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政治研究：民主共和制度的转变

三、民主共和制度缘何蜕变

作为一种立国和国家治理模式，民主共和制度在清末民初经历了一个理论宣传、开创实践和蜕化变质的历史过程。尽管许多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为之痴狂、为之流血牺牲，然而为什么他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和民主共和制度，何以没有走上革命派所预设的轨道，反而很快蜕变为一种徒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专制共和”?究其根由，当然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侧重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式工商业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育不足，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且颇具妥协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与一定的经济基础即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只有适应生产力发展实际的政治变革才能取得成功，反之则迟早要遭遇挫折。具体就世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言，近代的民主共和制度实质上是上升到国家统治地位的新生资产阶级用来调和本阶级各阶层各集团利益矛盾、维系统治的一种政权组织模式，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必须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大生产又直接表现为以机械化工厂体系和企业化及远程贸易为特征的新式工商业占主导地位。事实上，新式工商业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世界上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等国都概莫能外。

如果说西方各国由中世纪迈入近代，走的是一条内源早发型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那么中国自鸦片战争后走的则是一条不同的外源后发型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自然更为艰辛、痛苦和曲折。当然，尽管“西方的民主政体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61]，但两者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却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要想在中国仿效、移植或开创这种民主政体，也就不能不有赖于新的社会经济力量的崛起。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有别于传统农耕社会的新变化：新式工商业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增长更为明显，一些主要行业的增长速度，不仅前所未有，也为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谓“黄金时代”所不及。进入20世纪，列强侵略全面深入，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刺激下，中国的新式工商业继续有所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组织程度也有所提高。据《中国年鉴》第1回《各省商会详表》的统计，从1902年到1912年，全国各地除西藏外都成立了商会，共计922所(包括总商会和分会)。虽然，此时中国的新式工商业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如地域分布不平衡，沿海多于内地，城市多于乡村;与外国在华厂矿相比，数量少，技术落后;行业发展不均衡，重工业比例很小等)，但这些发展毕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多方面进步，为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大力倡导、北洋政府对经济的失控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抵制日货运动等环境因素，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仍然获得了一定的增长。据统计，1860年至1911年的50年间，投资1万元以上先后创办的厂矿约700个，资本总额1.3亿元，而1912至1919年的8年间，新建厂矿470多个，投资近9500万元。全国煤炭1911年产量为813万吨，1914年增至1418万吨;全国面粉厂1911年约40家，1919年增加到120多家，资本600多万元。然而总的来说，在外国资本势力的排挤和军阀官僚的掠夺下，新式工商业特别是新式工业发育不足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观，一直未能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成分，传统的自然经济仍居于优势地位。据估计，直到1920年前后，我国农业总产值约为165.2亿元，工业(包括矿业)总产值约为53.83亿元。如果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略去，新式工业的总产值为10.66亿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87%，因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下页表^[62]是对1920年全国产业资本的估计(单位为万元)，其中本国资本共70079.2万元，不足外国资本的50%;民营资本在资本总额中约占17.7%的比例，只略高于官僚资本，力量之弱小显而易见。另据统计，英、日、美是当时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的主要国家，日本利用“一战”的有利时机，大肆扩大在华势力，1913年其在华投资总额为4.9亿日元，1919年增加至14亿多日元;1914年输华货物总值1.6亿日元，1919年增至4.47亿日元。于是，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已一跃而与久居首位的英国并驾齐驱。同期，美国的对华贸易额也由1913年的0.35亿海关两增至1919年的1.08亿海关两。“一战”期间，欧美列强虽然忙于战争，但他们仍然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来控制整个中国的工业。到1919年，外国资本仍然控制着全国近60%的织布机和75.6%的机械采煤。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足，使得民主共和制度赖以生存和完善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

