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袁世凯作为北洋军阀集团的总头子，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具有非常的典型性。他从清朝的得力重臣一跃而成为民国史上权势赫赫的政治元首，既与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也与他本人的品格、个性及能力分不开;而尤为重要的是，在袁氏背后有着强大的北洋军事实力集团作后盾。要探究袁氏的政治意识、政治行为以及北京临时政府的运转模式，这几个方面都是应该予以特别关注的。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出身于河南项城县一个封建官僚世家。其祖辈4人都取得了功名，有3人在清朝作官，尤以叔祖袁甲三最为显赫，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一度督办皖豫苏三省军务，多次得到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1]。其生父袁保中为当地著名豪绅，横霸一方，常“派人持名片拜贴到衙门说事”[2];嗣父(胞叔)袁保庆官至江南盐巡道;堂叔袁保恒历任户、吏、刑部侍郎;袁保龄则为候补道。
从幼年起，因袁氏家族为防捻军而于县城东20里筑“袁寨”自守[3]，袁保中又在家乡办团练自卫，使袁世凯受到了军阵战斗场面的熏染。据说在他5岁那年，家人带他到寨垣上眺望攻杀之事，竟“略无惧色”[4]。1866年后，他随嗣父袁保庆和堂叔袁保恒先后在济南、南京、北京等地读书。性格浮嚣的袁世凯，虽“人极聪明，但是不肯好好念书，经常外出玩耍，喜欢打拳、骑马、下棋、赌博”，“特别对当时的八股文不感兴趣”，但在帮助长辈“办理一些事务的时候，却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才能”[5]。同时，他在与封建官场的接触中，耳濡目染，学到了不少虚伪、欺诈的处世之道，被他的两位堂叔袁保恒、袁保龄称为“办事机敏”的“中上美材”[6]。然而，一向不喜读书，“文章尚不入门”的袁世凯，于1876年和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这使他羞愤难当，遂将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并发誓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7]于是，他决心投笔从戎，另谋升官发财之门，终于走上了学“书”不成而学“剑”——练兵统兵之路。
1881年5月，刚满22岁的袁世凯携“其家旧部数十人”赴山东登州，投奔其嗣父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当时，南通名士张謇是吴的幕僚，袁即拜张为师，学习诗文。据张謇回忆，袁的八股“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8]。加之袁作事不辞劳苦，常“谦抑自下”，又时“作激昂慷慨之谈”[9]，很快获得了吴长庆等人的好感，被任命为庆军营务处帮办，开始踏入仕途。次年夏，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他随吴长庆统兵入朝，平定兵变。接着，又受命替朝鲜国王李熙编练一支亲军。因其善于随机应变，又能严正军纪，训练有方，不仅吴长庆对他刮目相看，而且得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并于1885年10月升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从此，袁氏崭露头角，步步高升。
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奉旨调回天津[10]，并由其堂弟袁世勋托翁同龢请李鸿藻设法，得以在北京晋见了李、翁、荣禄等权贵。交战期间，袁以“北洋前敌营务处”名义在凤凰城协助周馥办理粮台，其后勤补给工作办得颇有成绩。此间，袁曾两次上书李鸿藻，既暗示效忠之意，又倡言西法练兵之重要，兼示自己有知兵与谋略之长[11]。清军于甲午中日之战中一败涂地，朝野上下纷纷呼吁改革军制，“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12]。时在“督办军务处”备“顾问”的袁世凯，也积极鼓吹改练新军，多次上书权臣，力主整顿旧军，并拟定了新军营制、饷章及聘请外国军官合同，请人译撰兵书。从而获得了知兵之名，备受荣禄、李鸿藻及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的赞许。刘坤一在1895年7月密片中称，袁氏“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为方面出色之员……际此时局艰难，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13]。8月8日，张之洞密折中亦云：“该员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若使该员专意练习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时局。”[14]李鸿藻认为，袁“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荣禄“亦右其议”[15]。翁同龢则称袁氏“不滑，可任也”[16]。这样，权要疆吏一致奏请光绪对袁氏越级提拔，使其专办练兵事宜。1895年12月，清廷发布上谕，派令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着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勿蹈勇营积习[17]。
