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清末民初政治研究

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与外国经济势力冲击下中国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分不开的。这种解体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后即已开始，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洋纱、洋布缓慢地代替了土纱、土布，导致耕与织的相互分离;二是农产品的商品化，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关于前者，替代的过程相当缓慢。19世纪60年代以后，进口棉纱价格逐渐下降，与国内市场上土纱的高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1887年，牛庄每包(300斤)洋纱售银57两，而同量土纱却高达银87两左右^[1]，纺织者自然会弃土纱而用洋纱了。与此同时，由于印度棉花输入中国的数量逐渐减少，中国销往日本的棉花数量又有所攀升，使得国内棉价稳中有升，手工棉纺业因此而受到致命的打击。据1868年厦门海关报告称，“从前棉花是本口主要进口货，和1867年相比，本年进口不到一半。这主要是因为棉花价格并无变动，而用棉花纺成的棉纱市价，却每包几乎跌去五十元之多。所以人们把棉花纺成棉纱，就无利可图了。”^[2]在洋纱跌价竞争与棉价居高不下的双重夹击中，中国的棉纺业便不得不趋于没落。如广东番禺，过去“邑中女红以纺织为业”，但自洋纱输入，“质松价贱，末俗趋利，以充土纱，遂多失业矣”^[3]。另据1887年的记载，山东省“土纱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歇，因为纺工每天只能赚得工资制钱二十文，他们若编制草帽缏，工资便可加倍，甚或更多”^[4]。又如南昌郊外，世代以生产?布闻名，然自“光绪中岁以后，?布之业寖微，妇女愁叹坐食，机杼不闻;间有织者，以洋纱为经，棉纱为纬，或经纬皆用洋纱，求昔之?布无有矣。”^[5]当洋纱冲击和取代土纱之际，洋布也在缓慢地排挤着土布。早在1846年，包世臣即称，昔日木棉梭布利甲天下之松江太仓一带，已是“洋布大行”，其价当梭布1/3，故“松太布市，消减大半”^[6]。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廉价洋布大量入销中国，其质地虽次，却价格便宜，穷苦农民“反弃土布而不用”^[7]。至90年代，由通商大埠及于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8]。在洋纱洋布的竞争下，中国的手纺手织土布几乎无利可图，纷纷走上了失业破产的道路。家庭纺织业的困窘与衰落，促成了纺织与农耕的分离，也就意味着自然经济基础的崩坍。

当然，中国棉纺织业的衰落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在各地区表现得参差不齐。大致说来，在沿江沿海及交通发达地区，尤其是通商口岸附近，因洋货侵入较早，棉纺织业受破坏的程度也就较深，而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则受冲击较轻。同时，就全国整体来看，洋纱、洋布替代土纱、土布的进程相当缓慢，直到甲午战争前，土布生产使用洋纱的比重仅为23.4%。但在甲午战后20年间，这一进程逐渐加速，到1913年，土布生产中使用洋纱(含国内生产之机纱)的比重已达到73%，使家庭手纺业濒于瓦解。而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更为缓慢，1894年，全国棉布消费量中，仅有14.1%为洋布所代替;1913年，替代率(含国内生产之机布)为34.7%;1920年，又减退为28.2%;直到30年代开始，农民自给布的生产才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其实，不单手工棉纺织业受到洋货的冲击，其他如冶铁、榨油、制糖、蚕丝、制茶等传统手工行业亦饱受打击。对此，郑观应曾描述道：“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9]刘桢麟在19世纪末年也写道：“中国自通商以来，洋货日销，土货日绌。洋纱洋布，岁销五千三百万。其余钟表、机器、呢绒、毡毯、火油、食物，以至钮扣针线之细，皆窥我情形，探我玩好，务夺我小工小贩一手一足之业者。而乃销流日广，始于商埠，蔓于内地，流于边鄙。吾华靡贫靡富，靡长靡幼，日用之需，身体之间，靡不有洋式之物，舍此莫好，相习而忘。故岁耗万万，罔知底极。夫彼耗万万之资财，耗于有形，犹可数计;而小工小贩，因失业以坐失万万之资财者，实耗于无形，而不可以算。”^[10]可见，由于外国商品的倾销，已使数以千万计的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成为无产的游民或廉价的雇佣劳动力。

