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内生化历程

3.2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内生化历程

内生（endogenous）一词源于生物学，意指生物过程中的某一变化结果，是由其所处的生物系统内部而不是外部环境生成的。经济学借用这一概念来指称经济模型中的变量的特点。如果一个变量能由模型中的其他变量决定，那么它就是内生变量；如果变量的值是由在这个模型之外的因素决定的，那就是外生变量。

随着人们对经济学现象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对经济有影响的因素都可以从经济学内部得到解释，因此，一些原来被认为是外生的变量，现在被认为是内生的了。

以亚当·斯密、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经济增长，即资本积累推动了生产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又反过来通过提高生产率使得社会生产更多的财富，加速了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就会形成这种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其作用被忽略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于是，20世纪50～70年代，以索洛、斯旺、凯斯和科普曼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仅考虑资本与劳动力，也开始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们却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外生变量。

索洛（R.M.Solow，1956）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最具代表性的。索洛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程中：

其中，α和（1-α）分别代表劳动（L）和资本（K）在生产中的收入份额，A则被定义为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技术进步因子，实际上是指所有产出增长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增长解释的部分。所以，这里的技术进步是广义的，不仅包括知识的积累，还包括结构优化、规模经济效应等内容。

阿罗（K.J.Arrow，1962）首次建立了用内生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他提出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概念。这里的学习（learning）是指知识或技术的获得过程。阿罗认为，学习只有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尝试（doing）中才会发生。因而，技术进步是经验的产物。对于厂商来讲，最主要的尝试便是生产实践，衡量它多寡的合适变量便是投资，所以，技术进步应是投资的非故意副产品（unin-tended by-product）。而投资是厂商利润极大化决策的结果，因而技术进步也可被看作是厂商决策的产物，因此是内生的。在阿罗的模型中，总量生产函数可以写成：

　　Y＝F（K，AL）

其中，知识存量A＝K^v，v＜1。知识是投资的副产品。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而每个厂商的生产技术则是规模收益不变的。

与阿罗不同，宇泽弘文（H.Uzawa，1965）提出了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另一种思路。他修改了索洛单纯设置生产部门的做法，在经济系统中引入了教育部门，并假定社会配置一定资源到教育部门，教育部门则利用这些资源和现有技术存量生产新技术，新技术被生产部门采用，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产出。在这里，宇泽弘文实际上是将技术进步视为人们进行教育投资的直接结果，而教育投资是经济主体有意识的行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技术进步就被内生化了。

罗默（P.M.Romer，1986）继承了阿罗的研究思路，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中，v可以大于1。当v＝1时，经济将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增长；当v＞1时，经济也存在竞争性均衡解，这时人均收入增长率将持续上升。

在罗默的模型中，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罗默假定：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因此知识是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任何厂商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罗默认为，知识溢出对于解释经济增长是不可缺少的。知识溢出的存在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罗默认为，技术进步源于生产实践，并对物质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地，他把技术分为一般的和专有的。前者是指由整个社会生产实践积累下来，为每个厂商都熟知的一般技术；后者是指某厂商从自身的生产实践中得到的特有技术。为了表征技术变量，罗默就用物质资本的积累（不计折旧）即物质资本存量来测度技术存量，从而将其直接内生化。

1960年左右，舒尔茨（T.W.Shultz）和贝克尔（G.Becker）等人为了研究人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卢卡斯（R.E.Lucas，1988）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另一类新增长模型，尝试着用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溢出效应来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为此，他将劳动划分为原始劳动（raw labor）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specified human capital），并认为只有后者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在卢卡斯看来，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在劳动者身上的技能水平，并且具有可加性。卢卡斯实际上把人力资本增长直接等同于技术进步。那么，人力资本自我增长（即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机制是怎样的呢？这就要从人力资本增长的途径谈起。卢卡斯认为其途径有两个，一是学校教育，二是干中学。

事实上，学校教育可使人力资本增长的思想来源于宇泽弘文早年所作的分析。不过卢卡斯放弃了将社会生产部门划分为物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做法，而是采用更加微观化的分析方法：假定每个劳动者用一定比例的时间从事生产，用剩下的时间进行人力资本建设——在校受教育。

罗默（P.M.Romer，1990）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对R＆D进行了考察，把R＆D机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试图将经济增长内生化。为了简化分析，他假定R＆D活动的结果仅限新产品设计，技术进步体现为经济系统中的中间产品种类增多。在此之前，新经济增长学者们大都在完全竞争框架中考虑问题，忽略了规模收益递增和完全竞争假设之间存在的矛盾。

