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主义在清末民初时期兴盛，并对学术思潮产生重要影响

四、国粹主义思潮

20世纪初，正当中国政局危机四伏、“革命排满”浪涛翻滚之际，文化论坛上却勃然兴起了一股旨在“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又与社会政治思潮密切相关的文化思潮。这股思潮一经出现，即引起世人的关注。那么，国粹主义缘何产生?它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它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复古保守势力之间又是何种关系?其影响又如何?这些都是需要仔细考察的重要问题。

“国粹”一词，系出自日本的外来语。1888年，日本政教社的三宅雄次郎和志贺重昂在其社团机关杂志《日本人》上，公开揭橥保存国粹、反对盲目欧化的宗旨，认为由日本自身历史孕育而成的“国粹”是“大和民族命脉相系的传国之宝”^[182]。以后，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时，受此启发，便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列为该刊四宗旨之一^[183]。1902年2月，邓实、黄节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念亡国之无日，惧栋榱之同压”^[184]，遂以介绍新学、牖启民智与宣扬国粹、激发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为己任。黄节在《保存国粹主义》一文中说：“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也……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之所长而亦弃之。其说颇允。”由此，邓实等人一再提及国粹主义。梁启超还计划办一份《国学报》，作一部《国学史》，“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185]。1903年冬，邓实等人在《政艺通报》上刊出倡议，拟于上海组设“国粹学社”，旋以事中辍^[186]。次年，《政艺通报》公开亮出国粹主义旗号，要求“注意于保存国粹之一面，务欲发挥而光大之，以为吾祖国生色”^[187]。“甲辰季冬之月”(约当1905年1月)，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其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188]。该会入会条件不高，手续简单，“入会毋须捐金，惟须以著述，或自撰，或搜求古人遗籍，或抄寄近人新著，见赠于本会者，即为会员。”^[189]会中日常事务由邓实、黄节处理，“担承责任，兼尽会计、书记之义务”^[190]。同年2月23日，国学保存会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报》，由邓实任总纂，撰稿人主要是该会成员。国学保存会成立后，曾刊发了大量弘扬国粹、激发民族感情的文章、画像、图片，又广征会友，大规模从事古籍的校勘整理工作，先后编辑出版过《国粹丛编》《国粹丛书》《神州国光集》《国学教科书》等著作。并在上海建藏书楼一处、印刷所一处，还曾拟设国粹学堂，在学术界广泛开展活动，形成了一股宣传国粹的热潮。

1906年夏，因“苏报案”被捕的章太炎出狱，旋由上海到日本。此前在狱中时，章氏便声称“上天以国粹付余”，慨然以光大中国“闳硕壮美之学”为己任^[191]，积极为《国粹学报》撰稿。抵达东京后，留学生界举行欢迎大会，他登台演讲，即大倡“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在演讲中解释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192]章太炎是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在海内外青年学生中颇负盛名，由于他的登高一呼，一些留日学生便请他讲授“国学”。章氏遂举办国学讲习会，主讲“国学”，又设立“国学振兴社”，自任社长，并发行讲义。一时听讲者络绎而至，多达数百人，如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黄侃、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沈兼士等，都是听讲的学生。与此同时，自1906年9月起，章太炎接任《民报》(第7号)主编，开始大量刊载宣传国粹的文章。从第12号起，《民报》刊登启事，大力征集“明末轶事及清代掌故”，“又宋季杂史遗集，下及诗歌小说之属”，目的“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193]。这样，《民报》的国粹主义色彩不断加重，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份致力于宣传国粹的革命报刊^[194]。受《民报》影响，《醒狮》《河南》《复报》《汉帜》《云南》《晋乘》《学林》等刊物，也刊载了不少宣传国粹的文章，与国内的《国粹学报》等遥相呼应。于是，国粹主义思潮遂骎骎乎大盛，直至辛亥革命发生，始终在学术思想界保持着相当大的声势。