第一，民族资产阶级未能为共和政府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应该说，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5月31日，海外各地华侨(包括资本家、留学生和普通工人)的捐款是相当积极慷慨的。据李景荣《爱国华侨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和贡献》一文所附表4、表5有关数据粗略计算，除捐给若干省市、地区及南京临时政府的10多万美元、23万多新加坡币、100～200多万港币不易区分归属外，可以判明捐给广东都督府的款项即近176万银元。再有港、澳、台同胞及留学生给广东都督府的捐款更接近240万银元、80万港币^[63]。当然，南京临时政府也从本阶级那里借到一些款项。如1912年7月13日、1913年3月1日《北华捷报》所载，上海精英阶层向南京临时政府提供了约700万两的贷款^[64]。另据笔者的粗略检索，南京临时政府还有如下几笔借款：中国银行20万元;驻沪港商18万两规平银;经驻沪吴兴商人刘锦藻以私人房产作抵转借英商永年公司银15万两;广肇公所、潮州会馆银40万两;广东都督府协助京饷借款140万元^[65]。本来，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向以赋税为大宗，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也早经通电各省催解，但直至1912年3月20日，也未见各省解款前来^[66]。因此，与当时每月军政费开支约近千万元相比，上列的部分捐款和几笔借款仍无异于杯水车薪，其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之情状可想而知。作为留美专家的财政总长陈锦涛，颇得孙中山的赏识，但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再向孙中山报告该部“筹措维艰”，“计穷力尽”，“统筹出入，挹注无方”，“彷徨终日，应付无方”的窘境。黄兴曾拟兴师北伐，直捣清廷，因财政困难不得不放弃;他为筹借军费，忙得寝食俱废，以至于吐血。实业部总长张謇感到困难太大，一筹莫展，不愿履任。临时政府最初希望他担任财政总长，他分析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支，结论是每年短缺8000万两。有人以为张謇过于夸大困难，但辛亥首义之区的湖北省，以全省之收入供全省之支出，月亏且至200余万之多^[67]。故就全国而言，张謇的分析应无夸大之嫌。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在发行1亿元军需公债的《弁言》中说：“民国肇兴，抢攘屡月，临时政府虽立初基，而北虏未摧，南服多事，饷糈筹拨，固难缓手须臾，政费繁兴，又日见其推广，凡停战期内之筹备，迄和局解决后之设施，均非厚集资财，何以宏兹伟业?”^[68]可见南京临时政府所需经费之急之巨。而1亿元军需公债的发行也并不顺利，认购额仅737万元^[69]。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孙中山等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上，但同样收效甚微。可以说，民主共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财政赤字击溃的。

还在1911年春，孙中山由南洋赴美，曾在加拿大为广州起义筹得捐款7万港元，并促成美洲同盟总会与致公总堂的联合，全体同盟会员加入洪门，以便协力筹饷救国。继而又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由孙及筹饷局演说员黄芸苏、张蔼蕴、赵昱分两路自旧金山赴美国各地募款。在此期间，孙曾应黄兴来电要求，“嘱洪门筹饷局电汇港币一万元往香港，作为暗杀机关经费。需款尚缺五千元，则另函嘱檀香山、伦敦二地同盟会组织凑足汇去”^[70]。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并没有急于从美国回国，而是让黄、张、赵继续按原计划在美筹款^[71]，他则绕道赴英国和法国进行宣传和筹款。在伦敦时，他表示可给予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并将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对于日本的态度，他也将根据英国的建议行事，其目的就是想向汇丰银行借款。但因英国政府当时看重的是袁世凯，故没有理睬这些建议。孙中山曾说：“中国革命运动目前的状况，恰似一座干燥树木的丛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腾起熊熊烈焰，这火星便是我所希望得到的50万英镑。”^[72]孙中山还对一外国友人说：“如不保证在一周内给我弄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73]在法国，孙中山除了广泛接触各级政要外，又专门拜会了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西蒙。一开始，孙问西蒙能否“立即”“或在最近期间内”向临时政府提供贷款。西蒙做了否定的回答，指出无论如何不能立即这样做;并说四国银行团和它们的政府“从财政金融的观点”已经决定遵守严格的中立，对现政府及临时政府都不给予帮助;但一旦革命者建立起一个为全国所接受并得到列强承认的合法政府时，它们将不反对在金钱上给革命者以帮助。西蒙反问孙中山是否可以肯定共和制将为各省共同接受，各省之间的分歧是否会造成整个帝国的分崩离析。孙中山回答说，对这种可能性不必担心;运动在中国各地自发而迅猛的开展表明，这不是一次局部性的叛乱，而是一个事先经过长期准备、有完善的组织、以建立联邦共和国为目的的起义，成功是毫无疑问的，“袁世凯的机灵狡猾也许能推迟但决不能阻挡这种成功”。接着，孙中山问西蒙是否同意商谈一笔借款，使中国能够用以付清庚子赔款，因为支付这项赔款“除使我们蒙受镑亏外，还使我们回想起那屈辱的往事，而这种往事我们是想擦掉的”。西蒙表示不能理解这样做中国会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但只要借款的担保能充分令人满意，他不反对使孙中山得到满足。孙中山又问：“您是否反对、以及您是否认为贵国政府会反对用其他等价的担保”(例如用矿税和一部分土地税等等)“去代替关税作为现有借款的担保品”，因为中国“已经表现出来的民族感情”要求“收回海关的征税及控制权”。西蒙回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中国的信用得以牢固地树立以前，现有借款的条件不得作任何修改。这个答复使孙中山深感失望^[74]。

