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清末民初政治研究

二、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9世纪末年，在西学广泛传播之际，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念也较早地传入了中国。孙中山在其1897年撰写的《伦敦蒙难记》中写道：“余早年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之存在，此种运动大可名之曰‘少年中国党’之形成。该党原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于朝廷，俾推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替旧式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余以该党识见宏远，适合时势，深表同情，即报名入为党员。”根据孙中山的描述，这个恍惚隐晦的“少年中国党”，既像维新派，又似兴中会。考虑到当时康、孙两派“向无芥蒂”，“彼此往来异常亲热，真无所谓彼我之分”^[34]，故有学者认为此“少年中国党”应“正是尚未明确划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新党’的统称”^[35]。这当然是个较合理的推断，只不过此处的“党”，显然还不具有多少现代政党的意味，恐怕更多的是指传统的“党派”之党。

也就在孙中山写《伦敦蒙难记》的前后，兴中会首领杨衢云、谢缵泰等曾和康有为、康广仁、何易之等“商谈两党合作事宜”，但却“久无成议”。“百日维新”期间，康门骤显，“两党门户之见，以此日深”。变法失败，康梁亡命东瀛，在日本友人斡旋下，孙中山、陈少白曾与梁启超“讨论合作方法颇详”。但当孙派陈造访康有为时，康对“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不感兴趣，一心只知“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36]。不仅如此，康更“称奉清帝衣带诏，以帝王师自命，意气甚盛，视中山一派为叛徒，隐存羞与为伍之见。”^[37]相比而言，梁启超、欧榘甲等人的态度就要圆通得多，曾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因有孙、康两派合并组党之计划”^[38]，且拟推孙、梁任正副会长。此事因康氏坚决反对，“流质多变”又唯康马首是瞻的梁启超，只好食言毁约。不过，在自立军事件中，孙、康两派又做了既联合且排拒的奇特表演。

自立军失败后，康梁在进步人士中声誉急剧下降，激进分子纷纷投身孙氏门下。紧接着，两派就保皇与革命问题展开笔墨大战，弄得势同冰炭。由此，两派“合作”已成梦呓，联合组党更是过眼云烟。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和革命派力量的壮大，将众多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组建成统一的政党，已属水到渠成。1905年夏，孙中山尚未从欧洲返回日本，一些革命青年即以组党之事相期待。据宋教仁称：东京留日学生荟萃，“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程家柽则提议，“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盖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39]恰好，由于受1904年10月长沙起义计划败露及11月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的领导和骨干，大批逃亡东京。7月19日，孙中山到达东京，立即着手组党工作。

很早以来，孙中山便已确信：“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40]但要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决非一蹴可就，兴中会固然已具有政党的雏形，却毕竟过于狭隘、散漫。好在经过大约10年的实践锤炼，兴中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已为同盟会的建立，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做好了准备。孙中山一到东京，立即找黄兴、宋教仁等商谈，以便“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41]。除黄、宋外，陈天华、李书城、邓家彦、何天炯等不少人先后拜会孙中山，拥护建立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7月30日，孙中山邀集各省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政宅内(亦为日本黑龙会本部办事机关)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据冯自由《中国同盟会史略》称，到会者约60余人，与孙旧识者有程家柽、马君武、张继、胡毅生、冯自由、宫崎寅藏等10人，“其余皆新同志也”。孙中山首先就革命的理由、形势、方法等作了演说，众无异议。孙即被推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与宗旨，最后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宗旨方面，孙建议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但部分人对“平均地权”持有异议，主张取消。孙中山当即详细解释，并谓：“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虽少数人仍持保留态度，但此宗旨终获通过。接着，黄兴提议：“请赞成者书立誓约”，众无异议。孙、黄与陈天华草润誓词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42]随后，由孙率众举右手宣誓，并至隔壁一屋传授同志相见握手暗号和三种秘密口号。最后，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8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择日召开成立大会。

8月20日下午，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阪本金弥住宅内正式举行。据宋教仁日记可知，当天“到会者约百人。二时开会，黄廑午宣读章程共三十条，读时会员有不然者，间有所增减。讫，乃公举总理及职员、议员，众皆举得□□□为总理，举得□□□等8人为司法部职员，举得□□□等20人为议员，其执行部职员则由总理指任，当即指任□□□等8人为之。讫，总理复传授□□。末乃由黄廑午提议，谓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人半皆已入本会，今该社员愿将此杂志提入本会作为机关报，何如?众皆拍手赞成，议决俟下次再商办法。会事既毕，乃大呼万岁而散。时已酉初矣。”^[43]同盟会以孙中山为总理，其本部机构“仿三权分立制，置执行、司法、评议三部。惟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延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尝独立行使职权矣。开会时总理在部，则总理主席，总理离部，庶务主席。”^[44]因此，执行部权力最重，内分庶务等六部：

