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普遍设立和出国留学热的兴起，在全国迅速出现了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时候，这一批新型的知识精英们大都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或各种社会变革，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先锋和桥梁作用。
这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得缘于三种因素：一是传统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广泛兴办;二是中国官私费学生的大批出洋留学;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和思想文化在社会上的迅猛传播。这三种因素相互激荡、彼此影响，于世纪之交形成了传播西学、改革文化教育的热潮，一批数量可观的“新派”士人由此而崛起。
在清末，由于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不少有识之士深感以往学习西方的枪炮、器械，只是徒袭其皮毛，万不足以挽大厦之将倾，从而认识到文化教育之更新才是关键，以至于发出“人无教育，是曰非人;国无教育，是曰非国”[85]的呼声。既然“立国于20世纪之世界，欲觇其国之强弱，亦观乎其国所受之教育何如耳”[86]，那么欲开民智，欲救时艰，势必非从教育入手不可。然而，环顾国内的教育界，依然沿用传统的封建教育模式，教与学仍脱不出经学、伦常的藩篱。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87]于是，在形势逼迫和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下，清末掀起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变革浪潮，新式“学堂日增一日”[88]，教育体制包括学制、科目、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除了1862、1863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之外，还在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中国又开始建立了一些新式学堂，但其数量与影响均很有限。至于接受过西学熏陶的读书人，从鸦片战争以来，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增多，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未能引起知识分子整体状况发生质的改变。譬如，道咸年间(1821～1861)中国秀才以上的旧式知识分子约为50万人，而接触、接受西学者则超不过总数的1%[89]。戊戌变法运动犹如风雷激荡，在知识界的思想上、行为上曾经掀起了阵阵波澜。不旋踵而罹庚子之难，八国联军践踏京师。知识界更加悲愤莫名，“是以庚子以后，上有各府州县官学堂之设立，下有爱国志士热心教友蒙学女学各种私学堂之设立，游学之徒，数以千计，足迹遍东西强国，岁资费千百万以上，时有增加，未有已日，不可谓非一时之盛。”[90]1901年9月，清廷谕令全国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但未实行)。1904年1月，清廷又批准实施张之洞等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91])。1905年，在此前改八股为策论、逐年递减科举及第名额的基础上，清政府终于下令废除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打破了知识界、思想界的最大障碍物，从根本上堵塞了封建士大夫的进身之路，成为教育体制转型的釜底抽薪之举。清末教育体制的转型，尽管仍坚持所谓“以忠君为本”，但却也不得不宣称“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技能”[92]，并部分地改造引进了国外(如日本)先进的学制、学科分类等学校教育制度。1907年，又将女子教育正式列入小学堂和师范学堂教育，只是男女尚不能同校。由此，各地纷纷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在校学生也逐年增多。到1909年，除黑龙江未计外，全国学堂数已达59177所，学生数增至1639641人[93]。其中高等学堂有154所，学生28611人。
这一时期建立的新式学堂，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清政府新建学堂。如1898年7月在北京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前身);1895年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1903年改名北洋大学堂(即今天津大学前身);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1903年改名为上海商务学堂(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02年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后改名两江师范学堂，即今南京大学前身);1902年创办的陕西大学堂(即今西北大学前身)、山西大学堂(即今山西大学前身)等。二是将书院改建为学堂。如1901年将设在杭州的求是书院更名求是学堂，次年又改称浙江大学堂(即今浙江大学前身);1906年春将设在武昌的两湖书院改称两湖总师范学堂等。三是外国教会创办的学堂。如圣约翰大学(1905)、浸会大学(即沪江大学前身)、东吴大学(1901)、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5)、文华大学(1909)等。四是私人创办的学堂。如马相伯1903年在上海创办的震旦学院，1905年又创办复旦公学(即今复旦大学前身);张伯苓和严修1904年秋在天津创办的“私立中学堂”，1906年扩建为南开中学，后改公办，建立大学部(即今南开大学前身)。各级各类数以万计的学堂，绝大多数为官立和公立学堂，私立学堂所占比例甚低[94]，可见清末的兴学热潮带有较浓厚的官方色彩。既然是清政府创办学堂，其指导思想自然离不开“中体西用”那一套，培育既掌握有现代科技知识、又能忠于朝廷的人才，正是其目的所在。加之科举制度刚刚寿终正寝，旧习难改，新的师资力量还极其短缺，因而大批新式学堂多少都有些新旧混杂的味道：一方面，多数学堂尚未摆脱封建教育思想的束缚，教员中除了部分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及聘请的洋教习外，多是只能教经义的旧式士大夫，讲经、读经在课程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在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知识终究占据了一席之地，除了一批服务于农、工、商各行业的实业学堂外，一般在课程内容中也都增添了中外历史、地理、格致(物理)、数学、外语等科目。特别是一部分留学生归国任教，在校园里、课堂上广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这就势必会从学堂中成长出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例如两湖总师范学堂在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下，后来有2/3的学生阅读了反清革命书刊，到1909年时，参加革命团体的学生几乎占总数的一半。即使为传播西方宗教神学而创办的教会学校，也有着与中国旧式教育根本不同之处。金陵女大首届毕业生吴贻芳就说过：“教会大学的兴办也传入了自然科学、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校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95]
