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初政团政党的分合与演进[53]
(一)共和党的组建、分裂与统一党的变质
共和党是由章太炎联系立宪派、旧官僚成立的统一党，孙武等纠合政客孙发绪及黎元洪的秘书主任饶汉祥成立的民社，以及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等5个政团政党合并而成的。除统一党和民社前已介绍外，下面当述及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国民党的情况。
国民协进会，1912年2月，由梁启超的弟子范源濂以及籍忠寅、黄远庸、蓝公武等人在京、津发起，3月18日在天津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民国成立后在“黄河以北最初发生之政党”。成立时有党员200余人，大部分是从清末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中分化出来的立宪派，并与梁启超有联系。后该党本部移至北京化石桥，主要活动区域在北方。其本部未设会长，仅选举范源濂、籍忠寅、黄远庸、周大烈、王璟芳、严修、蹇念益、吴鼎昌等18人为常务干事。据孙洪伊说，籍忠寅、黄远庸这两个“宪友会要人”又是其中的“主脑”[54]。国民协进会以“宣达民意，监督政府”为宗旨，而其政纲是：(1)巩固共和政治;(2)确定统一主义;(3)发达社会实力。其基本政治立场是联黎拥袁拒孙，曾派代表到南京“报告北京兵变及袁总统不能南来各情节”[55]，为巩固袁的统治地位效力。
民国公会，是由浙江立宪派人士陈敬第(即陈叔通)、黄群及光复会会员董鸿祎、沈钧儒等所发起，于1912年1月底在上海成立。会员最多时不过二三百人，是当时人数较少的一个政团。主要骨干“为扬子江一带革命团体之光复会中稳健分子及其他政客学子”(光复会另一部分会员参加了章太炎的统一党)。该会本部设在上海，与国民协进会合办《时事新报》作为机关报，并在北京办有国民大学。该会的政纲为：(1)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2)建设健全中央政府，应世界大势，以促民国之进步;(3)成立健全之舆论，保证民国之民权;(4)扶植国民经济之发展[56]。其政治立场是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支持袁世凯的所谓统一活动。
国民党(不同于后来同盟会改组合并而成的国民党)“为江浙间朴学士人，素昔从事教育及地方公益者所组织”，其前身本是康有为在1907年成立的国民宪政会(不久又称中华帝国宪政会)。辛亥革命后，康党徐勤、潘鸿鼎等人拟将该会改组为国民党，由康有为、梁启超亲自起草章程。1912年2月下旬，由潘鸿鼎、陆鸿仪、沈彭年、朱寿朋、潘昌煦等38人列名发起。其宗旨是：“于全国统一政治之下，以人民为国家主体，完全保护其固(有)之权利，以发为共和之精神。”[57]而政纲则为：养成共和精神;采取美国共和制，以杰克逊学说为施政基础;外交采取亲美主义;尊重国民的权利义务，制定完全宪法;谋设国会等。原定达500人时开成立大会，此前暂称国民党同志会，但直至5月间与其他政团政党合并为共和党时，也未能举行其成立大会，故实际上只是国民党同志会。
以上5个政团政党，虽各有其特点和差异，但它们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则是比较一致的，这是它们合并组党的政治基础。
1912年5月9日，上述5个政团在上海张园开会，正式合并组成共和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蒙族王公，清末资政院钦选议员)为理事。5月29日，共和党本部移至北京，上海临时本部改为交通事务所。该党宣布以“防止小党分裂，便利政务进行，实行共和政治”为宗旨。其政纲是：(1)保持全国统一，采取国家主义;(2)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3)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58]。从共和党对其政纲的具体解释来看，它标榜的是要“将这共和民国造成世界第一等强国，使全国人民共享共和国民的幸福”;这个共和国不仅高度统一，“能与外国对敌”，且能扶持全国人民发展各种工商实业。可见，共和党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然而，由于该党成分极其复杂，旧官僚和立宪派中的右翼掌握着实权，且受到黎元洪和袁世凯的操纵，地主、买办阶级的色彩较浓厚。因此，它对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真正为发展资本主义开道的民生主义，则持否定态度;它的国权主义主张也有利于袁的集权独裁。共和党的组织和党员发展很快。自1912年5月至1913年国会召开前，它在国内设立了38个支部和300多个分支部;据张謇1912年9月的调查，仅上海交通事务所代办的共和党党证即达6万左右[59]。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共和党在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的名额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形成为与同盟会对抗的一支主要力量。据1912年5月14日《民立报》所列参议院中各党议员名单，计同盟会33人，共和党26人，统一共和党13人。当时共到参议员85人，除以上3党所占72人外，其他13人中，汤化龙属共和建设讨论会，另12人无所属。
