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政治研究：维新思潮的兴起

一、维新变法思潮

当19世纪中叶英国侵略者以大炮轰开了中国关闭的大门之后，传统士大夫阶层发出了一片对身世家国的悲叹：“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3]晚清的极少数经世派进步士人则在饱受惊骇与刺激之余，除了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和主张改革内政外，又同时作出了大梦初醒后的第一本能反应——了解“远夷”，睁眼看看外边的世界。一时间，了解西方、进而学习西方的呼声逐渐高涨。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出于同侵略者斗争的需要，曾“使人日日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4]，从而编成了《四洲志》。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杨炳南的《海录》(1842年)、萧令裕的《英吉利记》(1842年)，也有了对西事的初步记载。稍后，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年)、姚莹的《康繢纪行》(1845年)、徐继繡的《瀛环志略》(1848年)、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均提出了向“外夷”学习的某些主张。这极少数在近代中国最早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状况的先觉者，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传统的“以夷制夷”一变而为“师夷制夷”的应对方策也确有振聋发聩、激励人心的作用，但他们的呼声却犹如空谷足音，仅仅回荡于沉沉夜空之中。大凡先觉者往往是寂寞孤独的。他们形单影只的沉思与个别的呐喊，应合者在当时本属寥寥，自难被即时付诸实践，也就谈不上形成一种社会政治思潮^[5]。

及至50年代，外国势力渐入中国腹地;太平军亦揭竿而起，势如燎原，迅速席卷了南半部中国，大有取清而代之的趋势。紧接着，英法联军直捣天朝京师，咸丰皇帝仓惶出逃热河。《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第二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日趋衰败的清王朝犹如将倾之大厦，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挣扎。洋人两次打败天朝上国，给中国士大夫留下的不仅仅是血泪与忧愤，还有惶遽怵惕和比较反省。举国上下，凡身当其冲而又能直面现实者，无不为一种危迫感所震慑。于是，“采西学”“制洋器”“开商战”“兴学校”以求自强自救的主张，雀然而起，一片应合。“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6]，即使异常守旧之人也莫之能御。由朝廷重臣奕、文祥与地方疆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联合形成之官僚集团，遂发起洋务运动，呈现出初步的变革姿态。

一方面是西学东渐，另一方面是守旧势力强大，在这双重挤压下，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针的变革模式，具有明显的中西调合与新旧折衷的色彩。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器一体、“体用不二”与“中体西用”的体用分殊之间，理论上自然存在着相逆相悖的深刻矛盾。实践也证明，不论是冯桂芬等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还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折衷方案，都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因为西洋“器”“用”的引入和扩大，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单在这一层面上的求强求富，既不能真正致中国于富强之境，且难逃舍本逐末之讥。一些思维敏锐者认为：“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所谓“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既然西学兼有体用，以西用补中体之说，岂非缘木求鱼?因此，“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7]这样，突破单纯效仿“西用”的藩篱，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的主张，便呼之欲出，不仅后期洋务派思想家郑观应、张靖达、郭嵩焘、王韬、薛福成等人已有了这样的认识，就连张之洞也偶尔强调要“政艺兼学”，甚或“政尤急于艺”了。换言之，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新式军事、民用工业越发展，它与社会各方面的内外联系越广泛、越紧密，彼此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也就越发显著，从而推动着中国人在接受西方事物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这正如杨国强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船炮引入了制器之局”，“制造引出了翻译”，“器引来了相应的制”，“设局仿造洋器引发了选送幼童出洋学艺”;“制器之器为军火工业提供了新的生产力，而后，军火工业推出了民用工业，官办企业诱发了商办企业。封建社会的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在同一时间里，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使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眼界大开之后，自然观急匆匆地转化为社会观”。总之，“洋务派哺育了自己的继承者和否定者”^[8]。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正是从后期洋务派的行列中逐步分化出来而形成的。如果从发展的趋势或长远的视角来看，洋务运动及其“中体西用”论的重心，与其说是守中学而卫道，毋宁说是采西学而开新。因此，所谓“孔子之道将废也”的哀叹，似乎也是一种必然的结局。梁启超的描述便是生动的注释，他说：“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悬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灿然者皆昔所未睹也。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9]

