫富悬殊终将危及社会安宁，主张各守其分。汉代董仲舒也认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这种“均平”思想的具体内涵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它反对变革、争斗和冒险，拒绝接受他人的成功，寻找一种中庸调和的途径，是一种反竞争的文化。这些价值观念显然与风险投资制度蕴含的不安于现状、不害怕失败、敢于为人先的竞争精神相冲突。

风险投资制度是一种平等的制度，强调机会均等，但容忍结果的差异。它可能带来意料不到的超额利润，但也可能使巨额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些在西方国家大家都可以欣然接受，至少认为是正常的，但在中国，官本位和社会等级观念使人们不容易承认每个人在机会上是平等的。平均主义又使人们不能够忍受结果的不均：若是一夜暴富，定是不义之财；若是倾家荡产，定是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