在兴办学堂的同时，清末也掀起了一股声势颇大的出国留学热潮。虽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于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曾先后派遣一些学生前赴美国和西欧各国留学，也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当时派遣学生数量很少，且大多为应急之需，时派时停;即便学有所成，“在他们回国之后，他们受到一批盛怒的官僚们的极其侮辱的待遇，并被分派到最低级的事务工作上”[96]。其间，70年代陆续派往美国的四届共120名留学生，因遭守旧势力的攻击，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于1881年全部中途撤回，可谓功亏一篑。在此前后，福建船政局派出的三批留学西欧的学员，开始时进行得颇为认真，后由于经费等原因，人员常有减少，派遣时断时续，正式派遣的总数也不足80名。进入90年代后，派往欧洲留学的，只有1896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选拔赴英、法、德三国肄业的40名学生;另在该年，由福建船政局派遣了第四批赴法、比留学的7人(1900年又提前撤回)。说明此时的清政府对于派遣留学生尚无全局性的方针，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项固定政策加以稳步推行。
到了20世纪初，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逃的严重局势下，清廷被迫于1901年9月正式颁布命令，要求内外臣工各抒己见，以“改弦更张”来挽救危亡。各大臣纷纷以日本为例，无不以变法图强之道为言，主张实行“新政”，而言“新政”者又莫不以“游学”为重要举措之一。就中以刘坤一、张之洞联合提出之“变法”三折最具代表性，《清史稿》概括“其尤要者”为：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97]。嗣后，清廷下令：“造就人才，实系当务之急”，要求各省选派学生出洋，“将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竭力讲求”，学有成效者即予奖励;凡“自备旅资出洋游学者……也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98]由此，留学之风渐炽，规模亦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出国留学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次留学高潮中，留学欧美的学生人数有了相当的增长。自清政府颁令鼓励留学后，因赴欧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费用又大，故派出甚少。1902年10月，清廷以“皇太后懿旨”的名义下令：“闻近来游学日本者尚不乏人，泰西各国，或以道远费多，资送甚少，亟应广开风气，著各省督抚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务其成就真才，以备任使。”[99]于是，留学欧美之官费生逐渐增多。1903年，张之洞派遣江南水陆师学生16人分赴英、法学习管轮、驾驶和步、骑、炮、工各学[100];署湖广总督端方从湖北各学堂学生中选派10人赴德国、10人赴美国、4人赴俄国、24人赴比利时留学[101];湖南也派遣留德学生8人[102];管学大臣张百熙于12月派出16人留学“西洋各国”，“学习专门，以备将来学成回国可充大学教习”[103]。1904年春，端方续派学生10人赴德、2人赴美、10人赴法、23人赴比利时，学习“各种实业专门之学”;11月，又增派12人赴德、10人赴美、10人赴法、8人赴比，学习“武学及农工制造路矿商务各项实业”[104]。同年，山西大学堂考选23名公费生、2名自费生赴英国学习路矿[105];四川总督锡良因筹建川汉铁路之需要，派出33名学生往比利时、美国等学习路矿、制造;湖南巡抚赵尔巽亦派学生6人赴欧美学习;时任驻比利时公使的杨晟更以“比国学制大备，学费较廉”、“其路矿制造诸学，见重诸邦”为由，奏请清廷通令各省派遣生员，“少者十名、多者四十名”赴比留学，获得允准，并要求各省遵照执行[106]，但实际赴比人数不详。1905年，“商部选实业学生60人，外招40人派赴比利时肄业路矿专门。又苏垣高等学堂监督江叔海观察就头班学生中挑选身体结实、科学略备者七八名，赴比国游学。”[107]1906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就“津海关税项下，拨出经费派北洋大学堂法文班5人往比国游学”[108];盛京将军赵尔巽“特派法文学生李光濂，前往比国学习矿业”[109];“新疆伊犁马将军咨学务处，拟由该处养正学堂挑选学生20名，前往俄国七河省学堂肄业。”[110]1909年9月，福建船政学堂等挑选学生23人，随同赴欧洲考察海军之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去英国学习船、炮[111]。以上所列虽然只是见诸记载的片断事例，但由此则不难想见当时留学之规模。据旧教育部保存之档案材料，按不完整的名单核算，到1910年留英官费生约有140余人，1907～1908年留法官费生有40余人，1909～1910年留德官费生有50余人，而留比、留俄官费生尚无准确统计。另外，留欧学生还有一些自费生，但比例较低，影响亦小。当时，留欧学子声应气求，赓续不绝，规模虽远不如留日之盛，但辛亥前10年间之游欧人数，已远远超过了原先30年内所派留学生之总数。
自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美学生后，除零星的自费生外，公费派遣留美学生曾中断了20年。1900～1901年，美国教士傅兰雅接受委托，充当北洋大学毕业生王宠惠、陈锦涛等9人的监督人，率这批学生赴美深造，其中仅徐润之子徐建侯属自费，余8人均系公费[112]。随后，前述之端方、锡良、赵尔巽等也派遣了少量留美学生。据1903年秋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提供的不完全名单可知，此时公费私费之中国留美学生已达50人[113]。继而，各省及各部门续有派遣，1905～1906年间，“负笈来美者……人数达六百”，且有不断增长趋势，渐渐几乎遍布美国[114]。辛亥革命前夕，留学美国的势头正方兴未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庚款办学”之影响所致。不管人们对美方“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用作中国派遣学生留学美国之经费的做法作何评价，但由此而引起中国留美学生人数陡增却是不争的事实。自美国国会于1908年5月25日正式通过了这一“退款办学”的议案后，清政府从次年起，即连续三年共招考派遣了三批留美学生，总计为180人。当时《民立报》即认为，留美学生“近年则日增月盛，有加无已，人数较前为倍……而赔款学生之来，实人数顿增之一大原因也。”[115]至1911年秋，留美中国学生总会成立后，加入之会员已达800余人[116];若再加上未入会者及自费留美者，估计总人数当在千人左右。
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留学高潮中，与上述留学欧美人数的增长相比，留日学生数更呈突飞猛进之势，以至后来居上，占了绝对的优势。清末留学生界有一种说法：“近日言游学者，首日本，美次之，英、德、法、比又次之。西风东渐，中土求学者流，无远弗届。”[117]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生出洋留学之绝大多数，正集中于近邻日本。在中国学生中之所以会出现竞相东渡，向昔日之“三岛小夷”求学的现象，或者说会形成留学者群聚东瀛的格局，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数端。
