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无政府主义思潮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来源于古希腊文Anarchia，本意为“无权力、无秩序的状态”。无政府主义思想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的西欧，如英国的葛德文(Godwin，1756～1836)在其发表的《社会正义》(1793)中就提出“国家是祸害”，主张废除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等观点;而到19世纪中叶，无政府主义终于形成为一种颇具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麦古斯·施蒂纳(M.Stirneer，1806～1856)、法国的蒲鲁东(P.J.Proudhon，1809～1865)、俄国的巴枯宁(М.А.Бакунин，1814～1876)和克鲁泡特金(Л.А.Кроδоткин，1842～1921)等。施氏著有《唯一者及其财产》一书(1845)，鼓吹反对一切妨碍个人自由的东西;蒲氏首次将“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使用，并系统阐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被人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氏继承并改造了蒲氏的学说，放弃了通过互助合作逐步消灭国家的观点，主张以工会暴动并组织生产的方式摧毁国家机器，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创始人;克氏则提倡互助论或新进化论，主张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其代表作为《互助：一个进化的要素》。无政府主义者有不少共同点，如认为“国家是主要祸害”，“必须首先废除”，同时社会也“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235]。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国家政权和权威，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主张实行无政府革命，建立所谓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社会。而在实行无政府革命的具体策略和方法上，又各有其不同的特点。自蒲鲁东之后，欧洲大致分为三大流派：一是施蒂纳、蒲鲁东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二是巴枯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三是克鲁泡特金的集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或称无政府共产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主要为后两派的理论，而克鲁泡特金更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视为最值得崇拜的领袖。需要说明的是，汉语中的“无政府主义”一词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另有人从英文或法文将其译为“无治主义”“安那其主义”，而把无政府主义者译为“无王党”或“虚无党”。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的童话在政治上虽已没落破产，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仍在西欧有一定的市场，如法国巴黎就是西欧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大聚集地。在东方，通过幸德秋水等人的传播，日本东京也汇聚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包括部分俄国的民意党人)。这样，经过留法、留日学生的介绍宣传，无政府主义很快流播于中华大地。
当时，在无产阶级革命日趋高涨的欧洲，无政府主义无疑是一股反动的思潮，但在中国，它却能激起思想界的反响，并得到相当程度的传播，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第一，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长达数千年的国家，历来缺乏民主传统和人身自由的保障，而清朝统治的黑暗与腐朽，更使人民身陷绝境，这就为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合情合理的土壤与环境。正如时论所说的那样：“总而言之，则政府之虐政，官吏之腐败，与一般农民之不平，使少壮有为之青年学生不堪其愤慨。其反抗政府之机既将成熟……激烈之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又深入彼等脑髓不可拔，于是革命之思想益发达，革命之志益坚，终于横行于专制极点之大帝国而留恐怖纪念于残暴之君主。”[236]无政府社会固然是一种幼稚的狂热和天真的幻想，如同水月镜花，但在清末主张“无政府”，则意味着反对现存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这一点却正反映了清末社会上所有不满者的意向，从而成为无政府主义得以传布的主要缘由。
第二，“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237]近代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者如汪洋大海般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平均主义思想在小生产者中根深蒂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为数众多的人濒临破产或已经破产，经济地位急剧恶化。他们对现状极端不满，却又找不到出路，绝望的心理使他们极易与绝对平等、绝对自由的无政府思想产生共鸣，也势必会对关心社会前途和民众命运的新型知识分子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出现后，一般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具有较新的知识和眼光，也善于汲取各种新思想来武装自己，但普遍在理论上较为肤浅，缺乏正确的分辨能力，自然容易受到无政府主义的感染。加之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使他们既脱离群众又不能正确认识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不少人一遇挫折，或幻想着依靠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在一夜间推倒满清统治，或转为悲观失望，颓废消沉。这样，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便对这些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第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成分，也为无政府主义的流传提供了某种支持或依托。