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比较及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影响研究

3.1　中西方文化之比较

关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目前也是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之一。新观点层出不穷，既有理论研究（徐行言，2004；郭太风，2002；曹连海，2001；塞缪尔·亨廷顿，2002b；王中枢，2000；石元康，2000；J.Kekes，1997；张岱年等，1990；梁漱溟，1987；等），也有实证分析（特龙彭纳斯等，2003；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等，2010；等）。特龙彭纳斯（F.Trompenaars）等人在50多个国家进行了30 000余份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文化的7个维度：与他人的关系、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情感内敛与情感外露、具体专一与广泛扩散、成就与归属、对时间的态度和对环境的态度等。霍夫斯泰德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末对40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万名IBM员工进行文化价值观的调查，到了80年代后期，他们又把调查的国家和地区总数扩大到70多个。

3.1.1　文化与文化传统

关于文化的概念，目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仅其定义可能就不下几百种。“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意思。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文化的起源》一书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E.B.Tylor，1958，第1页）蔡俊生等人（2003）认为，“文化是由共识符号系统载荷的社会信息及其生成和发展。”（蔡俊生等，2003，第31页）文化可分为技术文化^[1]、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技术文化是“由技术符号系统载荷的社会信息”（蔡俊生等，2003，第34页）。制度文化是“由契约符号系统或制度符号系统载荷的社会信息”（蔡俊生等，2003，第35页）。精神文化是“由共识符号系统载荷的人类知识和意识的总和”（蔡俊生等，2003，第37页）。李德顺（2010a）认为，“文化其实就是‘人化’和‘化人’：‘人化’是指按人的方式改造整个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带上人文的性质；‘化人’是指反过来，再用这些改造世界的人文成果来提高人、装备人、造就人，使人的发展更全面、更自由。”余秋雨（2007，2011）认为，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在另外的场合，他还用“以人为本”或“变成习惯”等来限定这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欧阳康（2011）认为，“从现象方面看，文化是使人超越于自然生命体的生活方式——美食、美饰、美居、美声、美术、美体、美景等；从本质方面看，文化是使人的生命获得超拔意义的理想价值追求——生命观、死亡观、幸福观、荣辱观、审美观等；从行动方面看，文化是指向一定目标与意义的人为性程序设计与行动秩序——目的性、指向性、组织性、程序性、秩序性、过程性等；从功能方面看，文化是传承、教化、凝聚与认同——使个体从属于一定的群体、价值、行为方式等。”陈炎（2011）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协调群体关系、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

从上面不同专家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文化是一个多义词，且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文学艺术等角度去理解，也可以从现象、本质、行动、功能等方面去透视。现在，一般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讲，文化与自然相对，就是人化或社会化，泛指物质自然之外的所有东西；通常称之为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可分为三个层面，即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2]（图3-1）。其中，精神层面是核心，按照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它决定了制度层面，而制度层面决定了器物层面。从狭义来讲，文化仅指精神文化，主要指价值观、思维方式、习惯和风俗等。阿根廷的格龙多纳（M.Grondona）（2002）把价值观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的，一类是工具主义的。前者是不计功利的，后者是计功利的。他认为，为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种亲经济（非经济但又不反经济）的内在的价值观。格龙多纳的这一划分实际上揭示了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

图3-1　文化结构图

有了“文化”的概念，就可以进一步定义“文化传统”。一般认为，文化传统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文化，包括风俗、道德、思想、艺术、制度、生活方式等内容，是指在过去的文化中属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文化。中国文化传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其在社会组织、人的心理和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潜在影响力，并且业已积淀为人们的普遍心理，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现在和未来的思想、行为。

文化传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不管是否承认它、赞同它，它都将在一定时期内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施加影响，而且有些影响还可能相当持久和漫长。正因为如此，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摆脱和无视文化传统的影响，只能因势利导，利用文化的积极因素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减弱或消除文化的消极影响。

此外，还应区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指历史长河的文化积淀，是一个横向的、静态的、文化“源”的概念；而文化传统则是指绵延流传、通古贯今的文化内涵，是一个纵向的、动态的、文化“流”的概念。由于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随着气候、经济、社会等条件的变化，文化也在不断地变迁，因此，传统文化往往与现代或当代文化有较大的区别，有时甚至面目全非（有些价值观念遭到了反驳和批判，有些习俗被废除或遗忘了），但文化传统是从古流传至今，没有中断但有变化的文化，它本身就是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3]。

