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民主主义思潮
19世纪末年，正当以康、梁为中心的维新变法运动波澜涌动之际，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部分激进者，却已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观念，萌生了自由、平等和反清革命的思想意识，掀起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最初涟漪。
正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18]因此，与革命实践紧密相联的民主主义思潮的崛起，也自然须从孙中山先生说起。孙中山早年在家乡接受的封建传统教育较少，他12岁远赴檀香山，看到“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很自然地产生了“慕西学，穷天地”的进取思想[119]。在檀香山就读期间，孙中山逐渐形成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远大理想[120]。继之，他返回祖国，先就读于香港域多利书院，数年后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这一段求学生涯，在孙中山的心灵里深深植入了欧美文化影响的印痕，滋生出了现代民主意识。另一方面，青少年时代的孙中山又受到了反清思想的熏陶。他早年联络的一批重要同志，如邓荫南、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杨衢云、谢缵泰、尢列等，大多有着浓厚的反清思想或反清的家庭背景。至于孙中山本人，据说他的启蒙塾师就曾是太平天国的老战士[121]。而青年时期的孙中山，则努力“搜索太平天国逸事”，“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122]。他不仅以“洪秀全第二”自励，而且对太平天国的史事、人物极感兴趣，谈来“如数家珍”[123]。这样，传统农民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观念，以及封建时代“民为贵”“为民作主”的民本思想等也进入孙中山的头脑中，从而形成了他的独具特色的民主革命思想。
此外，在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国内蓬勃发展的维新变革思想，对他也有巨大的吸引力。据孙中山回忆，“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124]“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125]临终前又有“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之说[126]。均指明1885年(乙酉年)是其从事反清革命的开端。此后，孙中山结识了郑士良，“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闻而悦服，并表示：“如他日有事”，士良可为孙罗致会党以听指挥[127]。数年间，孙中山“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尢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128]孙、陈、杨、尢被戚友呼之为“四大寇”。1893年，孙中山曾计划与陆皓东、尢列、郑士良等人组织革命团体，惜乎未能成功。以此言之，孙中山等人此时似已有了反清革命的思想，但尚无明显的实际行动，可谓其“革命言论之时代”。而这一阶段，新学界的维新大潮波涛汹涌，孙中山自然也不能不受到浪花拍击。还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受何启、郑观应等改良思想的影响已属非浅，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竟收录了孙发表的《农功》一文，即是明证。1889年，孙中山在致洋务派官僚郑藻如书中，建议兴农桑、禁鸦片、普及教育，效法西方进行改良，并称“不敢自弃于盛世”，“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129]。1893年，孙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先在澳门后回广州行医，并开设药局。1894年冬，他回故乡翠亨村闭门10余天，写成了给李鸿章的信稿，然后与陆皓东去上海，欲通过郑观应介绍面见李鸿章。此间，孙又请王韬帮助修改了书信，王并致函将孙介绍给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随后，孙中山满怀希望北上天津，经人代投致李鸿章书凡八千余言。在信中，孙中山主张学习西方，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的制度;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农业生产力，解除对发展工商业的束缚，振兴交通运输事业，以达到国家独立富强的目的。孙中山认为如采纳他的主张，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则“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130]。然而，此行却以李鸿章拒绝接见而告结束。
如果说，上书李鸿章之前，孙中山尚兼具反清革命与维新改良两种意识，或者还在两条路径间左顾右盼的话，那么，上书的失败反而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对此，陈少白曾写道：“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131]可是，由于李的拒见，“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我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132]。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由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揭示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章程分析造成危局之原因，系“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同时“内外阻隔，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133]。表面看来，其言辞十分温和，主要是怕“会员有所戒惧”，“盖其时华侨尚多不脱故乡庐墓思想，惴惴于满清所派公使领事之借词构陷也。”[134]而在秘密的入会誓词中，则明确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135]。这表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康、梁提出并风行一时的日本明治模式，而将“振兴中华”的效法榜样转向了欧美。