辛亥前10年间，中国政治、文化论坛上正是革命论崛起与风行的岁月，可同时却又涌现出一股文化保守色彩浓郁的国粹主义急流，这是一种十分奇异的历史现象。然而，它的出现又绝非偶然。第一，国粹思潮的兴起及其全部活动，始终贯穿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蕴涵着挽救民族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的理性诉求。18世纪以后，由于原生型资本主义的四处扩张，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非、拉落后地区，激起了普遍强烈的文化反响。其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以褒扬与捍卫民族传统文化为职志，并与民族主义结伴而生。一般来说，历史越悠久、文化遗产越丰富的民族或国家，其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也就越强烈。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不仅以国家的长久统一和文化传承不曾断裂而著称，而且其物质文明在很长时期一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这就决定了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和久远的精神源泉。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及其文化饱受生死存亡的剧烈煎熬，挨打、割地、赔款的屈辱与亡国灭种的恐惧，锻造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爱国之情。时至20世纪初年，“放眼大陆，虎虎数强国磨牙吮爪，各行其殖民政策、工商业政策，张翼四出，机牙相应，以肆其侵略手段，乃以斩刈弱小、驱逐蛮民自矜为白种之天职，非、澳两洲数十万土蛮如风卷败箨，如雨摧萎花，凄凉零落，其侵略主义复膨胀于吾亚矣。”^[195]中国的情形更是危如累卵，列强环伺，传教、筑路、开矿攘夺无日，“哀哀同群，长为奴隶，亡无日矣。”^[196]在国粹派看来，欲挽危救亡，欲保国保种，唯有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发国人亟起抗争，反抗侵略，“非以我国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必不能抗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也”^[197]，“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198]然而，“民族主义如布帛菽麦，不能一日绝于天壤。”^[199]章太炎更贴切地比喻说：“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200]因此，要倡导一种民族气节、民族精神，则必须光大国学、弘扬国粹。盖“国学即国魂”，“立国之精神”全在于此，一旦“国粹亡则国亡”，“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人就势必会沦为“国奴”和“学奴”^[201]。相应地，弘扬国粹便成了救国救民之要途。正如邓实所号召的那样：“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义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明之声价……以保我祖宗旧有之声明文物，而复我三千年史氏之光荣者乎!”^[202]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国粹派研求经史，大力阐发“夷夏之防”和种族革命思想，褒扬宋、明遗民之烈节正气，其矛头指向是较为明确的。当时就有人称他们是“标民族之宏义，发神州之鸿秘”^[203];后人则谓其“虽注重旧学，而实寓种族革命思想”^[204]。总之，其排满革命的倾向一开始就很鲜明，虽然初期言论远不如后期那样明快。当然，国粹派不遗余力地鼓吹民族主义，并不以单纯的“排满”即“光复皇汉声明文物”为满足。在他们看来，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异族之元首，不过中原之一客帝”，故“国”虽亡而“天下”未亡，学更未亡。唯近代西方殖民者，“其亡人国也，必也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性，务使其种如堕九渊，永永沉沦”，结果“其祸必至于种族灭绝，神灵消丧，越千万年而未能苏。”^[205]故所谓研究国学，弘扬国粹，显系直接针对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而发，具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鼓动“排满革命”的双重意义。

第二，国粹主义的兴起是一批知识分子感觉西学难以救国，转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济世妙药的结果。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不能不引起中国一部分兼有旧学根柢与新学知识的知识分子的疑惑与警觉。如邓实曾指出：“19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20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民族主义时代之竞争在政治，帝国主义时代之竞争在经济。虽然，民族主义者，膨胀主义也，其实力既充于内，不得不溢于外。故其初也，愤君主之专制，人民权利之失坠，则奉此主义，与君相相争于内部;其继也，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既定，人人享平等，得自由，则奉此主义，与他族相争于外部。于是有所谓殖民政略矣，有所谓工商铁路，教会政略矣……既增进扩充之不已，而一种新帝国主义出焉矣。”^[206]此种新帝国主义内则劳资对立，冲突日剧，海陆军人跋扈，资产者贪婪横暴，少数人以强权凌虐多数人，毫无平等可言;外则以军事扩张，奴役侵迫弱小国家。因此，20世纪之世界，若无“女权革命”与“生计革命”，“则世界之进化仍未达于极点，何也?盖现今世界上唯男子对于女子、资本家对于劳工犹占莫大之势力。使二者不变，则人类全体之幸福犹不可期，而世界之前途，将终复黑暗可也。”^[207]既然号称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未将欧洲变成人间乐土，反而制造了一幅血淋淋的恐怖景象，那么，如何修补西方资本主义的漏洞，如何避免重蹈西人之覆辙，国粹派诸君子显然寄厚望于中国古代的文明，企图从中找到灵丹妙药。正如章太炎在《国粹学报》第66期刊文所宣称的：“方今华夏凋瘁，国故沦胥，西来殊学，荡灭旧贯，怀古君子，徒用旧伤，寻其痟残，岂诚无故。老聃有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然则持老不衰者，当复丁壮矣。”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深厚感情，已使国粹派将传统道德本体化，并将其上升到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不仅希望中国的古老文明能够“持老不衰”“复为丁壮”，而且企盼着中国的“国故”“旧贯”会日新月异地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