在求索、厌弃中，早期维新思想迅速兴起，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就成了一个显眼的标志。其中，影响较大的报刊如伍廷芳的《中外新报》(1858年，香港)、陈蔼亭的《华字日报》(1864年，香港)等较早者外，《羊城采新实录》《昭文新报》《循环日报》《汇报》《新报》《维新日报》《述报》《粤报》《广报》等，也于七八十年代在内地的广州、汉口、上海等地创办起来，一时蔚为大观。书籍方面，早期维新思想家大多侧重于以文字阐述其主张，故个人撰著并相互交流其所思所得，几成一时之流行风气。下表是15位维新思想家的简况及其著述要目^[10]，借此即可窥斑见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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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恰好满足了刚从四书五经故纸堆中抬起头来的士人的需要，很快受到了当时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因之不胫而走，广为传布。其中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刊行面世后，在官绅士人中轰动一时：礼部尚书孙家鼐、江苏藩司邓华熙均将其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散发给内外大臣;郑氏自己排印500部，迅即被求索一空。随后，该书一再重印，到1898年时，至少已有19种版本，可见其流传之广。1896年，梁启超编成《西学书目表》，向士人推荐所辑非宗教类的西学书籍共有432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对西学求知若渴的情况。而那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既已耳闻目睹了洋务运动的种种弊端，又较多地接触了西方文明，遂程度不等地提出了一些要求变法维新的改良主张。其荦荦大者，如提倡学习西方，“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11];且时移世迁，旧的“道”“俗”“法”“制”已难应今世之求，故“欲图自强，首在变法”^[12]。在经邦治国之理念上，一反传统“重农抑商”或“崇本抑末”的信条，而将“商务盛衰之枢”视为“邦国兴亡之券”^[13];表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14]，甚至认为“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15]。因此，保护与发展民族工商业，对外展开“商战”就成了变法图强的当务之急。王韬的“恃商为国本论”^[16]，郑观应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说^[17]，均反映了早期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和呼声，也开了近代中国“实业救国”论的先河。

在学习西方渐趋深入之际，伴随着对洋务实践的总结，维新思想家进而意识到：“工商之世，而政治不与之相宜，则工商不可兴，故不得不变政。”^[18]所谓“变政”，主要指设立议会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之类的政治制度。如郑观应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故欲张国势、欲得民心、欲行公法、欲通下情，其大“莫要于设议院”。在他看来，议院兴则民志合、民气强。这样，“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因此，中国“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19]王韬亦分析说，不论君主抑或民主，“究其极，不无流弊”，而“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20]陈炽则认为，“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就在于泰西有议院之法，能“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21]。其他如薛福成、何启、胡礼垣、陈虬、汤震等，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议会主张与实施方案。这类主张与设想，既表达了维新思想家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统治的不满与指责，也流露了他们对西方社会民主的倾慕和向往之情，更道出了新生资产阶级要求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及参与国家政治的最初心声，其进步意义自不待言。虽说这类呼声软弱无力，不少设想还显得幼稚浅薄，但却为后来者开拓了思考的空间。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议会主张，是在西学东渐已有一定的铺垫而封建专制政体无甚改观的特定社会环境下提出来的，因而要求他们当时就和盘托出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或民主共和方案，则多少有些苛求于前人了。其实，纵观整个维新思潮的演进历程及维新派的政治实践活动，其最高的政治追求大致亦超不出君主立宪亦即“君民共主”的范围。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政治体制的变革，能否由封建君主专制而骤进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中间是否还应有一个君主立宪的过渡环节?如果这种过渡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或必然性的话，那么以往史学界对上述议会主张局限性的批评，尤其是对其产生根源的分析(诸如民族资产阶级还很幼弱、代表人物理论不成熟等)，似乎也就有了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

但无论如何，到了19世纪末，维新派的思想和社会变革主张已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纲领体系，并且迅速付诸实践。而现实的具体运作，又反过来将维新思潮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甲午战争的惨败及此后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给中国朝野以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亡国灭种的厄运变成了维新运动的助产婆。1895年5月初，在一片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的声浪中，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联络在京应试的18省举人千余名，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一系列主张。“公车上书”事件，既是民族觉醒的一个标志，也是维新思潮走向高涨的第一块里程碑。其实，在此之前，维新思想的传播与积聚，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颇有些蓄势待发的味道。早在1888年，康有为就曾布衣上书，要求“及时变法”以图治^[22]。继而，康氏又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发挥今文经学“通三统”“张三世”之说，为其维新理论披上了一层儒学正统的华丽彩衣。当此前后，康氏还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陈千秋、梁启超、徐勤、麦孟华、韩文举、欧榘甲、王觉任、梁朝杰等俱从之游。由布衣上书到兴学育才，从奔走呼号到理论阐发，康有为以其系统的思想理论和个人的学问、才能，逐渐耸动朝野，成为最著名的维新领袖，正如张元济诗中咏赞的那样：“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先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23]