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种外来思想要在中华大地上立足扎根，往往须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长期以来，老庄一派的虚无主义思想，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儒家的大同思想，佛学的出世思想，受墨家影响较深的刺客任侠之风等，一直在中国人意识形态的血脉中流淌着。而无政府主义初入中国之际，不少人正是以传统思想与之相比附而加以认可和接受的。如有人称明代“异端之尤”李贽(卓吾)为中国之巴枯宁，说什么“西欧有巴枯宁，中国亦有巴枯宁;中国之巴枯宁且生于西欧巴枯宁数百载前。其人为何?即明温陵李卓吾先生是也。”[238]有人将《礼记·礼运》中大同之说视为“废政府之说”“废家族之说”“废金钱之说”“废法律之说”，并进而宣称：“老言自然，墨言兼爱，佛言极乐，耶言平等，与夫今之无政府党、社会党，皆大同主义也。”[239]陈独秀随后也指出：“近年来青年中颇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终认为是固有老庄主义的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240]所谓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几乎成了道儒墨释耶各种思想之大杂烩。这样的胡乱比附自然在学理上不通之甚，但起码却唤起了国人的某种共鸣，减少了人们在接受无政府主义时的心理障碍。
第四，由于近代中国产业很不发达，工人阶级力量相对薄弱，还处于自在阶段，他们尚未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也没有找到将自己武装起来的科学理论。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无政府主义固然是人类政治思想上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固然其理论显得贫乏粗糙，但毕竟聊胜于无，因而较容易被早期的工人阶级所接受。
无政府主义最早是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介绍到中国来的，当时的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曾做过这种工作。1903年，梁启超在《论俄罗斯虚无党》中曾表示：“虚无党之手段，吾所钦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他对“以无政府为究竟”之“暴动与暗杀”大加称颂，认为“虚无党事业，无一不使人骇，使人快，使人歆羡，使人崇拜。”[241]同年6月，《大陆》第7期刊载《俄罗斯虚无党三杰传》，竟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巴枯宁等量齐观，鼓励国人“冒万死以求覆专制政治”。与此同时，《苏报》刊载《虚无党》一文，对虚无党之事业热情赞颂：“吾今日震惊于虚无党之事业，吾心动，吾血繰，吾胆壮，吾气豪，吾敢大声急呼以迎此潮流而祝曰：杀尽专制者，非此潮流荡薄之声乎?”随后，《江苏》《浙江潮》《新湖南》《政艺通报》《汉声》等刊物，都程度不等地宣传过无政府主义和俄国民意党人的活动。
1904年，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相对较少，倒是《中国白话报》刊载之《国民意见书》，曾竭力鼓吹“刺客的教育”和暗杀活动，反而较为引人注目。总之，1905年以前，不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对无政府主义作过初步的介绍，但双方均过多地集中于对无政府主义的方法与手段(暴动、暗杀、破坏等)的欣赏上，而对其思想理论的阐述较为淡漠，且有不少误解与歧异之处。
1905年《民报》创刊后，曾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与图片，对无政府主义作了更深入的介绍与宣传。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将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流别来看待的，在他们眼中，社会主义即是民生主义。虽然孙中山视“无政府论之理想”若“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242]，但这并不妨碍革命派以较客观的态度去介绍“神仙”，而让读者自己去比较鉴别。第二，《民报》以很大比例去宣传虚无党人和中国革命志士的暗杀活动，显然是在为反清革命鼓与呼。这就是说，他们认为无政府之理想可另当别论，而其“十步之内，血火红飞”，使“百万劲旅进退无所施其技”的暗杀手段[243]，尚可予以借鉴。第三，《民报》在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刊登了不少批评、质疑无政府论的文字，并非一味地盲目赞颂无政府主义。当无政府主义思潮还在海外留学界传播时，一些革命者就已察觉到它在思想、行动上对革命的危害性。陈天华在《民报》第1号发表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批评无政府主义者“不问政府之内容，而一概排斥之，是不得谓为真爱自由者也。”他认为，即使在共和政体下，人们追求的也是“总体之自由”，而非“个人之自由”，如果“以个体之自由解共和，毫厘而千里也。”[244]因而大声疾呼：“呜呼!我同胞其勿误解自由。自由者，总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245]随后，《民报》还刊出《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政府说》《刺客校军人论》等一系列文章，或辨明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或阐述国家、政府为“诸境进化”之结果及现阶段国家与政府不应也不会消亡的理由，或反对用暗杀手段从事革命，或斥责“专恃刺客”者为“妄人”，而主张组建军队以革命战争来解决问题等等。与此相类似，章太炎思想的变化也颇具代表性。章氏偕张继与幸德秋水接触后，曾于1907年组织“亚洲和亲会”，不仅准允无政府主义者入会，且规定“会中无会长、干事之职，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246]，表明其已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主张。当年秋，他又发表《五无论》《国家论》两文，痛诟“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所谓爱国、建国、救国，全是“迷妄”“悖乱”“猥贱”[247]，因而主张取消国家，实现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世界。一时似乎痛恨国家、政府入于骨髓，言辞激愤且陷入虚无达于极致，然而仍念念不忘于实行民族主义，“仍以排满为先务”[248]。次年夏，当与刘师培夫妇产生分歧后，他旋即宣布：“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是亦无当者也。”[249]《民报》及章太炎个人，对无政府主义既大力宣传又加以批评反对的双重现象，一方面说明无政府主义思潮已有渐趋流行的趋势，同时又预示着以后革命派要消除无政府主义的不良影响，还有着相当艰巨的任务等待完成。