孙中山从英到法，风尘仆仆，历时两周，在筹款问题上一无所获，只好回国。他路过新加坡、香港等地时，一再谈到借外债的重要性，值得注意。他后来就此写道：“当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75]革命精神当然重要，但他空手而归，势必会使那些期待他带回“巨款”的同志们感到失望，也可能削弱了他在革命阵营中的影响力，妨碍了他对革命的领导以及对时局的控制。据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记》一文的记述，1911年12月30日南方代表顾忠琛(与黄兴有联系)和北方代表廖宇春(通过靳云鹏与段祺瑞有联系)在上海签订议和草约(共5条，其中一条为“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后，“临时大总统待选;黄兴有意焉。孙文则新归自南洋而抵上海，盛传携华侨捐款数十百万以来饷军者。其时军之所亟者，财也。南京联军(按即江浙联军)诸将新胜虚骄，而轻黄兴败将(按指汉阳失守)，尤有大欲以望孙文。徐绍桢以粤人为总司令，久镇江南，又有新功(按指攻克南京)，一言为轻重：而以文乡人，革命先觉，苟选大总统，惟其人莫属：昌议大廷，主之尤力。各省选举代表集南京，以绍桢侃侃，不敢有异议……遂举孙文为大总统。谒告纷至。或以询曰：‘公携来华侨捐款几何?诸军望之如望岁焉。’文应声曰：‘我携来革命精神耳!’则相与拊掌大笑。于是兴持忠琛与廖宇春所订之约以告，曰：‘毋使我辈负诺’。而文之履职也，即向参议院声明暂行就职，俟政体解决，当逊位让贤者。且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及世凯电告清帝退位，而文莅参议院辞职，践前言也”^[76]。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偕同秘书长胡汉民，与前来南京的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以日本“特殊援助”为诱饵，使孙中山等与之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发出一封经过孙中山、胡汉民修改的致三井财团总头目益田孝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500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1000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此事一波三折，最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没有办成。原因是：“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77]至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革命党人的几笔对外借款，前文已经提及，此处不赘。另外，1915年秋冬间，李根源等人亦曾向日商借款以发动反袁斗争。当时日商要求必须由黄兴出面担保，“尚在美国的黄兴立即指派张孝准代为签名担保，向日商借款200万元”。1916年5月，黄兴受孙中山之托，以个人名义向日本借款500万日元^[78]。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多次对外借款，当然是为公不为私，但又不能不向外国势力表示妥协和退让。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表的《对外宣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革命以前，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之种种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79]。而列强正是凭借着对华不平等条约和所取得的特权，以借款等为手段，对中国革命进行要挟和干涉的。

再者，大批官僚政客和军阀混入革命队伍，阳奉阴违，恣意破坏，成为民主共和制度蜕变的一个重要因素。革命党没能彻底摧毁封建官僚系统于前，革命胜利之初又一度与之妥协合作于后，以致“国家机器的主要杠杆都掌握在敌视共和国的人手里”。早在1912年6月前后，黄兴等就注意到：“从革命成功之日起，在共和派里面，就是说在政府、军队和行政机关的现有成员当中，混进了异己者，甚至是新制度的敌对分子”;“这些人以为是时候了，可以慢慢地、小心地把国家机器转向，使我们走回头路，打着共和国的旗号恢复旧制度，照旧专横地、不受监督地任用某些人，照样卖国”^[80]。此外，宋教仁主持将同盟会与其他几个政团政党合并为国民党时，更将大量的官僚政客和军阀拉入国民党。居正在1914年即尖锐地指出，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以来，即伏阴谋分子，成分复杂。官僚之侵入(赵秉钧亦入国民党)，将吾党之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真负责任，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谭人凤还具体考察黎元洪自武昌起义到国会解散前后的事功，认为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故直斥黎元洪为共和民国的祸水，“二次革命”时曾通电全国要除此官僚。