乙未至丁酉年间，维新变法思潮蓬蓬勃勃，如烈焰升腾，迅猛发展。其具体体现，在舆论宣传与组织创建两方面显得尤为突出。按梁启超所言，康有为自《上清帝第四书》“不克上达”后，转而认为“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介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24]。而要实现这一构想，通过创办报刊和刊行书籍等方式，来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自然成了当务之急。其实，从郑观应到宋恕再到康有为，都反复强调报刊“去塞求通”的巨大作用，认为“报馆有益于国事”，“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基于这种认识，在民族危机危如累卵之际，维新志士们竞相弄潮于舆论宣传的海洋，维新报刊遂如下表所列纷纷涌现^[25]。(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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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宣传大潮中，造就了一批像梁启超、严复这样声名显赫、执舆论界牛耳的杰出宣传家，也同时产生了一些能“风靡海内”、鼓荡人心的著名报刊。梁启超任《时务报》总主笔后，其“文章的格式，是介乎仅为少数学者所懂的古文及劳动者所能了解的俗语之间”^[26]，因而大受读者欢迎。该报发行点由10余处增至百余处，每期最多时销售达1.7万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27]。严复等创办的《国闻报》，则突出体现了“通中外之故”的特色。严氏通过意译英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之《天演论》，将进化论输入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生物进化规律，被视作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优胜劣败之公例”，这在当时犹如警钟长鸣，足以振聋发聩。故“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28]

报刊之外，一些鼓动变法维新书籍的出版，也为宣传大潮增色不少。作为晚清思想界之“彗星”和“异才”的谭嗣同，于1897年撰成《仁学》一书，猛烈抨击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吹响了“冲决一切罗网”的号角，曾被梁启超称赞为“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其他如上海大同译书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29]按张玉法所述，“新书方面，自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四年间，初版或重版的重要书籍有李提摩太的《时事新论》，孔广德的《普天忠愤集》，陈炽的《庸书》，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唐才常的《觉颠冥斋内言》，程佐衡的《时务摘要》，何启、胡礼垣的《新政论议》等书。另外，蔡尔康所编的《中东战纪本末》，梁启超所编的《西政丛书》，麦仲华所编的《经世文新编》等，亦极重要。”^[30]这些书籍，大抵皆以介绍西学、宣传变法为主旨，不少书还是“几于四海风行”的维新思想之代表作。

在从事舆论宣传的同时，维新派人士也着手建立学会、学堂，团聚志同道合者结成新型社团，个别的还带有某些现代政党的色彩。1895年8月和11月，京沪两地首先成立了“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求中国自强之学”的强学会^[31]，其成员多为倾向维新的帝党要员和开明官僚及其门人幕宾。该会成立不久，即被以“植党营私”“贩卖西学”等罪名查禁。然而，维新呼声已遍布上下，结社聚党虽“悬为厉禁”亦难以阻遏。据不完全统计，1897年设立之各种学会有19个，遍及江浙、两湖、两广、陕西7省和京沪两市。在此前后，维新人士还在各地创办了不少学堂，致力于对新学人才的培养。除创办较早的万木草堂、算学馆(1895年，湖南浏阳)、学计馆(1896年，浙江瑞安)外，新开办的有北京的通艺学堂，湖南的时务学堂、校经学堂、矿务学堂，广东的时敏学堂，广西桂林的广仁学堂，上海的中国女学堂，杭州的求是书院、蚕学馆，浙江瑞安的方言馆、蚕学馆，陕西的励学斋等10余所。这些学堂、学馆，不仅是聚徒授学的设施，而且是训练、储备维新人才，议论时政，从事组织、交流工作的场所。学会的发展则更为兴盛，据统计，1895～1898年间，全国成立的各类学会有76个^[32]。其中仅1898年1～8月间，新建的各种学会就有31个，新办报刊19种，数目大体相当于此前3年之总和。当时“朝野议论，无处不谈康有为”^[33]，而“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数百，学者不复以此为大戒”^[34]。在京师成立的粤学会、闽学会、关西学会、蜀学会、保国会、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在湖南长沙出现的不缠足会、南学会、延年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积益学会，浏阳的群萌学会，衡州的任学会，郴州的舆算学会，龙南的致用学会，常德的明达学会^[35]，都相当活跃，其中以保国会和南学会之规模与影响最大。这样，到戊戌上半年，已在京师和湖南形成为两个维新活动的中心。