第一，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强盛在清末终于引起了中国爱国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普遍将学习的重点目标由最初的欧美转向日本。20世纪初年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着中国知识界挽救危亡的爱国心，人们一致认为，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学习外国。湖南《游学译编》甚至称：“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118]然则“外洋”“西学”广渺无边，以何者为取法之对象，自然不能不有所抉择。其实，近代中国何尝不是凡遭一惨败、受一重创，每每于半推半就中不得不向战胜者学之习之，欲求取一页半纸的“真经”。若问其实效何如，清末《外交报》上曾有文分析：“我国自道光二十三年、咸丰八年两次败于欧人，于是惊心动魄于西洋之文明，而谋有以输入之，乃有派西洋留学生之事。然此后二三十年间，派往之人，为数甚少，而其人归国，亦无影响于国家。其上等者，闭户读书，不与世事，彼无所干于社会，社会亦不知其人。此等人与向来之读书人无异，世未之奇也。其下等者，持其所学之语言文字以为羔雁，营营于利禄之途，除此则皆所不计。此等人与向来之流俗人无异，世亦未之奇也。故留学生遂与社会相忘，社会不蒙留学之利，亦不蒙留学之害，遂若无此留学生者然。”[119]“输入西洋文明”固然未能收起衰振敝之效，但却不妨碍中国人继续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走下去。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走向强盛，早已使清政府暗自惊异。及至甲午一战，北洋水陆两军惨遭败绩。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遂以学习日本为圭臬，极力鼓吹效法借鉴明治维新的经验与模式，并将派学生留学日本作为一项国策提了出来。然而戊戌维新又不旋踵而失败，故19世纪末留学日本的学生并不太多。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在客观上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黄种人也可以战胜白种人、落后者发奋图强亦能击败先进者的典型例证，这既说明日本的成功经验完全有可能为中国所效法，也为同属黄种人的中日两国携手合作以抵抗欧美白人帝国主义的梦想带来了希望。因此，为了雪国耻、挽危亡，青年学子纷纷赴日本求取新学问、汲取真经验，便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譬如，曹汝霖之决心留学日本，就是因他认识到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政治、工业、军事方面的飞速进展[120]。蒋百里、蒋介石也都是受甲午之战与日俄战争日本获胜的刺激，才决心留日，并决定弃文从军[121]。吴玉章更赋诗言志：“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122]可以说吴诗表达了当时大批留日学生的共同心声。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在海外的政治活动，对国内热血青年、有志之士产生了很大的吸引作用。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竭力鼓吹“保皇”“勤王”，不但其主张在华侨、留学生中占尽优势，所办刊物亦大受欢迎。国内曾参与变法运动的士人，向往康、梁思想及学问的学生，遂不免有东渡追随之念。另外，某些地方官绅同情康、梁一党，亦鼓动、资助留日，多少也起了些推波助澜的作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海外的组织、宣传活动，在国内的起义活动，给不少激进青年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如以湖北为例，“鄂人因庚子汉口之大流血，如梦方醒，嗣经壬癸海内外笔舌之战，结果，革命说为全国公认之救国途径。于是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相，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此实当日普遍情形。”[123]
第三，清政府奖励留学的政策以及某些实际考虑，使青年士子将赴日留学视为“终南捷径”。湖南《游学译编》上曾写道：“当今科举，作为三届裁完，已中式之进士，须入大学堂卒业，然后选官。向之极可慕恋之科举的虚荣者，今已为蕉梦矣。而出洋学成，量与出身，已见明谕，宦达之路、利禄之路、学问之路、名誉之路，胥于是乎在。”[124]1898年6月1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时即已提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125]光绪皇帝也曾对总署就此事之奏议批道：“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126]凡此种种，都促使着相当多的学生奔向东洋。
1896年夏，清政府派遣唐宝锷、朱忠光等13名青年学生东渡，在驻日公使馆里学习。《宏文学院沿革概略》称此为中国向日本官派留学生之嚆矢[127]，国内学术界亦长期将此事定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之发端。但据桑兵的分析研究，这批学生不过是在延续原来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略加变通，却并未改变东文学堂的性质，因而主张将留日学生的正式发端定于1897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128]。1897年底，日本参谋本部军官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先后来华，向张之洞等转达参谋本部川上操六大将之意，请中国派人赴日“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129]。次年，日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亦向总理衙门提出，请派200名以内学生赴日留学[130]，总理衙门奏准照办。该年冬，“湖北南洋派学生40余人至日本留学，陆军学生入成城学校，文学生由高楠顺次郎博士组织日华学堂，聘请教习，补受日语及普通科学……此外，浙江北洋派来及自费生总计20余人，一年余各分进正式学校。”[131]此后，留日学生渐多，但在1900年以前，估计尚不足百人。
20世纪初年，留东洋学生陡增，且逐年上升。下页表只是逐年留日学生数的一个粗略统计[132]。
当时，已经到了日本的学生，往往不断向国内学界宣传留日，或书信，或刊文，介绍留日的经验与好处。中国人向来家族观念强，若有一人留日，常会造成举家游学的现象。如湖南《游学译编》所刊留学生给同乡长老的信内，便鼓吹游学救国，甚至连五六岁的幼童亦可入幼稚园，以养成完全的道德[133]。曹汝霖自传中，记载他妹妹夫妇与一个5岁小孩阖家东渡，分别在早稻田大学、实践女学校、幼稚园读书[134]。掌握福建银行、福建电气公司、电话公司的刘氏一族，刘崇杰、刘崇侃、刘崇伦、刘崇伟、刘崇佑兄弟5人中，就有4人在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求学[135]。桐城知县方雨亭的两个儿子方声洞、方声涛均曾留日，方声洞的姐姐与嫂子也是留日学生[136]。诸多类似例子反映了留日求学的某些家族化特征。因此，留日学生如滚雪球一般，规模越来越大。据吴玉章回忆，四川百余县，县县都派留学生，且有不少自费生随之而去，“从1904年起，四川留日学生顿时大增，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137]这样，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就出现了一个人数可观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海外留学生占着相当大的比例。
除兴办新式学堂与派遣游学之外，清末其他文化教育形式的发展，也有助于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蔡元培说过：“夫教育者，非徒一二学堂之谓，若演说，若书报，若统计，若改革风俗，若创立议会，皆教育之所范围也。”[138]清末西学传播中的某些新变化，在教育和培养新型知识分子方面，恰恰发挥了学堂教育所难以起到的特殊作用。
