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政治：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阶层区分

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阶层区分

列宁指出：“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48]据此，则中国资产阶级只能相伴于新式民族工商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成形。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么，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49]

由于中国缺乏像欧洲那样的产生市民阶级的历史条件，也不曾出现过获得自治摆脱了封建羁绊的城市，因而中国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欧洲一样的市民阶级，亦即资产阶级，而是从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中脱胎形成了资产阶级。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出现了一个范围狭窄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从而使传统的地主、官僚和商人(含买办)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当洋务派兴办起新式军工民用企业后，便已吸纳了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手中积聚的货币。甲午战后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进一步为这些人投资于新式工业提供了相对广阔的前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直接转化为资产阶级。下表是早期中国资本家来源的并不完整的统计概况(1872～1913)^[50]。

可见，1913年以前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超过一半以上的是地主，买办也占相当比例，一般商人则不足1/5。需要说明，上表统计的仅是有记载可查的较大企业，而在一些中小企业中，也有由手工业者或小业主转化为资本家的，如1913年上海民营资本机器修造业的91个资本家中，出身小手工业者的有15人，占16.5%。不过，就总体而言，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主要是一批地主和商人(含买办)。当然，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地主，大都兼有某种官僚身份，不少人就是二三流的洋务派或洋务派的幕僚，绝少是土地主。与此同时，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商人，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社会原有的商人，尤其是盐商、钱庄老板较多;另一种是鸦片战争后以经营进口货及贩卖鸦片为主的新兴商人。而在1914年以后，地主的投资在中国新式企业资本来源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买办亦日趋式微，新兴商人则成为主要投资者，华侨资本的比重也有所上升。

相对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新经济，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它却又难以得到正常的成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间既有矛盾又互相联系的复杂关系，以及它诞生以来天然具有的软弱性，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带有两面性这一总体特征。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51]不可否认，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显得特别突出，而且其本身又是一个矛盾丛集、异常复杂的阶级，它在产生后便形成为不同的部分或阶层，因此我们还必须对它的各个阶层的特点与政治性格作出剖析与透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大多是由大地主、大商人、官僚、买办转化而来的。他们拥有规模较大的企业组织或由若干大中型企业结成的企业集团，与银行金融集团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因而在各该行业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倾向。就一般意义而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了不断扩大其企业规模，不断增殖其资本的积累，必然要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发生矛盾、冲突，从而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反帝爱国要求。如张謇曾就外资在华设厂一事，痛心地说：洋人厂矿“利用吾国丰富之原料，低廉之佣工，其制出之品，又能深投习尚，视销路为转移，最为心腹之患”^[52]。清末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之所以积极鼓动、支持和领导收回利权运动，正是他们存在反帝爱国一面的表现。另一方面，民族工业所存在的天然缺陷及其发展中的艰难处境，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不可能断绝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如不少民族工业就打着“中外合办”的旗号以“推广销路”，华商企业向外国注册、加入外人股份、中外联营等现象曾相当普遍。厦门一地，“中国商家挂洋牌者，指不胜屈……而以中国商之牌号向海关报税者，只有寿世堂药房一家。”^[53]当时有人曾分析称：“一铁路而华人办之不能成，有洋商出面而成矣;一矿务而华人办之不能成，有洋商出面而成矣;一内河行轮者华人办之不能成，有洋商出面而成矣。今日中国路矿公司，非美商即英商，非德商即日商，至于内河行轮从前华官阻之不能行者，今外人皆一一占其利矣。凡此之类，其间非无华商之股份，然不过十之三，而此十之三，不附于洋股，亦必不能成。即全系华商股份，而不挂一洋旗，不由一洋商出面，亦成而必败，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其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路矿则谓碍风水，碍坟墓，又添出绅士之需索矣;内河行轮，则谓碍民船，碍厘金，又添出厘员之需索矣。种种留难，凡待华人莫不如是。若夫洋商出面，则不然，先由领事照会督抚，不成则由钦差照会外务部，不成则由该国外部照会中国政府，不成则遇有外务，夹入条约中为特别之利益，可省一切上下之需索。”^[54]可见，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之所以要依赖外国势力，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清政府的颟顸无能和对民族工业的勒索压制与外国势力对清廷的控制，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同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既依赖与封建势力较密切的联系而获得发展，又希望挣脱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并分享一部分政权，以政治权力来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大多具有某种封建官僚、准官僚的身份或家族背景，他们或是现实的统治者，或为在野“士绅”，总要设法借助于封建政权这座靠山，以取得一般人难以获得的减税、专利等等特殊权利。如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即充分利用了“状元”这块金字招牌：当筹股集资异常艰难之际，有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吸纳了相当多的官股方才得以开工;同样由于张謇的官方背景，大生开业后，张之洞曾为之申请免税，占货价5%～20%的厘金和5%的关税一概不必缴纳;大生还取得了“20年中，百里之内不准别家设立纱厂”的专利权。因此，1904年上海资本家朱畴拟在崇明增设大有公司，后又欲在海门设立裕泰纺纱分厂，均遭清政府商部的制止和张謇的反对而未能如愿。这样，张謇实际上已经垄断了通州、崇明、海门一带的棉纱业。大生纱厂之所以能顺利发展，没有官府的支持，显然是难以想象的。(www.xing528.com)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不仅在经营工商业时普遍依赖于封建政权的支持与帮助，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拥有很多封建地产，兼营着土地或高利贷事业。如恒丰纱厂主聂缉椝，既出资32.5万两收买和经营着恒丰纱厂(原上海华新纺织新局)，又以该厂盈利在湖南沿洞庭湖一带大量购买土地。这种情况，不仅显示了社会剧变中资金拥有者在投资经营走向中的求稳保守心态，也反映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时缓慢艰难的客观现实，进而造成了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复杂性格。诚如王亚南所分析的那样：“地租是坐享其成的收入，利息亦是坐享其成的收入。坐享惯了的人，要他到不大熟识的都市，去从事不大理解不大习惯的生产经营，自然是太强人所难了。最适合于他的生活方式，当然是金利生活者的生活方式。”^[55]由此，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便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运转规律，即大量由土地、商业和高利贷剥削积聚的资金投入工业领域后，所获的企业利润除用于扩大再生产外，常常有相当部分又倒流回去。

