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方远
陈明忠先生，在岛内，我们都称他为“陳さん”。（“さん”在日语中是“先生、女士”的称谓。台湾的社会主义统一派，以“陳さん”称呼陈明忠先生、“林さん”称呼林书扬先生（二人都经历过日据时期），一方面表达对他们的敬重，另一方面则是表示与他们的亲近——不只是平时的接触，更包括思想立场上的亲近。）他的回忆录，经北京社科院文学所李娜口述整理、吕正惠老师校订，从2012年12月开始分篇在台湾《两岸犇报》连载迄今。现在这本名为《无悔》的回忆录已经进入最后的校对阶段，马上就要付印了，预定5月下旬问市。此前吕正惠老师为这本书所写的序，在观察者网首发，面向大陆读者，特别是大陆青年，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吕老师的这篇文章，虽然是为陈明忠回忆录所作的序，但内容并不集中在陈明忠个人，而是通过陈先生的经历谈三大主题：一、台湾人与日本殖民统治的关系；二、国民党与台独；三、中国1949年革命的后续发展问题。这三大主题恰好是近代两岸历史复杂脉络的结晶。陈明忠的一生经历了台湾的日据时代、光复、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党外、解严与“民主化”，而他在台湾所参与的运动、包括他的系狱，又恰恰是台湾内在于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见证。
很遗憾，由于两岸长年的分断，大陆民众对台湾历史认识的管道不多。更何况台湾长年压制“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历史，就像陈映真所说的，台湾失去了左眼。因此，就算如今两岸交流大开，大陆朋友所能接触到的台湾历史，最多的就是西方那套“普世价值”在台湾的“移植史”。而台湾从日据时代以来人数虽不多、却极其光荣的左翼爱国主义传统，至今还隐藏在历史与政治的迷雾之中。
好比说，在与大陆朋友的接触过程中，我很惊讶的发现许多大陆朋友自然而然地把“统派”与“国民党”划上等线，又或是先验地认为“统派”都是“外省人”，这样似乎也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台湾“统派”。
像观察者网读者所熟悉的吕正惠老师这样的“本省”统派，在台湾并非少数，而且有着一条从日据时代以来传承至今的路线与历史。当然，很多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的反共“白色恐怖”扑杀运动中牺牲，但这条路线却从未在台湾断绝过，甚至在上个世纪70年代海外风起云涌、以台湾留学生为代表的“保钓运动”而复苏，海外的“保钓运动”很快转变成为认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统一运动”，从而在岛内延续为以《夏潮》杂志为扩散核心的人际、思想与运动阵地。
台湾这条“社会主义统一派”的路线，代表人物包括了吕老师文章中所写的陈明忠，还有2012年病逝于北京的林书扬，以及现在正在北京养病的陈映真……等人（当然不仅于此，许多白色恐怖受难者及其家属，至今都还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还有许许多多被这条路线的历史与理想而召唤、投入进来的人），他们共同组成了劳动党、劳动人权协会、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潮联合会、《远望》杂志、《海峡评论》杂志、中国统一联盟……等团体，在不同的领域持续战斗着。
要想理解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历史，当然有很多关口可以切入，而上个世纪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白色恐怖”不只是陈明忠先生个人苦难经历其中一部分，对于当代台湾政治与社会的形塑，特别是台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更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就如同吕老师在文章中所提到的：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内部的左翼力量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在来台的大陆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迅速倒向共产党。他们之中最勇敢的、最有见识的，基本上都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国共内战的局势对共产党越来越有利，他们认为台湾解放在即，不久的将来就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没想到，不久韩战爆发，美国开始保护残存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也在美国支持下，大力扫荡岛内的亲共分子，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白色恐怖。国民党秉持‘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几乎肃清了岛内所有的支持共产党的人。这样，最坚定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台湾人，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押在绿岛，还有一部分逃亡到大陆或海外，日据时代以来最坚定的抗日和民族主义力量，在台湾几乎全部消失。”