不过，檀香山兴中会的会员大多是较富有的华侨商人、农场主，缺乏坚定的革命立场，因而当孙中山一离开，这个团体几乎立刻瓦解。1895年初，孙中山回到香港，于2月21日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并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香港总会的成员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具有爱国思想和初步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的知识分子;另一部分是具有传统反满民族意识的人，其中以三合会会员居多。香港兴中会的章程虽是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但前者对清政府的抨击要比后者激烈得多，而且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强调要发动更广泛的群众投入救国斗争。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有了一个真正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战斗指挥部。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等即着手筹备在广州发动反清起义。原定于1895年农历重阳节(10月26日)举事之谋，因“内部发生问题，军械、人员不能依期到省”[136]及叛徒告密等，未及发难便告失败。广州起义本是一次准备不充分的军事冒险行动，其难以成功自在情理之中，但它又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暴力手段推翻清廷、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的预演，因而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以后，孙中山一次次举行武装起义，始终没有放弃这一斗争形式。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经香港逃亡日本，不久即去了美国和英国。流亡英国期间，孙中山潜心研读西籍，又“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137]，在推翻清政府，建立文明、开放、负责任而又有代表性的政府的思想之外，逐渐形成了初步的民生主义思想。
进入20世纪，随着中国人民的迅速觉醒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以及新知识界对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深刻检讨与反思，革命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也迅速从个别先行者的言行发展成为一股时代潮流。康、梁的失败尤其是自立军的崩溃，使相当部分维新人士及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很快抛弃了对清廷的幻想。即使如保皇会的大将梁启超，在其流亡日本期间，也曾一度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甚至“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和“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的承诺[138]。此事虽因康有为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但也表明，维新之途的堵塞不通，从另一个方面催逼着维新志士反省其失败之原因，从而分化出了一批反清革命者。在血的教训面前，秦力山、禹之谟等人，与康、梁分手而与孙中山一党日相亲近，迅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对义和团运动的检讨，特别是对义和团反帝爱国性质的最终认同，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中国之民气，未尝泯然息没”，也认识到了以革命来开启民智的重要性，由此而更加坚定了反清革命的信心。
在接受革命民主思想的过程中，海外留学生与国内知识界走在了时代的前列。1900年，留日学生百余人在东京建立了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139]的励志会。自立军勤王失败后，该会的一些激进成员迅速由改良转向了革命。1901年春，郑贯一、冯斯栾等发起成立了同乡会性质的反帝爱国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同年秋，留日学生组织起“中国留学生会馆”，推动了留学生的爱国结社运动。到1903年，留日学生中浙江、江苏、湖北、福建、湖南、云南、贵州等省之同乡会一类组织纷纷建立。留学生的爱国小团体是伴随着频繁而分散的政治活动发展起来的，而这些组织的建立反过来又扩大了革命的声势与影响。1901年5月，秦力山在东京创刊之《国民报》，“宗旨在宣扬革命、仇满二大主义”，该报“措词激昂”，“峻峭锋利”[140]，唤醒了大批尚在彷徨中的知识分子。次年春，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于4月26日举办“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141]。随后，留学界又发生成城入学事件，日本警视厅将吴稚晖、孙揆均二人遣送回国。同年冬，秦毓鎏、张继、叶澜等在东京发起成立“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1903年1月29日，东京留学生依惯例举行新年(农历春节)庆祝会，在清室贝勒载振和驻日公使蔡钧的当面，留学生马君武、刘成禺竟慷慨演说，“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142]。上述事件，充分反映了留日学生中爱国救亡热情已日益高昂，反满革命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孙中山及其革命学说的影响已风行学界，深入人心。