需要指出，统一党并入共和党并非章太炎所为，而是孟森、黄云鹏等人背着北京本部和各地支部进行的。这就使不甘为人傀儡的章太炎怒不可遏。章氏闻讯后立即电告上海，取消孟森、黄云鹏等人的代表资格，不承认合并条件。接着，章太炎即于5月17日，在统一党本部举行大会，痛斥立宪派及旧官僚“以抵制同盟会为名，而阴怀攀龙附凤之想”，其害“过于同盟会远矣”;表示决不能以政党为他们“争官争衣食”开辟门径[60]。大会最后通过了《统一党独立宣言书》，正式宣布与共和党决绝。为避免与别党混淆，章太炎还宣布独立后的统一党由先前的理事制改为总理制，并接受推选出任该党暂行总理。这件事情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实的教育，章太炎对立宪派和旧官僚利用组党与同盟会争权夺利的真面目已有所认识，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但遗憾的是，此后不久，由于党争激烈，章太炎对“政党政治”大失所望，他始而主张“吾党此后应改监督政府之眼光转而监督政党”[61]，继则干脆“宣告脱党，居于超然地位”[62]。此举恰好给了袁世凯及其死党以可乘之机。1912年8月，袁公布了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第一届国会选举处于筹备阶段。袁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即命其亲信政客王揖唐(即王赓)于9月2日在北京召开统一党改组大会。王揖唐、王印川等被推为理事，实际上这两个人成了统一党党魁。不久，他们又增推袁世凯、黎元洪为名誉理事长，岑春煊、徐世昌、冯国璋、赵秉钧、张镇芳等28人为名誉理事。从此，统一党为袁派势力所把持，成了袁世凯地地道道的政治工具和御用党。
(二)统一共和党的组建
统一共和党是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3个政团联合而成的，这是一个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前自称为“第三党”的政党。除同盟会员景耀月等与立宪派联合成立的共和统一会前已介绍外，下面略述另两个政团的组织情况。
国民共进会，1912年1月初由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发起组织，主要人物有褚辅成、殷汝骊、沈钧儒等。它以实现完全“共和政体”为宗旨，其三大政纲是：“政体以统一为主义，民族以共和为主义，社会以民生为主义”[63]。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浙江省，拟设总会于南京或上海，特举沈钧儒等4人为特派员，前往宁、沪联络。
政治谈话会则是在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后，由同盟会会员刘彦所组织，成员多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
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这3个政团都以实现“完全共和”为根本目标，主张实行“绝对统一制”，反对联邦制，因宗旨、政见、主张相同而谋求合并。在组党过程中，同盟会会员、共和统一会的景耀月最为活跃，所起作用最大。如前所说，景耀月是共和统一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曾竭力主张同盟会“易名改组”。当其意见为多数同盟会员否决后，他一面拒绝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一面转而鼓动共和统一会与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合并，另组一党。此外，云南都督蔡锷也起了重要作用。蔡曾以10万元相助，并列名首席发起人，还率先组织成立了统一共和党第一个支部——云南支部，被举为支部长。
1912年2月底，这3个政团在上海初次达成合并为统一共和党的协议，并于同年4月11日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正当南京临参院迁往北京前夕)。大会推举蔡锷、张凤岁羽、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堃为总务干事;殷汝骊、袁家普、陈陶怡、张树森、彭允彝为常务干事;景耀月、刘彦、吴景濂、欧阳振声、沈钧儒、萧堃等20人为参议;褚辅成、李曰垓等25人为特派交际员。实际上，蔡锷被奉为当然领袖。统一共和党主要由同盟会会员和立宪派两部分人组成，且多为政界人物，具有一定实力。该党宣称“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共12条：(1)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央统一;(2)厘定税则，以期负担公平;(3)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4)发达国民商工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5)划一币制，采用虚金本位;(6)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7)建设铁路干线及其他交通机关;(8)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9)振新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10)保护海外移民，厉行实边开垦;(11)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12)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64]。可以看出，这个政纲具体周备，相当重视文化、学术和海外移民等问题是其突出的特色。但是如果把它与同盟会、共和党政纲相比较，则显然又具有“调和色彩”。正如该党自己所说：“本党党纲于积极的民生主义暨积极的国家主义，均不偏重，折中损益，中道而行。”[65]该党成立后，本部随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全力从事议会活动。该党议员吴景濂、谷钟秀分别被选为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和全院委员长，并由此成为该党的实际领袖。在临时参议院内，该党势力仅次于同盟会和共和党，俨然以“第三党”自居，声称对同盟、共和两党“无所偏持”，一切“以调和为主旨”[66]，专意于“融洽两党之感情，措国家于安全之地位”，“绝无把揽政权之思想”[67]。但实际上，为了发展党势，该党时而附和共和党，时而转向同盟会，一切以自身的权势和利益为圭臬，逐渐成为一个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政客集团，故被舆论斥为“反复无常的党”，是“混杂的官僚派”[68]。该党不久后又合并于宋教仁组织的国民党。