此后，人们开始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考虑增长问题，并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企业有目的的R＆D，这种活动是厂商在可能获取垄断利润的激励下投资的。在现代社会中，R＆D是生产技术的另一个重要形式，其产出大致包括新生产技术（工艺创新）、新产品设计（产品创新）以及管理创新等。它们都可以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www.xing528.com)

为了分离出R＆D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罗默将生产领域分为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R＆D三个部门。R＆D部门利用人力资本和现有技术生产新产品设计，并把它出售给中间产品部门；中间产品部门利用这些新产品设计和物质资本生产中间投入品；最终产品部门则把中间投入品转换为最终产品，以供消费、投资和R＆D活动所需。

罗默认为，技术是一种特殊商品，既不同于公共品，也有别于竞争性物品。技术就其本性来讲是非竞争的（non-rivalry），一部分人在使用某种知识时并不妨碍他人同时使用该知识。但是，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又使它带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partially excludable）。前一个特征说明技术具有正的外部性。

与罗默、卢卡斯的观点不同，巴罗（R.J.Barro，1990）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政府服务（如基础设施建设）使生产呈现规模收益递增，使经济得以实现内生增长。巴罗模型包括两个模型：公共产品模型和壅塞模型，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政府活动。在公共产品模型中，巴罗假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即政府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样，政府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它对于私人厂商而言相当于一种外部经济，而且经济可以实现平衡增长。壅塞模型假定政府产品具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确定适当的比例税率，使分散化均衡增长率等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这时政府若将比例税制改为一次总付税制，将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技术进步内生化理论发展很快，各种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Yang和Borland（1991）放弃以往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采用消费-生产者（consumer-producer）概念，考察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内生增加；G.M.Grossman和E.Helpman（1991）提出质量梯度（quality ladder）的概念，研究产品质量的内生提高等。

技术的来源除了干中学和人力资本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便是R＆D。生产技术的R＆D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活动，它充满了探索和试错，因而常常具有巨大的资源投入量和不确定性。另外，R＆D活动具有外部性，即使成功了，投资者也常常得不到它的全部收益。在不健全的经济环境中，此问题显得尤其突出。此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显得很重要。政府有义务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以解决技术的供给不足问题。

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都没有考虑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要么把制度看成给定的，要么忽略了制度的影响。以科斯（R.H.Coase）、诺斯（D.C.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对此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制度因素，只有当制度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才能持续地进行。他们以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将制度视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变量，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

根据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对制度变量的考虑，研究经济增长的方法可以分为如下三种。

第一种方法是通过抽象将制度省略或剔除掉。现有的大量经济增长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斯旺模型、拉姆赛及其扩展模型、技术进步模型等，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制度被剔除掉了。一些短期的增长问题还可以按此方式来处理，但是，大多数的经济增长问题都不能以此方式解决。

第二种方法是把制度视为给定的。这种方法认为制度创新可能是重要的，但其关键的基本假设是这些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无关。因此，制度被视为外生变量。它们会由于一些政治措施而改变，而不依赖于经济增长进程。

第三种方法是由舒尔茨提出的，他将制度视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变量，并且是对经济增长的反应。舒尔茨认为，尽管并非所有的制度变量都可以这样来分析，但大量的、十分重要的制度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分析。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制度创新是指用一项新的制度安排来代替原来旧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变化了的内部和外部、主观和客观条件下，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捕捉新的获利机会，促使经济增长。

诺斯（D.C.North，1968）给出了制度创新可以提高生产率的证据，他以1600—1850年间的海洋运输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了海洋运输业生产率提高的原因，研究表明样本区间内海洋运输业并没有重大技术进步，其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来源于经济组织和市场制度的改善。但是，新制度学派的理论也存在缺陷，他们主要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而没有采用数理模型的方法，这使制度增长理论仍停留在直觉思维、语义逻辑的水平上，其理论的科学性因此经常受到主流增长学派的质疑。

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了制度内生的假定，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无摩擦、零交易成本、信息完全的新古典环境转变为新制度环境。在新制度环境下，广泛存在着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竞争、机会主义的行为，这时制度的作用凸现出来了，因为制度是约束、激励和保护个体行为的规则，构成经济行为的基本框架。制度能够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提供激励机制，促进生产性活动，推动经济发展。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科技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涉及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的原因、动力、过程和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内容。

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成本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威廉姆逊（Oliver E.Williamson）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成本理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引入交易成本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目前，交易成本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