袁世凯接办后，将原兵力4700多人扩充至7300余人，原名“定武军”也改称“新建陆军”。军队设督练处，袁自任督练官，下置参谋、督操、执法、稽查营务处，另有粮饷、军械、转运、军医、教习等各局处，负责军事训练、军法、辎重、枪械、运输和研究西方军事等工作。同时，从北洋武备学堂中吸收了一批具有一定现代军事知识和技能的毕业生担任各级官佐，聘请了一批外国军官(多是德国人)担任教官。还制订了各种章程以及一套严格的营规和军纪，如革除旧军队中“薄饷”和克扣军饷的陋习，实行“厚饷”，并派人监督发饷。新建陆军仿效西方的征兵制度和军制，招募年轻强壮者入伍，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左右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每营官兵1100余人。另外，还建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4所随营学堂，学制2年，毕业后除一部分派赴德国留学深造外，其余都担任下级军官。全军一律使用从西方进口的新式武器;服装整齐划一;训练一律改用“洋法”，“练洋操”。袁世凯本人虽未受过正式的军事教育，但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之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又亲至操场或野外演习地点监督查考，并跟着学习，渐渐由外行俨然成为内行。据说，他在小站练兵时期，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弁目，几乎都能认出他们的面目，叫出他们的姓名，并且还能大致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心性脾气以及他们的长处、缺点”[18]。因此，军队的素质为之一变。可以说，新建陆军是一支不同于湘军、淮军和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的新型军队，袁的军制改革和新法操练，实开中国陆军现代化之先河。
然而，尽管袁世凯在所编《劝兵歌》中要求士兵“一要用心学操练”，“二要打仗真奋勇”，“三要好心待百姓”，“四莫奸淫人妇女”，“五莫见财生歹念”，“六要敬重朝廷官”，“七戒赌博吃大烟”[19]，未可一概否定;但他却采取种种手段，极力把新建陆军训练成效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袁氏本来就“酷慕古之申商”，喜欢“恩威并济”的一套驭下术，故其惯于采用严刑酷法，并强调要“事事以本督办为心”[20]，须“绝对服从命令”[21]，极力在军队中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同时，又通过封官许愿、小恩小惠的手法，笼络各级官佐;对士兵则灌输“尽忠尽孝”的封建伦理纲常，使官兵形成“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而在将弁选拔方面，袁固守“兵为将有”的成规，因袭湘、淮军阀的积习，培植起了一批亲信死党。除了徐世昌、刘永庆、吴长纯、吴凤岭、雷震春、江朝宗等“家兵家将”早已为袁所用外，其他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怀芝、段芝贵、王英楷、陆建章、李纯、田中玉、杨善德、王占元、鲍贵卿、田文烈、陈光远等，都是袁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的。至1896年4月，“武备学生充该军统带、帮带、领官、哨官、哨长、教习者计已一百三十余名”[22]。另有姜桂题、张勋、龚友元、任永清、阮忠枢、王怀庆、言敦源、孟恩远等，则均系淮军和定武军之旧将“人才”，亦被袁委以重任。这样，新建陆军在兵制、装备、训练等方面具有现代化“新”特色的同时，又在用人上与淮军一脉相承，成了带有浓厚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半私人性质”的军队，从而也就变成了袁氏获取更大权力的资本和工具。袁世凯正是以小站练兵时这一批亲信将弁为班底，继续网罗官僚政客，逐步形成了北洋军阀政客集团。所以，北洋系又被人们称为小站系。以后，随着清朝君主专制统治危机的加深，这个新崛起的封建军政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影响到全国政局的动荡与反复。
1897年7月，清廷以袁世凯练兵有功，擢升其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戊戌维新前，全国要求变法革新的思潮澎湃汹涌，袁因缘时会，不时探访康、梁，大讲练兵变法，并称康有为为“大哥”，以示亲热[23]。他不仅自告奋勇代康呈递万言书，热心加入强学会，而且带头解囊捐银500两，还积极四处联系募捐，使一些封疆大吏答应认捐数千两，被人“目为一世之雄”。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袁吃不准维新、守旧两派孰将得胜，乃采取两面派手法，既表面赞成变法，得到光绪皇帝召见，被破格晋升为候补侍郎，又接连拜谒权贵释疑，并窥测动向。最后，终于在权衡得失中出卖了维新派，用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慈禧于政变后特别召见袁世凯，准其在西苑门内骑马，赏银4000两，以示优渥。年底，荣禄根据袁的建议奏准设立五路武卫军，以增强中央集权的实力，袁的新建陆军遂改称武卫右军。1899年6月，袁晋升为工部左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8月，袁组织人员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书，进呈御览。该书在中国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方略和训练技术，但却强调练兵必须把封建宗法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企图把新军练成一支装备技术先进又能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军队。12月，袁升任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实授)，统率武卫右军赴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