国粹派之所以觉得靠西学不足于振衰起弊，不足以挽危救国，除了对欧洲历史借鉴的因素之外，还有基于国情及实践效果的考虑。一般来说，国粹派并不反对西学，即“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二者自可相互参验，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是故国粹以精神而存，服左衽之服，无害其国粹也;欧化以物质而昌，行曾史之行，无害其欧化也。”^[208]换言之，提倡国粹，“于欧学无新旧抵牾之虑。世衰道微，欧化灌注，自宜挹彼菁英，补我阙乏。”^[209]既然国学、西学俱有用处，二者理当互相补充，又何以会认定弘扬国粹乃唯一的救国途径?在这里，国粹派诸人的论述颇有歧异。许守微曾写道：“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祀以求者也。然返观吾国，则西法之入中国，将30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敝焉。毋亦其层累曲折之故，有所未莹者乎?语有之，桔逾淮则为枳。今日之欧化，枳之类也。彼之良法善制，一施诸吾国而敝愈滋。”^[210]这就是说，西学虽好，无奈中国却不具备施行之条件，故垂30年而无成效。黄节则认为，在国蹙民艰的形势下，对于西学顶礼膜拜，“唯东西之学说是依”的态度，将会导致亡我国学，按“学亡则亡国”的逻辑，其后果自然不堪设想。黄节、邓实、章太炎诸人还存有过分夸饰国粹万能和以国学比附西学的虚骄心态，宣称“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其为布帛菽粟，而无待于他求者夥矣”^[211]，“诸子之书，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212]他们甚至将古代的某些思想家说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卢梭、孟德斯鸠和斯宾塞。国学博大精深又圆满完备如此，自无须他求去“因成于人”，所谓“自弃其重，而倚于人，君子耻之焉，始反本以言国粹。”^[213]

要之，不管国粹派诸人立论如何不同，但都暗含着一个西学不足以救国(或国粹足以取西学代之)，遂反求诸自身的共同信念。

第三，国粹主义的兴起与部分知识分子夸大“醉心欧风”的影响和危害，企图以国学来消极对抗“欧化主义”不无关系。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学东渐已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在“学生”不断向“老师”学习的热潮中，“醉心欧化”的苗头已有所显现，在文化观念上的民族虚无主义也初露端倪。邓实曾称：“景教流行，夺我谭经之席。于是蟹行之书，纷填于市门。象胥之学，相哄于黉舍。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214]有鉴于“欧风东渐，国学几灭”的现状^[215]，章太炎对“欧化主义”的担忧和批评已见之于前述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鲁迅在《破恶声论》中也揭露过此种不良倾向：“时势既迁，活身之术随变……制维新之良，用蔽其自私之体……倘其游行欧土，遍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则再拜贞虫而谓之文明，且昌言不束腰为野蛮矣。”“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抉剔，以动物之定理，断神龙为必无。”“教师常寡学，虽西学之肤浅者不繯，徒作新态，用惑乱人。”^[216]至于更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的例子，如吴敬恒等人在巴黎《新世纪》上，蔑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仅属过去，处今“万事以进化为衡之世，是种种者当在淘汰之列”，“尤当早于今日陈诸博物馆”^[217]。他们更激烈地主张废除汉文字，代之以万国新语，贬称中国文字尚处象形、表意程度而未达拼音阶段，实为一种“野蛮”之文字，不如“陈之于博物院”，或“与葱根菜叶共投于垃圾之桶”。^[218](www.xing528.com)

面对上述思想界的不良倾向，一些出身经学世家从而与传统文化联系较深的知识分子，遂挺身而出，提倡发扬光大古代文明，保存国粹，以抗拒“欧化主义”的侵袭。不过，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欧化主义”的影响原本微不足道，远不是构成当时中国文化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因素，国粹派将其视若足可亡学亡国亡种的洪水猛兽，显系带有夸大与偏见的过甚之词。事实上，直至辛亥革命前，弥漫于国内思想界的崇古守旧习气，仍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章、邓诸人“人云亦云地说些反对欧化的话，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自己长期受古老文化的熏陶，自不免与守旧人士在文化情趣上颇有一些共鸣。另一方面，他们也无非是在借此为提倡国学壮大声势。”^[219]