粗略考察历史上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可知，至迟到明末清初已出现了“西学”之名[139]。但由于传统的“华夷”观念的潜移默化和长期“闭关”政策的影响，即使鸦片战争以后20年间，中国朝野依旧将西方输入的知识、文化、思想、学术蔑称为“夷学”。从1860年起，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改称“夷学”为“西学”，如冯桂芬的《采西学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西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戊戌维新时期，张之洞等的“中体西用”说盛行，“西学”之名屡屡见诸报刊。舆论界同时也开始以“新学”取代“西学”，“西学”与“新学”二词遂并行不悖[140]。不过，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国人对西学或新学内容的了解，基本上仍以自然科学为主，津津乐道者大多是格致(物理)、天文、算学之类。正如郑观应所说：“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141]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对西学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张之洞的《劝学篇》即承认，西学或新学不仅指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这些“西艺”，而且还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之类的“西政”，故应“政艺兼学”[142]。严复更强调：“今之称西学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43]所谓黜伪崇真、屈私为公，大致近于科学与民主，而这正是严复理解的西学之根本或命脉。换言之，时人对西学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已不仅指自然科学，还包括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就知识阶层本身来说，由于各人的个性、兴趣、经历和所受教育背景的不同，其中一部分人倾心于自然科学及其他学术研究，开始走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之路;而另一部分人则主要致力于社会政治变革，又大致可分为改良(或改革)与革命两种主张和方式(详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救亡的迫切需要，中国人在总体上学习西方的侧重点逐渐由器物层次转向思想和制度层次，因而社会政治变革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这样，在20世纪初年，西学传播的内容与范围便有了明显的扩大，而且不断朝着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这个方向倾斜。
当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说的传播，主要以报刊和书籍为桥梁，以翻译、著述为基本形式，通过文字阐述灌输给国人。如果比较一下1899年出版的徐维则辑《东西学书录》与稍晚顾燮光编《译书经眼录》(收录1900～1904年所译书目)，便可以发现一些显著的变化。在这两部书录中，前者收录自然科学437部，社会科学80部;后者收录自然科学164部，社会科学则为327部。另据谭汝谦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一书的统计，1868～1895年间，中译日文书8种; 1896～1911年，中译日文书增至958种，其中自然科学(含应用科学)172种，哲学社会科学786种。而在1900～1911年间，译自欧美和日本的各类书籍达1200种，平均每年100种，为数相当可观[144]。在译书主体方面，时人撰文称：“前译书之人，教会也，朝廷也;前译书之目的，传教也，敷衍也。后译书之人，士夫也，学生也;后译书之目的，谋公利也，谋私利也。”[145]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收录了鸦片战争后至1896年的西学译书341部，其中外国人译的占139部，中外合译者123部，中国人译的38部，不著译者姓名的41部。上述《译书经眼录》收录了1900～1904年的西文与日文译书526部，其中外国人译的仅35部，中外合译者33部，中国人译的415部，不著译者姓名的43部。由此可见，1896年以前的译书，出于外人之手者最多，加上中外合译的，占总数的76%，中国人自译的仅占11%;而1900～1904年的译书，由外国人独译和中外合译的仅占总数的11%，中国人自译的则占76%[146]。前后译者比例的互换，表明了传播西学的主体已由以外国人为主而变为以中国人为主，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已掌握有外国语言文字和科学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这些译书的中国人，身份有留学生、教习、编辑、医生、科学工作者、革命家等，其中海外留学生的贡献尤大。而通过他们的努力译介，又大大开阔了国内读书人的视野，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下，促使着更多的文化人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化。
20世纪初年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其规模究竟有多大，很难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有研究者粗估为15～20万人左右[147]，可能略显保守。当然，这一群体的出现，对整个社会之所以会产生非同寻常的冲击力和影响，数量的增大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则在其质的方面。所谓新型知识分子，显然是相对于旧式士大夫即科举出身的传统知识分子而言的。他们在当时被视之为“新派”人物，这所谓的“新”，不单指他们所受教育的新，知识结构的新，更包含着思想观念的新，政治态度的新，职业选择的新以及生活方式的新。由于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社会地位较低，许多人的家庭正在走向破产没落，对于现实社会的黑暗面易于产生不满和反抗心理。特别是他们具有较多的世界知识，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身体会，又较少受封建思想的束缚，或者更容易摆脱旧思想的羁绊，因而有着更强烈的忧时忧国意识，其救亡的责任心与爱国使命感就显得分外突出。这一批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如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共和国方案等，开始形成了新的价值取向、理想追求和衡量是非的尺度。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形势发展和舆论宣传的推动下，很快觉醒起来，积极投身到各种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社会变革中去。这正如毛泽东后来从革命的角度所概括的那样：“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148]
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为此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注入了一股富有生机和创新精神的力量，并不断发挥其引领时代潮流的巨大作用。作为民族最敏感的神经系统，他们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处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当我们研究清末民初政治风云变幻的时候，自然不能忽视政治舞台上的这个群体，尽管他们不一定每时每刻都会充当历史的主角。