袁至山东后，一方面残酷杀戮，置义和团于血海之中，另一方面又趁势扩充实力。他将原山东勇营34营改编了20营，称“武卫右军先锋队”，约有万人，由自己亲兼总统加以训练[24]。庚子变后，清廷于1901年初宣布实行新政，袁世凯立即提出治国十策，即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开民智、增实科、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请朝廷“甄择”，以“切实整顿，力求富强”[25]，并在山东大力推行。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死去，经荣禄、奕劻等推荐，清廷以袁世凯接替李职，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6月9日实授)，旋又加赏太子少保衔。
袁世凯督直后，1902年初兼任为筹办新政而设的“督办政务处”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又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任督办，创练“北洋常备军”，“北洋军”之名称即由此而来。袁不仅修订募兵格式8条和募练新军章程11条，率先在中国仿行西方的征兵制度，严格选拔入伍新兵，使士兵不再带有雇佣性质，而且依照外国创练常备兵的营制饷章，将军队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三种，区分为现役和预备役，首次在中国予以施行。常备兵编制也是仿照外国的师团而定，每镇(相当于师)辖步兵2协(旅)、马队1标(团)、炮队1标、工程队1营、辎重队1营;营之下为队(连)、排、棚(班);每镇兵力1.25万余人。到1905年，袁世凯共练成北洋常备军六镇，即稍后的陆军第一镇至第六镇。与此同时，袁还兴办了各种军事学堂，如行营将弁学堂，陆军小学堂，武备速成学堂，军医、马医、经理、军械各学堂，电讯学堂，宪兵学堂，讲武堂，学兵营等，而以教授高等兵学的保定军官学堂最为著名。(www.xing528.com)
北洋六镇新军的编练，揭开了近代中国军事制度变革的帷幕，为各省树立了效法的楷模，成为全国性走向军事现代化的开端，在中国军事史上划分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冷兵器基本被送进了博物馆，古老的阵法韬略为新的战略战术所代替。同时，新军的编练使袁世凯掌握的兵力骤增至七八万人，约占清末全部新军的一半。北洋六镇的军官，除第一镇外，均属袁的嫡系，加上他在政界网罗培植的党羽，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脑的实力强大的北洋军阀政客集团。
此外，袁世凯又身兼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会议修订商约大臣、督办电报事务大臣等要职，自然权倾朝野。他还在直隶全省整饬吏治，广兴教育，大办实业。1902年在保定成立学校司，次年改为学务处，领导全省教育。1905年，袁领衔奏请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直隶办学之风因而大倡。至1907年，全省已办有各级各类学堂(包括女子学堂和蒙养院)共8723所，在校学生16.4万余人，居全国第二，而学务资产则名列全国之首[26]。1902年，袁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械，聘请日本人指导，并附设农业学堂，教授蚕桑种植和糖酒制造。他札委周学熙在天津开办银元局，鼓铸银元、铜元，改革币制，使混乱的金融局面得以整顿，商民称便。1903年又札委周学熙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官办实业的总机关，诱掖奖励全省绅民兴办实业。袁通过该局自办和多方面的提倡，促进了天津和直隶工业的发展。1904～1909年间，天津市区开办工厂33家;1903～1907年间，直隶150多个府厅州县中，开办的工艺局、所、厂即达85处，资本总额库平银42万两。1906年开办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资本100万元;1907年成立的滦州官煤矿公司，资本80万两，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袁还从比利时人手中收回了临城煤矿，并参与督修了京张铁路的早期工程[27]。
总之，北洋军阀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历史条件下孕育出的“怪胎”，它既有浓厚的封建性，又有一定的资本主义色彩，而且同西方列强之间存在某种依附关系，因而是一个封建买办的军事政治集团。袁世凯本人也兼具这种性质，他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值得肯定的一面。“晚清时期，没有哪一位官员像袁世凯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改良争取到如此多的东西。”[28]在此后的民国大总统任内，他之所以迅速走向独裁专制以至复辟帝制，不仅与他的权力欲望的极端膨胀分不开，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条件有关。