至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农民被迫放弃家庭手工业后，不得不勤力稼穑并出卖部分农产品以维持生计所致，另一方面则与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中国农业原料，从而引起农产品出口量迅速增加有关。此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办了若干农产品加工工厂和轻工业工厂;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民族资本也经营了一些纺织与食品工业，这些工厂自然要吸纳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下页表所列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的变化情况，大致可反映出农产品商品化不断增强的趋势^[11]。不过，就总体来看，1840～1894年间，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相当缓慢，而且主要是缘于外贸市场的扩大，而非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果。如茶叶一项，19世纪80年代以前，因出口量增加而引起茶园面积逐渐扩大。80年代以后，由于“印度、日本产茶日旺，售价较轻，西商皆争购洋茶，以致华商连年折阅，遐迩周知”^[12]，某些地方甚至出现茶农“勤劳艰苦，大受茶累”，茶园“十荒其八”的景象^[13]。相对而言，1894～1919年这25年间，农产品商品化的速度明显加快。虽然茶叶出口惨跌，丝亦由盛趋衰，但大豆、棉花、蚕茧、烟叶的出口却颇为兴旺。

与上述两项变化相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14]鸦片战争后国内市场上商品种类、流通量均有明显增长，市场的规模亦有所扩大。甲午战争后我国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逐渐发生改变，“形成了一个以上海等通商都市为中心的、从通商都市到内地和农村的商业网。工业品由通商都市流往内地，农产品由农村流往通商都市，而两者都是由通商都市(一般也是工业基地)这一头发动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主要决定于外商和都市厂商的需要。”^[15]此外，国外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也有一定发展，少数地主、官僚、商人乘机积累了相当多的货币财富，从而“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16]。

1840～1894年间，中国新式企业的创建，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确立。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陆续在中国设立各种洋行，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开设了一些新式企业，并由此产生形成了前述依附于外国资本并为其服务的中国买办资本。而中国人自己着手创设并经营机器工业，则比外国人要晚10余年。自60年代以来，清政府洋务派官僚首先开始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他们在“求强”“自强”的旗号下，强调“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7]。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起，陆续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大小军工厂和船厂24家(截止1894年)，所费不下6000万元。洋务派官僚所创办的这些新式军事工业，不论从所有制、生产目的来看，还是从工业的内部关系、组织管理等方面来考察，无疑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半殖民地色彩。但是，既然这些军事工业已应用了现代生产方法和经营办法，其雇工来源及工资结构也与当时中外资本主义企业大体一致，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必然会突破封建的生产关系而导向资本主义。当然，洋务企业尚非通常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实际上只能视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原初形态。于是也就产生了不同于买办资产阶级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

洋务派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之动机，主要是企望能增强清王朝的武力，以达“内堪自立，外堪应变”^[18]的效果。然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19]。当军事工业略有进展之际，在经费、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等问题上，洋务派深感单纯发展军事工业则不免财窘力绌，于是由“求强”转向“求富”。李鸿章称：“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20]既然“中国积弱，由于患贫”^[21]，那么，创办民用工业，达到“寓强于富”的目的，便成了洋务派的必然选择。从70年代起，洋务派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创办了一批采矿、冶炼、轮船、铁路、电信、纺织等门类的新式民用企业。到甲午战争止，共办有工矿企业15家，投资额1545.7万元;交通运输企业7家，投资额1250.9万元。其中规模较大者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唐山胥各庄铁路、天津电报总局、兰州机器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湖北织布官局、汉阳铁厂等。

上述民用企业基本上已是商品生产，产品的全部或大部分是为了向市场销售，追求一定的利润，企业内部使用的是雇佣劳动。就这些方面来看，它们无疑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当然，如同洋务派的军事工业一样，这些民用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很不纯，依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仍然受封建主义的严重制约。因此，这些民用企业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以后，大部分“都被传统的做法、官僚主义的动机和官方勒索压倒了”^[22]。当时的郑观应即说过：“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既有督办，又有总办，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囊者尤多。所以制成一物，价比外洋昂率过半，而又苦于无机器，以至窳劣不精，难于销售。”^[23]所谓“二十年来，到处创办，到处无成”^[24]的结局，无情地宣判了洋务派所标榜的“求富”之梦的破灭。