进入1907年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有了新的变化。是年夏，已加入同盟会并担任《民报》编辑的刘师培，通过其妻何震，以“女子复权会”名义在东京创办了《天义报》。8月31日，名为“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无政府团体在东京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召开了第一次大会，该会宗旨为：“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并宣称“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拟“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也。”[250]该会无严格入会手续，只需将姓名、地址寄往该会通讯处，即算入会。从其成立到1908年6月14日结束，前后共开演讲会13次[251]，曾聘请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堺利彦及中国方面的刘师培、何震、张继、章太炎、景定成、潘怪汉、汪公权、南桂馨等作过演讲。该讲习会的主要宣传阵地《天义报》，从1907年6月10日创刊到次年4月停刊，共刊行19号。1908年4月28日，刘师培又秘密续出《衡报》，至10月遭日本政府禁止，共出11号。与此同时，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也在法国巴黎组织世界社，创办《新世纪》，“其资本多由静江任之”[252]。1908年，张继遭日警追捕逃至巴黎，成为《新世纪》的又一员干将。《新世纪》从1907年6月22日创刊，至1910年5月21日停刊，历时3年，共出版了121期。这样，同一年间，拥护无政府主义的两个团体及其宣传刊物，分别在东京和巴黎问世，标志着无政府主义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综观东京和巴黎这两个无政府小团体及其所办刊物，在介绍宣传无政府主义时，除具有一般的共同点外，又有着各自的鲜明特色。第一，双方都非常重视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介绍，《天义报》及《衡报》介绍过蒲鲁东、巴枯宁、施蒂纳、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各家，且多原文译述;《新世纪》亦系统介绍过西方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及其主张。但是，东京方面最推崇者为克鲁泡特金，称其学说“于共产无政府主义最为圆满”，“悉以科学为根据”[253]，次则为托尔斯泰;巴黎方面则较为看重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天义报》于介绍无政府思想时，往往强调其能否直接为中国人所仿效和采用，故称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虽有殊异，然其重农数端，则固中国人民所当遵守者也。”[254]《新世纪》则一般宣传正统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常常从进化论入手来层层阐明无政府主义实现之必然性。因此，《新世纪》的理论基本不出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思想的窠臼，为西方无政府理论的翻版，显得正统性有余而创造性不足。正是由于深受西方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新世纪》出刊3年，竟无一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也极少提到。而《天义报》则译载过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之“序言”，《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摘译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节，《衡报》还曾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255]。刘师培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批评道：“彼之所谓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256]但是，该刊毕竟以较大数量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经典著作，且在某些地方流露出赞同与欣赏的意味。如认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257]，“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又称：“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258]对于马克思学说中经济是基础的理论，《天义报》亦表赞同，认为“近世言社会主义者，必拥阐历史事实，研究经济界之变迁，以记资本制度所丛生。自马尔克斯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济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有所依据，恩格尔斯以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259]因此，他们强调“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260]，“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261]。这种介绍，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登陆、传布开了先河。
第二，《天义报》与《新世纪》都提倡无政府革命，都反对一切政府、国家和强权，但在实施无政府革命的方法和手段上，依靠的力量、对象上，以及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和态度上，二者又有较明显的不同。《天义报》与《衡报》的作者们把一切现实罪恶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这自然有合理的成分。但他们忽视了中国尚处于专制制度下的国情，竟主张“排斥富强学说”“杀尽资本家”[262]，认为“中国自今而往……抵抗资本阶级，固当今之急务，而吾党所事者也”[263]，这就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由此，他们必然会反对正在进行中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对三民主义大张挞伐。在刘师培看来，民族主义的提倡者不过“利用光复之名，以攫重利”，是“希冀代满人握统治之权耳”，“故知民族主义，乃不合公理之最甚者也。”[264]民权主义所包含之选举制，“均由贿赂之公行”;议会制“较之中国之卖官鬻爵，岂有殊哉”[265];共和制则“不知何者为共，何者为和也”。民生主义也被刘师培视为汉武帝盐铁官营和王莽“王田”“五均六筦”政策而加以否定。他说：“土地、财产国有之说，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所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之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266]《新世纪》起初亦讥笑《民报》的革命主张，李石曾曾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贬称为“国家主义”，认为“帝王之言曰保国，国家主义亦曰保国，由是知二者性质同。”[267]不久，在革命派及许多社会人士的强烈反对下，《新世纪》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得不声辩称：“社会主义(按实即无政府主义)非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背驰者也，不过稍有异同耳……盖社会主义者求世界人类自由平等幸福，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求一国一种族少数人之自由平等幸福也。归纳之有大小，犹行程之有远近，初非背驰者也。”[268]以后，《新世纪》还刊文认为无政府主张目前尚处于“预备时代”，可“竭力鼓吹”，但“平日行为，则不妨从宜从俗”[269]。因此，《新世纪》一方面警告民族主义者勿堕入“民族复仇主义”泥坑，一方面又力图消弭与同盟会之间的对立与分歧，在许多问题上支持孙中山和革命派的观点。