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就此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大幕。诏书一下，康有为称“举国欢欣”^[36]，宋伯鲁云“臣民捧读感泣，想望中兴”^[37]，梁启超则谓“自是天下响风，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38]罗振玉亦称：“至戊戌春康君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39]就连反对康氏之胡思敬亦不得不承认，“当其说之大行，举朝皆堕其术中”^[40]。紧接着，新政上谕如雪花飘飞。从6月11日诏定国是到9月21日西太后重新训政止，光绪发布之改革诏令多达180余条^[41]。一时间，废科举而设立新学堂，改良司法，裁撤骈枝机构，筹办铁路，开发矿源，振兴农业，奖励商业，裁兵练军，改习洋枪，倡办海军等等措施，纷纷出台，倒也显得轰轰烈烈，似天坼地裂一般。可是时运不济，仅仅过了103天，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便发动政变，举起屠刀杀来，万乘之尊的光绪皇帝一变而为瀛台孤囚，康梁二人则惶惶然亡命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竟成了殉道的牺牲品。维新运动可谓昙花一现，来去匆匆。

然而，慈禧们的屠刀虽能砍掉维新志士的头颅，中断政治变革的实践，却无法禁绝维新思潮之继续起伏。戊戌政变后，除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外，维新派所采取的一切改革举措以及所办的学会、堂馆均荡然无存，维新报刊“亦如西山残阳，倏忽匿影，风吹落叶，余片无存”^[42]。不过，透过漫天守旧阴霾的层层迷障，却不难发现那迹近于隐遁的变革思潮仍在潺潺奔流;一旦遇着适当的时机，它必将重新掀起波澜。事实上，维新思潮的波谷期并不太长。1899年12月20日和1900年2月14日，清廷曾两度发布上谕，悬赏10万两白银捕杀康梁，此举反而进一步抬高了康梁的社会声望，使他们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获得了“如神明，如父母”般的仰慕与拥戴^[43]。康梁则利用此种声望和身为逋臣较少羁绊的条件，不失时机地在华侨、留学生中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宣传与组织活动。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与李福基等在加拿大创立了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该会认为，“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变法非仁圣如皇上不可”，故“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并设总会于澳门，以这里的《知新报》和横滨的《清议报》为宣传机关。数年间，在美洲、南洋等地设总部11个，支会103个，势力遍及五洲170余埠，会众达数十万人。

自戊戌政变后，光绪虽遭幽禁，但性命、皇位犹在，这本身就给了维新派一缕不绝之希望。在当时，具有解救、拥戴“圣主”上台，进而设法摧毁顽固势力之类想法者，颇不乏人。康有为的“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44]，也无非是要“救圣主”，以“脱其禁锢瀛台之厄”，从而达到“救中国”之目的。因此，已毫无实权甚至命悬他人之手的光绪皇帝，更多的只是维新死士手中的一面旗帜，信仰上的一种符号。他的废弑存留，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成了变革与守旧两股势力消长变化的象征与标志。

1900年1月25日，慈禧在逃至西安后，清廷以上谕形式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皇子)。海内外有识之士均视此为将废黜光绪之信号，于是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不小的反对废立的风潮。宣布册立新储的第二天，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汪康年、汪贻年、唐才常、张通典、沈荩、叶瀚、马裕藻、经亨颐、章炳麟、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签名发出通电，反对废立。紧接着，海外各埠华侨和各地士民纷纷通电，数日间，“各省埠谏阻之电，不下数百十起，致有一日十余次者。”^[45]上海绅商则举行集会，发布《上海士商公告》，“并请皇上力疾复位……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请外国人函请领事电北京公使，向总署诘问。”影响所及，国内外许多报纸如《苏报》《中外日报》《新闻报》《游戏报》《同文沪报》《亚东时报》《清议报》等，竞相刊文反对建嗣，号召国人“合群以正朝廷”^[46]，提议“二十二行省忠义之民，皆呼号哀吁，以求保我中国自古未有之圣主”^[47];甚至表示，为保全皇上，不惜“流尽我东南数省之血，以拼彼逆后贼臣之命”^[48]。