甲午战后，在盛宣怀主持洋务经济活动时，力求与商人合作，以减轻“官”性增强“商”性，也取得了一定实绩。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下，“官”性的减退，同时却意味着买办性的加强。结果，洋务企业除少数通过商办逐渐转化为民营资本亦即私人资本外，大部分则依附于外国资本，形成比较典型的官僚买办资本。梁启超曾气愤而又惋惜地揭示道：“‘借何国之款即用何国之人’，此盛宣怀氏初议办中国铁路总公司时上总理衙门条陈所言也。此实近年来对待外资种种失败之源泉矣。”以利用外资办一铁路为例，“则其事业当分三大段，一曰借款，二曰筑路工程，三曰管理成路。此三事者渺不相属也。我诚善驾驭者，则借款之后，筑路与管理，由我处置，非债主所得过问也;或借款于甲国，而借材于乙国以司工程，借材于丙国以代管理，尤非债主所得干涉也。今也不然，代我借款之人即监督工程之人，监督工程之人即将来管理全路之人，夫是以全权皆在彼，而我无复容喙之余地也。盛氏对于粤汉铁路之交涉，尝自慨叹，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盛致美使梁氏函中语)’。此事势必至之符，自造恶因，自食恶果，而盛氏何见事之晚耶!”^[25]以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仍未出此窠臼，买办官僚资本以银行为中心，沿着由金融控制到产业垄断这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不断扩充其经济势力。延至抗日战争之后，买办官僚资本终于发展到最高或最后阶段，形成为“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着”的买办、封建性十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严重地阻碍了民营资本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后话。

尽管以“求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经历甲午海战的考验令人大感失望，但这种努力与尝试在当时却并非毫无意义。姑不论洋务新政对社会风气、思想观念的影响如何，也不论其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了抵御外侮的能力或能“分洋商之利”的多寡，起码在创办企业过程中，洋务派官僚向清政府争得了贷款、减税和专利等许多优待，这毕竟或多或少有助于改善企业的不利处境。特别是洋务派得风气之先，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式军工民用企业，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潮，揭开了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序幕。这在客观上不仅腐蚀着封建主义的墙脚，而且为早期民营工业的创立和发展，起着一定的刺激、诱导与借鉴的作用。

就在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同时，纯粹“商办”的民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也在70年代开始出现。以上海发昌机器厂、南海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等企业为发端，中国民营企业在70年代共兴办了20多家。80年代以后，企业数量逐渐增多。截止1894年，据初步统计，早期民营资本创办的新式企业共100多家，其中资本额在万元以上者有54家，资本总额为480.4万元^[26]。这些民营资本主义企业主要集中在缫丝、机器轧花、棉纺、面粉、火柴、造纸、印刷、船舶修造、机器制造、采矿、公用事业等领域内，厂矿企业又多集中在上海、广州及其他通商口岸或其邻近地带，形成一种畸形的布局。就规模而言，这百余家民营企业资本最大者仅20余万两，而大部分企业的资本不足10万两，少者仅有几万两甚至几千两，这不仅与外国在华企业的雄厚资本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也远逊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的资本额。由于民营资本企业规模小、投资少，相应地设备简陋，生产效率低下，资金周转困难，生产成本较高，加之一出世即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因而很难与入口洋货相竞争，其发展必然步履缓慢，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难与曲折。

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这10余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初步发展，其间民族工业曾掀起过两次发展高潮。(www.xing528.com)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曾被中国朝野视为“蕞尔三岛”“东夷小国”的日本，经明治维新后不过20余年，竟能打败中国，这使不少开明士大夫深深感受到了“西法”的威力。《马关条约》中曾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27]据此，日本在华制造之货物，与进口货物同等看待，免征一切杂捐。此后，西方列强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也都获得了在华投资设厂的特权。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随着大量“过剩资本”的向外输出，西方列强寻求海外投资市场的斗争更趋尖锐，并迅速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租借地”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在种种因素刺激下，新兴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大声疾呼，要求中国也采行“西法”以自强，要求清政府允许民间自由设厂制造以自救雪耻。如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称：“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故主张应“纵民为之，并加保护”^[28]。顺天府尹胡燏棻也认为：“……中国欲借官厂制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办民厂，令民间自为讲求。”^[29]连张之洞在得知《马关条约》内容后也致电总理衙门：“苏杭织造丝绸，川楚织造纱布，则各国亦必效尤，改造土货，中国工匠生计从此尽矣”，要求“饬下王大臣等迅速会议，设法补救”^[30]。可见，甲午之后，发展民族工业已成刻不容缓的急务。一时间，设厂自救的呼声遍布朝野，极大地激励了民族工商业者投资办厂的热情。