【注释】
[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3页。
[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5页。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7页。
[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第208页。
[5]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05页。
[6]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齐民四术》卷1。
[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第222页。
[8]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
[9]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
[10]转引自君朴：《19世纪后半期几种洋货和土货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
[1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12]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卷29。
[1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47页。
[1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9～590页。
[15]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1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9页。
[1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6页。
[18]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0页。
[19]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64页。
[20]《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21]《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
[22]［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23]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
[24]俞赞：《卹商论》，见杨松、邓力群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84页。
[25]中国之新民(梁启超)：《外资输入问题》(1904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828～829页。
[26]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有关表格的数字统计，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
[27]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16页。
[28]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4页。
[29]胡燏棻：《变法自强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2)，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90页。
[30]朱寿朋：《东华录》(光绪朝)卷126。
[31]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37～639页。
[32]和作辑：《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
[33]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736～737页。
[34]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35]《论路股之获利》，《中外日报》1906年4月9日。
[36]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39页。
[37]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有关数字统计，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7～8页。
[38]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有关数字统计，见该书第906～908页。
[3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0页。
[40]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649页。
[41]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65页表(1)
[42]表中数字来源分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93页;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0～919页附录1。另外，上海祝大椿所办源昌机器五金厂一家，资本额10万元，因系虚报，故予以剔除。
[43]陈晖：《中国铁道问题》，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1页
[44]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96页。
[45]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统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页。
[46]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统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1～222页。
[4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94～698页。
[48]《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2页。
[4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0页。
[50]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35页。
[51]《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5页。
[52]张謇：《遵拟整饬国货建议案办法呈》，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9，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8页。
[53]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28页。
[54]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25～1126页。