如何进行无政府革命?《天义报》和刘师培等人主张：一是每千人划为一乡，设栖息所，男女均入其中，另设阅书、会食之地，无“在上”者，亦无管理人员;总“蔽以一言，则无中心、无畛域已耳。无中心故可无政府，无畛域故可无国家。”[270]二是生产资料及一切社会财富实行共产，“凡所制之器，置于公共市场，为人民所共有”[271];“无论男人、女人，只要做一点工，要哪样就有哪样，要多少就有多少，同海里挑水一样”[272]，但又“人人衣食居处均一律”[273]，实行完全一致的绝对平均主义。三是实行按年龄改变职业以均“难易苦乐”之“均力主义”，以达到“苦乐适均，而用物不虞其缺乏”，又人人平等，“权利相当，义务相均”的“大道为公之世”[274]。他们认为，要完成这样的“革命”，根本上则须依赖于“多数平民”之参与，即“中国革命非由劳民为主动，则革命不成”[275]，尤其是必须发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加，才能“收效至速”。因此，“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276]同时，他们还主张实行“男女绝对平等”的“男女革命”，其办法即为何震提出的七点要求：(1)实行一夫一妻制;(2)女子出嫁后不从夫姓，以父母姓并列;(3)男女并重，“视女犹子”;(4)男女养育、教育、职务同等;(5)夫妇感情不合可以分离;(6)以初婚之男配初婚之女，男女再婚只能娶、嫁再婚之女男;(7)废除娼妓。甚至主张，“男女欲求平等……必以暴力强制男子”〇10;
0〇1震述(何震)：《女子解放问题》，《天义报》第7号。“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277];“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278]。至于“革命”之具体手段，所谓发动工农，应循“非军备主义”，提倡抗税、劫谷和总同盟罢工，但不应采取武装斗争形式。
《新世纪》一派则提出“协力以图最近之革命”，“图合力以达革命之目的”的主张[279]，既揭露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压迫剥削民众之罪恶，又激烈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斥责立宪派反对革命的种种谬论，认为“革命正所以救免瓜分之无上上策也”[280]。这种不同特点，主要缘于《新世纪》诸人既已承认无政府革命要俟诸将来，那么目前当应“从宜从俗”，先从事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革命。因此，在先推倒清政府这一现实目标上，与孙中山的革命派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自然要双方“合力”“协力”从事革命了。在革命的手段上，《新世纪》特别推崇暗杀活动，认为它的作用不单在“诛除一二人道之贼”，而在于能够“使大多数人之迷梦惊醒”，使“革命之动机勃发”，又能“养成与淘汰革命者也”[281]。此外，他们还注意到了平民的作用，提出了“起革命军”的问题。鉴于会党为平民之代表，故发出了“去矣，与会党为伍”的号召[282]。另有一部分人如李石曾等，则比较看重书报传达和演说鼓吹的宣传教育作用，将其视为“普及革命”之二法[283]。当然，也有人似乎主张多种手段并用，书报、演说、抗税抗役、结会、暗杀等等，不妨“由同志随事、随时、随地、随势研究之，取用之”[284]。
第三，面对国内的封建专制统治及清王朝的昏庸腐败，《天义报》与《新世纪》均作过揭露与批判，但在范围、程度与深浅上二者有较大的差别。《天义报》曾用大量篇幅揭露封建暴君的残忍不仁，诟骂其“以一男配无数之女”，“实男界之娼妓”[285]。在调查民生疾苦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现今田主“以大地主为最虐”，农民饱受诛求、供张、役使、刑罚、诉讼、撤佃诸苦，“由是言之，则为今日农民之大害者，田主而已”[286]。但在另一方面，为了证明中国可以实行无政府主义，刘师培等人又对中国封建社会大加歪曲与美化。他们声称，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出于儒、道两说，均以放任为主，故“名曰专制，实则官不亲民，民不信官，法律不过具文，官吏仅同虚设……名曰有政府，实与无政府无异”[287]。而且，中国早就消灭了贵族，“舍君主官吏专制外，贵贱贫富，治以同一之法律，其制本属差公”[288]。中国又历来重农贱商贱兵，学术思想“以弭兵抑商为宗”，此种“以德为本，以兵为末，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制度，实“迥胜于今”[289]。这样，在讴歌封建主义的同时，就为自己的理论染上了浓厚的复古色彩，以至于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用之于政府之世，适以病民”，“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夫代议制度，较之官吏之专制，其害尤深”;“学堂之制……远不若科举之公”[290]。他们指责资本主义的科技与物质文明传入中国，“汽车行担夫嗟生，轮舟行而舟人失所，加以迷信既破，而术数之业，不克恃以谋身，电信既通，而邮驿之夫不克恃以谋食，平民疾苦，为往者所未闻”[291]。总之，既批评封建专制之害，又企图以美化了的封建社会来抗衡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矛盾现象统一集中在刘师培等人身上，构成了《天义报》这一派无政府论者的突出特点。
相比较而言，《新世纪》对清政府及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礼教的批判，就要深刻得多。《新世纪》诸人已触及“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即“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292]。他们提出了“祖宗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的主张，高呼“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的口号，要求废婚姻、破家族、破亲疏，实现“无亲无疏，互相扶助，四海一家，天下大同”[293]。为此，他们猛烈批判孔子思想，斥责孔子“砌专制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294]。由于《新世纪》诸人对进化论既熟悉又倍加信奉，并以此论证无政府革命之到来实乃“天演之自然”，因而提出了“新必胜旧，犹青胜于蓝”的历史观。以此为依据，他们对国粹主义思潮中的复古倾向展开攻击，斥为“受历史之毒”，是“梦想草昧”。在今古关系上，强调“惟尊今薄古，故能今胜于古，而进化无极也。”[295]当然，他们也有简单否定传统文化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的一面。如称中国文明“已属过去之陈迹”，“当在淘汰之列”[296]，甚至要废除汉字等等，但毕竟不像《天义报》那样大肆宣传复古，这是两派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
