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孔立探讨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现状

● 陈孔立 

随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增强两岸文化交流、签订两岸文化交流协议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有些人急切地希望两岸能够早日商议文化交流协议，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我认为，这个意愿是好的，但是如果不了解两岸文化事实上存在的差异，不了解两岸文化认同存在的阻力和障碍，就不能正确地面对现实，就无法有效地开展文化交流，也无法实现两岸的文化认同。本文就“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建构问题加以探讨，希望有助于了解两岸文化交流方面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华文明圈”的解构

关于“文化民族主义”有许多不同的界定，一般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民族主义倾向。”“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诉求，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和觉醒，它先于政治上的自觉和觉醒，并对后者起推动作用”。有的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1]　此外，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它主要是指现代国家运用政治手段来塑造国家的主流文化。”[2]　本文使用后一种界定来讨论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问题。

李河在《东亚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华文明圈的解构》一文中，以韩国、日本为重点，讨论了东亚国家运用政治手段建构“文化民族主义”，并且对中华文明圈进行解构的问题。作者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在首都光化门广场上建造了李舜臣塑像，他是一位在1592－1598年朝鲜李氏王朝与中国明王朝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战争中建立了功勋的将军，被称为“武圣”。到了2009年又在广场上建造“世宗大王雕塑”，他是朝鲜第四代国王，创制了朝鲜字母，由于韩国政府在1968年规定彻底禁用汉字，于是世宗大王的地位被提升为“文圣”，而原来被称为“韩国的孔子”思想家李退溪（1501－1570）的地位就被取代了。与此同时，韩国出现“去中国化”的现象，淡化和抹煞中国与韩朝在历史上的亲密合作关系，而强调中国在历史上对韩朝民族的压迫，强调韩国的独立文明。日本则强调“东亚文明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日本”，日本“从中华文明中心主义走向欧化中心主义”。作者进而指出，汉字文化、儒学文化、佛教文化构成中华文明圈的主体范围，而现今东亚国家解构了中华文明圈，例如韩国、朝鲜都进行去汉字化，越南也废止汉字及其衍生的“喃文”，同时这些国家实行“去中国化”，而坚定地采取“自我中心化”。作者认为东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有“西方取向”与“自我中心化”这两个“驱力”，使他们逐渐疏远于“中华中心主义”。

在东亚地区，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韩国首都汉城改名为首尔，“企图向世界宣告摆脱中华文化的束缚，并建立独特的文化与民族”。在韩国、越南、蒙古的博物馆和纪念馆中，可以看到他们所纪念的多是“抗击中国”的英雄人物。蒙古在修史时，力图抹煞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在文化上、心理上、历史上与中俄两国划清界限；极力彰显蒙古自古是独立国家，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越南政府大力推行带有本土色彩的民族传统教育，把雄王塑成越南民族始祖；在历史传统教育中，凡是涉及中国的内容，通常被描绘成一部越南“抗击外敌”的爱国史，李常杰、陈兴道等抗击中国封建王朝进攻的头领成为越南的民族英雄；越南教科书淡化了中越两国的历史关系和文化渊源，中越文化同源的说法受到严厉的批判。马来西亚华人占总人口23%以上，但华文教育却受到很大的限制；等等。

列举以上事实，是为了说明由政府运用政治手段建构“文化民族主义”，解构“中华文明圈”，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一种潮流，它已经在东亚诸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影响。从东亚的大背景下考察台湾，可以发现在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存在上述两个“驱力”，“台独”势力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试图疏远于“中华中心主义”、建构“自我中心化”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是不难理解的。

二、建构“台湾民族主义”的困境

一般意义上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早在日据时期就已经开始建构，根据朱双一的研究，认为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它与祖国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题、表现形态和话语形式”，是在日本统治下“传统文人萌生和滋长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转而对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持极力坚守和维护的立场”。[3]　两蒋统治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讲的仍然是中国文化。

而本文所界定的“文化民族主义”，即“现代国家运用政治手段来塑造国家的主流文化”，在台湾则主要体现在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时期。李登辉指出：“长期以来，在国民党党化教育下，台湾人被灌输大中国意识，台湾历史文化被打压，台湾人民无从真正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也因而无法确立对台湾的国家认同。”[4]　独派学者也指出：“台湾过去处于‘去台湾化’外来政权统治下，个人主体难以获得身体性，以之成为独立运行的行为主体。同样的，社会也因不能自主结社，而不能有自主形成的社会（社群）。这种现象到九十年代李登辉主政时期开始有了转变。”[5]