3.1.2　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形成

中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源头应在文明形成之初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去寻找（在更早的猿类或人科生物的社会结构则基本上是由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

希波克拉底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指出：“人类的人相学可以分为树木茂密和水源充分的山岳型、土地贫瘠的缺水型、草地沼泽型、开阔的排水良好的低地型……在多山多石而雨量充足的高山区，各季节气候的变化很大，这里的居民易于有巨大的身躯，生来适于勇敢和坚忍……在起伏多风而雨量充分的高原区的居民，一定是身材粗大而彼此都很相似，在性格上有些懦弱而驯良……你会发现人的身体和性格大部分都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汤因比，1966，第69页）

黑格尔则在《历史哲学》中把影响文化的地理因素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干燥的高地和广阔的草原；二是大江大河流经的平原；三是海岸区域。按照这一划分，显然中国属于平原流域，而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则属于海岸区域。

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亚热带和温带，较适宜于人类居住。二是中国东南部地区是平原流域，拥有众多的河流和湖泊，较适合农业的发展。三是中国幅员辽阔，腹地纵深。境内流域面积在1 000平方公里的河流就有1 580条，流域面积超过10 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79条，其中仅长江、黄河、黑龙江和珠江的流域面积就达数百万平方公里。这既有利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壮大，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抗打击能力，较有利于文明的强盛与延续。四是中国拥有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和平原五大基本地貌类型和从热带到寒温带的各种气候类型，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特征。如中原地区的重农抑商和安土重迁、东南沿海重视海外贸易和开放思想、西北的绿洲地区的重商观念、北方游牧民族的尚武好战等。五是中国具有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在中国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南为难以跨越的崇山峻岭和瘴疠弥漫的热带雨林，西北为茫茫无际的沙漠戈壁，北方为干旱的草原和西伯利亚针叶林。

为了抵御西北部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侵略和掠夺，中国至少自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时期即已开始修建长城，之后世代不断地修筑，逐步连接、加固。这13 000余里（1里＝0.5千米）的长城不仅是古代最大的防御工程，而且成为了中原地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的人工补充。

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农耕文明的诞生和农业的发展。中国的农耕文明至少在距今6 000年左右的仰韶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根据考古研究发现，那时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广泛种植耐旱的粟谷和蔬菜，并且形成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点，而在中国南方则开始了水稻的栽培。在距今约5 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已成为中国人的主要生存和生活方式。

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中华民族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居住地的相对固定，使得家族和人口逐渐繁衍起来。人口越来越多，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从而就需要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即宗族制。所谓宗族制就是以家庭为中心和最小单元，同一祖先的家庭聚居在一起，成员依据辈分、资历和财产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宗族。总的来说，宗族的管理制度是家长式的。由于在古代人类的知识总量相对较少，又没有像现代这么多的学校，人们的管理才能主要是由其经验决定，而经验又主要由年龄决定，所以，作为宗族内部的家长或长老往往成为了宗族乃至村庄的最早的管理者或领袖。显然，宗族制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这些都只有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才有可能出现。

一般认为，西方的文化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古希腊文化；二是古罗马文化；三是希伯来文化，其由犹太教衍变为基督教文化。其中，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正像恩格斯曾说过的：言必古希腊。为简化起见，笔者将仅探讨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与中国一样大都处于亚热带和温带，也较适宜人类居住。二是地中海地区山多，石灰岩多，土地贫瘠，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三是古希腊全境被各种天然障碍分割成众多孤立的小区域，如爱琴海诸岛、雅典、迈锡尼、梯林斯、皮罗斯、斯巴达、特洛伊、米利都、罗得岛等，这些地区的面积在几百平方公里至几千平方公里之间。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希腊城邦制社会结构。四是拥有一个地形封闭的陆间海，即地中海。由于地中海较“洋”更易于航行，因此成为了地中海地区各岛屿和沿海地区的便捷通道，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五是相对于古代中国而言，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欧洲大陆都更为开放。在地中海地区各城邦之间是开放的（有海路），这也是他们得以生存下来的重要条件。由于欧洲大陆天然的屏障较少，加之海洋的辅助，使得欧洲各个地区（或城邦）的联系和交流较为通畅，地理特征呈现出较明显的开放性。