与留日学生爱国运动相呼应，国内学界亦风潮迭起。受上海中国教育会创办的爱国学社(1902年11月16日)的激励，东南地区不少书院学堂退学成风，退学学生往往自行办学，并大力传播革命思想。1903年发生的拒法运动和拒俄运动，则将国内外学界的爱国运动汇聚起来。其中“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的创设，标志着广大爱国青年走上了反清武装革命的道路。
在同盟会成立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问世，革命书籍的印刷、传播也遍及海内外，同时更涌现出了一批卓尔不凡的民主革命宣传家。1899年秋，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大力“鼓吹革命”，此为革命派所办之第一份报纸。继而《开智录》(1900年)和《国民报》(1901年)诞生，进一步打开了宣传局面。随之，留学生中出现的《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海外华侨所办的《檀山新报》《大同日报》《仰光新报》，国内的《苏报》《女子世界》《童子世界》《学生世界》《俄事警闻》《世界公益报》《广东报》等，都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反清革命思潮风云激荡之际，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著名宣传家更为之推波助澜，至《苏报》案发生而达于高潮。章太炎在1900年写成《〈客帝〉匡谬》一文，反省自己昔日拥戴清帝主张之错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1902年，康有为在《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中攻击革命派和民主革命思想。次年5月，章太炎即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驳斥康氏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观点，论证革命乃最大权威，认为“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143]故中国只有流血革命，才能实现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章氏此文旁征博引、词锋犀利，其思想性、战斗性令人为之叹服。邹容于1902年春浮槎东渡，留学于东京同文书院。凡留学生集会，他常争先演说，言词犀利悲壮。1903年4月，因与张继惩戒清留日陆军学生监督被迫回到上海。随后即与章太炎一起参加抗俄运动，并以《苏报》为阵地，“选革命文字登之”，且于来稿记事中加上“排满”“满贼”等字句，以增强煽动性与革命性[144]。同时，他将自己在日本时就开始写作的《革命军》一书完稿，于同年5月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部旗帜鲜明地系统鼓吹反清革命、宣传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著作，在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革命军》的文字“通俗浅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145]它惊世骇俗，不胫而走，“凡摹印二十有余版，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食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146]当然，《革命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极其重要、极为宝贵的，但在当时，它最能激奋人心的还是反清民族革命的内容。这本书的销售总数当逾百万册，居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首位。相当多的人因为读了它，划清了与立宪派的界线，毅然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堪与章、邹媲美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于1903年赴日留学，深受拒俄运动的刺激，当年冬即写成了《猛回头》与《警世钟》两部著作。在书中，陈天华以悲愤炽热的激情与通俗流畅的文字，揭露清政府已是“洋人的朝廷”，发出了必须进行反清民主革命的呐喊，在当时曾产生了极强烈的感染和鼓动力量。
如果说1903年是反清革命宣传之高潮的话，那么1904年则是革命小团体竞相涌现的新起点。此前，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还只有兴中会一个;此后，革命团体则遍及苏、浙、湘、鄂、皖、闽、赣、川、陕等省。1904年2月，华兴会在湖南长沙成立，以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其成员大体上都是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虽无成文的政治纲领，但着重于宣传“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其主张接近于兴中会。该会一成立即提出武装起义的问题，详细讨论过“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主张采用“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147]。为此，该会与哥老会的一支——洪江会相联系，另设同仇会作外围组织，专门联络、策动会党起义;又设黄汉会，负责运动军队参加起义。同年7月，两湖志士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时功璧、宋教仁、康建唐分任宣传、财政、文书、庶务。该所“宗旨标明研究科学，实则意在愚官府耳目……会员则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148]。他们在新军中从事过宣传组织活动，拟响应华兴会的起义。当华兴会起义计划暴露后，该所受牵连而被清政府查封，其成员后来又以“日知会”名义活动了一个时期。是年10月，江浙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主要领导者有陶成章、蔡元培等。1905年春徐锡麟加入后，对会务的发展影响甚大，徐亦逐渐代替蔡元培成为该会实际上的领袖。光复会的传统民族意识很浓重，经陶、徐的多方努力，其外围组织龙华会联络之会党群众达3万余人。除上述三大团体外，1904年或稍晚成立的革命团体甚多，如江西的易知社、自强会，南京的强国会，安徽的岳王会，四川的公强会、公德社，陕西的励学斋，福建的益闻社、文明社、共和山堂、汉族独立会、福州说报社，贵州的科学会，云南的誓死会，湖北的群学社，上海的爱国协会，留日学界的共爱会等。