应当指出，在此之前，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进行类似的建构的活动了。“文化民族主义”理论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往往包括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把关于本民族独特性的思考方式加以体系化，而其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集团则将其与自身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其他活动相结合而对这一思考方式作反应、接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文化精英的本民族独特论就在社会中得到传播。”[6]　台湾也不例外。根据萧阿勤的研究，“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党外运动影响下，由“支持台湾民族主义运动的人文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它的出现“要比政治反对运动的民族主义动员稍晚”，而且具有“企图将台湾文化‘去中国化’之后再‘民族化’的特色”，以及“高度的政治化性质”。[7]

在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时期，由当局极力建构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学者江宜桦称之为“台湾社会文化主体性建构运动”，其目标是“彻底建立一个与中华文化传统互不涵摄的台湾文化传统”，“试图形成一个台湾民族独立建国的文化基础”。[8]

但是，李扁当局在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方面无法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建构“文化民族主义”需要有本群体固有的传统、道德、习俗、宗教、哲学以及价值观等等，以此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他们在这些方面都做了许多努力，但却遇到许多困难。

（一）在语言文字方面：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要说明文化上的不同，首先要看语言文字上有没有根本的差别。台湾与韩国、朝鲜、越南等等不同，台湾不可能制造出与中国不同的语言和文字。有人试图用所谓“台语”取代“国语”，用“台语文字”取代汉字，但是都无法成功。“独派”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摆脱汉字、汉文化的困境。庄万寿指出：“台湾不是要摆脱汉字、汉文化，而是把台湾自己的汉文化独立于中国之外，切断中国的文化情结，才能使之与南岛、日、美等文化融合成一现代的台湾新文化。”[9]　既无法摆脱汉字、汉语、汉文化，又要“切断中国文化情结”，这是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一大困境。

（二）在所谓“台湾特有文化”方面：“独派”企图“切断与中国文化的脐带”、建构“台湾特有的本土文化”，但凡是被认为是台湾特有的东西，往往经不起推敲，人们发现它无不来自中国文化。庄万寿无奈地承认：“必须切断与中国文化的脐带，让台湾文化独立发展。可是当人们推展台湾文化活动时，又会发现越是追寻本土，越是‘中国’，如南管、北管、乱弹、傀儡，都来自大陆；连独立发展的歌仔戏，也难与来自大陆的传统戏剧无关，而才子佳人的戏目，亦皆唐山的故事。此外，文学作品，现代的也难摆脱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古典的旧诗文，更是唐山的对象。这些矛盾，令人懊恼不已。一般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把它分为文化中国及政治中国，台湾对文化可以认同，对政治不能认同。但这样是十分肤浅空泛的说法。”[10]　也有人主张，“不必全盘否定中国文化，而应将之去芜存菁，融入台湾文化之中，成为台湾新的文化”。[11]　独派学者李乔也承认：“无法找出台湾特有的文化，只好依赖主观上的认同。以‘认同’来确定‘我是台湾人’是最佳最实际的途径。”[12]

（三）企图强调外来文化的影响，以此把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区隔开来。“独派”极力寻找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强调台湾文化受到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把日本殖民统治看成是对台湾的一种“资产”，而不是一种“负债”。李登辉声称，台湾受到中国大陆、西欧和日本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台湾文化并未有最浓厚的影响。他认为台湾文化和日本文化更为接近，二者都可说属于“混合文化”。 [13]　李乔认为“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法治基础、正直性格，欧美影响而来的民主自由，理性法治、科学观念等”，“造就了台湾人惊人的旺盛生命力，而生命力正是文化精神的具体呈现”。[14]　庄万寿则认为“现代的台湾可以说是一个颇美式文化的社会，这种内在已有多元的本质，外在又有吸收融会的能力。而今日经济文化又有颇浑厚的底子，这些都是亚洲各国所无法比拟的，也是台湾独有――创造世界性文化的潜力。”[15]　因而有人进一步做出总结，指出中国文化不能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化。纪舜杰说：“台湾的多元文化应该包含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可以丰富台湾的文化内涵，但是中国文化不能成为台湾的主体文化，其文化原因为台湾需要一个可以清楚自我认同和他人辨认的文化，在历经西方和日本殖民后，台湾的文化内涵早已脱离中国文化的全盘控制，加上台湾在现代化的程度上一直是超越中国，在文化位阶上即使我们不自大地认为我们是在上层，也不可以自卑地认定自己是位于其下方。”[16]　这是企图从外来文化的影响，说明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区别，但却无法摆脱中国文化。

（四）企图建构所谓“海洋文化”，这也是“独派”作为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的一个重要观点。他们认为台湾文化是一种海洋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大陆文化，二者不仅有本质的差别，而且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分。大陆文化以农立国，安土重迁，民族观是内向的，所以是封闭的、保守的；海洋文化开放、自由、进取，又自谦自卑，所以是求新的、求变的。二者成为对立物。“独派”叫嚷“海洋正是台湾脱离中国，建构主体的归乡”，[17]“台湾已经形塑出有别于中国文化的‘台湾底海洋文化’，已经逐渐造就为自己的‘自主体系’。这就是跟中国‘必能分立’的深层基础。”[18] 但是，这样的二分法并不能说服大家，有些民进党人也指出，台湾文化带有大陆性与海洋性双重性格，既不完全属于海洋，也不完全属于大陆。