作为清末在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的一股社会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初入中国时，在理论上往往与各种社会主义纷杂交错，又与中国诸多传统思想相结合，因而不免普遍存在着概念歧异与界限不清的混乱现象。而在传播这一学说的人员当中，固然有少量虔诚的无政府主义信徒，但绝大多数人只是程度不等地受其影响或赞同其某些观点。这后一类人中，既有改良派也有革命派，既有留学生又有国内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人员构成十分复杂的传播群体。就总体而言，当时正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激流澎湃的时代，因而无政府主义在国内论坛上始终未能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既然形成了一股社会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便不能不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中留下其印痕，不能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当时这种影响的主流，应是其对民族民主革命的促进作用，即其积极的方面。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传播的过程中，它的介绍宣传者曾无情地揭露过帝国主义的本质，猛烈抨击了清朝专制统治，客观上加速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在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天义报》《衡报》和《新世纪》都倾注了很大力量。《天义报》痛斥帝国主义为“现今世界之蟊贼”，《新世纪》则比之为“大虫”，直言“帝国主义即强盗主义也”，认为“自帝国主义兴而后世界无公理、无人道、无良心，惟有最野蛮黑暗之强权”。帝国主义“借自由、博爱、平等之名而对于他种族以行其不自由、不博爱、不平等之实，占人土地，夺人财产”[297]，“吸收他境之财源，盗为己有”，使世界变成“戕杀之世界”[298];对内则造成“人民日趋于贫苦”[299]，故只有将“大虫”“齐心猎而去之，世界方可安宁”[300]。而清政府已成为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恶政府”，它“盗窃中国之特权”，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凡卖国害民诸恶无所不作。他们也用无政府主义观点批判三纲五常，揭露了忠孝节义之类封建道德的虚伪性，指出儒家宣扬的“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贤，妇贞，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贫贱在命，富贵在天”，都是“虚伪之道德”[301]。无政府主义者对近代中国人民两大敌人的揭露、批判，其言词之犀利，剖析之深刻，曾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震憾，弥补了革命派在这方面的某些不足，构成了辛亥前思想解放潮流的重要部分。
第二，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在积极宣传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同时，普遍表示出同情工农劳苦群众的态度，注意调查研究工人、农民、妇女的悲惨境遇及其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于渲染革命声威，调动工农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性，起了推动作用。东京和巴黎两派无政府主义者都很注意介绍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新世纪》还专门辟有“万国革命风潮”专栏，以刊登这方面的内容;其“本国革命风潮”专栏，则向读者专门介绍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国内武装斗争的近况。《天义报》《衡报》也大量报道了国内手工业工人罢工、商贩罢市及农民暴动的消息。无政府主义者撰写了大量同情工农遭遇的文章，发表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工农现状调查报告[302]，其“平民革命”“劳民革命”“革命党出于农民”“与会党为伍”等论说，恰好弥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忽视与脱离工农大众的缺陷，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留下了足资借鉴的思想资料，值得后来者认真总结研究。
第三，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向中国输入了新思想和新观念。此点前已论及，不再赘述。
毋庸讳言，无政府主义者由于不能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其理论本身就蕴含着极大的破坏性和反动性。当它传入中国后，也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第一，无政府主义者痛恨资本主义制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当时的中国却处于封建王朝统治之下，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应当说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重要任务，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却反对“三民主义”，企图实现“最圆满”的无政府革命，这就完全违背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
第二，早期无政府主义者过分鼓吹暗杀的作用，也易将革命引入歧途。
第三，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过分地美化封建主义，最终走上了宣传复古的歧途，也会产生消磨群众革命斗志的不良影响。
第四，无政府主义崇奉的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当其个人欲望难以满足时，便会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做出一些损害革命的劣行。
第五，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传播，还为辛亥后乃至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后，曾经从事过暗杀活动的刘师复(思复)，于1912年在苏州发起组织了“晦鸣学社”与“心社”[303]，成为国内最早的无政府团体。1913年创办机关刊物《晦鸣录》(后改为《民声》周刊，晦鸣学社也改名“民声社”)。1914年，刘师复等又在上海发起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在其影响下，1914～1918年间，北京、南京等地纷纷诞生了一批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五四后，在李石曾、吴稚晖支持下建立的“实社”，成为影响最大的无政府团体之一。诚如后来邓中夏分析的那样，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之所以能猖獗一时，就因为它“在中国有最老的资格和相当深厚的基础”[304]。辛亥后乃至五四时期之无政府主义，其作用、影响自然不能与早期无政府主义相提并论。但追根溯源，祸流后代，其始作俑者能无咎乎!