与此同时，清政府既然允许外人在华设厂制造，自无理由不许民间设厂自救。特别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关头，清廷更不能过分拂逆民意;加之《马关条约》所规定的巨额赔款，又形成难以承受的财政经济压力，这一切都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对新式工业的控制，并采行某些“补救”之道。1895年年底，清廷批准各省设立商务局，“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以后又采取了一些提倡和奖励创办新式工业的政策，如1898年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条，1903年设立商部，制定“奖励公司章程”20条，1904年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31]。清政府这些“振兴工艺”“力行实政”的政策，固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际效果也未必理想，但毕竟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自由兴办实业的合法性，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还应指出，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行机器生产、保护民族工商业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主张，对民族工业的兴办也不无影响。而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更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在1905年因美国排斥华工而爆发的反美爱国运动中，不少人趁机宣传：“宜运动资本家，亟兴工业制造，以济本国之用，以杜外溢之利。”^[32]当时南北各省人民一致抵制美货，提倡国货，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一个极佳的发展机会。当时报载，上海织布厂“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实因各处相诫不用美货，是以本布销场，顿形畅旺。”武汉之美国面粉“大为滞销，汉镇巨商”遂创办瑞丰面粉公司。在“不用美国货，不吸美国烟”的口号下，天津创立了北洋烟草公司，简玉阶兄弟则在香港投资创办了著名的南洋烟草公司^[33]。1907～1910年间达到高潮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不仅迫使清政府拿出千余万赎金收回了山西福公司、安徽铜官山等多处矿区和粤汉铁路，而且形成了群众性的自办路矿高潮，这就直接促进了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

当然，地主、官僚、买办、商人等投资于新式工业，并非单纯受爱国热情的驱使，他们还要考虑投资的经济效益和利润等问题。当西方列强大量在华投资，并渐次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工矿等经济命脉之际，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小商贩，纷纷陷入失业破产的境地，国内劳动力市场遂无形扩大;而不断扩充的国内商品市场，外国资本势力短期内不可能占有净尽，从而为民族资本投资设厂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甲午前后兴办的不少厂矿曾获得了厚利，无疑对投资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如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于1896年集股24万两，在无锡创办业勤纱厂，虽然昼夜开工，产品尚无法全部满足苏州、常州两府各乡镇的需求，该厂的股息最少可达到25%。在优厚利润的诱惑下，手中积聚有大量货币和物质财富的部分官僚、地主、买办、商人，纷纷转变“观念”，开始较多地投资于过去认为“风险”太大的实业领域。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过去做钱庄生意起家，庚子战后，看到太古糖厂、业广地产以及火柴、罐头、电灯、自来水、矿业等都赚钱较多较快，尤以吃、穿两种最能来钱，遂投资兴办了规模巨大的茂新面粉厂。再如1905年这一年，关内外铁路全年售票合洋银7000余万元，除一切支销外，余款可拨造京张全路工程尚有余;京汉铁路获净利达300万元;粤汉路通车一段仅90里，每月可收车费洋4.5万元，而支出仅1.5万元，其余全是净利^[34]。总之，令投资者垂涎欲滴的厚利，是诱使地主、官僚、买办、商人掏出腰包中货币的最有力杠杆。正如《中外日报》在分析许多人对铁路股票趋之若鹜的原因时所说：“苟非确知此中利益，则彼与股者又确系大埠经商阅历有得之人，亦安肯掷黄金于虚牝哉?”^[35]

此外，1904～1905年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日俄战争，当然是有损中国尊严和主权的强盗战争，但同时也减少了双方对华的商品输出，相应地增加了双方对中国商品(尤其是面粉、布匹)的需求量，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如在1905年时，“布销大畅，纱利大增，于是乃再度引起投资纱厂的热望”^[36]。1905～1913年全国新设面粉厂即达76家^[37]，资本额在万元以上者为40家^[38]。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某些工业产品暂时获得了畅销的时机。

总之，甲午战后，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39]。第一，民族资本创办的工矿企业发展较快。下表即揭示了1895～1913年资本额在万元以上的中国工矿企业的发展状况^[4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甲午战后中国新式工矿企业的发展呈马鞍形：1895～1898年和1904～1910年先后两次出现过设厂高潮，而1898～1903年间，由于政局波动和外资设厂多，民族工业呈现低潮。据统计，甲午战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19年间，本国资本新开设的工矿企业(资本万元以上者)计549家，资本总额为12029.7万元，平均每年增设28.9家，新投资本633.1万元^[41]。一些主要行业的增长速度，年平均达15%～20%，这不仅为过去所未有，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谓“黄金时代”。这些厂矿设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杭州、无锡者，共计169家，占全部厂矿的30%;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83家，投资额达2300余万元，上海已开始形成为中国新式工业的中心。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549家工矿企业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有85家，但官办企业的新投资不过2013.2万元，而商办企业(官商合办企业按各半计)已达10016.5万元。如果再从经营管理方式上把这一阶段与甲午战前加以比较(见下表)，就可以看清楚本国工业资本的面貌^[42]。