（五）强调价值观的不同。外来文化、海洋文化都不足以否定中国文化，因而有人企图从价值观方面提出依据。李乔强调台湾有自己的价值观，“台湾人特有的宗教行为、宗教态度，共有的价值观、爱情观、人生观、生命观等。终而形成、提升为台湾人特有的哲学思考（存在观、价值体系等）”。[19]　但这种“特有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回答。有人强调台湾的文化属于公民文化，而中国大陆则属于臣民文化。谢长廷也指出：“近代台湾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民主、自由、人权已经成为台湾主流的价值，也是台湾社会的共识，更是普世的价值，这些都是中华文化所缺少的。”[20]　但是，“独派”也承认，台湾并没有形成特有的价值观，黄文雄问道：“台湾人的普通价值观是什么？如何建立正面又积极的台湾人价值观？”他认为“台湾人的价值观是仍未成熟的价值观，是仍然形塑中的价值观，充满了可变性与可能性”。[21]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独派”企图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遇到许多困难，已经陷入困境，其论点和论据都无法自圆其说、令人信服。关键在于台湾无法摆脱中华文化，也无法建构出台湾特有的“自我中心化”的主流文化，因此，“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建构是无法成功的。

三、台湾“去中国化”的成效

尽管台湾建构“文化民族主义”在“立”的方面，即制造台湾自我中心的主流文化方面无法获得成功，但他们在“破”的方面，即“去中国化”方面却取得一定的成效。有关“去中国化”的问题已经有过许多研究，我在《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一文中，对“去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政治目的、形成原因、发展前景做过一些论述。[22]　本文着重就“去中国化”的成效进行一些探讨。

“去中国化”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认同问题上，它已经导致许多人以“台湾人”为“我群”，以“中国人”为“他群”，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进而认为“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或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前途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这种“去中国化”的成效，即认同的变化在2008年之后仍然继续发展。许多论文都采用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远见》杂志或TVBS等的民意调查资料来说明问题。本文则准备引用台湾不同政治背景的学者、不同的民调资料所提供的数据，以及学者不同的看法加以分析。

民进党执政时期曾经担任“陆委会副主委”的游盈隆提供的资料表明，2011年台湾选民认同台湾人的有73%，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有11%，认同中国人的只有8。6%。他的结论是：“台湾认同”已经获得“压倒性的胜利”。[23]

另一位同样担任过“陆委会副主委”的童振源则运用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和《远见》杂志的民调说明：在马英九执政之后，台湾人认同不断强化，中国人认同下降；赞成“独立”的比例增加，赞成统一的比例减少。[24]　最近他又指出：马英九执政以来，“并没有化解台湾人民对中国的不信任，也没有让台湾人民更加认同中国及支持统一，反而相当多的台湾人民仍持续认为中国对台湾人民充满敌意，更多台湾人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而且支持台湾独立与反对两岸统一的比例愈来愈高。”马执政后，“台湾认同指数增加远比陈水扁时期要快速很多”；“台湾累积的反对统一、支持独立的民意相当惊人。”[25]

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张亚中先是引用民调数据说明：“从认同的角度来看，2007年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末期，主张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认同约44.7%，主张自己是台湾人的认同是43.7%，主张自己是中国人的认同是5.4%。马英九执政后，这个趋势并没有改变。2011年6月民调显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下滑至4.1%，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降到39%，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的则逐年增加到54.2%，这是台湾在自己族群属性认同方面的改变。有关统独选项的改变，相较于2008年以前，马英九执政期间，主张永远维持现状与偏向独立的民调比率均有上扬的趋势。2011年6月，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再决定的有33.3%，永远维持现状者26.8%，维持现状以后独立的是17.4%，维持现状再统一的剩下10.6%，希望尽快统一的只有1.6%。”从而他得出结论：“马英九执政四年以来，整个认同并没有改变扁时期的趋势，反而幅度持续加剧当中”。[26]　最近他又引用一份“专门为马英九做的民意调查”说明，年纪在19-29岁的年青人中，有27.78%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有66.67%认同自己“是台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他指出：“这个答案应该足以触目惊心”，他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台湾的青年，已经从曾经参加青年反共救国团时主张‘一族一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坚持统一’（完成国家统一）的信念者，变成了到了李登辉鼓吹的‘一族两国’（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支持者，现在朝‘两族两国’（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在走。”[27]　张亚中的结论是：“2008年以后，‘我是中华民族一分子，我的国家是中华民国，我是中华民国国民，我是台湾人’已经是马政府的主流认同论述”。因此，他也肯定“去中国化”已经收到效果，他说：“从1994年迄今，‘去中国化’的认同已收效果，愈来愈少的台湾人会认为自己也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的认同快速消失，已经没有人说‘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而是以‘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来表述”。“目前台湾所有民意调查对于‘我是中国人’的认同均呈现愈来愈少的现象”。[28]　以上几位学者提供的数据和观点，都说明了不仅在李扁时代，而且直至今日，“台湾人认同”的趋势仍在上升。