【注释】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创作于1923年至1925年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1919年3月9日)，《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0页。
[3]徐继繡：《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辛丑十月初七日(1841年11月19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2)，第598页。
[4]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6)，第142页。
[5]作为一种为朝廷建言献策的传统学术流派，“经世致用”之学虽然在当时未能形成左右时局的社会政治思潮，但其所秉持的强烈民族意识、变易观念和讲求国计民生的务实精神却绵延赓续，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其他社会政治思潮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维护自身尊严和保持自身特性的一根内在心理支柱。其影响集中体现于大部头“经世文编”的编辑、演进和传世上。除了道光六年(1826年)魏源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选的《皇朝经世文编》之外，咸丰和光绪年间以变化着的体例和内涵而问世的“补编”“续编”“新编”“统编”之作即达17种(其中咸丰年间1种，光绪年间16种)，直到1914年的《民国经世文编》和1943年的《经世文综》为止，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传统知识阶层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和转变轨迹。参见周积明、郭莹等：《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思潮和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0～221页。
[6]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392页。
[7]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233～234页。
[8]杨国强：《百年嬗蜕》，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6～199页。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
[10]此表采自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主编：《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笔者删去了原表中“任职及活动”一栏，对“主要著作及成书时间”栏之内容作了较大的增补与调整。
[11]郑观应：《易言》“跋”，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167页。
[12]陈虬：《经世博议》，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1)，第218页。
[13]陈炽：《庸书外编》卷上“公司”。
[14]《盛世危言》“商务三”，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14页。
[15]《盛世危言》“商战上”附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93页。
[16]《代上广州冯太守书》，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0页。
[17]《盛世危言》“商战上”，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
[18]蒋智由：《风俗篇》，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8页。
[19]《盛世危言》“议院上”，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14～315页。
[2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第23页。
[21]陈炽：《庸书外编》卷下“议院”。
[22]《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4)，第120页。
[23]《追述戊戌政变杂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4)，第350页。
[2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
[25]吴雁南等主编：《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14页。
[26]［英］李提摩太：《中国的维新运动》，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3)，第560页。
[27]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
[28]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号。
[29]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
[30]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第198～199页。
[31]《上海强学会章程》，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4)，第389页。
[32]［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33]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1)，第335页。
[34]梁启超：《康有为传》，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4)，第10页。
[35]汤志钧：《乙未戊戌年间全国各地主要学会负责人题名》，《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附录2，第688～690页。
[36]《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4)，第144页。
[37]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页。
[38]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2)，第19页。
[39]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4)，第244页。
[40]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1)，第373页。
[41]孙孝恩：《光绪评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注释①。
[42]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
[43]梁启超：《与蕙仙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44]康有为：《托英公使交李鸿章代递折》，《知新报》第133册，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1901年1月20日)出版。
[45]《己亥立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第6集“纪事”，第6页。
[46]《论中国有民无臣》，《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27日)。
[47]《忠愤篇》，《苏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1900年1月30日)。
[48]任公(梁启超)：《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清议报》第39期，1900年3月21日。
[4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2页。
[50]详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45—46页。
[5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第15页。
[52]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83页。
[53]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104页。
[54]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55]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56]杨庆堃：《19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态》，转引自［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678页。
[57]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58]［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5页。
[59]［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1页。
[60]［瑞典］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6)，第862页。
[61]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1)，第312页。
[6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页。
[63]陈庆甲：《金陵纪事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01页。
[64]曾国藩：《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9。
[65]洪秀全：《原道觉世训》(1846年)，见中共中央党校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8页。
[66]《太平天日》(1848年)，见中共中央党校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册，第139、141页。
[67]杨秀清、萧朝贵：《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1852年)，见中共中央党校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册，第161～162页。
[68]［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42页。
[69]《太平天日》(1848年)，见中共中央党校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上册，第138页。
[70]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册，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第1126页。
[7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
[72]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7～88页。
[73]《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见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77页。
[74]《天朝田亩制度》，见罗尔纲编注：《太平天国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页。
[75]这一点，可详参茅家琦：《晚清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76]［瑞典］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6)，第870页。
[77]［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234页。
[78]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6)，第902～904页。
[79]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6)，第902～904页。
[80]黄嘉谟编：《中美关系史料》(咸丰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68年版，第163～164页。