在读完吕老师为陈明忠回忆录所写的书序后，对于白色恐怖这一段特别有感触。我想先从台北的“六张犁”来谈谈这个感触。
六张犁是台湾白色恐怖期间牺牲者的弃葬区──当年国民党在刑场上枪毙了台湾的红色青年之后，就将尸体草草埋葬在六张犁。直到1993年5月被同为政治受难人的曾梅兰先生偶然发现之前，这些牺牲烈士的荒冢就在这里沉埋了40年，被所有人遗忘。
包括我在内，台湾很多人并没有亲历六张犁发现的过程。1993年发现六张犁墓区的时候，我只有8岁。有人说历史自己会说话，但是，尽管六张犁墓区在荒烟漫草中重见天日，而且至今又再经过了20年（2013年是六张犁白色恐怖牺牲者弃葬区发现20周年），似乎六张犁所象征的意义，仍然深埋在地底。对于没有经历过那段风声鹤唳、又或是那段轰轰烈烈的80后、90后的台湾青年来说，更是如此。
现在要回顾六张犁墓区被发现的历史，很大程度是倚靠当年所拍摄的片段而形成的纪录片《六张犁201个证人》。另外还有一份文字材料，就是1993年5月27日六张犁墓区被发现之后，再经过将近4个月的调查，陈映真在这一年9月底完成的报导文学作品《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所以，2013年不只是六张犁弃葬区被发现的20周年，同时也是陈映真作品中这篇罕见的报导文学作品完成的20周年纪念。
陈映真在《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如此总结六张犁的时代意义：“对于被湮没、弃置、潦草掩埋在台湾郊外公墓最荒陬一隅的尸骨，在找不到任何线索的蛛丝马迹，特别在长期政治恐怖下，有谁能像曾梅兰那样，三十年来，坚不气馁，坚不放弃，苦苦寻觅？如今，事实越发明白，没有这三十年来不知灰心丧志的、曾梅兰的寻寻觅觅，就揭不开这石破天惊地证言了50年代肃共恐怖的、震动千万人心灵、逼迫着人们去再思那一页暗黑的历史的两百多个坟冢。”（《铃珰花》，台北：洪范版，页218）
在二·二八研究被政治力量推为显学之后，最近在台湾学界成为显学的就是白色恐怖。不只大专院校的历史系、台史所、政治所、社会所许多研究生投入研究、产出论文，也有民间NGO大力推广研究。另一方面，自从李登辉1997年推动《认识台湾》教科书之后，接下来几年中小学社会历史科的课程变程，就是号称大量加入台湾史的内容，所以当代台湾青年也自认为比前面世代的台湾人更懂得台湾历史。问题在于，这些历史真的是原来的面貌吗？现在大量产出的白色恐怖学术研究，看起来是在接近历史，但却是经由接近历史来把历史推远。我们必须追问，在长年被冷战与内战以及两岸分断体制所束缚的台湾，六张犁这201个坟冢，是不是真的如陈映真所说，让这个社会起了“再思”的作用？
去年年底，我与几位朋友到北京西山凭吊了刚刚落成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广场”。回来之后，我发现不只大陆媒体热烈报导这个纪念碑，台湾社会也有一些讨论，其中有两篇文章的观点特别“有趣”。
一篇是《联合报》“黑白集”（2013年12月21日），文章标题是《白色恐怖的绿色操作》，作者把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碑”看成是陈水扁执政时期在台北“总统府”对面设立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的“姊妹碑”，作者说这两个碑“隔海辉映”、“一切都不知该怎么说”、“令人啼笑皆非”。(www.xing528.com)
另一篇是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发表在《苹果日报》（2013年12月26日）上的文章，标题是《传承与前瞻：英灵与冤魂》。施明德说他1960年代被囚于“台湾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也就是现在台北喜来登酒店），他看到清晨被押往刑场的人，有的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主义万岁”；有人的则高喊：“台湾独立万岁”、“台湾自由万岁”、“打倒蒋介石”。施明德说他很高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的落成，他说他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大陆来的人主张：“请你们赶快把他们迎回你们的忠烈祠吧！不要让他们在台湾做流浪的孤魂！”如今他终于可以对这些来自“中国的烈士”说：“恭喜你们！你们终于不必再在台湾流浪了！”
