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动态：文化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1.2.1　相关理论背景研究

本研究涉及的理论主要有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进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文化模式理论等。

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R.H.Coase，1937）开创，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命名，近30年发展起来的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重要分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也强调意识形态、国家和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起决定性的因素仍然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即文化。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经济系统的内生性变量，而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或内在制度（internal institutions），它对正式制度和技术创新活动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因此，文化对经济发展（或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概念将成为本书探讨文化对技术创新政策影响的重要工具。R.C.O.Mathews（1986）认为，“交易成本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生产成本是人与物之间打交道的成本。”张五常（1999）认为，交易成本可定义为在鲁宾逊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成本。

经济社会学关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研究为文化对技术创新政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中介和重要理论框架，因为文化就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和基础。文化影响社会资本的存量和构建，社会资本存量影响技术创新及技术创新政策。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本质，目前有五种说法，即网络说、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说、资源说、能力说和面子说（详见本书3.4.1）。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化经济学理论（Evolutionary Econom-ics）逐渐发展起来并日益受到广泛的重视。该理论源于企业行为理论，并与进化论进行了类比，认为就像生物的多样性是自然界进化的基础一样，各行各业的企业就是技术进步的基础，因而重视从企业角度出发来理解技术创新过程，进而提出其政策主张。该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动态演化过程（J.S.Metcalfe，1995）。以该理论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形成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对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产生了巨大影响。

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落后，制度不健全，受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特别大。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的创始人之一张培刚（1999，2001a，2001b）就多次明确指出，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是不能忽略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的。关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张培刚教授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把这个差距比喻为猴与人的差距：发达国家是第一批变成人的猴子，虽然很难（因不知如何变，也不知会变成什么），但没有遇到另一个物种的阻碍；发展中国家是第二批要变成人的猴子，虽然知道如何变（因有前车之鉴），但要问人（即第一批变成人的猴子）同不同意。如果把文化理解成“人化”或“化人”，那么，按照张培刚的比喻，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是文化的问题；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其实也是文化的冲突。

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理论，最初是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A.L.Kroeber，C.Kluckholn，1952）在对164个文化定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之后提出的。他们认为，文化可以分为内隐结构和外显模式两部分。文化的内隐结构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构成，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它是文化中最一般也最持久的东西；文化的外显模式由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构成，它取决于内隐部分，也是内隐结构的存在和表现方式。

在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推动下，文化模式理论在美国盛极一时。许多人类学家都对文化模式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数本尼迪克特（R.Benedict，1934）。正是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文化模式”的概念（她的另一代表作是《菊花与刀》）。她认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些文化物质被选择、吸收，渐渐规范化、制度化、合理化，并被强化为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而另一些文化物质则被抑制、排除、扬弃，失落了整体意义和价值。文化的这种内聚和整合就渐渐形成一种风格、一种理想、一种心理和行为的模式。她还认为，不同民族和社会有不同的文化模式，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取向及潜在的价值意识。

霍夫斯泰德（G.Hofstede，1980）为了实证研究的需要，提出了文化维度理论，即把文化分解成若干维度（或要素），以比较不同的文化。他起初把文化分为四个维度：权力距离，即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即一个社会考虑自己利益时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模棱两可的环境的威胁程度，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即社会是关注个人的利益还是关注集体的利益；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即身为男性或女性的社会含义和情感含义。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即长远导向和短期导向（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等，2010）。这些观点对后来人们探讨社会文化或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目前，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也是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之一。陈炎（2011）、欧阳康（2009，2010，2011）、李德顺（2004，2010）、徐行言（2004）、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王中枢（2000）、塞缪尔·亨廷顿（S.P.Huntington）（2002b）、郭太风（2002）和马凌诺斯基（B.Malinowski）（2002）等人对文化的概念、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文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高星海（1998）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过三次交锋。第一次是公元一世纪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与儒教、道教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是佛教文化在中国扎下了根，并在隋唐时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佛教曾被抬高到国教的地位。第二次交锋是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西方传教士企图强迫中国接受基督教，然而在7世纪、12世纪曾两次传入中国，两次中断，直到16～17世纪再次传入中国，才在中国产生了影响，结果是基督教尽管在中国扎下了根，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比起佛教来则相去甚远。第三次交锋是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次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把它引进中国的，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使中华民族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国际地位，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欧阳康（2011）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实施，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有史以来真正的、最大的挑战^[1]。套用高星海的历史回顾，笔者认为可以把这一次正面的实质性冲突称为第四次交锋。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我们将拭目以待（详见本书4.3.2）。