当然“台湾人认同”的上升，有多方面和复杂的原因，但“去中国化”肯定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认同的变化既是“去中国化”的主要成效，也是建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进展。有的台湾学者指出：经过李扁时代的“制度调整与教化，台湾人民的制度认同，逐渐由传统‘泛中国’的制度认同，转向台湾‘本土制度’认同”。[29]　这说明上述认同上的变化，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文化认同来说，通过李扁时期政治社会化的推展，“台湾人意识”“台湾精神”“台湾魂”得到广泛传播，而“中国”“中国人”“中华文化”“中国人意识”则受到排斥。以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为例，它展现出的是“一边一国”的架构，台湾学者谢大宁指出：“经过这个架构下所教育出来的年轻世代国民意识，不可能具有中国认同。”潘朝阳也说：“国中到高中的历史教育，本身就是在作切割，把台湾的青年学生，从中国认同切割出去，完全成为台湾人的认同”。[30]　这说明在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建构过程中形成的强调认同“台湾文化”而不认同中国文化，力图把台湾从文化上与中国大陆区隔开来的思想，已经在台湾社会发生严重的影响。

综上所述，李登辉、陈水扁当局以“政治手段”来建构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这一事实表明，台湾内部确实存在一股抵制中国文化的力量，他们企图否定中华文化是台湾的主体文化，企图建构一个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台湾文化，这是一股两岸文化交流的阻力，对于两岸文化认同必然发生阻碍作用。因此，在开展两岸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忽视这一阻力及其影响的存在，而且必须给以认真的面对。

（《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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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2] 李河：《东亚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华文明圈的解构》，《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9－10期。(www.xing528.com)

[3]　朱双一：《日据前期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3期。

[4] 李永炽等：《台湾主体性的建构》，李登辉学校出版，2004年，李登辉序。

[5] 同注4，第33页。

[6] 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页。

[7] 萧阿勤：《1980年以来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台湾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7期。

[8] 江宜桦：《中华文化认同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第18期，1997年。

[9] 庄万寿：《台湾文化论――主体性之建构》，玉山社，2003年，第281页。

[10] 庄万寿：《中国论》，玉山社，1996年，第95－96页。

[11] 同注4 ，第96页。

[12] 李乔：《我的心灵简史：文化台独笔记》，望春风文化出版，2010年，第109页。

[13]《李登辉对日本媒体称中国文化对台湾无最浓厚影响》，中新社网站，2002年11月5日。

[14] 李乔：《台湾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cls.hs.yzu.edu.tw/hakka/author/li-qi

[15] 庄万寿：《台湾文化论――主体性之建构》，玉山社，2003年，第61页。

[16] 纪舜杰：《认同的力量——政治力与非政治力的作用》，见施正锋主编：《台湾国家认同》，国家展望文教基金会，2005年，第 75－76页。

[17] 同注4，第62页。

[18] 同注21。

[19] 同注12，第101页。

[20] 谢长廷：《台湾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民视台湾广场，www.shadowgov.tw/1946185083_0_sg.htm?page_no=0。

[21] 曾贵海：《台湾文化临床讲义》，春晖出版社，2011年，第179－180页。

[22] 陈孔立：《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

[23] 游盈隆：《天人交战：2012台湾“总统：选民的抉择》，第39页，允晨文化出版社，2012年。

[24] 童振源：《台湾的中国战略》，第99－100页，新锐文创出版，2011年。

[25] 童振源：《促进两岸互信与认同》，“台北会谈：强化认同互信，深化和平发展”论文，2012年12月10－11日。

[26] 《从台湾历史教科书看两岸认同危机》，《中国评论》月刊，2012年7月号。

[27] 张亚中：《“台北会谈”主办单位的话》，中评社，台北2012年12月17日电。

[28] 张亚中：《两岸和平发展期应是以统合深化认同与互信》，《中国评论》2013年1月号。

[29] 赵建民、刘文斌：《从中华民国到中华民国（台湾）－一自制度面解释国家认同问题》，同注16，第 121页。

[30] 本刊编辑部：《从台湾历史教科书看两岸认同危机》，《中国评论》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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