以上事例说明：(1)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官僚政客和军阀的妥协都来源于自身力量的不足和软弱。(2)革命先驱们一开始既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国内资产阶级身上，也没有从国内资产阶级那里得到多少实际支持。(3)孙中山早就对袁世凯的本性有所了解，有所警惕，但他还是要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这一切的发生，恐怕只能从经济方面得到合理解释。假设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雄厚，可以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那么民主共和制度不但有可能逐步完善，而且也能够得以有效维护。然而，“假设”毕竟不是事实。

第二，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意识淡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约着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发展水平与程度。20世纪初，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组织程度有一定的提高(以各地商会的成立为标志)，其政治代表(主要是阶级先驱者和新型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强烈的革命要求，但总的来说，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一个具有革命主体意识的自觉自为的群体。(1)他们在心理上缺乏内在的阶级归属感，在组织上也缺乏全国范围的一体化整合，因而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大都处于分散或分离状态，难以凝聚起足以左右时局的政治力量。如前所述，1902～1912年总共成立了922个商会(包括总商会和分会)，其分布几乎遍及全国除西藏外的所有行政区，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可喜的进步现象。然而毋庸讳言，这许多新式商会基本上都脱胎于地方性的传统行帮组织，尽管它们在本地区的联系相当密切，行动也颇为活跃，但又区域自限，极少有跨省区或更大范围的相互联络和联合一致的行动。而1911年成立于上海的“全国商团联合会”，实际上只是上海各行业商团的联合组织，它虽然在上海和江浙地区有较大影响，却无法在更大范围发挥“一呼百应”的作用。辛亥革命期间，不仅全国的商会未能统一起来，即使同一地区、同一城市的商会，其整合度也比较低。如广州总商会本由72个行帮会馆集合而成，但后者根本不把前者视为自己的总代表，因而在行动中也常常是各自为谋，各行其是，很难协调一致。此外，各地资产阶级的分散或分离状态，还表现在他们的政治态度大都以自身的眼前利益为依归，以当地各种势力的强弱为转移。如在革命党人势力较强并发动了武装起义的武汉、上海、长沙、重庆等地区，资产阶级一般采取支持革命的态度;在革命党人势力较弱的江西、苏州等地区，资产阶级侧重于鼓动“和平独立”;在封建势力相对强大的北方有些省市，资产阶级则继续听命于封建官府，反对革命。(2)他们在思想上处于模糊状态，大都不知道本阶级的历史使命，认识不到民主共和革命与自己的切身关系，因而在政治上带有不同程度的依附性和摇摆性，往往采取一种被动的从权应变的策略。大体说来，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几乎所有的商会、商团仍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并未立即附和革命。而当辛亥革命迅速扩及全国、清王朝的覆亡在所难免时，他们乃迫不得已由对清政府的绝望转而依赖于革命政权的保护，并和工人、农民一起协助革命军作战，担负了运送军械军粮、抢修工事、维持社会秩序等任务。在解决经费方面，武汉和上海的商会、商团也比较突出，如武汉商会、商团曾资助民军100多万元，上海的宁绍公司、中华银行曾分别资助沪军都督府16万两、65万两。特别是上海资产阶级的一些头面人物还进入了光复后的各级政权。以沪军都督府为例，如李平书任民政部长，不久又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长;沈缦云任财政部长，后由朱葆三继任，并由张静江、郁屏翰任副部长;王一亭任交通部长，后改任商务部长等。可是，在随后“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的激烈较量中，资产阶级同样出于现实利害得失的权衡，对孙中山由支持很快转向失望与背弃，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如“二次革命”爆发前夕，上海总商会试图迫使孙中山向袁妥协，曾以“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的名义，要求孙中山“通电各省表明素志”，“不复托名倡乱”^[81]。又如“二次革命”爆发后，某些商团的头领更进而秉承袁氏意旨，“断绝一切与叛党的经济关系”，积极支持袁“速平叛乱”^[82]，充当了袁绞杀这次正义斗争的帮凶。有资料显示：“那些与商业和贸易有关的个人及企业强烈表现出对中央政府(按指以袁为首的北京政府)的胜利抱有同情。”^[8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产阶级的弃孙拥袁虽然曾得到袁的所谓“曲突徙薪，功匪鲜浅”的通令嘉奖^[84]，但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反而不得不自食拥袁的苦果。在袁世凯的独裁专制统治下，李平书等人因以前曾与革命党人一度合作而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上海商团被迫解散;全国各地所有的自治机构和民意机关被迫撤销。资产阶级的这种悲剧性经历，以后又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时期重复上演。凡此之类，都无不导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格和革命主体意识的淡薄。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这个阶层在破坏满清政权并以新的政治组织取而代之的斗争中占有很重要地位”，但却“没有发展起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意识”^[85]。