(三)同盟会改组及合并成国民党
在全国一片设会组党的热潮中，同盟会为了“巩固”和“建设”新生的共和国，感到“有重行团结之必要”，于是决定实行改组，“大加扩张，以实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同盟会的改组是在孙中山的积极支持下进行的，他不但责成居正等人筹备改组大会的工作，而且还明确表示：同盟会“成一极大之民党，始足为政府之监督”。又说：“党派众而意见纷歧，彼不从事大团体而多立小团，殊非补助政治之政党。”[69]
1912年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讨论改组大计。会上出现两种分歧看法：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武装革命已告终了，应改为公开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另一些人“则以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更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70]。讨论结果，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派人居多数，故大会最后决定改秘密时期的同盟会为公开政党。并通过新《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正式宣布同盟会改组为政党(即由过去的秘密性改为公开性)。新的同盟会《总章》规定，它“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具体政纲是：(1)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2)实行种族同化;(3)采取国家社会政策;(4)普及义务教育;(5)主张男女平权;(6)励行征兵制度;(7)整理财政，厘定税则;(8)力谋国际平等;(9)注重移民垦殖事业。以前有人认为同盟会的改组放弃了“平均地权”的主张，较之秘密时期的革命纲领是一种倒退，这不尽符合历史实际[71]。但同盟会把反清革命的民族主义改为“实行种族同化”，仍带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同盟会本部不久迁上海，后又迁到北京。
同盟会改组为政党以后，以坚持“责任内阁”为中心，围绕民主共和还是独裁专制问题，同“国权主义”的共和党和袁世凯削弱内阁权力、加强独裁专制的行径进行了公开的斗争，同时也对章太炎的分裂行为和对同盟会的攻击进行了有力反击。可以看出，同盟会尽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在总体上表现了它的退让和妥协，但改组为政党的本身及其具体斗争，则充满了进取性。然而，同盟会为了实行责任内阁，在组织上采取“大加扩张”的方针，“不数月间，而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十八行省”。声势固然很大，但却把一大批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拉入党内，如王人文(前清四川护理总督)、沈秉堃(前清广西巡抚)、赵秉钧(前清民政部尚书，袁世凯亲信)等都先后被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这种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必然促使同盟会在政治上日渐蜕化。
1912年7月，在北京的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选举极力主张改组的宋教仁为总务部主任，孙毓筠为理财部主任，张耀曾为政事部主任。决定“努力同心”，“扩张会务”，“从建设一方切实进行”[72]。从此，同盟会为实现政党内阁所开展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宋教仁等人主持北京同盟会本部领导工作以后，认为只要组织一个“强大真正之政党”，造成两个大党对峙的局面，通过自由竞争的合法手段，就可以把袁世凯引向宪政轨道，建成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要组织一个“强大真正之政党”，就必须“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73]。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全力投入了“纵横联合，扩充会务”的活动，积极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政团政党商讨合并问题。统一共和党的情况已如前述，其他几个小政团的组织情况如下。
国民共进会(该政团与前述1912年由浙江一些人发起而后加入统一共和党的国民共进会是两个政团)，1911年11月由同盟会员王宠惠以及徐谦等人在天津发起，1912年3月在北京宣告成立，推伍廷芳为会长，王宠惠为副会长。12月，王宠惠离津赴沪后，会务由徐谦负责。徐谦原为清政府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长，武昌起义时适从国外考察司法制度回津不久。他见“革命之速”和“人心之趋向”，即提出辞职，并上折奏请清室退位，“听国民用民主立宪”[74]。当同盟会员王宠惠为促进民主共和，提出组织国民共进会时，徐谦与其兄徐巽即表赞同，并力加协助。国民共进会发起时，有会员58人，其中多为法学界人士。它发布的第一个带有“法理”色彩的文件《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75]，即为徐谦起草，全面阐发其对“政体”的主张。首先，它提出应就“中国风俗、习惯、历史、民情上立论”，即“以中国为前提”，“博采众制，利则取之，而害则去之”，“不必拘守美派、法派之说”，“预存一联邦制或郡县制之成见于胸中”。其次，它认为郡县制和联邦制都有利有害，不可“绝对行之”，而应“取两利而去两害”。因此，它提出了自己的“联邦折中制”，并宣称此制“可超美法之上”。所谓“联邦折中制”，其解释是“取联邦之形式，行郡县之精神”，“立法、司法采郡县制，而行政则采联邦制”。