这些团体的特点，一是规模不大，活动范围较窄;二是大多没有较系统、较完整的政治纲领;三是主要成员多在学界、新军与会党中从事革命活动;四是基本上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小团体，其主张大体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和要求。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已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的任务提到了革命派的议事日程上来。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同留日学生中的各种活动分子进行了广泛接触，并与黄兴等商谈了革命联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得到了他们的赞同。此前，兴中会誓词里原本就包含有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内容，1903年孙中山又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并将“创立合众政府”改为“创立民国”，从而形成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新誓词[149]。与此同时，孙中山已被视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150]，不少国内知识分子甚至欲“破浪走海外从之”[151]。这样，建立统一政党的干部、组织、纲领、领袖等条件已基本具备。1905年7月30日，革命派在东京召开了有60余人参加的统一革命组织的筹备会。孙中山初提议取名中国革命同盟会，经讨论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时有主张为对满同盟会者，总理以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众始无异议。次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会纲。时颇有置疑于‘平均地权’一语者，经总理详加解释，遂无异议通过”[152]。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公举孙中山为总理，建立起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推选了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国同盟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比较完备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并且突破了原来革命团体那种地域性限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从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指导中心。同年11月26日，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他的全部革命主张和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强调三民主义“皆基于民”，从而使他的基本思想较完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旗帜。关于三民主义，我们将在下章予以专门分析，此处不赘。
随着同盟会的成立与三民主义的揭橥于众，以《民报》为中心的革命报刊迅速掀起了宣传三民主义的热潮。除《中国日报》《大陆》《女子世界》等继续发行外，新增加了《醒狮》《复报》《云南》《鹃声》《中国女报》《洞庭波》《汉帜》《晋乘》《河南》《关陇》《江西》《夏声》《四川》等。它们大多积极宣传三民主义，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以至深入到了封建文化、伦理道德等上层建筑各领域。与此同时，自《民报》问世以来，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争论也渐趋激烈。其实，追溯起来，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这两派间已有言词交锋。康、梁亡命海外期间，先是号召“保皇”勤王，后则力主君主立宪。1901年6月7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一文，认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然而，中国目前各种条件尚不具备，故须“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153]。由此，康、梁一派的政治追求，遂由“保皇”转为争取实现“预备立宪”。1902年，革命派的《中国日报》就广州《岭海报》攻击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而“严词辟之”，“双方笔战逾月”;1903～1904年，《中国日报》又先后与上海《中外日报》、香港《商报》的保皇言论进行笔战[154]。1906年后，清政府以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为缘起，逐步推出“预备立宪”的措施。一时之间，“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155]，海内外改良派欢喜雀跃，纷纷成立各种团体，为立宪“参政”而奔走呼号。1906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合刊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的小册子，反驳革命派对自己的指责[156]。这样，双方的大论战遂剑拔弩张而无从避免。
1906年4月28日，《民报》单独印行“第三号号外”——《〈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拉开了大论战的序幕。它写道：
“近日《新民丛报》将本年《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诸篇合刊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本报以为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然使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故自第四号以下，分类辩驳，期与我国民解决此大问题。兹先将辩论之纲领，开列折下，以告读者：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https://www.xing528.com)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