[81]《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条并质问五十条诰谕》，转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
[82]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6)，第902～904页。
[83]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6)，第902～904页。
[84]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192页。
[85]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108页。
[86]中共中央党校近代史组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第177～190页。
[87]［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186页。
[88]邢凤麟：《关于洪仁玕在香港的若干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89]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6)，第956页。
[90]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2页。
[91]《崇真会130年来之成就及其影响》，见《基督教香港崇真会史略》，香港崇真会出版部1974年编印，第7页。
[92]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页。
[93]［日］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1)，第244页。
[94]《义和团告白》，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4)，第149页。
[95]《义和团乩语》，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1)，第112页。
[96]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29页。
[97]《综述义和拳闹教纪实》，《文汇》第140号，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1900年1月10日)，《山东省资料》1960年第2期。
[98]支碧湖：《续义和团源流考》，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4)，第443页。
[99]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8页。
[100]《义和团运动揭帖》《义和团运动告白》，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4)，第147～149页。
[101]［英］赫德：《中国实测论》，转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
[102]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2)，第7页。
[103]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8页。
[104]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第20页。
[105]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0页。
[106]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4)，第52页。
[107]［美］迈克·亚达斯等：《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9页所附图片“说明”。
[108]陈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14页。
[109]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第12页。
[110]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1)，第149页。
[111]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112]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1)，第114页。
[113]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2)，第146页。
[114]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1)，第271页。
[115]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页。
[116]［美］迈克·亚达斯等：《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第140页。
[117]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页。
[118]《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
[119]《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120]《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9页。
[121]胡去非(胡汉民)：《总理事略》，第5页。日人铃江言一甚至认为，该塾师为孙之伯父，但不尽可信。可详参野泽丰《孙文和中国革命》，第82页。
[122]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1)，第24页。
[123]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1)，第24页。
[124]孙中山：《革命原起》，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1)，第3～4页。
[125]《中国之革命》，《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页。
[126]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127]《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
[128]孙中山：《革命原起》，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1)，第4页。
[129]《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
[130]《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页。
[131]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1)，第28页。
[132]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1)，第29页。
[133]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革命逸史》第4集，第5页。
[134]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6页。
[135]《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学界亦有人认为，“盟书”乃香港兴中会所提出，而非出自檀香山兴中会。
[136]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58页。
[137]《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2页。
[138]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上海革命史编辑社1928年版，第44页。(www.xing528.com)
[139]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47页。
[140]冯自由：《东京国民报》，《革命逸史》初集，第96～97页。
[141]章太炎为该会起草之宣言书谓：“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盖南明永历政权始建于1646年11月，至辛丑年(1661年)底永历帝朱由榔为吴三桂俘获，旋被杀于昆明。
[142]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56页。
[143]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3～204页。
[144]张继：《五十年历史之研究与回顾》，《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1年版，第39页。
[14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49～50页。
[146]爱读“革命军”者：《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6月9日。
[147]刘揆一：《黄兴传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4)，第277页。
[148]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5页。
[149]《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4页。另参阅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8页。
[150]章士钊：《孙逸仙》“自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1)，第90页。
[151]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3页。
[15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47页。
[153]爱国者：《立宪法议》，《清议报》第81册“本馆论说”。
[15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
[155]《烈士吴樾君意见书》，《民报》第3号。
[156]此前，《民报》第1号上发表汪精卫《民族的国民》一文，斥责康、梁之立宪论为“妖言惑众”。同期所刊胡汉民之演说词，亦称康、梁“没有宗旨，惟利是视”，“支离反覆，自生矛盾”，称“康梁的罪恶真是上通于天，说起来要令人发指眦裂的”。第2号上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革命》一文，亦批驳了立宪论者认为革命有“杀人流血之惨”及引起“列强之干预”的论调。
[157]明夷(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5期。
[158]饮冰(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期。
[159]《排满平议》，《民报》第21号。
[160]《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161]去非(胡汉民)：《纪十一月四日东京满学生大会》，《民报》第9号。
[162]思黄(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5～216页。
[163]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号。
[164]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
[165]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
[166]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
[167]寄生(汪东)：《革命今势论》，《民报》第17号。
[168]明夷(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5期。
[169]饮冰(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新民丛报》第79期。
[170]饮冰(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期。
[171]饮冰(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期。
[172]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
[173]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2号。
[174]过庭(陈天华)：《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陈天华集》，第177页。
[175]饮冰(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期。
[176]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