最后，它强调“联邦折中制”全然“以巩固共和为目的”。此文发表后，在舆论界有一定影响。国民共进会成立时，会员发展到200余人，并制定政纲3条：(1)尊崇国家主义;(2)反对政治复古;(3)同化五大民族[76]。它申明自己为“纯粹政党”，随之即全力投入“扩张党势”，“组织一极大政党”的活动，并在本部增设评议部和交际部，选举陈锦涛、姚锡元等分任两部干事[77]。其所以极力谋求成为“极大政党”，主要仗恃王宠惠、徐谦为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总、次长，陈锦涛为财政次长，许世英为大理院长，在政界有一定势力，可与其他政党较量争雄。但随着唐内阁在袁压迫下的倒台，王宠惠、徐谦相继辞职，国民共进会顿时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它的“组织一极大政党”的勃勃雄心和计划不得不自行打消。因此，不久即无条件地与同盟会等合组为国民党。
共和实进会，主要由晏起发起，1912年2月2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当时有会员65人，直至该年9月改组为群进会时，也不过97人，是一个不满百人的小党。晏起是江苏仪征人，武昌起义前曾潜赴北京从事秘密反清活动;武昌起义后，他联络董之云、许谦等人在京津密谋响应。共和实进会在筹组过程中，特别强调“去伪崇实为进行之准”[78]。所谓“崇实”，就是切实“以监督行政、补助立法”为职责。该会成立时，建都之争正烈，它开始一度虽主张定都南京，拥护孙中山;不久即认为“诚不必多此一举”，继而坚决反对，并上书袁世凯表示，如欲“南行”，“我等敢决数十万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79]，表现出拥袁的倾向。不过，该会的拥袁主要出于惧怕封建势力强大以及慑于帝国主义干涉和维护“国权”的考虑，故其虽主都北京，却对袁有一定保留。如它强烈反对袁所策动的“北京兵变”;对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问题，它规劝袁“宜节劳、宜识大体”，并赞成“责任内阁制”。随着政治风潮的变化，该会的政见逐渐转向政党内阁，与同盟会趋于一致。该会亦十分关注贫民生计，主张由政府拨米周济，降低价格等。该会曾草拟了《通告社会白话书》以阐扬会旨，“促进共和发达”。通告以浅显易懂而生动活泼的白话文体，热情赞扬革命党人的“伟绩”，认为“共和”是革命党人“拿血换来的”;同时历数封建专制暴政的罪恶，从各方面宣扬“共和”的种种好处，希望人人都要珍惜共和局面，“实实在在做去”，“做一个真正共和的国民”;又特别指出，共和国民要靠自己“好好做的”，即“不必求神烧香”，也不要依赖大总统，“大总统是替不来的，也帮不来的”;最后要大家警惕清室余孽“宗社党”的活动，“千万别上他的当”[80]。这个白话书曾在全国许多地区散发，足见这个团体“劝导”共和十分热心。此外，它还激烈反对侵犯“人权”，维护《临时约法》。如其在同年6月间声讨内务总长赵秉钧、步兵统领乌珍无理逮捕《中央新闻》社人员、干涉新闻自由，即是一例。共和实进会曾一再宣称，本会“既无依榜，亦无范围，有话便说，有事就办”[81]。上述活动充分表现了崇实这一政治特色。后共和实进会与同盟会等合组为国民党时，其成员王绍祖、夏仁澍、许廉3人被选为国民党的备补参议。但不几天，因其不愿居于配角地位，再加上已担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的孙武从中拉拢，所以共和实进会愤而宣布独立，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并于9月2日径自改组为“群进会”。在《群进会向袁世凯呈文》中，赫然列为首名“发起人”和“首事人”的正是孙武其人。共和实进会改组为群进会后，以“稳健派”自诩，将其宗旨改为“结合群体，巩固共和，力求进步”;而把“统一政权”明确规定为会纲的首要内容[82]。其会纲共5条：(1)统一政权;(2)融合五族;(3)筹画边务;(4)振兴实业;(5)主张平权。当袁世凯接到孙武等的“呈文”后，立即责令国务院饬内务部“批准立案”。显而易见，群进会完全是为了适应袁加强独裁统治的需要改组而成的，与其前身的性质截然有别。不过应当指出，晏起本人虽参与了群进会的发起，但与孙武等人不同，他既没有屈服于袁的威胁，更没有接受袁的权位利诱，而且很快认清了袁的独裁面目，毅然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最终于1913年秋被袁密令枪杀于天津。
国民公党，是1912年2月温宗尧辞去国民协会(以张嘉璈为首，见后)干事总长后，与王人文在上海所组织，3月成立于上海，推举岑春煊、伍廷芳、程德全为名誉总理，王人文为总理，温宗尧为协理。这是一个小党。它“以组织健全政党，巩固民国基础，增进国利民福为目的”[83]。其政纲是：(1)实行平民政治;(2)整理地租厘金，减除苛捐杂税;(3)尊重法律，保护人权;(4)调和国用，休养民力;(5)提倡国民外交。
宋教仁等所主持的同盟会本部在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谈判合并的过程中，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向同盟会提出3个条件：(1)变更同盟会名义;(2)废去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以旧官僚岑春煊为首领的国民公党又提出取消男女平权的要求。对此，同盟会为了换取合并，原则上一律接受，只是“恐一般激烈分子出而反对，与合并之事有碍”，才坚持保留“民生”二字。对于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以及各党所提条件，孙中山也是赞同的，与宋教仁没有什么分歧。同盟会与他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政党内阁”。正如《国民党成立宣言》(由宋教仁、张耀曾和国民公党的杨南生起草，8月13日以五党本部名义公布)所说：“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责任内阁制之国，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并解释道：“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颜其名曰国民党。”[84]国民党成立不久，北京的另一政团全国联合进行会也加入进来，故后来的《国民党宣言》也增加该会列名，因而又称“六党合并”。