(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以上十二条皆辩论之纲领。《民报》第四号刻日出版，其中数条皆已解决。五号以下，接连繥驳。请我国民平心公决之。”
这个纲领，基本确定了《民报》在论战中的主张与要点。随后，《民报》连续发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之论革命》《斥〈新民丛报〉之谬妄》《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一系列文章，同《新民丛报》展开了全面论战。最初，双方以东京为论战之中心，《民报》《醒狮》《复报》《汉帜》《四川》等为革命派之主阵地，立宪派的刊物则以《新民丛报》《中国新报》为主。以后，双方的辩论扩展到檀香山、新加坡、旧金山、香港、加拿大等地，两者均以报刊载文为主要交锋形式。就总体来看，双方的论战涉及到的问题固然很多，但其根本点却是如何拯救国家与民族危机：究竟是争取君主立宪还是发动反清革命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其他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焦点而展开的。就民族主义而言，立宪派一方面将“革命排满”完全歪曲成“复仇主义”，认为“排满”是要杀尽满人，故与“国家主义”、与“爱国”不相容;另一方面则认为，“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157]同时，革命不仅有“杀人流血之祸”，而且会招致外国干涉和瓜分中国，“亡国亡种有日矣”，故对革命派“当以杀祖国之罪科之”[158]。对此，革命派反复解释，所谓“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159]，而并非要“尽戮满族五百万”;革命派“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160]。因此，“排满”与“民族革命”，乃“倾覆其政府，不使少数人握我主权为制于上之谓也。其与我抵抗者，不能不敌视之。此外即无反侧，则必侪之于平民。其贫穷无告者，更将为之谋社会之生活”[161]。针对“亡国论”与“瓜分论”，革命派强调：“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峙，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162]更何况，“今日之政府，以唯一机关总揽大权……所谓皇帝，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不失九五之尊也。所谓大臣，以蝇营狗苟得之，非廉耻丧尽，安得有今日?然则政府诸人，可谓一国之中至不才、至无耻者，何足与言能力?”[163]不仅绝无希望之可言，且已成“国民之仇雠”，“与国民为敌”[164]，不革其命，更待何时?既然要革命，自“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之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165]另外，革命以建设为目的，破坏只是其手段，即“所欲破坏者，异族钤制之势力也，专制之淫威也，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是皆不适宜于社会者也;而其所欲建设者，民族的国家也，民主立宪政体也，国家民生主义也，凡是皆适宜于社会者也。”[166]如此，革命只会取得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又怎么会亡国亡种?同理，“中国不能自立，则世界之和平不可保”，中国便难免被瓜分之祸;唯革命方可自立，故可无瓜分之虞。再者，革命的目的是排满而非排外，进行革命时可严格遵守国际法，从事“秩序之革命”，“毫不参以排外之性质”，当无自取干涉之理由。进一步言之，“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国者，以中国政府之弊败也。颠覆政府，当以兵力，去其敝政，而瓜分之途塞。”[167]
“民权”问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立宪派依据公羊“三世说”的庸俗进化论观点，强调由“据乱世”必经“升平世”方可达“太平世”，故君主专制须经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尚未至其时，实难躐等”[168]。梁启超更明言：“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语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169]换言之，梁氏认为中国“国民太劣”“民智不逮”，又长期处专制政体卵翼下，既无自治之习惯，又不懂团体之公益，人人只知各营其私，连行“立宪”之资格尚不具备，更遑论作共和国民。倘立刻实行共和，自难形成统一的“国民总意”，“昨日犹专制，而今日已共和，如两船相接触，而绝无一楔子以介于其间，则其冲突之程度必极猛烈，显然易见。”[170]结果，原有秩序被打破，“群盗满山，磨牙吮血，举国中无一人能聊其生”，即无外国乘之，亦必由篡夺者出而复临之以专制，故“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171]。对此，革命派的反击武器或理论依据，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他们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通性也”，中国亦自不例外;“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虞其格格不入也。”[172]就历史进化而言，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乃“进化之公理”，中国亦当遵循此一公理而不能独外。当然，由专制而进至民权，中间确实往往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论者的某些合理性之所在。孙中山很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并设计了在革命之际颁布约法，人民据约法组织地方议会，以监督军政府的方案。这样，“洎乎功成，则十八省之议会，盾乎其后，军政府即欲专擅，其道无由。而发难以来，国民瘁力于地方自治，其缮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一旦根据约法，以为宪法，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漂摇之虑矣。”[173]《民报》乃反复申述了孙中山的这种主张，以为有了约法和“革命之纪律”，再依靠大家“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就可“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174]，共和立宪制度即可长存，以至于中国不仅能由此而“突驾日本”，且必能赶超英美。