庶务：黄兴，后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相继主持。

书记：马君武(未就)、田桐，后孙中山增派胡衍鸿(汉民)、但焘、李肇甫三人。

内务：朱炳麟、匡一。

外务：程家柽、廖仲恺。

会计：刘维焘(未就)、谢延誉，后何天炯继之。

经理：谷思慎、程克。

六部之中，实际担负工作的仅庶务、书记、会计三部。内务部因事权渐集中于庶务，故形同虚设;外务部程、廖二人先后归国后，趋于无形取消;经理部几乎无事可做。

至于评议部，由汪兆铭任议长，议员有董修武、熊克武、于德坤、王琦、吴鼎昌、张树木丹、冯自由、梁慕光、胡衍鸿、田桐、吴昆、但懋辛、周来苏、胡瑛、朱大符(执信)、范治焕、吴永珊(玉章)、康宝忠等，书记由朱大符兼任。司法部以邓家彦为总长，张继、何天瀚为判事，宋教仁为检事。但此两部一直形同虚设，实际作用并不明显。(www.xing528.com)

同盟会章程草案共30条，当时曾“有所增减”。会上通过之章程今已亡佚，1906年5月16日改订之《中国同盟会总章》有24条^[45]。按章程规定，同盟会本部之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国内应设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分辖各省及蒙、藏、新疆等区分会;海外应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各省区分会长为：直隶张继;河南曾昭文，继刘积学;内地分会长杜潜;山东徐镜心，继丁惟汾;山西王荫藩，荣福桐、荣炳继之;江苏高剑公，章梓、陈剑虹、张鲁继之;安徽吴春日易，继高荫藻;湖北时功玖，张昉、陈镇藩继之;湖南仇式匡，后黄兴兼任;广西刘崛，继卢汝翼;江西张世膺，继钟震川;云南吕志伊;贵州平刚;四川黄树中，丁厚扶、张治祥继之;陕西康宝忠;福建林时塽;浙江秋瑾。广东未设分会，其余各省因人少而未成立。后吴春日易回沪，主张于江苏之外另设上海分会，以蔡元培为分会长，亦取得本部同意。

相对而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次大集合、大团结。如果把同盟会与此前的兴中会及其他革命小团体作一个简单比较，即可发现同盟会成立的历史影响有多么深远，其组织特点又多么鲜明突出。

第一，同盟会确认以三民主义为政纲，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揭橥革命大纛，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同年11月《民报》正式出刊时，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将这16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次年，孙中山主持制定的《革命方略》中，其首篇《军政府宣言》，以及孙同年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发表的重要演讲，都对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系统解释。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使推翻旧政府、创建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从此广为传播，成为革命队伍中当时无可争议的共同目标，也成为民国时期仁人志士苦苦追求的理想。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初成立时，国内17省均有人加盟。就以参加筹备会的百余人来说，除日本人2人和不能确定者29人外，其余70人为：湖南20人，湖北19人，广东16人，广西7人，安徽、江西各2人，直隶、陕西、浙江、福建各1人，已分布达10个省区^[46]。至1905年底前，加盟会员达452人，湖南87人，广东77人，湖北67人，山东49人，四川44人，安徽21人，广西30人，其余各省区在30人以下，已遍布本部17省(仅余甘肃尚无人加入)^[47]。至1906年末，仅东京一地入会者已达800余人，海内外会员总数迅速扩充至万人以上，“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48]而此前之兴中会，薛君度谓会员286人中，271人为广东人，占95%^[49]，其地域之狭隘至为明显，难怪连康有为都攻击孙“除粤人无所为”^[50]。同盟会突破了地域性限制，真正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第三，兴中会成员以华侨尤其是侨商为主，约占60%左右;余则多系临时参加的会党分子。侨商固然爱国，但多胆小怕事，会党则政治认识较为模糊。同盟会初成立时，成员多为留日学生，一般有强烈爱国心，有近代科学知识，又富有政治敏感性，其综合素质要明显高于侨商与会党分子。另据刘大年的统计，1905～1907年间加入同盟会的成员中，出身可考知者379人，其中留学生和学生共354人，占93%以上;官僚和有功名的知识分子10人，教师、医生8人，后两类各占2%略多;资本家、商人、贫农等则为数极少^[51]。显然，同盟会是一个以资产阶级的代言者新型知识分子为骨干、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另外，1905年和1906年入会之会员有年龄可查者301人，40岁以上者3人，30～39岁者53人，20～29岁者223人，20岁以下者22人^[52]，分别占1%，17.6%，74%，7.3%，可见绝大多数为20岁上下的青年人。他们精力充沛，血气方刚，对未来充满信心，思想束缚较少，从而给同盟会带来了生气勃发、积极进取的新面貌。

第四，兴中会的组织十分松散，平时几乎不存在固定的领导机构和经常的组织活动，组织对会员甚至缺乏必要的联系和严格的纪律约束。同盟会则借鉴了民间结社和维新派的各类学会的长处，又抛弃了其宗法迷信色彩浓厚、缺乏明确政纲和严密组织的弊端，充分吸纳西方政党的组织规程，在组织原则和领导体制等方面大有改进，且有某些创新。当然，同盟会也还存在着组织松懈等很多缺陷，但它毕竟有公举之领袖，有明确的党章、党纲及其他规定，有自己的宣传机构和起义指挥机构，有各类经常性活动等，这就使它有别于以往任何一个革命团体，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属性的革命政党。而其执行、评议、司法三部的设立，已模仿着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虽然在革命年代后两部形同虚置，但却在政党组织机构方面带有创新意味，给后人留下了借鉴、研究与合理继承的重要资料，亦可提供某些历史的启迪。