第四，国粹派诸君子企图机械仿效欧洲的文艺复兴，以为在中国也可以通过“古学复兴”来振兴祖国，则是国粹主义兴起的另一个原因。国粹派诸人，不仅饱受中国固有文明、道德的深厚熏陶，而且大都研读过不少“西书”“东书”，接受了许多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文化观念，他们既要弘扬国粹，又要反对守旧，遂引经据典，以东方的“文艺复兴”鼓吹者自居。章太炎就声称：“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220]邓实对此论述尤多，他说：“昔欧洲十字军东征，载东方文物以归，意大利古学复兴，建泰氏以国文著述。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倡国粹保全主义。顾东西人士，无不知爱其国者，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者。”^[221]因此，“15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时，而20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夫周秦诸子则犹希腊七贤也，旧宗教之束缚，贵族封建之压制，犹之汉武之罢黜百家也。呜呼!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而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亚洲古学复兴，非其时邪!”^[222]此后，《国粹学报》所刊之《拟设国粹学堂启》，曾旁征博引，谓“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今欲保国兴国，也须“复兴古学”，只要持之以恒，“使学术文章浸复乎古，则20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时代，盖无难矣!岂不盛乎!”^[223]显然，“复兴古学”不仅限于学术讨论和史籍整理，而且要追慕西欧文艺复兴的故辙，直接为中国之“振兴”服务。所以，尽管国粹派诸人均流露出浓厚的恋古情结，其文字著述“古气”扑鼻，但却并非尽在“复”封建之“古”，他们的主观意图在相当程度上向往的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当然，“复兴古学”之说带有很大的牵强附会性。把提倡国粹比作文艺复兴，甚至认为所有西学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其本身就显得荒诞无稽。更何况，在当时的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是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务，幻想着靠“复兴古学”来作为救国之策、振兴之术，既不切实际亦无此种可能。

20世纪初年倡导“国粹”最力者，当首推以邓实、黄节、刘师培为代表的上海“国学保存会”和以章太炎为首之东京国学讲习会。据《国粹学报》第25期所载之1906年初“国学保存会”19名会员情况来看，该会成员有某些共同特点：一是社会地位大多不高，多系在学校、报界任职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故较易感受到社会动荡的冲击和产生改变现状的要求。二是几乎都来自两广、江浙等东南沿海地区，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有切身的体验，民族危机感颇为强烈。三是一般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饱受传统教育，国学根柢深厚，又曾研读西学书籍，不同程度地都受到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四是不少人经历过由中学而西学，又复归中学的治学路径。如邓实自称，“束发读书，即有志乎经世之学……泛览周秦诸子百家之学，下逮宋元明儒学案。……少长沪渎，随余父侨居制造局，得尽读局中所译西方书。甲午一变，士大夫争言政法，东文书盛行，短书小册日尽十余种。于是胸臆填委，耳目迷惑，茫然如泛巨海入空冥，孤舟独行于飓风大漩之中……退而归，返而读旧读之书……晚乃得通四先生(按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之学说，于是尽求其遗书而读之，慨然想见其遗风。”^[224]刘师培、陈去病等人，亦是如此。他们多在戊戌前后接受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由封建旧知识分子转化为不同层次的新型知识分子，有些后来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如马君武、柳亚子等)，有的则始终与立宪派保持密切关系，也有些人只是接受了一些现代思想的影响，并未摆脱封建知识分子的立场。至于国学讲习会的成员，则多为留日学生，但思想状况亦与此大体相近。当然，附和于“保存国粹”旗号下的，也不乏满脑子封建思想的旧官僚士大夫，但其动机、影响与前两批人不可同日而语，也未能主导这股思潮的基本流向。