古希腊罗马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了商业文明的产生和工商业的发展。与中国一样，古希腊罗马文化也是发端于新石器时期的畜牧和农耕。但是，地理条件的限制，使得古希腊罗马的农业和畜牧业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存需要，人们不得不转向山林和大海寻找生活资源，发展渔业、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向外开拓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以橄榄油、葡萄酒、纺织为基础产业，不断通过海上贸易和殖民向外开拓和发展。这种希腊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被发扬光大，从而为近代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工商业的发展又导致了城邦（polis）制的形成。城邦是规模有限、独立自制并得到其公民的最高忠诚的共同体。在北希腊、中希腊西部、南希腊北部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北部，伊奥利亚人建立了很多城邦。在中希腊东部的阿提卡半岛、优卑亚岛、爱琴海中部的岛屿直到小亚细亚西岸的中部，爱奥尼亚人也建立了很多城邦。在南希腊的南部和东部、克里特岛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南部，多利亚人建立了斯巴达、亚哥斯、科林斯和麦加拉等城邦。

在古希腊，城邦就其政治意义而言是诞生了公民集体，它超越了家庭、村落、部落这些传统的人类联合体。这些城邦往往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的若干村落，其特点之一是小国寡民。希腊城邦小者如厄齐那只有100平方公里，较大者如斯巴达，其领土也只有8 400平方公里。雅典领土有2 550平方公里，当其全盛时代，居民共约40万人。

城邦因受地域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限，一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就需要进行一次移民，去开拓新的定居点或殖民地，从而将古希腊文明的种子传播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大规模移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组织遭到彻底的破坏。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移民不得不重新聚集在一起，于是一种全新的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逐步取代了原有的氏族体制。阶级按地产和收入多寡来划分，在制度中加入了一种全新的因素——私有制。由此，古希腊的社会组织逐渐发展成了以不同阶级、职业或不同地区的人组成的政治、经济集团。与古希腊城邦制的发展伴随而生的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雅典民主制的确立是契约原则在西方社会的最早应用，因为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便是作为公民社会最高形式契约的法律对个人政治权利和平等地位的肯定。

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了农业的发展和宗族制的产生；古希腊罗马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城邦制的形成。这一最重要、最原始的差距导致中西文化选择的南辕北辙；反过来说，当代中西文化的基本品格是由其早期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这也许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说的路径依赖吧）。

在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宗族制，必然要求强调家长或长老的权威（即等级观念、官本位）、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性（即特殊主义、情感主义和集体主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维度）就出现了。(www.xing528.com)

在西方，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工商业生产方式和城邦制，必然要求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即平等观念、民本位）、神的重要性（即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等）。这样，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也出现了。

3.1.3　中西文化的基本要素与逻辑结构

中西文化的基本要素是远古时代奠基（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轴心时代基本确定（体现了一定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中国、印度、希腊三大文化中心），近现代各文化中心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受到来自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自汉代就传入中国）而逐渐形成的。笔者通过多年的研读、思考，并结合本书探讨的主题，将中西文化作了比较（表3-1）。

表3-1　中西方文化之比较

前文提到的霍夫斯泰德和特龙彭纳斯等人的实证研究有力地支持了上述文化要素（或维度）的划分与中西文化的倾向性，具体内容如表3-2和表3-3所示。

表3-2　东西方文化主要维度被选择的比率（%）

资料来源：特龙彭纳斯等，2003，第35、51、69、87、140页。经笔者选择、整理而得。

表3-3　东西方文化主要维度的指数得分

资料来源：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等，2010，第47、83～84、222～223页。经笔者选择、整理而得。

其中，“普遍主义”的提问是：“是否庇护作为你朋友的司机”；“个人主义”是对个人自由和发展机会的选择；“情感内敛”的提问是：“在工作中感到沮丧会不会公开表露自己的情感”，情感内敛应与集体主义有一定相关性；“专一型”的提问是：“是否会帮助老板粉刷房子”，专一型是相对于扩散型而言的，是指工作中的关系不会扩散到生活和交际领域，实际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控制自然”的提问是二选一：一个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行为所致”，另一个是“有时我感到自己无法完全控制生活的方向”，控制自然与理性主义有很高的相关性。

其中，“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弱势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等，2010，第49页）；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权力距离”与上述“扩散型”相结合，就强化了社会的不平等，导致“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和观念。“长期导向”意味着培育和鼓励以追求未来回报为导向的品德——尤其是坚韧和节俭（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等，2010，第222页）。长期导向与女性文化有较高的相关性。

关于表3-1所列文化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目前也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的。有人认为对人性的假定是最重要的，因为性恶论就必然导致法治，法治就必然要求普遍主义和人人平等观念；反之性善论就应以人治、德治为主，而人治必然要求等级制、官本位和特殊主义等。