1912年8月25日，5个政团政党在北京举行合并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孙中山亲自出席了这个大会，并发表了长篇演说。大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吴景濂、张凤岁羽、贡桑纳尔布等8人为理事。领导体制由原同盟会的总理制改为理事合议制。从此，“同盟会”就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国民党本部设在北京，各省及海外各设支部，国内各交通口岸设交通部，党员人数众多，成为临参院中第一大党。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为政纲[85]。必须指出，国民党把同盟会的“实行民生主义”改为“采用民生政策”，把“力谋国际平等”改为丧失对外斗争精神的“保持国际平和”，以及取消“男女平权”的主张，显然是一种倒退(因取消“男女平权”一条，女子参政同盟会的代表唐群英等曾上台打宋教仁)。统一共和党领袖吴景濂等人当时即心满意得地说，国民党“名虽合党，实系新造”，“同盟会牺牲一切，从我主义，尤为难得”[86]。事实上，由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吸收了大批的官僚、军阀、政客，表面声势浩大，但实际上日益成为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政客集团。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久，孙中山“辞去理事长一席”，“专从事于社会事业”(即计划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国民党实际上由宋教仁所掌握，成为他推行“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的武器。当然，宋的人格还是光明正大的，他襟怀坦白，从不隐瞒自己的政见。(www.xing528.com)
(四)民主党的组建
民主党是由国民协会、中华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联合共和统一会、民国新政社、共和促进会，共6个政团合组而成的。也可以说，它主要是由清末立宪派的宪友会逐渐演进而成的。这是在景耀月、吴景濂、谷钟秀等的统一共和党并入国民党之后，另一个自称“第三党”的政党。
国民协会，1911年10月由张嘉璈(字公权，江苏宝山人，财政银行专家)等32人在上海发起组织。12月初，以夏廷桢为首的中国共和研究会并入，会员200余人。12月21日，该组织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选出温宗尧、张嘉璈等22名干事，并推举唐文治为名誉会长，温宗尧为干事总长，张嘉璈为总务部长，夏廷桢为调查部长，沈祚延为交际部长，赵熙为评议部长(28日补选)，组成国民协会上海本部。1912年1月正式宣告成立。同年2月，温宗尧在《时报》上发表声明，以“力所不胜”为由辞职。3月间，该会又推举唐绍仪为总理，杨士琦、袁树勋为协理(此3人均联合发表就职宣言)。后因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故改称唐为该会名誉总理。而实际负责人一直是张嘉璈。该会的宗旨是：“谋中华民国之统一，促成共和政体之完成。”[87]其政纲为：(1)统一国权;(2)培养国民元气;(3)发达民力[88]。按他们的解释，所谓“统一国权”，就是“凡吾国民皆当消融意见，合群策群力，以图统一南北”;所谓“培养国民元气”，就是“免战祸，固财产”，也即是“社会各业庶以发达”;所谓“发达民力”，就是“确立地方自治，使国民为政治上之练习，因以养成其政治上良习惯”，以免“暴民专制之祸”[89]。截至1912年10月，该会有“支部二十七处”，党员达“万人”[90]。该会的基本骨干是追随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前清咨议局议员。其政治态度前后有变化：在发起后的两个月里，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相近，但也表现出害怕革命及一定的妥协性，在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该会逐步转向拥袁，特别是3月10日袁在北京就职后，该会便以同盟会的反对派自居，完全成了袁的政治附庸。
中华共和促进会，原名共和国民会，由厉明度、胡飞、朱念祖、黄家骥等人在上海发起，1911年12月21日正式成立。其发起者多为留学生。为扩大影响，推举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和沪军都督陈其美为名誉正、副会长，以厉明度为总干事。不久改名为“中华共和促进会”。该会发起的直接目的，是要辅佐军政府“完备内容”和消除“私争”。在南北和议中，该会主张迅速达成，如北方不承认民主，即“长期宣战”，并在上海募饷组织了“中华共和促进会义勇军”，以“补充北伐，扑灭满清”。应该说，该会的许多活动都反映了它渴望早日实现共和的心情，但也含有惧怕帝国主义干涉、希望尽早结束革命的因素。1912年2月，该会改组为政党，宣布其政纲14条。其主要内容是：促进共和，建单一制国家，设总理内阁;携激进主义，行国家主义;主张中央集权，改良行政区划;发达经济;实行强制教育等[91]。同时，改选蒋尊簋为副会长，章辅华、阎梦谷为正副干事。改为政党以后，它一方面适应袁世凯削弱同盟会的需要，主张“军民分治”;另一方面又反对袁滥借外债，赞成黄兴的国民捐主张。当黄兴提出辞去南京留守职务时，它与其他政党联电挽留，认为这“将置四百兆人于死地”。这说明，中华共和促进会对袁尚有保留，在政治活动中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在其改党过程中，以胡飞为首的一部分会员因不满总干事厉明度所为而宣布退会。所剩另一部分会员后与其他政团合组为民主党，该会也就自行解体了。
共和统一会，是由靳云鹏为首的一批北洋派军人于1911年12月20日在北京发起成立的，推举靳云鹏为总干事，廖于春为副干事，夏清贻为评议部长，程克为执行部长。该会在政治上以拥袁反孙为特征，骨干大多数是北京军政界人员。但其宗旨则标榜“巩固民权，监督政府，谋国家统一进行”，并以建设统一的共和国体、宪法取固定主义、巩固中央集权、确定地方自治权限等为政纲。