国粹派成员身分固然复杂庞芜，但作为旗手和骨干的却主要是章太炎、邓实、刘师培数人。章太炎在宣传国粹活动中，旗帜鲜明地凸现了其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时特别强调以整理国故来服务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现实需要。邓实在创办《政艺通报》时，即标明其宗旨在“救世审时”^[225]，希望以宣传达到兴民权、破专制，“以为变政之根本^[226]。”针对中国社会治乱循环、停滞不前的现象，他指出中国与欧美不同，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人民缺乏自治精神，“君相主治者，外籀之术也;人民自治者，内籀之术也。外籀之术，由中央内阁层级以达地方官吏，极其能力，不过成一治一乱之术，中国是也。内籀之术，由市町村之法人，膨胀而为地方团体，再为中央制度，达其极点，遂成一治不复乱之世界，欧美是也”^[227]。因此，居今日，“舍自治，无匹其急者矣，舍自治，无匹其善者矣”^[228]，故凡“世界之民，其欲食太平安全之幸福，其必用自治矣。”^[229]对中国而言，地方自治益处多多：一是可以发扬民族主义精神，筑成抵抗列强侵略风潮之坚垒;二是可以改变专制、落后现状，“可以救中国之亡”^[230];三是人人懂得了自治之作用，明白了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即使不幸国亡，但却“虽亡而存，来日可兴”^[231];四是自治既可避免革命、立宪造成之一治一乱之局，又易于推行。刘师培则力倡古文经以攻今文经，借以摧毁康有为君主立宪理论基础的公羊“三世”进化论，间接地为方兴未艾的民主共和宣传起了铺垫作用。

国粹派若以《政艺通报》的创办为起始(1902年)，到1912年初《国粹学报》停刊为止，前后大约历时仅10年左右。其间又可以1908年为中界，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国粹派以“保存国粹”“复兴古学”为旗号，虽然带有一定的保守性甚至封建成分，但却写出了不少抨击专制、鼓吹革命的文字。在后期，国粹派诸人逐渐偏重于校勘、考据之类的纯学术研究，革命色彩迅速黯淡，“复兴古学”亦成强弩之末，终以流产告终。也难怪章太炎在1909年秋冬之交不无遗憾地表示：“国粹学报社者，本以存亡继绝为宗，然独守旧说，弗能使光辉日新，则览者不无思倦，略有学术者，自谓已知之矣。其思想卓绝，不循故常者，又不克使之就范，此盖吾党所深忧也。”^[232]为此，他后来甚至发出了“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的悲鸣^[233]。

然而，不管怎么说，国粹派的文化观表面上似乎在向守旧派的文化观复归，不过二者在宗旨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守旧派之鼓吹崇经卫道复古，旨在维护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和现存的宗法秩序，既排拒引进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又企图抵御革命思想的传播。如1903年清廷颁布《学务纲要》，明确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并将保存“中国各种文体”视为“保存国粹之一大端”，而“存国粹”又为“息乱源”之本。此后张之洞上奏称：“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234]故张氏创立存古学堂之目的，正是要“延正学而固邦基”。而国粹派之提倡国学，在于“会通致用”，在于“激励种姓”，实为民族革命高涨之文化表现，因而在当时不仅受到汉族文化人士的欢迎，也得到了一些革命党人的认可。

综上而论，国粹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又是一种文化与学术思潮，它在20世纪初期以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偏师的身分，加入到了“反满”“反帝”，鼓吹“民主共和”的革命宣传活动中，显示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某些明显的进步意义。作为政治思想来看，国粹主义是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高涨这一大环境相应而生的一种观念形态;作为文化理念来看，它又是中西文化碰撞、较量、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强调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合理意图的折射;就学术见解而言，它也是认定学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从而在大变局中支撑人们传承与研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神支柱。当然，国粹主义的兴起，还透露出社会思潮转换的一种新趋势。盖此前之海防、洋务、维新等思潮，大多以社会军政变革为目标，而国粹派则更多地带有文化与学术变革及重新整合的意愿。它表明，进入20世纪后，中国社会思潮将由较单一的政治思潮逐步转向多元化的格局，救国救时的理论主张将会更加色彩斑斓，而作为更深层次的文化与学术变革及其重新建构问题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粹派的理论宣传与实践活动，不消说也存在着许多消极落后的成分，诸如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笃守旧说或盲目称颂传统文化，浓郁的崇古复古倾向，对中、西之学的机械比附，缺乏生气和活力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这就决定了国粹主义者在政治上难以担当起引领时代潮流和社会变革历史重任的角色。但是，作为一个文化或学术派别，他们的流风遗韵还会以变化了的不同形态在后来者中长久存在下去，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发挥其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