有人认为宗教观在所有文化要素中是最根本的，因为西方的性恶论就是源于基督教中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而在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世俗伦理观，至少在家庭中人们相信人性是善的，否则怎么会父慈子孝呢？西方的基督教还导致了理性主义（因为上帝是理性的）、普遍主义（因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上天堂，而上天堂就必须得到上帝的宠爱，成为上帝的选民，至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如何就不重要了或不是最重要的）和平等观念（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而世俗的伦理观必然导致情感主义、特殊主义、等级观和官本位等。

还有人认为理性观是文化价值观的基础，因为理性主义与普遍主义、个人主义、思维方式、义利观和平等观等都有一定的相关性；反之，非理性主义则与特殊主义、官本位和女性文化相关。

综合而论，笔者同意宗教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最根本因素的观点。就像有人说的，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圣经》，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论语》；一个是宗教经典，追求的是彼岸，一个是伦理手册，追求的是此岸。也有人说《圣经》是西方的《论语》，《论语》是中国的《圣经》。这两本书在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说的轴心时代就已经诞生了，其对世界的影响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其次，笔者认为在这些文化基本要素中，对人性的假定是第二根本的。然后是四个基础性的文化基本要素，即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男性文化（女性文化）。剩下的一些文化基本要素都可以从这四个文化基本要素中推出。如男性文化导致冒险、偏激和情感外露等；理性主义和男性文化导致擅长分析和抽象思维、控制自然等；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导致重利轻义等；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导致平等观念和社会身份取决于成就（从表3-2可以发现，普遍主义与个人主义有很高的相关性；从表3-3可以发现，个人主义与平等观念有很高的相关性）等。

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或高低、贵贱、强势弱势、先进落后等）和文化对科技、经济发展是否有重大影响等问题，则存在较大的争论。主要表现为价值一元论和文化多样性、西方中心主义与非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决定论与生产力决定论的尖锐对立。李德顺（2010b）认为，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文化完全没有是非优劣可言，并不意味着对它不可以进行价值判断。事实上，对于文化的评价，不能离开它的主体尺度……如果换一个坐标，不以多元文化之间的比较为坐标，而是以每一文化主体自身为坐标，将文化首先看作是他自己的生存样式，那么对于每一个主体自身来说，他的文化还是能够作出先进与落后区分的”。

陈炎（2011）认为，“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却有强弱之别。所谓‘强势文化’就是指能力较强、效率较高，从而包含文明价值较多的文化系统。相反，所谓‘弱势文化’则是指能力较弱、效率较低，从而包含文明价值较少的文化系统。”而在谈到文明的认同和选择时，陈炎还特别警告，“在没有弄清楚一种文化现象的文明功能之前，不要轻率地加以否定；反之，在没有搞清楚一种文化要素的文明功能之前，也不要生搬硬套。”

笔者认为，人们对待文化的正确方式，一是要因势利导。因为文化（特别是作为基本要素的文化或核心价值）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大的变化，所以，从短期看，不要指望通过改变文化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应把文化看作是给定的，通过调整一些规章制度来适应这一文化。对外来的强势文化也必须适当加以改造、调适，以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这也是为什么任何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都有一个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的原因之一。

二是要正确引导。前文提到，文化可分为强势的和弱势的、亲经济的和反经济的；有些文化包含较多的文明价值，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而另一些文化包含较少的文明价值，对经济发展有中性的或负面的影响。因此，从长远看，还必须发动舆论工具正确引导文化的发展，倡导和弘扬强势的、亲经济的文化，批判和修正弱势的、反经济的文化。当然，这一过程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切忌冒进和操之过急（像“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那样）。

三是要认识到文化的二重性。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种文化发挥的社会效用是不相同的；即使是同一条件下的同一种文化也往往同时具有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效用。如官本位有利于增强政府权威，提高办事效率，但同时也容易导致人治，滋生腐败，从而增加社会运行成本。由此可见，一种文化往往同时具有增加和减少其文明价值含量的因素。这种情形有点像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性质。

四是要看到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势和互补性。在进行文化综合、文化调整和文化变迁的时候，注重取中西文化传统之所长，补中西文化传统之所短，并以此推动中国（或西方）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笔者认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划分和评判也有相对性，因为其功用（文明价值的含量）并非总是可以明确测量和计算的^[4]，而且这种测量和计算也会随着时代、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同一种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所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另一方面，即使是弱势文化，一般情况下也有值得强势文化学习或借鉴的地方。因此，总的来说，任何两种不同的文化都是可以互相影响、交相辉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