共和促进会，由杨度、刘泽熙等人按袁世凯的旨意于1912年1月16日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初期为适应南北议和、对清廷施压而公开主张“共和”，清帝退位后则明显透露出拥袁的立场。
民国新政社，1912年3月在浙江成立，以章太炎为会长，陈介石为副会长。
共和建设讨论会，由孙洪伊、汤化龙等宪友会的重要成员于1912年2月发起，4月13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公推汤化龙为主任干事，谢远涵、林长民、萧湘等4人为文书干事，陆乃翔等3人为会计干事，余绍宗、李文熙等3人为庶务干事，胡瑞霖、孙洪伊、黄可权、向瑞琨、刘崇祐、张嘉森(即张君劢)等40余人为交际干事，组成共和建设讨论会上海本部。该会成立时，会员有300人;到6月初，已在全国许多省建立了组织，会员逾万人。该会成员的构成，以上海本部而论，明显是以立宪派为主，而且多为旧咨议局议长和旧官界之所谓“佼佼”者。其经费，除部分会员(主要是华侨会员)捐款外，大部分来自官僚、军阀的资助。其中一半又系湖北都督黎元洪所给。该会的宗旨是持“稳健进步主义”，“对外必取乎和平政策，对内必取乎实利政策”。1912年4月15日，共和建设讨论会会报上发布了未署名的梁启超文稿《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92]，全文2.6万余言，系统地阐述了该会对中国今后政治问题的基本主张。首先，它以开放的视野，提出建设一个“世界的国家”的总目标，其标准是：人民以国家为本位，努力从事“完全国家”之建设;国土统一，政权集中，绝不“效颦美国，剖之为若干小邦，使各自为政”;“以平和为职志”，绝不“自为破坏平和之导火线”;取得在生计上占优胜的独立资格。其次，为实现上述目标，今日“宜采保育政策以为治”。所谓“保育政策”，就是国家干涉政策，由国家督率国民，抑强扶弱，建立“良政府”，“举整齐严肃之政治，以范铸斯民”。再次，为贯彻“保育政策”，它主张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最后，该会认为建设强有力政府的可靠保证，不是美国的“不党内阁”，而是英国的“政党内阁”。总之，该会希望中国通过“政党内阁”成为一个巩固、统一、和平、富裕的资本主义强国，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但其主要强调的则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要把共和政府变成中央集权的立宪政府。该会具有几个显著特点：(1)成立较晚，故其会员大多挂名他党党籍。(2)在立宪派各政团中，只有它与梁启超关系最密切。因其中坚人物多与梁有旧，除由孙洪伊介绍梁入会外，又常常书信往还，讨论各种问题，故该会俨然以梁为“党魁”。1912年6月后，随着唐绍仪内阁危机加剧，该会几乎倾其全力，积极运动黎元洪、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等促袁召梁回国。10月8日，经袁和梁的学生蔡锷等地方都督的再三电促和敦请，梁十分体面地回到天津。(3)该会的政治立场，属于立宪派中的联袁拒孙派，一直与同盟会对立。但其联袁是手段，根本目的则在于“借其势力”，“扩张党势”，使袁“听命于我”，以实现自己的“政党内阁”。
共和建设讨论会从成立之日起，就主张合并反同盟会各小党为一大党，以与同盟会争雄。1912年6月以前，它曾联合国民协会先后与国民公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党(包括统一党)多次谈判合并问题，均因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坚持拥戴梁启超为理事长(或协理)，其他三党均不同意而作罢。至于前述之以籍忠寅、黄远庸为“主脑”的国民协进会和陈叔通等的民国公会，据孙洪伊致黄可权信中所说，籍忠寅和黄远庸“在宪友会时代，其精神上与同人已多不合，两公未始非佳士，而同人迹近朴拙诚实，两公迹近虚华巧黠，其精神上原有不同之点。陈叔通亦然(叔通亦宪友会中人)。今宪友会解散，讨论会发生于南，协进会发生于北，叔通虽同在上海而独立一□□公会，虽彼此各无成见，而精神上之感召，似有不期然而然者，况民社尤不敢信，张季老(按即张謇)亦有不同者也。(直隶略近朴诚之士，亦多未入协进会，此尤明证)。此次七团之并合统一党，章、张(按即章太炎、张謇)两公极思结纳吾党，其终决裂者，实籍、陈两公为梗”[93]。正因为如此，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才最后决定在同盟、共和两党之外另造一个“第三党”。于是，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只好联合中华共和促进会、共和统一会、民国新政社、共和促进会，一共6个政团，于1912年10月27日正式成立以汤化龙为干事长的民主党，暗中仍以梁启超为魁首。民主党虽然成立较晚，其势力也不及国民党和共和党，但其中坚分子都是清末咨议局联合会的成员和宪友会会员，因而它“全以政见结合”，“团体之坚固则十倍于他党”[94]。它的政纲是：(1)普及政治教育;(2)拥护法赋自由;(3)建设强固政府;(4)综核行政政策;(5)调和社会利益[95]。民主党虽自称为“第三党”，但其政纲和实践活动的基本倾向仍是以拥袁为前提，同时也力求实现由自己组阁的政治目的。这是清末宪友会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变化和发展。
应当指出，梁启超虽然在民主党的组建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但因他一贯钟情于西方的两党制，不赞成实行多党制，也不支持民主党成为第三党，所以他与民主党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并于1913年2月决然宣布加入共和党。加之共和统一会也在民主党成立不久宣告独立，这就给民主党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五)四大政党的角逐与两党对峙局面的出现