第三，代表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的阶级及阶层数量极少，民主共和制度赖以存在和完善的群众基础也非常薄弱。据统计，民国初年中国资产阶级大约有10余万人，仅占全国4亿多人口的0.02%，而包括资产阶级在内参与政治生活的人数比例也很少。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全国有资格参加众议员选举的选民42933920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0.5%。至于第一届国会有经历可查的496名议员，其中经商或办实业者只有3人，仅占统计人数的0.60%;革命党人56人，占统计人数的11.29%^[86]。即使把后两种人相加也只有59人，仅占统计人数的11.89%。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也只有200万左右，留学生及各种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大概约200万，加在一起也不过400多万，在全国总人口中占不到1%，真是沧海之一粟了。(www.xing528.com)

事实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式工商业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还远远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形式;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现实，决定了他们难以在社会上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即使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先行者，也长期对外幻想帝国主义支持，对内依靠地方实力派，无法在短期内造成一个主体意识明确、坚强团结、步调一致的领导势力——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既无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又无强固的政治核心，就不可能树立号令全国的政治权威，也不可能产生诱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随着北洋军阀变本加厉的倒行逆施，民主共和制度也就越来越徒有虚名。

(二)传统政治文化和封建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国民的政治素质与民主共和制度之间存在较大落差

近代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观念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封建思想体系。但是，由于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先驱者没有下功夫深入批判封建政权的思想文化基础，因而所谓的“天命”原则和儒家的纲常伦理观念仍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有相当大的阵地。前文已经论及，进入民国后，大多数民众尚未摆脱传统旧思想的影响，对民主共和的真正含义和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茫然无知，并以孙中山、鲁迅、陈独秀的描述作为论据。这里再补充一些实例。据记载，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当时的“下层人士中，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87]。各地发给孙中山的贺电，有的称“总统陛下”，有的写“恭请圣安”。一位年过80的盐商萧某专程来到总统府，只图看看“民主”气象。当他见到孙中山时，便放下手杖，跪下去，对着大总统，恭恭敬敬地欲行三跪九叩大礼，马上被孙中山阻止。他出来时高兴地说，这下子可见到民主了。他把孙中山说成民主，恐怕是“民之主”的意思^[88]。一般老百姓从过去的君臣观念出发做些愚昧无知的傻事尚有情可原，而不少革命党人的思想中也存在封建糟粕就不能不发人深省了。譬如，大名鼎鼎的章太炎曾发布三个条件的征婚广告：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片文字，一须大家闺秀，一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者^[89]。发广告征婚在当时固属移风易俗的开新之举，前两条也无可非议，但后一条“须有服从性质”则为大男子主义的表现。又如“烈士彭加珍之未婚妻王氏请过门守节”，“王氏坐八台大轿，军乐铿锵，车马络绎，街道为之拥塞，严、张两都督均亲往庆贺，观者咸啧啧称羡”^[90]。再如革命党人控制下的广东军政府，见“该处社会道德之沦丧，荡检逾闲之辈日益增多”，于是“决计规定章程禁止青年男女在途中偕行，非有年长者体护不可”^[91]。其实，当时对青年人冲决封建罗网的行动表示反感、主张重光封建伦理道德的人，在革命党人中确乎为数不少。上海昌明礼教社总部自徐绍桢发起呈请政府嘉许立案以来，四方响应，风起云从，支社已达80余处。该社以徐绍桢为正会长，范光启、吕志伊为副会长，黄兴、伍廷芳、蔡元培、程德全、宋教仁等为名誉会长，大多数是革命党人^[92]。当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报刊上鼓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保存吾国固有之礼俗”的文字，可以说俯拾皆是。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对民主共和思想的宣传很不到位，却把“反满”提升到一个很不恰当的高度，以至成为整个斗争的主要号角，冲淡了民主革命的主题。邹容、陈天华、章太炎都是最著名的革命宣传鼓动家。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一方面高呼“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另一方面又深情地眷恋于“皇汉人种”“汉唐衣冠”，号召“张九世复仇主义，作十年血战之期”，驱逐“公仇”“公敌”之满人，“恢复我之祖国”。他似乎没有觉察到这种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与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主张之间，有什么不相容之处。陈天华曾发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主旨即在于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出发，驳斥一种就人民“程度立言”而“反对共和之说者”，但对于民主政体则缺乏详细研究，甚至还主张要兴民权改民主，“入手之方”就是“先之以开明专制”^[93]。他的名著《猛回头》《警世钟》，也以反满复汉立论，侧重于揭露“满政府”的卖国罪行，呼吁人们奋起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挽救祖国的危亡。如果说邹容、陈天华等是鼓励人们为救国而反满、为共和而反满的话，那么章太炎基本上就是为复汉而反满。考察章氏的生平和政论，尽管他也提倡过个性解放，强调过“民权”“平等”，组织过中华民国联合会，创办过《大共和日报》，却鲜有明确的民主共和观念，其真实思想主要还是孔孟以来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那一套春秋大义。虽然这三个人的思想和影响各有特点，但侧重“反满”则是共同的。1906年萍浏澧起义时，革命党人发表了一篇《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其中这样写道：“至外而督抚，内而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仇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事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之权利以为酬。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显尊严，其荣幸尤为我所得与;或时以鞭扑相加，叱责相遇，亦不过望我辈之肯构肯堂，而非有奴隶犬马之心。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狱，犹当仰天三呼万岁，以表悃忧爱戴之意。”^[94]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革命党人不仅封建帝制意识相当浓厚，而且狭隘的民族情绪溢于言表，说明他们反对的只是满族统治，而不是封建专制。还有，1912年2月12日清室宣告退位后，孙中山紧接着办了两件事：一是于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一是于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重要仪式，就是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并发表了两篇文告，其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事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祭明太祖文》写道：“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95]而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除了表示大致相同的意思外，更以兴奋的笔调，强调了“武汉首义”“海隅景从”“虏廷震惧”“奉兹大柄”的成就，并说：“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96]