在清末的新政改革和随后的预备立宪过程中，袁世凯以改革者的面目出尽了风头。在此期间，他集军事、外交、内政、宪政、警政、商务、铁路诸要政于一身，其权势之重，兼差之多，为历来督抚所不及，远在曾、李、左诸大员之上。随着袁氏个人权势的迅速增长和北洋集团的形成，其对清皇室已构成严重威胁，引起了满族权贵的忧虑与忌恨。于是，清廷乃借预备立宪之名，削夺袁之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1906年秋冬，清廷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以满族新贵铁良为尚书，收回袁统辖陆军第一、三、五、六镇之兵权，且逼其辞去各项兼职。1907年9月，清廷又以明升暗降之法，免去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调其入京授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使袁离开了他的直隶地盘与军队。光绪、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为报袁出卖维新派、致使其弟光绪被黜幽之仇，拟杀袁泄愤。后因奕劻反对和张之洞劝阻，乃于1909年1月借口袁氏“现患脚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将袁“开缺回籍养疴”。这一切，都反映了北洋集团与满族亲贵间矛盾斗争的尖锐化。1月2日开缺谕下的时候，或许是袁氏一生中最狼狈的一天。他怕载沣续有诏旨置自己于死地，遂不顾一切，在张怀芝保护下，连夜乘火车逃至天津，欲求继任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帮忙乘轮逃往日本。然而接班人杨氏竟不敢见他，仅派其长子毓英安排袁连夜返京再南下回籍等事，这留给了袁氏一种刻骨铭心的教训：要想得心应手地使用自己的文武官员，必须以自己的在位掌权为后盾。因此，当他再度复出后，就没有一天放松过对权位和军队的掌控。
袁被逐后，1月6日仓皇出京，携眷先在河南卫辉住了几个月，6月间迁居彰德(今安阳)城北门外洹上村“养寿园”别墅。在此，袁表面上寄情山水，蓑笠垂钓，实则从未与其亲信将领、政客失去联系，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武昌起义的爆发，恰好为袁的复出造成了难得的机遇。清廷闻讯惊惧万状，立即编组了三个军，并于10月12日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督率第一军(以第四镇为主力组成)火速南下镇压起义，另派军咨使冯国璋将第二军(以第五镇为主力组成)“听候调遣”。同日，冯国璋赶赴彰德向袁请示，袁授以“慢慢走，等着瞧”的秘诀，使荫昌的指挥失灵。皇族内阁的总理大臣奕劻和两个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都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西方列强也瞩目于袁，认为“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29]。在“非袁不能收拾局面”的空气中，载沣不得不在10月14日任命袁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嫌官小权轻，奏称：“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30]既未坚决拒绝，也不立即受命，实系借词拖延，讨价还价。27日，载沣又授袁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南下之水陆各路大军。袁则于29日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全权指挥编制水陆各军、供给充足军费等6项条件。11月1日，奕劻内阁总辞职，载沣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进京组阁，仍节制调遣原管各军，袁终于如愿以偿地取得大权。为避免清廷顷刻覆亡以对付革命党人，袁派人在石家庄刺杀了准备以武力推翻清廷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又设法逼走了张绍曾、蓝天蔚，后以武力消灭了已宣布起义的第20镇第七十九标王金铭部。
此后，袁氏采取了“两利俱存”“两面威吓”的策略[31]，以清廷重臣、火线统帅之身暗中派人与革命党接洽，既挟清廷残喘之势逼革命势力就范，又借革命之威压迫清廷交出政权，以便由他执掌全国政柄。围绕此一方针，袁氏诈巧百端，软硬兼施，忽打忽和，忽进忽退，以“摇撼拔木之术”[32]，终夺满清近270年之江山。随着清廷宣告退位，南京方面迅速选举袁氏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并致电称颂袁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内中确有诸多的不得已。数年后，他在致邓泽如函中曾回顾当时窘境说：“局外之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退让，以其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33]直至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孙还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承认：“曾几何时，已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以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34]不过，孙中山毕竟对袁氏保留着几分警惕性，他在辞职咨文中附有定都南京、新总统南下就职、遵守《临时约法》等三项条件，欲以调虎离山之计，将袁调离北京老巢，使其无法施展阴谋诡计。