以上所述，大体上勾勒了民国初年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宪友会为代表的立宪派两大政治力量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的态势。由此，也就形成了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期间(1912年底1913年春)四大政党(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激烈竞选角逐的政党政治格局。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国民党与共和党，而且相互对抗：国民党(同盟会)以民权党自命，共和党则以国权党自居;国民党(同盟会)对袁世凯谋防制，共和党则拥护之;前者诋后者为御用党，后者诋前者为暴民党。而自称“第三党”的民主党，实际上“与共和党为友党，互相提携”[96]。至于王揖唐的统一党，自然基本上是袁派势力。
由于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其获选议员席位(名额)比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总和还超出许多，因而袁世凯大为惊骇，乃急派梁士诒、张一
等四处活动，促使梁启超、汤化龙、王揖唐等把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以与国民党相抗衡。1913年5月29日，三党在北京召开合并大会，正式合组为进步党。并公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等9人为理事，以林长民为秘书长。该党的控制权，实际上操之于著名立宪派梁、汤、张、蒲之手，二王虽是袁的追随者，但较之立宪派，势单力孤，未能左右进步党的政策。党内组织分为政务、党务两部，林长民任政务部长，丁世峄任党务部长。进步党以国权主义为宗旨(与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对立)，其政纲是：(1)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2)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3)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97]。这个纲领根本不提“共和”与“民主”，其实质就是以“政党”政治为前提，帮助袁世凯建立强固的中央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所谓的政治改造，“臻国家于富强”。就政党的前后演变而言，清末的“那个宪友会”，可算是“进步党的老祖宗”[98]。这里还需要指出，当进步党成立时，共和党内的左翼包括以刘成禺、时功玖、胡鄂公等为代表的原民社分子，以及以黄云鹏、解树强、王绍鳌为代表的原统一党少壮派，共约80余人，拒绝加入“御用党”，因而仍执共和党的旗帜在国会活动，人称“新共和党”。但不管怎样，进步党的成立却标志着袁世凯与进步党人联盟关系的确立，从而在国会中又形成国民、进步两大政党对峙的局势。进步党在政治上主张拥袁，但拥袁并不等于反对民主政治，而是试图借袁的势力以实现其政纲，不过袁对其也只是利用而已。在政治改造与独裁的问题上，进步党与袁氏势力的矛盾逐渐加深，最后当袁踢开进步党帝制自为时，进步党终于又与革命派合作，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
(六)其他若干政团和政党
中国社会党，其前身为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同年11月5日扩大改组为中国社会党，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人是江亢虎。该党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该党的党纲共8条：(1)赞成共和;(2)融化种界;(3)改良法律，尊重个人;(4)破坏世袭遗产制度;(5)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6)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7)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8)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99]。由于江亢虎受第二国际思想的影响，因而该党的纲领和宣传的“社会主义”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而又与一般的无政府主义不同，如它主张“无国界而有政治”，“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不赞成暗杀、暴动、大破坏等。据该党自己宣布，1911年底在全国建立了490多个支部，拥有党员5.3万人[100]。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其成员多数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一部分下层失业者。就政治倾向而论，有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者，也有少数是真诚追求真理的志士，如天津支部干事李大钊等。
中国社会党早期曾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它把“赞成共和”作为头条纲领，热情支持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曾联合上海惜阴公会致电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主张选孙中山为“临时总统”[101];赞成并力求贯彻孙的“平均地权”的主张，还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它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这说明社会党成立初期，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但江亢虎毕竟是个投机政客，他成立社会党主要是借“社会主义”之名，以争取国会多数席位，谋取个人权力而已。后又对袁妥协让步，丧失了原有的进步性。1913年8月，江亢虎遵从袁政府解散一切政党的命令，解散了社会党，江本人也自动卷起“社会主义”旗帜去了美国。1924年6月再度组织，作为投靠北洋军阀的敲门砖，但影响不大。