很显然，甲午战后，设厂数与资本额都有很大增长，尤其商办的厂家数与资本额增加更快。商办厂矿资本额在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由战前的22%上升到75%，反映了甲午战后民间投资已远远超过政府投资，并逐渐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体。

第二，私人资本在新式交通运输业领域内有所增加。近代中国正式兴建铁路，始于1876年的淞沪轻便铁路，到1895年共修建铁路360多公里。在19世纪末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尤以掠夺中国铁路修筑权、内河航运权和矿山开采权最为突出，盖“使任何地域转化为殖民地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筑铁路，因为铁路可以使内地接近通商口岸，贸易由之而增进，新的消费与生产的领域也就形成了。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从19世纪的后半期至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各国都热心的来从事中国铁路的建筑事业。”^[43]下表是1895～1913年国内交通运输业扩大的几项指标^[44]。

由表中可知，甲午后的这一时期，铁路方面发展较快，内河航运则进展不大。不过，由于外国资本对中国交通运输业投资数量甚大，故中国的自主铁路在1894年仅占总里程的21.1%，1911年更下降到6.9%^[45]，可见绝大部分铁路为外国势力所把持。但不管怎样，在收回路权运动的推动下，全国有15个省出现了商办铁路公司。它们招股集资，铺设路轨，自行营运。1905～1913年，各省商办铁路公司聚集了约900多万银元的资本，其中以商人投资为主的浙江铁路公司，集股曾超过了预定计划的54%。到1911年，这些铁路公司共铺设铁路422公里，成绩固然不大，但毕竟冲破了外国资本和清政府垄断铁路的局面。内河航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外国在华设立的主要轮船公司，1894年前为14个，1895～1913年间设立的也有14个，中国自己的内河航运业一直居于绝对劣势。这一点，从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吨位数对比中便可明显反映出来，下表只是双方所占比重的简单对比^[46]。中国内河航运业受外资企业控制的局面，自然在短期内难有大的改观，但中国私人资本总归已进入了新式航运业。1901～1913年，先后设立了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商办轮船公司25家，其中多数行驶内河，也有航行外海者;有专为便利工矿企业输出产品、运进原料而设的，也有为反对外国航业的欺凌而从事于航运活动的。其中如张謇、沙炳元等组织的大达内河轮船公司，1908年成立的宁绍商轮公司，1910年创立的肇兴轮船公司，张本政等创立的“政记公司”等，都对促进不同地区间工农业产品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冲破外资航运势力的独霸局面作出了贡献。

第三，甲午后近20年间，在全国若干省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集股商办的农业公司，意味着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组织农业生产活动的想法终于变成现实。大致从1902年开始，在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奉天、黑龙江等省先后出现了集股经营的农牧垦殖公司。到1912年时，统计此类公司已达171处，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苏通海垦牧公司、广东钦廉开垦公司、广州普生农垦公司、广西桂林广益公司、浔州广美公司、奉天锦州天一垦务公司等^[47]。这些公司基本上都采取集股商办方式，资本额大小不等，最高者达百万元，一般也在十万元以上。不过，有关这类公司的历史记载非常贫乏，唯张謇等所办的通海垦牧公司留下的文字记述较多，大体可判定该公司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但同时又夹杂着大量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

综上可知，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一大批新式厂矿企业、铁路、航运公司的设立，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抵制外国势力的经济掠夺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的积极因素，辛亥革命的爆发便是其集中体现，因而其历史进步性毋庸置疑，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当然，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里，这种发展注定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存在很多缺陷也是难以避免、无可奈何的事情。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布局、结构、资金、技术、市场、规模等方面存在着先天性弱点，又遭受着外国资本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摧残的双重夹挤，其发展道路自然充满了崎岖坎坷。相应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既相互矛盾、斗争又相互联系、利用等复杂关系。经济关系决定着政治关系，但政治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关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孕生、发展到缓慢壮大的过程，其所处的在夹缝中求生存等艰难竭蹶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就直接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本质属性和政治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