显然，尽管孙中山在以往解释三民主义时也曾将满族统治者与满族人民作了区分，但这种狭隘的民族情绪并未在头脑中被完全清除。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看来，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结束了“异族”268年的统治，或者说结束了中国268年的亡国史，光复了中华。他们当时把元、清两朝视之为中国亡国年代的认识，源于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是十分落伍和错误的。

不消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满民族主义确乎成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极大助力，有利于发动群众并团结同盟者，扩大革命阵线，对于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反满民族主义毕竟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它同时也会模糊革命民主主义的目标，既淡化或遮蔽了真正的民族主义——反对列强侵略的任务，又成为汉族封建买办专制主义的保护伞，干扰了民主革命的进程。所以，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看，还是作为行为准则看，对反满民族主义的性质和作用，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价。

清帝一旦宣布退位，孙中山立即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且真心实意地推举袁世凯当大总统。孙中山这时觉得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都大功告成了，剩下的只是继续进行民生革命了。于是“三民主义”变成“一民主义”，他便心安理得地愿意接受袁氏的任命专管全国铁路建设。孙中山之所以会这样做，看来除了他的空想和天真之外，恐怕也在于他当时对民族主义认识上的偏狭和失误。孙中山竟然那么轻信，以至赞赏具有“旧经历”、会用“旧手腕”办事的汉族军阀头子袁世凯，不能不说多半与此有关。他是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明白“革命尚未成功”的。

这种现象，从另一角度说明，“反满革命”的口号有着极为深远的思想文化渊源，因而是一个最易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口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这一传统的口号发动革命本无可厚非，问题只在于革命党人并未清醒地认识其危害。这样做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在革命党的组织领导很不健全、民主共和制度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武昌起义后，一些革命党人急于议和，以为清帝退位，革命就成功了，有功成身退的思想，对民国建立后的政治斗争毫无思想准备。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准备恃功邀禄，升官发财，做民国的新贵。凡此种种，都不能不导致民主共和制度的蜕变。