虽然抗议之章迭上，但只要新储一日未废，保皇会自然难消“圣主之危，甚于累卵”的忧患。所以，除了继续呼吁、抗议之外，康梁也深感“吾辈之责，急于火星”^[49]，时不我待，势非速以武力勤王，则不足以解燃眉之急。为此，保皇会几乎全体总动员，先后建立了正气会、自立会、自立军、上海议会等相关组织。随之，由康有为亲自坐镇南洋，率梁铁君、汤觉顿组成指挥中枢，背靠侨商丘菽园等;由梁启超、梁启田主持美、澳洲华侨捐款事务;罗普、黄为之、陈国镛、麦孟华、麦仲华等驻东京负责购械运货，兼向日本朝野寻求援助;容闳办理外交;徐勤、王觉任、叶湘南、陈士廉、韩文举、欧榘甲、刘桢麟、邝寿民、何树龄、何廷光等驻澳门与港商何东合作，协调内外;梁炳光、张学璟经营广东;陈廉君经营梧州;唐才常、狄平等在上海主持调度长江流域;并制定了一个全力筹备，起兵两广，再袭湘攻鄂、席卷长江，最后直捣京师的勤王战略^[50]。在庚子上半年，由于种种原因，保皇会的武力勤王方略基本停留在无所作为状态。但是到了6月中旬后，义和团声威正盛，八国联军大肆入侵，北方形势骤变，清廷已自顾不暇。对康梁来说，这正是反击后党、“决救皇上”的绝好时机，然而保皇会在珠江流域的军事发动却异常迟缓。当康有为尚对两广左顾右盼之际，唐才常、林圭的自立军已于8月在汉口起兵，且与孙中山“有合作之约，虽以勤王为号召，实则利用康有为在海外筹款而已”^[51]。但此役又不旋踵即遭败亡。固然，参与庚子勤王活动者并不都是保皇会中人，即使同属保皇会的成员，唐才常与康有为之间也有许多明显的不同。这正像有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唐才常等以勤王名义号召团聚趋新反抗势力，而以变帝制为民政为政治目标，准备举光绪为总统甚至另选他人，明显具有反清和反对皇权的意向，既不同于康有为的保皇拥帝，也有异于孙中山的排满革命。”^[52]所以，在“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还处于分化改组的大变动之中，勤王未必尽属保皇会，反清并非同归革命党。”^[53]但不可否认的是，汇入勤王运动中者虽成分复杂，甚至于不乏孙文一党之士，却毕竟是以康门“忠臣”为主体的，毕竟是在“救主”以维新的大氛围下展开的。因此，就总体而言，仍可判定其是受维新思潮的驱动而采取的一场半政治、半军事的行动。

庚子勤王运动虽在浩大声势中草草收场，但由慈禧掌权的清廷终于在1901年初，以煌煌上谕形式宣布自己要推行新法了。姑且勿论“新政”的动机与效果如何，但它毕竟是在一定范围内认可了变法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于此又得到了验证的机会。同时，它也为维新思潮的再度高涨，提供了某种契机和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因此，在1901～1903年间，进步报刊又如春草竞发，勃勃而出，开民智、兴民权、振兴实业、发展教育之类的呼声，重新又敲击着国人的耳膜。只不过在20世纪初年，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的不断壮大，革命“排满”之说逐渐上升为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推崇，而落伍的康有为则遭到了革命派的猛烈抨击。由此，历史已过渡到孙的时期而非康的时期，维新思潮亦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思想，其影响力正在很快消退。但不管怎样，历史不会也不应忘记，在19世纪末那一段特定的时期，维新思潮在挽危救亡以争取国家的独立、富强，鼓吹民族主义以抗衡列强侵略，主张开民智、兴民权以革除封建弊政和落后习俗，要求学习西方以发展资本主义，传播新文化以启蒙大众等等方面，所曾发挥过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