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政治研究：民初政团政党样态

第七章　民初政团政党的样态

政团政党的出现及其发展演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是清末民初政治史必须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政团政党，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而是带有阶级特性的政治组织。具体一点说，政团是政党的萌芽或雏形，有较多的局限;而政党则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愿望，有自己相对完整的组织、纪律和纲领，为参与或执掌政权而活动、而斗争的全国性政治组织。除了一定的阶级性之外，政团政党的产生也是与“市民”意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对民主政治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据这个概念和标准，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没有政团政党，只有朋党和会党。后两者不是哪个阶级或阶层的组织，而是具有浓厚封建行帮色彩的宗派组织或秘密结社，如唐时的牛党李党，明末的东林党，清代的天地会、白莲教、哥老会，清末的清流党等。朋党和会党，都是封建社会经济和官僚专制政治的产物，而政团政党则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团政党的产生反映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要求，其目的在于通过参与或掌握政权实现自己的主张和理想，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辟道路。在西方，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团政党是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Whig)，后改名自由党(Liberal Party);托利党(Tory)，后改名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在中国，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外源后发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政团政党的出现则晚了200多年。中国的政团政党观念也是由西方逐步传入的，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产物。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团政党大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此前后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战争思潮虽然在反抗封建暴政压迫或外国侵略势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主观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宗法主义、宗教迷信、皇权观念以及非理性对待一切外来事物等等，却与中国现代化的大方向背道而驰，这种思潮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团政党。而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思潮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在一定意义上也包含无政府主义思潮)则与政团政党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两种思潮本身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公民意识和政治、经济要求的增强，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当然，这两种政治思潮所代表的阶层不同(前者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后者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实行社会变革的手段、方式和途径不同，但都是有理论、有纲领的，而且都有一定的政治组织，为参与政权或夺取政权而斗争。前者的组织如1895年8月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同年10月上海的强学会，1897年春桂林的圣学会，1898年春长沙的南学会等;后者的组织则更多，几乎各省都有，最著名的就是1894年冬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以孙中山为代表)，1904年2月在长沙成立的华兴会(会长黄兴，副会长宋教仁)，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然而，这些组织严格说来还不能称之为政党，只能算做政治团体，只可看做政党的萌芽或雏形。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是1905年8月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一些小的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的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为总理)，它不仅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且是第一个革命政党。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全国各地建立的立宪团体将近80个，影响较大的主要是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10月在日本成立后迁至上海的政闻社，1907年夏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等。而近代中国另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则是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遭到镇压、清廷成立“皇族内阁”之后，于1911年6月4日在北京经各省咨议局联合组党会议将帝国统一党改组而宣告成立的宪友会(选举雷奋、徐佛苏、孙洪伊为常务干事)。应该说，宪友会是中国的第二个资产阶级政党，也是一个立宪政党。宪友会的成立明显地透露出立宪派对清政府的离心或反叛倾向，透露出他们要努力确立其独立政治地位的意图。辛亥革命的武装夺权斗争是由同盟会及各地一些革命团体发动的，而宪友会中的立宪派则在各地以“和平独立”的方式附和或赞助了这场革命。总之，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政团政党的出现应视之为一种社会进步现象。(www.xing528.com)

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更是民初政局的一大显著特点。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随着各省军政府的建立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尤其是1912年2月南北和议的达成、清帝宣告退位、南京临时参议院以“谨守约法”为条件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清朝帝制一倒台，同盟会结党时“驱除鞑虏”的反清目的已经达到，遂大起分化;立宪派政党宪友会和各种立宪团体的君宪目标消失，也因无存在理由而风流云散，但这些人仍需要重新组党。此时，人们普遍认为南北统一的共和国即将告成，中国今后也将像西方那样实行“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了。因此，在这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不仅同盟会这个革命政党经历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新的演变，而且立宪派也在全国南北兴起了一股设会组党的热潮。一时间各类党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并不断地分化、组合，形成一种政党林立，互争雄长，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奇观。据统计，自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新立党会达682个，其中政团政党312个^[1]。许多不属于政治党派的行业、学术、外交、宗教、慈善等团体也往往冠以“党”的头衔名号，以谈党为时髦。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和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各派政治势力在新的形势下，政治认识的歧异参差和利用设会组党的方式竞争政权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