在民生主义方面，立宪派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的主张。梁启超等认为，土地国有制违背了“自然法则”，革命派的这一主张，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其必无成而徒荼毒一方，固无论也。”梁氏甚至断言：“若乃欲以野蛮之力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其田而有之，则靡特人道不应有此豺性，即社会主义之先辈，亦不闻有此学说!”他声称，对其他问题尚可让步，对土地问题决不作“寸毫相让”，“虽以匕首揕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175]由于革命派内部对“平均地权”的认识与理解存在着较大分歧，故在反驳梁氏主张时，各人的观点与看法就有一定的差异。如冯自由在《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中，痛斥欧美托拉斯制为“商界魔王、工界蟊贼”，认为大资本家垄断经济，不仅造成贫富不均，而且能使国家立法行政机关成为其傀儡，使国民大众“受少数大资本家之无形专制”，由此而“知民生主义之实行，为一刻不容缓者矣!”而实行民生主义之要点：一是“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而次第干涉之。”如邮政、土地、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等，“凡一切关于公益之权利，皆宜归入国家所有”。二是实行土地国有，推行单税法，盖“地主之流弊，不特使农民陷于地棘天荆之苦况，抑亦为商工界之一大障碍物，可断言也……然则救治之法为何?唯有实行土地国有之政策，不许人民私有土地而已。”因此，“民生主义也，土地国有制也，单税法也，即建设新政府唯一之行政方针也。”[176]朱执信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则是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指出“中国今日固不无贫富之分，而决不可以谓悬隔。以其不平不如欧美之甚，遂谓无为社会革命之必要，斯则天下巨谬无过焉者”。他以为，贫富差别之根源，在于“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制度也”。正是这种私有财产制的种种弊病，才引发出限制它、“改革”它之计划，而这也是社会革命原因中最普通而又最具代表性的一项。同时，“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所谓“细民”“豪右”，对译之英文为Proletarians(劳动阶级)和Bourgeois(资本家)。要限制私有财产制，则“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177]
革命与立宪两派间的论战，若单就其理论与主张言，双方均存在着是非、优劣的两个方面，简单地判定孰胜孰负，似乎并不特别准确。应该说两派都主张变革、爱国与发展资本主义，但各自选择的道路与方法、手段，却有着明显的分别。如果将这场论战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去考察的话，那么谁代表着历史发展的主流?谁更能与时代的趋势相合拍?其答案无疑是明确的。虽然革命派在论战中暴露出了不少的弱点与不足，但“形势比人强”，坚持反清革命，坚持以民主共和制代替君主专制制度，其根本点与大方向终归是正确的。因此，大论战的结果，使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到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民报》因高举革命旗帜，其刊行一年，不仅“受学界之大欢迎”，使“革命思想充满学界”，而且“输灌于内地”[178]。连《新民丛报》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而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179]有鉴于此，梁启超乃通过徐佛苏倡议《民报》《新民丛报》停止论争，但孙中山、胡汉民“皆不以为然”[180]。1907年7月，《新民丛报》停刊。
1908年以后，革命派在不断组织、发动反清起义的同时，仍继续积极从事思想、理论的宣传工作。虽然《民报》在1908年遭封闭，但各省同盟会支部与各省留学生所办之刊物却略有增加。而革命报纸则迅速成兴盛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多达50余家，以上海、湖北、广东最多，如《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在当时都极负盛名。这时的革命报刊，既敢于大胆揭露清政府的真面目，又能详细报道各地争矿权、路权以及抗粮抗租的群众斗争，间或亦介绍革命派的纲领和领袖人物的事迹。其他如批判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宣传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新思想等，均可见诸报刊上的文字。短短几年间，报刊宣传为革命高潮的到来鸣锣开道，制造了舆论和声势，也唤醒了更多的国人投身到反清斗争的浪潮之中。与此相应，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则以实际的革命行动为物质力量，借历史大势的雷霆万钧之力，挟裹着个性解放、反帝、排满、反孔、民主共和等等富于时代特色的理论和主张，如激流狂涛，一泻千里，直向那腐朽不堪的专制帝制冲去。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正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潮风云激荡的必然结果，恰如恩格斯说过的那样，“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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