毋庸讳言，与外国资本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上普遍存在着，并非为某一阶层所独有。但相比较而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除了具有一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之外，还具有相当浓厚的封建性甚至于买办性。固然，他们与外国资本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之间也有矛盾，有时也会发生冲突，但这种矛盾与冲突尚未达到难以协调的地步，尚不足以引导着他们去为反帝反封建而抛头洒血。换言之，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对外国资本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依赖性，通常会减缓或抑制其矛盾、不满的一面;在双方的利害关系中，相联系、相妥协的一面常常会居于主导地位。这当然并非他们心甘情愿如此，而主要是时与势等客观环境的逼迫所造成的。事实上，即便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也不排除某些人、某一时期具有较强烈的革命性。因为就这一阶层而言，他们与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关系，本身就处在一个流动而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往往会因人、因时、因社会环境而发生某些变异。不过，该阶层政治性格的总体特征应当说是比较稳定的，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会有变化，但万变却难离其宗。

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一般是由中小商人、中小银行家和钱庄老板、小工厂主、手工业作坊主等转化而来。由于他们资本微弱，企业规模狭小，在资本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的压迫、束缚下，很难获得发展，经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甚至动辄破产，因而与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很大的矛盾。这个阶层具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和社会变革要求，容易接受反帝爱国与民主思想的熏染，通常会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与斗争性。但是，由于他们同样存在着依赖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一面，因而在经济上、政治上显得异常软弱。中层资产阶级在机器、动力、原料和资金上对外国资本势力有较大的依赖性，下层资产阶级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较多的联系，使得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行动中带有极大的动摇性。不过，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与上层比较起来，其封建性色彩要淡一些，买办性更弱，但软弱的一面却较为突出。因此，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虽有支持、赞同的强烈欲望，却往往胆怯犹豫，很少直接参与实际的革命行动，便不得不让激进知识分子作了自己的代言人。

此外，旅居海外的华侨资产阶级，基本上则出身于小商小贩和苦力工人。他们虽然也有上层与中下层之分，但一般说来，除了极少数与侨居地统治者和本国封建势力有联系之外，大都在政治上比较成熟，更富于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他们或者投资国内兴办实业和教育，或者积极赞助和直接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有资料显示，在革命团体兴中会来历清楚的279名会员里，有华侨219人，占78%;而这些华侨中的工商业资产者占到48%，其余为工人、职员、知识分子^[56]。

就总体而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他们作为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代表者(即除了官办企业的主事者有所不同外，他们既是企业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拥有者，又是经营者和管理者)，都有着在中国实行社会变革、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要求，只不过这种愿望和要求的强弱程度不同，所采取的手段、方式和途径也存在差异，他们分别成为改良派(即维新派、立宪派)与革命派的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这种分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非单一性、复杂性的特点。了解和认识这种分野是必要的，但也不应忽视他们在根本目标上的一致性，更不应否定他们都是推进社会变革和现代化的爱国进步力量。同时也需要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先天发育不足，也难以造成一个完全独立和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这就预示着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缺乏健全的内在驱动力，其历程必然是艰难、曲折和坎坷的。

当然，上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层区分与特点分析，只能是就一般情况下大致而言的。而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各个组成部分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或者可以一刀切的，它们之间经常显现出相互离合与变幻的复杂关系，也存在着错综交织的矛盾和竞争。因此，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我们一方面必须从其基本情况和整体上去把握和认识，另一方面则应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动态地看待和分析他们在每一个具体问题、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主张、愿望及其变化，从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