目前学术界对中西文化的描述，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一下，描述中国文化的词汇主要有世俗的（或非宗教的）、特殊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或非理性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或家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权威主义的、宿命主义的、合作主义的、女性的、性善的、擅长综合和直觉思维的；相应地，描述西方文化的词汇主要有宗教的、普遍主义的、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竞争主义的、男性的、性恶的、擅长分析和抽象思维的（张岱年等，1990；石元康，2000；J.Kekes，1997；杜林致，2002，等）。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以及文化对经济发展是否有重大影响，则存在较大的争论。主要表现为文化的一元论和多元论、西方中心主义与非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决定论与生产力决定论的尖锐对立（详见本书3.1.3）。

1.2.2　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

据在Google网站上搜索，符合“social capital”的条目有18 600 000项（2005年1月25日）、57 500 000项（2006年2月11日）、146 000 000项（2007年2月20日）和85 500 000项（2011年6月11日）；而符合“social capital”和“technology innovation”的条目有2 040 000项（2005年1月25日）、4 360 000项（2006年2月11日）、22 100 000项（2007年2月20日）和44 200 000项（2011年6月11日），可见增长势头很猛。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看，其研究趋势是研究范围逐步从宏观走向微观，对特定企业的社会资本的研究比较重视；注重对落后国家与经济转轨国家的社会资本的研究；经济层面的研究与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的研究相结合。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亦呈指数增长趋势。据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上查寻，截至2011年6月11日，题名含“社会资本”的有关文章共4 167篇（自1995年），其中1995—1999年每年发表3～8篇（共28篇），2000年19篇，2001年45篇，2002年66篇，2003年156篇，2004年208篇，2005年304篇，2006年483篇，2007年605篇，2008年709篇，2009年654篇，2010年674篇（图1-1），2011年（至6月11日）216篇。中国学者对社会资本的介绍和应用，主要集中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原因和农民工流动的方式。这方面的经典研究是李路路（1995）的社会调查，他发现社会资本对私营企业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www.xing528.com)

图1-1　2000—2010年题名为“社会资本”的论文发表数

而题名含“社会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文章仅有91篇，其中2000年和以前发表0篇，2001年1篇，2002年0篇，2003年2篇，2004年5篇，2005年2篇，2006年14篇，2007年17篇，2008年14篇，2009年18篇，2010年13篇（图1-2），2011年（至6月11日）5篇。其中，陈劲等（2001）探讨了技术合作理论、“动态网络”理论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与供应商、用户、政府、大学的关系。结论为：企业的横向社会资本越大，企业的技术创新业绩越大；企业供应链上的社会资本越大，企业的技术创新业绩越大；企业与外界各实体的社会资本越大，企业的技术创新业绩越大。张方华（2003，2006）重点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他把技术创新看作生产函数的变化，而把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列起来当作生产要素，从而将社会资本内生化了。

图1-2　2001—2010年题名为“社会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论文发表数

关于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还有学者作了一些实证的、定量的研究。R.Landry等人（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参与网络活动、关系资本、R＆D的投入相对强度、使用的先进技术的数量、出口销售的百分比和财政资产的指数相对增加10%，那么企业创新的可能性将相应提高1.89%、1.8%、1.42%、1.3%、0.33%和0.22%，前两者共提高了3.69%；研究网络活动、关系资本、用于生产过程中的先进技术的数量、出口销售百分比、总的销售额和R＆D的投入相对强度的价值指数相对提高10%，那么激进创新的程度将相应加强3.36%、0.91%、2.02%、1.59%、1.17%和0.72%，前两者共加强了4.27%。这些数据表明，在新经济时代，以网络、关系和参与为测度标准的社会资本在技术创新某些阶段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超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似的研究由王霄等人（2005）作出，他们用结构方程建模（SEM）的方法证实了社会认知（如信任、合作）对技术网络和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社会网络对技术网络和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游达明和刘芳（2009）、舒丽涛和许光英（2010）、林筠和刘伟等（2011）还先后就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绩效和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关于技术创新，特别是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但这些研究主要触及到了经济学和管理学层面，将经济学与哲学、社会学结合起来，从文化层面进行研究的论著较少。据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上的查寻，至2011年6月11日，题名含“文化”和“技术创新”的文章221篇，其中1999年及之前发表15篇，2000年9篇，2001年9篇，2002年14篇，2003年8篇，2004年14篇，2005年25篇，2006年22篇，2007年29篇，2008年21篇，2009年24篇，2010年21篇（图1-3），2011年（至6月11日）10篇。但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企业文化”、“组织文化”或“文化产业”方面的，真正关于社会文化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文章仅30余篇。