[55]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56]洪丝丝等：《辛亥革命与华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57]黄繟：《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8页。
[58]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1页表28。
[59]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60]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序言》，第28～29页。另有人估计1913年全国产业工人总数达117.6万人，详见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88～89页，但其数字似显偏高。
[61]刘立凯、王真：《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情况》，《学习》杂志4卷11期。
[62]张宗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产业工人人数的初步统计》，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92页。
[63]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179页。(www.xing528.com)
[64]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122页。
[65]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123页。
[66]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02页表(1)。
[67]［法］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第43页。转见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200页。
[68]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83页。
[69]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232页。
[70]《商务官报》，宣统二年三月五日(1910年4月14日)。转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231页。
[71]表中数据主要依据以下资料计算得出：汪敬虞《五四运动的经济背景》，《经济研究》1959年第4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页;《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页。
[72]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34页。
[73]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203页。
[74]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206页。
[75]《保工汇刊》，北京农商部劳工科1926年12月，转引自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361页。
[76]《一个工人的报告》，上海《劳动界》第1册，1920年8月。
[77]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220页。
[78]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219页。
[79]［日］西川喜一：《中部支那劳动者的现状和全国劳动争议》，见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551页。
[80]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见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551页。
[81]［法］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见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203页。
[82]屈维它(瞿秋白)：《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1923年第1期。
[83]黄世仲：《印度之同盟罢工感言》，《社会公报》1907年11月22日。
[84]关于近代华工和华侨的详情可参阅：彭家礼《历史上的华工》、张铠《19世纪华工与华人对拉丁美洲的历史贡献》，《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洪丝丝等：《辛亥革命与华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宋李瑞芳著、朱永涛译：《美国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85]《论中国教育宜急图改良之法》，《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
[86]《宁学会私塾改良剩义》，《时报》1905年8月3日。
[87]梁启超：《三十自述》，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1，中华书局1932年版。
[88]《痛哭中国学界之前途》，《大公报》1905年2月26日。
[8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页。
[90]《论教育》，《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
[91]1904年初的“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长达29年至30年：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5年(7岁入学)，高等小学4年，凡三级13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一级凡5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凡三级11～12年。另设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类：前者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及优级师范学堂(高等教育)两等，修学年限共8年;后者分初等实业学堂(高等小学教育)、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三等，修业年限合计15年。学科设置以大学堂为例，分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凡八科。到民国初年，大学取消经学科，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所涵盖的知识拆散，分别纳入文、史、哲等各个文科之中，从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的“七科之学”。这一重大变革“标志着近代中国在学科建设上，开始摆脱经学时代的范式，探索创建近代西方式的学科门类及近代知识系统。”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92]《奏定学堂章程折》，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页。
[93]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