可是，“不学有术”的袁世凯要比孙老练得多。对于遵守约法问题，他可以暂时佯为承诺，等权力到手后再加以破坏。至于前两条，袁则视为生死攸关，决心拒绝南下。自袁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孙即一再催促袁南下就职。袁初以“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署”为托词[35]，不愿启程;同时暗中运动列强驻华公使以及立宪派和革命党内的附袁分子出面，反对定都南京。2月18日，孙中山派出以蔡元培为专使的代表团赴北京迎袁南下。次日，袁见硬抗难以奏效，便致电孙表示准备南下，暗中却在策划兵变，以制造借口。
2月27日，蔡元培等抵京，袁以隆重仪式欢迎之，并向蔡表示：“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29日晚，曹锟的第三镇陆军率先在北京鼓噪兵变，变兵到处开枪纵火，肆意抢劫。甚至闯入煤渣胡同迎袁代表团驻所，将行李文件掳掠一空。代表团成员猝不及防，仓皇逃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避难。3月1日，驻北京西城的毅军亦涌向西单、西四、前门等地抢劫财物，放火烧房。随后，保定、天津的北洋军也相率效尤，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大受损失。连环兵变发生后，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等北洋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强硬表示“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36]。国内一些商会、政团和西方舆论都支持袁在北京上任，甚至将兵变之祸归咎于孙中山坚持建都南京。而南方也不乏倾向袁世凯的人，他们指责孙“一念虚情”，“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副总统黎元洪竟称：“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37]在南北呼应声中，袁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凯极愿南行”，“不期变生仓猝，京师骚扰，波及津保”，“北方商民愈不欲凯南行，函电吁留，日数千起”[38]。对此，南方迎袁代表团已无能为力，转而致电南京，提议准袁在北京就职。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准允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在北京宣誓就职。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职。4月5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临时政府北迁的决议。这样，南北方就“统一”于袁氏的铁腕之下。
袁世凯确实是清末民初一位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对于清廷与革命两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既不宜以“王莽篡汉”[39]作蹩脚类比，也很难用“窃国大盗”[40]加以科学说明。袁氏生长于有“战斗气氛”的家庭，一向喜练武功而怕读诗书。从投军、驻扎朝鲜、练兵的过程中，他对军队和军事的特性有了充分的了解。观其一生，从不愿放开军队，对军事武力的迷信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当时人评其一生曰：“无不运其权术，而一归之于诈”[41]。掌权后袁之“种种非法行动，毅然为之而不顾”[42]。其实所谓的“权术”与“诈术”，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袁氏以军事手段(所谓兵行诡道、兵不厌诈)处理和解决政治问题的倾向;执政后的独裁专制、非法而为之所以能频频得手，也恰好是仗恃有强大武力作后盾的缘故。在武昌起义后极为特殊的历史机遇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清朝被贬重臣的袁世凯，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坚韧意志和勃勃野心，利用其雄厚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采用刚柔并用、软硬兼施的恶辣手段，迫使清廷与革命派双方束手就范，一跃而成为全国第一号声威赫赫的政治元首，这是同时代的任何人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应该说，是历史和个人的相互选择造就了袁世凯，这也预示着辛亥革命的前景不容乐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因为袁所建立的北京政权，虽然接续了中华民国的国号，但又承袭了大清帝国的某些衣钵真传。袁氏本人是在晚清君主专制氛围里培养起来的文臣武将，他的思想、灵魂、骨髓里已被皇权、专制、王朝更替等旧有模式所占居、所凝固，要让他骤然提升到“民主共和”“代议政治”的新模式内，显然是不大可能的。此后，民主共和制度的蜕变，其主要根源也许就在于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