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以上分析,并把图4-4具体化,可以得到文化、科技税收政策和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图7-1所示。图中为简化问题省略了区域文化,省略了单位文化(如政府机构、企业和中介机构文化等)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科技税收政策主体是政府及其咨询部门等,科技税收政策客体是企业、私立大学、职业培训机构、中介机构、科技人员和一般消费者等。
图7-1 文化、科技税收政策和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
科技税收政策是典型的技术创新政策之一,也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之一。本章试图从博弈论的视角,对科技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一具体分析。
(1)科技税收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前文提到,政府对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必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当该政策的预期收益大于其预期成本时,该政策才能得以制定和颁布。对企业R&D的税收优惠而言,政策的预期收益有企业为响应这一政策在某一财政年度投入R&D的增加额、由此可能引发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税收的增加额等。政策的预期成本有制定成本、政府为鼓励这一行为所损失的税额、监督成本、司法成本、评估成本和机会成本等。当估算前者大于后者时,就激励政府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否则,政府就会修改优惠的幅度,甚至终止该政策的制定程序。当然,在重复博弈的条件下,政府除了要考虑自身利益以外,还必须兼顾各政策客体的利益,乃至于全社会的利益(如增收环境税等)。(www.xing528.com)
(2)科技税收政策的实施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科技税收的方式和幅度是政府规定的,企业、私立大学、职业培训机构和中介机构等政策客体在这些给定的外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预期利益的最大化,并计算出其创新投入、教育或服务的增加额。简单地说,优惠多,则该增加额大;优惠少,则该增加额小。当然,由于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的影响,各政策客体也可能选择偷税、漏税、骗税的行为(当其由于偷税、漏税、骗税产生预期收益大于其税收优惠额和违规期望成本之和时)。有时地方政府还可能与企业联手来欺骗中央政府。这些行为都会导致科技税收政策的目标难以实现。
(3)文化对科技税收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影响。首先,文化传统通过影响了人们对其他人行为的预期,影响了人们对科技税收政策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分析。前文分析了现代科技税收政策应有的文化观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表明传统文化中确有一些价值观(如等级、保守、重义轻利等)对科技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不利影响。它们将会影响到企业等单位对科技税收政策反应的灵敏度,以及人们创新行为的发生。如果估计偷税、漏税、骗税的行为会大量出现,就会高估其监督和司法成本;如果估计各行为主体的创新精神不强,就会低估企业R&D的投入数量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收益。
其次,文化传统通过影响科技税收政策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分析,影响了科技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果高估了政策成本,低估政策收益,就可能使政策的主客体(即各行为主体)认为该政策的实施将得不偿失。政策主体可能会因此搁置或取消该政策的制定;即使制定了,也可能形同虚设或难以实施;勉强实施了,也难达预期效果。
(4)科技税收政策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加速文化的变迁。其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科技税收政策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直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如科技税收政策将鼓励企业增加R&D投入,这种投入会促进创新和合作行为的产生,从而有利于形成崇尚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合作精神的企业文化。这类企业文化又可以推动区域文化乃至社会文化的演化。二是通过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来间接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技术创新活动将有利于培育人们的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些政策实施的好处,也会使人们认识到等级、保守和重义轻利的思想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这就会使各利益主体经过重复博弈找到新的文化均衡点,使等级、保守和重义轻利的传统文化向着平等、创新和义利并重的文化观念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将是渐进的,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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