共和建设会，由惜阴公会、中国社会党的童弼臣、江亢虎等人联合发起，于1911年12月3日在上海成立，举姚文栋为会长。共和建设会的根本宗旨是拥护共和，其章程中宣布：“有破坏共和进行者，得竭本会全力与之抵抗，至共和政体组织完备为止。”[102]该政团坚持共和、反对君主专制的活动，曾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响应。同时，它还十分重视临时政府的建设，如曾致电十四省都督府代表会，提出为“救国民”应举孙中山为总统[10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它又上书孙中山，条陈种种建设共和的意见。当袁世凯表示“赞同”共和以后，它却把袁当作“共和伟人”而加以拥护，并要求孙中山将参议院立即解散[104]。不久，这个政团便基本停止了活动。
商界共和团，初由朱葆三、吴登瀛等13人发起，1911年12月13日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团，其发起人有的是巨商，有的是洋行买办，在商界拥有相当势力。该政团宣布“以赞助共和、扶植民国军为宗旨”，除宣讲共和原理外，还决定随时劝募捐款，缴呈军政府以为补助;南北和议时，它表示要“团结团体”，“以为议和代表之后盾”，还致书唐绍仪“赞成共和”。但它对“议和”的总要求只是促使袁世凯“反正”，以求尽快达成共和，使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失。清帝退位后，商界共和团认为“目的已达”，活动大为减少，其政治立场也完全倒向袁世凯，处于与同盟会、国民党对立的地位。
中华民国自由党，由林与乐、梁舜传、谢树华等于1912年1月8日在上海发起，2月3日正式宣布成立。拥戴孙中山、黄兴为正、副主裁，推举同盟会会员、《天铎报》总编辑兼总主笔李怀霜为临时副主裁，林与乐为理事长，谢树华等为理事。而实际主持党务的则为李怀霜。该党领导成员大都是有政治敏感性的知识分子，党员包括小工商业者、留学生、新闻记者、律师、医生等。这是一个激进的组织，主张“维持社会之自由，扫除共和之障碍”，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学说为指导思想，并公开声明其现实政治主张“与同盟会是一个宗旨”，因而得到孙中山的热情支持。孙中山曾为该党亲自拟定了保障人民自由，防止虚伪共和、促成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厉行强迫教育、主张男女平等、劝励拓荒事业等10条政纲。1913年6～8月间，该党各省分、支部均遭北洋军阀地方势力取缔。
中华民国工党，由徐企文(又名徐继曾)在上海发起，1912年1月2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推选朱志尧为正长，徐企文、钟衡臧为副长，拥戴孙中山为名誉领袖。该党虽以“工党”为名，却是一个资产阶级属性的政党。其领导成员主要是资本家、工头和知识分子，也有开明士绅，基层组织多按行业建立。不过，该党除在政治上属于同盟会派，参加反袁斗争外，也对工人的经济利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心。如1912年3月，该党建立了一个共进社，谋求工人福利事业，办过“百岁金”，会员曾达200人。这在当时各政党中是绝无仅有的。同年11月3日，该党在南京举行联合大会时，号称支部发展到16省，“党员几达四十万”[105]。1913年“二次革命”前夕，徐企文等曾联合会党势力进攻上海制造局，因遭袁军镇压而失败，徐企文被捕(同年9月在北京就义)，组织无形解体。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党复活，不久更名为中华工党，并继续在国内各地和海外建立支部，进行活动。上海《民国日报》曾辟专栏，刊登其活动消息。
中华进步党，1912年春由苏筠尚、杨岘庄、郑鉴宇等发起成立于上海，选举谭人凤为正主裁，李经羲为副主裁，苏本言为名誉主裁。成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学生。其宗旨为：消灭阶级，伸张人权，扫除人道之障碍，救济众生苦恼。该党力量较小，没有多少活动。
公民急进党，由上海一部分绅士发起，1912年5月8日宣告成立。选举沈剑侯等13人为掌理，查士瑞等15人为参事，以拥护民权、发展民意、作全国人民之向导;尽公民之天职、巩固政府、实行完美共和政治为目的。政纲主要有融合民族，划一政区，巩固国土，保障海权，普及基本教育，发展矿路航业，推广选举公权，提倡通国皆兵之制度等。该组织也没有什么大的活动和作为。
北方革命协会，辛亥革命中，汪精卫从刑部狱中被释放后与袁世凯勾结，一些不愿与汪共事的北方各革命团体，如共和会、铁血会、急进会、克复堂、北方共和团、女子革命同盟等，便与同盟会会员胡鄂公、白逾桓、白毓崑等结合起来，在天津成立北方革命协会，推胡鄂公为会长。该会“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宗旨[106]，随之联合其他团体不断策动反袁斗争。
中华民国宪政党，其前身为李钟珏、杨廷栋等于1911年12月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华民国宪法预备会。1912年3月改称中华民国宪政党，选举伍廷芳、李平书为正、副领袖。该党以“参酌欧美共和各国之宪法，制定适合中国国情之宪法，确立纯粹之共和政体，绝对反对君主政体，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督促实行共和政体”为目的。政纲有振兴实业，整理财政，保护民权，谋求社会之进步等[107]。
此外，清末民初尚有中华民国农党、中华平民党、大同民党、工商勇进会、共和国民会等为数众多的小党和政团。它们或者只有组织而无政纲，或者只有一纸声明而无组织，或者只宣布成立而无活动，或者无政纲仅有某些活动，大都没有什么影响，兹不赘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