[94]据《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提供的数字，1904～1909年间，历年私立学堂占总学堂数的比例为5%～12%。转引自桑兵：《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95]《金陵女大四十年》，见江苏省政协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30页。
[96]［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41页。
[97]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37“张之洞传”。
[98]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20页。
[99]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4931～4932页。
[100]胡钧重编：《张文襄公年谱》下册卷5，第1页。
[101]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3，第10、25、41页。
[102]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3，第45～46页。
[10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114页。
[104]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3，第58～59页;卷4，第39页。
[105]刘真主编：《留学教育》第2册，第626～627页。
[106]刘真主编：《留学教育》第2册，第608～611页。
[107]《东方杂志》1905年第11期“教育”。
[108]《东方杂志》1906年第7期“教育”。
[109]《东方杂志》1906年第13期“教育”。
[110]《东方杂志》1906年第3期“教育”。
[111]《海军大事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8)，第501～504页。
[112]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8)，第185～187页。
[11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154页。
[114]《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
[115]《民立报》第317号，辛亥年七月初七日(1911年8月30日)。
[116]《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
[117]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序”，岳麓书社1985年版。
[118]《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册“通信”。
[119]《论近日派遣留学生之利害》，《外交报》第99期，1904年12月21日。
[120]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版，第16页。
[121]《蒋百里全集》(6)，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7～22页;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2)，东京产经新闻社1975年版，第40～41页。
[122]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序诗”，见吴玉章著：《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
[123]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3页。
[124]《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册“通讯”。
[125]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0页。
[126]《清德宗实录》卷422。
[127]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22页。
[128]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6～137页。
[129]《鄂督张之洞致总署称日武官力陈联英意见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898年1月3日)，《清季外交史料》卷128。
[130]《总理衙门议复游学日本折片》，《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
[131]章宗祥：《任阙斋东游漫录》，第34页。
[132]段培龙：《对杨枢与留日学生文的一些补充》，台北《传记文学》第44卷第3期。
[133]《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册“通信”。
[134]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版，第23页。
[135]《现代支那人名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1928年。
[136]郑烈：《方声洞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4册，台北1963年版，第441页。
[137]《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22页。
[138]《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9册。
[139]如明末天启三年(1623年)，早期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所编欧西大学授课纲要，分列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教规、圣典)、道科(神学)等六科，名曰《西学凡》;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汇编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西学”一篇，即是对《西学凡》的题解。
[140]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第403页。
[141]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4页。
[142]《劝学篇》(节录)，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977页。
[143]《论世变之亟》，王繠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144]龚书铎：《晚清西学约议》，《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145]《译书略论》，见张静庐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2页。
[146]龚书铎：《晚清西学约议》，《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147]姜义华：《我国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简论》，《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48]《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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