(三)没有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历来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最大难题所在，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因为农民参与革命的程度直接决定着革命的深度和广度。质言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谁能唤起农民、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胜利。但要获取农民的支持，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就必须解决他们的生存危机，特别是满足他们对土地以及摆脱沉重捐税负担的渴求。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方面是如何认识、如何做的?这个问题涉及革命派的平等观，需要仔细加以辨析。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当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学说传入中国时，西方无产阶级已经从政治平等引申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而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一开始便同情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甚至把无政府主义当作平等要求的最高真理。于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不能不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一方面认为人人绝对平等在理论逻辑上可通，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分工和人的才能差异无法消灭，人人绝对平等在事实上办不到^[97]。他们对待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确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解决土地制度、改变农村状况的种种设想。除过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外，比较典型的还有刘师培、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的主张。刘师培认为：“土地者，一国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今同为一国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故豪富之田，不可不籍，然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夫今之田主，均大盗也，今也夺其所有，以共之军民，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此则仁术之至大者也”。章太炎也提出：“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陶成章则说：“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98]这些主张甚至比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更为激烈、更为彻底。然而，这些设想都只停留在理论和书面层次，根本就没有付诸实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农民的同情及政策主张，曾给中国农民带来一线希望和曙光，但是很快就昙花一现，消失得无影无踪，“平均地权”的主张还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就已被革命党人抛到九霄云外。

在孙中山的理论中，曾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99]，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农民被视为“不知不觉”的一类。由于轻视农民，看不到农村中蕴藏着巨大的反抗压迫的潜力，资产阶级革命者当然也就不愿下苦功夫去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因而未能在中国广大农村掀起一场社会大变动，那里依然是地主豪绅的天下，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被触动，农村的旧秩序得以原封不动的保存，农民照旧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于是民主共和制度遂丧失了至关重要的群众基础，也为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破坏民主共和制度、实行独裁统治留下了便捷的条件。事实证明，凡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的地方，不久又都“兵不血刃”“传檄而定”地变成了封建买办军阀的地盘。历史又一次与农民开了一个大玩笑，革命后的所谓新政权换汤不换药，依旧派原班人马下乡催租收税，以至敌视农民，镇压农民。随之而来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更将广大农村和农民抛入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动荡之中，贪官如麻，污吏横行，统治者撕去了最后一点道德遮掩。农民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流为丐，流为匪，流为盗，农村饿殍满地，哀鸿遍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类瓦砾堆”^[100]。革命党人曾一再为廉价的光复所陶醉，就免不了被反动势力迫害逐杀，失去了政权，失去了地盘。

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即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和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鲁迅最为关注的是国民的觉悟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他经历了绍兴光复的全过程，看到了革命是怎样很快地从胜利走向失败，痛感缺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没有造成农村的大变动，是辛亥革命存在的根本的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实行“咸与维新”路线所带来的，就是老把总的做了革命党，举人老爷的出任帮办民政，假洋鬼子、赵秀才的尼姑庵革命等，都与“咸与维新”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结果，“在县里是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样可怕的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了”^[101]。在未庄，人们则连辫子也未剪掉，只不过秋行夏令，将它盘上了头顶，消息灵通的赵秀才是最早将辫子盘起来的，而自吹与洪哥关系密切的假洋鬼子竟不准阿Q革命，使阿Q只剩下稀里糊涂被杀头的一条路。毛泽东曾经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102]当然，辛亥革命的一次或几次失败并不意味着整个辛亥革命全过程的终结。

以上三个方面，再加上革命党人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民主共和制度与中国社会实际之间存在反差，以及得到列强支持的北洋军阀实力雄厚等因素，便综合性地决定了民主共和制度的蜕变难以避免。

反思历史，观照现实，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当年影响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蜕变的三个主要因素，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这就需要进一步排除障碍，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毫不动摇地与时俱进。(1)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继续克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遗留下来的弊端，大胆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成功经验，在兼顾公平和谐、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同时，应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不动摇，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总量和质量，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2)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部分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与消极作用，继续肃清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其另一面则为奴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残余，在树立全球意识并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现代化思想融合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大力提升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养和自主创新能力;(3)正确认识和把握不同时代广大农民地位、命运、素质及作用的变化(即由过去长期的被压迫、被剥夺、被强制、被代表逐渐转向今日的当家做主并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继续为新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和乡镇企业提供充分施展所能的舞台，在实行村民自治和取消农业税之后，应进一步建立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含农民工)意愿和利益诉求的农民群众自己的组织，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包括教育、医疗、文化和信息网络等)的投入力度，并开始前瞻性地考虑如何由联产承包的“小农业”向规模化、企业化、产业化的“大农业”和城镇化(即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到二、三产业)转型，如何由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高层次的现代化一元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从而为深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