第五，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不仅使革命派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而且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并承担了历史重任的领导集团，全国革命因此而产生了一个指导中心，有力地推动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加速向前迈进。同盟会成立月余，孙中山致函陈楚楠称：“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将来总可得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53]后来，孙还进一步论述同盟会成立之作用：“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中，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54]孙、黄领导核心的形成，章炳麟、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等领导群体的涌现，是以后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

第六，同盟会成立后，制订了较完整的扩大革命组织与发动反清起义的方针和政策。从1905年8月到1911年7月，同盟会在国内外相继建立了大量的支部和分会，其成员几乎遍布全球。而孙中山又“向来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55]。同盟会刚刚成立，孙、黄等人即为在两广发动武装起义而多方努力。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黄兴、章炳麟等制定了《革命方略》，以“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为指导思想^[56]，确定了军政府的性质、规程及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原则，招军章程和招降清朝兵勇的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废除清政府租税厘捐等政策。此后数年间，同盟会以坚韧不拔的勇气，领导和发动了萍浏醴起义(1906年)、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镇南关起义(1907年)、钦州马笃山起义(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黄花岗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1911年)等。连绵不断的武装起义，使已成“破屋漏舟”的清政府迭遭打击，终于在革命的暴风狂潮中宣告覆灭。

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中国人民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创建了丰功伟绩，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记录。但毋庸讳言，同盟会的缺陷与不足也异常明显。

第一，同盟会是一个由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等不同阶层、集团和派别组成的革命政党，其内部成分复杂，成员在政治态度上并不一致。早在同盟会筹备时，黄兴便有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主张。对于“平均地权”的主张，党内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并未从思想上统一认识。后来共进会在其宗旨中，竟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吴玉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着密切关系的人，所以共进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便他们容易接受。”^[57]其实，除了吸引会党人物的考虑之外，同盟会的多数成员都曾受过较长时间的封建教育，对“平均地权”的思想天然地抱有某些抵触情绪。与此相类似的，国粹主义在革命派中的流行，张继、刘师培等人之成立亚洲和亲会及对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的宣传，章太炎的“惟排满为其先务”^[58]和“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均无一可采”的主张^[59]，都充分反映了同盟会内部在思想上的混乱与矛盾。

第二，政治态度与思想认识上的紊乱，必然会导致组织上的分裂。何况同盟会的组织建设，本来就带有简易速成的色彩。中国同盟会(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英文译名中的Federal一词，含有“联邦”之意，实即若干革命小团体间的松散联盟，又是海外留学生间的各省同乡会或省区刊物间的相互联盟，自然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同盟会除十分看重宣誓入盟外，其成员一般无固定的组织生活及严格的纪律约束，重要会员往往自由行动，甚至随心所欲地从事政治活动。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因国旗问题而发生争执，黄兴“意颇怏怏”^[60]，甚至怒而“发誓脱同盟会籍”^[61]。在此前后，孙中山接受日本西园寺内阁及神户股票商铃木久五郎资助1.5万元，孙以2000元充作《民报》费用，其余充作起义经费和同志路费。此事遭到章太炎、刘师培、宋教仁、谭人凤、北一辉等交相责难，一度掀起“倒孙风潮”。同年8月，张百祥、邓文、焦达峰、刘公、孙武等在东京发起成立共进会，以“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62]，但在组织上明显表现出了与同盟会的离心倾向。此后，陶成章到南海活动时，与主持文岛、槟港同盟会会务的李燮和一唱一和，“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办事人，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九条”^[63]，既破坏孙中山声誉，又走上了分裂之路。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在东京成立，章太炎、陶成章任正、副会长。他们接纳南洋一带同盟会与原华兴会的反孙分子入会，公开分裂，另立山头。武昌起义后，章太炎等主张不等孙中山回国即选举总统，并声称总统人选“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且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64]。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章便正式“宣布脱离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搞在一起，专门和孙中山作对”^[65]。凡此种种，都充分暴露了同盟会组织散漫、内讧不断的致命性弱点。

第三，同盟会的反清武装起义屡仆屡起，孙中山、黄兴等大批革命党人英勇奋战，“碧血横飞，浩气四塞”，其业迹足可惊天地，泣鬼神。但是，同盟会的起义或借力于群众自发斗争，或单纯依赖会党，或运动新军，甚或指望突击队奇袭奏功，部分领导人竟醉心于暗杀。就总体而言，革命党人既未建立牢靠的根据地，又没有组织起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加之领导不力，指挥失灵，思想分歧，步调不一，后勤供应脱节，发动群众不够，这些起义基本以失败告终。虽然以武昌起义为契机，最终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同盟会在人力、财力上却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尤其是南京临时政府拱手让位于袁世凯，使民主共和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其关键即在于同盟会实力不足，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孱弱，而这却是多年来在武装问题上急功近利又盲动冒险的结果。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孙中山等人所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也为后来的革命政党留下了足资借鉴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