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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败亡与讨袁护国战争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成立云南军政府,推唐继尧为都督,并组成中华民国护国军,由蔡锷、李烈钧等率领,分路出兵四川、两广及湘赣,开始了讨袁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败亡与讨袁护国战争

四、讨袁护国战争袁世凯的败亡

经过1913年7月至9月间的反袁“二次革命”,国民党已元气大伤,原有的根据地和军事实力几乎丧失殆尽,其党员或流亡或隐蔽或变节,党的组织大部分瓦解,党内的思想也极为混乱。正如孙中山所说:“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言之不胜慨叹!”[129]然而孙中山既不以失败而气馁,也不因困难而缩步,“每想国事之颠危,民生之困顿,共和之前途,辄不能忘情于党事。”[130]为“再图第三次之革命”[131],1914年7月,他在东京重整旗鼓,改组成立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32]。中华革命党成立前后,他一面指示在海外的同志筹款,并集结党员,一面联系日本朝野寻求援助,同时不断派人回国策反,在上海、山东、广东、陕西等地组织革命军队,积极筹划发动武装起义,成为讨袁护国斗争中力量虽弱却又十分坚定的急先锋。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孙中山认为“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133],因而该党规定入党者必须填写“誓约”,加盖指模,宣誓“绝对服从党魁命令”;又将党员按参加革命的先后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个等级,在政治上享有不同的地位和待遇;非党员在革命时期甚至“不得有公民资格”。这就使该党陷入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小圈子,既有害于革命派的团结,也不利于群众的动员。以黄兴、李根源、李烈钧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因不赞成上述宣誓画押的入党手续和等级制度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黄兴从日本远赴美国,利用一切机会介绍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真相,揭露袁世凯之暴政;李根源、李烈钧等则于1914年8月另组欧事研究会,并得到黄兴的支持和指导。及至1915年八九月筹安会鼓吹帝制、袁氏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时,该会乃转而抛弃其“渐进”立场,或公开通电向袁宣战,或创办报刊加强反帝制宣传,继之又派人到西南策动地方实力派武装讨袁。

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此时也与袁世凯分道扬镳。北京筹安会一出笼,张謇即劝袁应做中国的华盛顿,勿为上断头台之法王路易十六,并辞职回籍,已表明了进步党人反帝制的态度。梁启超于1915年8月20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专门驳斥杨度的君宪主张,反对变更国体,在社会上风传一时。此文发表前,袁曾以20万元收买阻止,但梁不畏威逼利诱;继而袁又以4万元支票严复撰文反驳梁的观点,亦遭拒绝[134]。此外,梁还与自己的学生蔡锷将军密议,计划在云南举兵讨袁,以捍卫共和国体。

帝制锣鼓开场后,蔡锷设计逃离北京,潜返云南。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成立云南军政府,推唐继尧为都督,并组成中华民国护国军,由蔡锷、李烈钧等率领,分路出兵四川、两广及湘赣,开始了讨袁护国战争。袁世凯闻讯,急调10余万北洋军南下征讨,双方在川西、湘西等地展开激战。不久,西南的贵州、广西先后独立;接着又迫使附袁的广东龙济光加入联合,滇黔桂粤连成一片。1916年5月8日,西南4省实力派和进步党、欧事研究会、中华革命党成员在广东肇庆共组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军务院,以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章士钊(行严)任秘书长,宣布“指挥全国军政”,从而形成了一个与北洋政府相对抗的反帝制联合政权,以武力逼袁交出权力。(www.xing528.com)

在此期间,为反对袁氏横征暴敛、帝制自为及其卖国行径,全国各地农民抗捐抗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集会等示威抗议活动如火如荼,连绵不绝。东三省人民痛恨袁氏征讨护国军,拒不缴纳捐税,以至喊出了“宁断吾头,盗饷万万不缴”的口号[135]。列强眼见袁氏大势已去,遂改变态度,断绝对袁的援助,日本更策动各派势力反袁。加之北洋集团内部离心力增强,连袁的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也心怀怨愤,抵制袁的复辟妄举和征讨命令,袁已不敢按预定计划在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2月25日,袁再次下令延缓“登极”;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次日废止“洪宪”年号,仍以1916年为中华民国五年。袁氏的“皇帝梦”仅做了83天,终于灰飞烟灭。

然而,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袁世凯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尽管于无奈之中取消了帝制,但仍恬不知耻,恋栈不去,继续以民国“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对此,人民当然不会答应。如《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就痛斥袁:“不知有国民,不知有议会,不知有约法,不知有公论”;认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并呼吁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136]全国各地亦纷纷通电,要求审判袁逆的滔天罪行。5月9日,陕南镇守使陈树藩见风使舵,宣布独立,自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并将陕西将军陆建章驱逐出境。5月23日、29日,袁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宧、湖南将军汤芗铭也被迫宣布独立,时人比喻为“催命二陈汤”。正是在四面楚歌之中,众叛亲离之下,袁世凯忧愤交加,一病不起,于1916年6月6日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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