[177]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
[178]《胡汉民自传》，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革命文献》第3辑，第16、20页。
[179]与之(黄可权)：《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第92期。
[18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3～364页。
[18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页。
[182]转引自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3页。
[183]梁启超：《清议报叙例》，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
[184]邓实：《第七年政艺通报题记》，《政艺通报》戊申第1期。
[185]黄公度(遵宪)：《致饮冰主人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2页。
[186]《政艺通报》甲辰第11期。
[187]《政艺通报》甲辰第1期。
[188]《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1期。
[189]《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1期。
[190]《国学保存会报告》第11号“答问”，《国粹学报》第31期。
[191]章太炎：《癸卯□中漫笔》，《国粹学报》第8期。
[192]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另见《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1906年7月15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276页。
[193]《本社特别广告》，《民报》第19号。
[194]详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457页。《民报》自章太炎主编后，平均每期刊登有关国粹文章在1/3以上。其中章氏共发文64篇，有关国粹文章为34篇，占53%;刘师培发表文章7篇，有关国粹文章5篇，占71%。尤其是第14号，所刊全系国粹文章，且从此期开始到第24号被查禁止，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等前期主要作者，再未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朱执信也仅发表两篇文章。
[195]邓实：《论国家主义》，《政艺通报》癸卯第1期。
[196]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第一”，《政艺通报》癸卯第23期。
[197]邓实：《政治通论外篇》“通论四帝国主义”，《政艺丛书》1902年。
[198]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第1期。
[199]《呜呼禹之谟》，《复报》第7号。
[200]章太炎：《答铁铮》，《民报》第14号。
[201]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期。
[202]《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9期。
[203]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6期。
[20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31页。
[205]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第一”，《政艺通报》癸卯第23期。
[206]《帝国主义》，《政艺通报》壬寅第3期。
[207]《论社会主义》，《政艺通报》癸卯第2期。
[208]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9期。
[209]李世由：《〈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词》，《国粹学报》第38期。
[210]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9期。
[211]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期。
[212]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9期。
[213]章太炎：《〈国粹学报〉祝词》，《章太炎全集》(4)，第207页。
[214]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国粹学报》第1期。
[215]《第七年政艺通报题记》，《政艺通报》戊申第1期。
[216]鲁迅：《破恶声论》，《河南》第8期;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370～374页。
[217]反：《国粹之处分》，《新世纪》第44期。
[218]燃料(吴敬恒)：《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新世纪》第57期。
[219]丁伟志：《晚清国粹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20]《革命之道德》，《民报》第8号。
[221]《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甲辰第3期。
[222]《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9期。
[223]《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26期。
[224]《明末四先生画像记》，《政艺通报》甲辰第22期。
[225]《政艺通报叙》，《政艺通报》壬寅第1期。
[226]《第七年政艺通报题记》，《政艺通报》戊申第1期。
[227]《自治论一》，《政艺通报》壬寅第17期。
[228]《中国地方自治制论三》，《政艺通报》甲辰第1期。
[229]《自治论一》，《政艺通报》壬寅第17期。
[230]《地方自治论二》，《政艺通报》甲辰第15期。
[231]《中国地方自治制论七》，《政艺通报》甲辰第2期。
[232]《致国粹学报社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97页。
[233]《致汤夫人家书》(1914年5月23日)，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72页。
[234]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第2册，第145～148页。
[235]转引自恩格斯：《致泰·库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401页。
[236]辕孙：《露西亚虚无党》，《江苏》第4期。
[237]《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
[238]石公仇：《李卓吾先生学说》，《天义报》第1号。
[239]鞠普：《〈礼运〉大同释义》，《新世纪》第38期。
[240]《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新青年》9卷11号。
[241]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5。
[242]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渊源》，《革命逸史》第3集，第209～210页。
[243]无首(廖仲恺)译：《帝王暗杀之时代》，《民报》第21号。
[244]《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陈天华集》，第208页。
[245]《致湖南留学生书》，《陈天华集》，第233页。
[246]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43页。
[247]太炎：《国家论》，《民报》第17号。
[248]太炎：《定复仇之是非》，《民报》第16号。
[249]太炎：《排满平议》，《民报》第21号。
[250]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纪事》，《天义报》第6号。
[251]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338页。
[252]冯自由：《新世纪主人张静江》，《革命逸史》第2集，第211页。
[253]申叔(刘师培)：《克鲁泡特金学术述略》，《天义报》第11、12号合刊。
[254]枕刍：《致中国人书》“记者识”，《天义报》第16至19号合刊。
[255]申叔：《论中国资产阶级之发达》，《衡报》第5号。
[256]申叔：《〈共产党宣言〉序》，《天义报》第16至19号合刊。
[257]民鸣：《〈共产党宣言〉序言》“记者识”，《天义报》第15号。
[258]《天义报》第16至19号合刊。
[259]［英］哈因秃曼著，齐民社同人译：《社会主义经济论》“译者识”，《天义报》第16至19号合刊。
[260]［英］哈因秃曼著，齐民社同人译：《社会主义经济论》“译者识”，《天义报》第16至19号合刊。
[261]《天义报》第16至19号合刊。
[262]畏公：《论女子劳动问题》，《天义报》第3号。
[263]《论中国资产阶级之发达》，《衡报》第5号。
[264]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915、916页。
[265]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955页。
[266]申叔：《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天义报》第5号。
[267]真民：《革命》，《新世纪丛书》第1集第1种。
[268]民：《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新世纪》第6期。
[269]一民来稿：《知与行》，《新世纪》第114期。
[270]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报》第7号。
[271]申叔：《人类均力说》，《天义报》第3号。
[272]何震：《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天义报》第8至10号合刊。
[273]《破坏社会记》，《天义报》第1号。
[274]申叔：《人类均力说》，《天义报》第3号。
[275]《汉口暴动记》，《衡报》第4号。
[276]《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衡报》第7号。
[277]汉一：《毁家论》，《天义报》第4号。
[278]《天义报启》，《复报》第10期。
[279]真：《与友人论种族革命党及社会革命党》，《新世纪》第8期。
[280]燃料(吴敬恒)：《呜呼立宪党》，《新世纪》第61期。
[281]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1030页。
[282]反：《去矣!与会党为伍》，《新世纪》第42期。
[283]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1022页。
[284]真民：《革命》，《新世纪丛书》第1集第1种。
[285]《帝王与娼妓》，《天义报》第1号。
[286]《论中国田主之罪恶》，《衡报》第7号。
[287]《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纪事》，《天义报》第6号。
[288]申叔：《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天义报》第8至10号合刊。
[289]申叔：《废兵废财论》，《天义报》第2号。
[290]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969～970页。
[291]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973页。
[29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页。
[293]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1038页。
[294]绝圣：《排孔征言》，《新世纪》第52期。
[295]民：《好古》，《新世纪》第24期。
[296]民：《国粹之处分》，《新世纪》第44期。
[297]《帝国主义之结果》，《新世纪》第33期。
[298]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报》第5号。
[299]申叔：《亚洲现势论》，《天义报》第11、12号合刊。
[300]四无：《世界之大虫》，《新世纪》第57期。
[301]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156页。
[302]如刘师培等人之调查报告，涉及贵州、四川、山西、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等省区的农民、佃民、工人的生活状况，范围颇广。《衡报》第7号即作为“农民号”而刊登了大量同情农民的文字。
[303]冯自由：《心社创作人刘思复》，《革命逸史》第2集，第194页。
[304]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