图1-3　2000—2010年题名为“文化”和“技术创新”的论文发表数

其中，盛亚（1996）从霍夫斯泰德（G.Hofstede）的四个文化维度分析了文化环境对中、日、美三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冯之浚（2000）从“积极进取，自强不息”、“重视整体思维，讲究综合创新”和“孜孜不倦，勇于开拓”等方面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精神，并且从农业社会、保守观念和科举制度等方面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创新精神的负面影响。陈仕平（2003）探讨了技术创新中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的表现：“传统社会意识与现代社会意识的对抗”、“经济合理性原则与社会合理性原则的冲突”、“理性与非理性的纷争”以及“宽容、自由与严谨、约束的对立”等，并对技术创新中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的调适，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思路。李承宗（2003）分析了技术创新对传统道德影响的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技术创新面临的社会伦理问题和生态伦理问题；李承宗和彭福扬（2003）及李承宗和谢翠蓉（2003）还探讨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张洪石和付玉秀（2004）根据文化对技术创新影响模式、深度的差异，把技术创新的文化冲突的原因分为三类：一是对技术创新文化影响论的忽视；二是对技术创新群体或亚文化的忽视；三是对隐语、非语言过程的忽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技术创新国际化中的文化冲突与整合的问题。

雷宏振和韩娜娜（2005）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创新方式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注重伦理约束，强调和谐、稳定、以人为本、刚健有为等官僚性和支撑性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将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守成与合作创新活动，有利于渐进式创新，但不利于突变式创新和个体式创新。高展军等（2005）探讨了不同文化对企业创新方式选择的影响，认为低权力差距、集体主义、女性文化和不确定性规避有利于渐进创新，不利于突变创新。李素珍（2005）以传媒领域的技术创新为例，论证了文化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夏保华（2006）探讨了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实践问题，认为技术创新既是社会文化实践的积累，又是社会文化实践的创新；技术创新的文化发展方向应是人文化、生态化、科学化和民主化。林慧岳和郭素芳等（2008）认为，编码维中的知识创造和扩散维中的知识扩散是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技术创新文化困境的破解必须在这两个维度中去寻找答案。陈玉林和顾金土（2009）综合考察了国际权威期刊《技术与文化》近十年来有关技术创新史的论文，探讨了国外技术史专家在技术创新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问题。

据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查寻，至2011年6月11日，题名含“技术创新”和“政策”的文章723篇，可见其研究已经相当丰富。其中，1999年之前（含1999年）发表91篇，2000年48篇，2001年41篇，2002年35篇，2003年32篇，2004年39篇，2005年43篇，2006年91篇，2007年79篇，2008年67篇，2009年74篇，2010年64篇（图1-4），2011年（至6月11日）19篇。其中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既有不同国家技术创新政策的比较研究，也有关于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度分析和工具分析。

图1-4　2000-2010年题名为“技术创新”和“政策”的论文发表数

据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查寻，至2011年6月11日，题名含“技术创新”、“政策”和“文化”的文章总共仅有3篇，而且皆发表于2007年。其中一篇是董依江（2007）发表的《我国后发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文化和政策视角》，作者认为积极的区域文化将成为区域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宏观区域发展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实际行政作为方式将决定区域技术创新的运行环境；我国后发区域技术创新活动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文化、区域政策共同构成的外部环境因素。如果不看题名，从论文实际内容看，关于文化对技术创新政策影响的论文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如王彦君和孙慕天（2003）探讨了苏联“大国意识”和“专制主义”等政治文化传统对国家科技政策的影响；袁祖望（2003）探讨了我国科技政策中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如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重理工学科轻人文社会学科、重眼前利益轻长远效益等），并认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视工具理性、欠缺纯粹理性的品格是这种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渊源；戴铁军（2006）探讨了“重文轻理”、“特权”和“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对教育政策的影响。

关于文化对技术创新政策影响的英文论文，笔者从网上找到了两篇，一篇是R.C.Adams（1995）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探讨的是文化对日本和美国技术创新政策的不同影响；另一篇是T.Wieland（2006）写的题为《创新文化、技术政策和历史的作用》的会议论文，他以原西德和美国关于计算机产业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为例，阐述了文化和历史对这两个国家技术政策的影响。

从以上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第一，关于文化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文章较少，而且借助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析的更少，仅有一篇用到了隐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尚没有发现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作有关分析的（关于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企业技术创新的有十几篇）。因此，本书第3章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第二，关于文化与技术创新政策关系的文章更少，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而且呈零星分布，这些文章之间没有什么关联，而且较少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和博弈论等有关理论来进行分析。这些正是本书要解决和研究的中心内容之一。第三，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内容有什么关系？这是以前的研究者几乎没有涉及的问题。本研究对这一问题也着重进行了探讨。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目前关于文化与技术创新及其政策的研究还有如下问题：一是有的人不认为文化对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政策有什么影响，实际上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二是即使有影响也是一种外在的影响，他们是把文化作为一种外在的、辅助的因素来看待（袁庆明，2003）；三是把文化看作是基本不变的，虽然有些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一些表层的文化（如习惯、风俗等）是可以改变的（柯武刚等，2002）；四是有关文化因素的研究还缺乏具体的、系统的实证研究。这些问题正是本书选题的依据之一，也是本研究所要尽力解决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