其实这两篇文章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台湾社会对白色恐怖历史的认知。前一篇《联合报》的文章，非常明显是站在“中华民国”的传统立场，把白色恐怖受难者打成“民进党”、“台独”的同路人，通通看成是足以威胁“中华民国”的敌人，这种观点就是过去国民党所提出“三合一敌人”（党外、台独、中共）说法的复辟。而施明德的文章，则是把白色恐怖受难者内部的“红帽子”与“台独政治犯”比例说成是“一半一半”（或者至少是人数相当），而其中的“红帽子”又被施明德说成是“来自于中国的”──他的潜台词就是“红帽子”都是“外省人”，而“本省人”因政治案件入狱的都是支持“台独”的。
只要对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有点认识的人，而且有历史良知，都可以知道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误导。许许多多经过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前辈（他们互称“老同学”），他们苦难却辉煌的一生，就完全驳斥了施明德文章的观点。但很遗憾的，这些观点在台湾社会还是被很多人所认可。
回过头来看，白色恐怖的历史认识，其本质就是两岸关系，也涉及了国家与民族的认同。过去长年以来国民党因为“反共”，民进党因为“反中”，无论谁执政，都避谈白色恐怖的历史，这背后还有更大的国际冷战与中国内战的“双战”结构因素。因此，我们这代以及之后的青年，看起来对台湾历史很熟悉，其实有一半的左边历史被统治者刻意抹杀。当我们的历史认识出现这个严重的缺角，也就影响了台湾青年的国家与民族的认同，而这样的认同，又反过来制约了他们对于历史的解读与立场。
现在还有一个现象，许多人对白色恐怖都能夸夸而谈，有些人也下了工夫去深入的挖掘。但不难发现，许多白色恐怖的研究，都是要把当年这些前辈的实际投入和受难与大陆的联系切断，解释为“一岛的”、“台湾内部”的，抛弃应有的历史视野，用“普世价值”的立场把白色恐怖过度简化、去历史脉络成为“国家暴力”的“人权”问题。也有人开口闭口谈白色恐怖，但抱持着心态却是现在很流行的所谓“同情式理解”，把“白色恐怖”理解为“那一代的事”（甚至说成是历史的“包袱”），仿佛白色恐怖的历史在台湾是独立的存在，与我们没有任何连结的关系。
从日据时期以来的台湾左翼运动，从来就跟中国大陆切不断关系。台湾光复后没几年，整个大陆风起云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浪潮，很快就传播到了台湾，从而台湾也发起了包含声援“沈崇案”在内的几场学生运动，学生在街头上所高唱的歌曲就包括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诸多中国革命歌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蓝博洲的作品《沉尸．流亡．二二八》。）当年很多本省青年，利用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来练习国语，例如抗战末期在祖国大陆从事地下抗日运动的萧道应先生，其回忆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上个世纪40年代大陆上反内战歌曲《安息吧，死难的同学》，这首歌由台湾世新大学创办人成舍我先生的二女儿成幼殊（后来成为著名诗人、新中国外交官，胞弟为成思危）做歌词，不久即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成为白色恐怖受难人在狱中向临刑难友的送别歌曲。
这首《安息歌》在大陆已经逐渐被遗忘，但在台湾至今仍传唱着，每年在台北马场町举行的白色恐怖“秋祭”，一开始都要齐唱《安息歌》：“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指引我们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往前走”。（关于《安息歌》的创作与传唱，可参阅：成幼殊，《幸存的一粟》，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邱士杰，《内在于台湾的中国革命：〈安息歌〉的故事》，《海峡评论》总第272期，2013年8月号，页57-64。）
不管是《义勇军进行曲》还是《安息歌》，恰恰说明了台湾是如何内在于整个中国革命之中的，也就是说台湾人是以实际的行动参与投入到中国革命的运动。二·二八之后的历史发展，使许许多多台湾青年对“白色祖国”失望，从而寄希望于“红色祖国”。台湾人投入到整个中国革命的运动里，基本上是不分年龄、性别与阶层的，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人民运动”。
从扑倒在国民党刑场上的受难者名单来看，这场“人民运动”也没有区分省籍。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所铭刻的第一位烈士名字就是“张志忠”──嘉义新港人，他的名字下面刻的是“章丽曼”（台湾世新大学教授王晓波的母亲）──江西南昌人。而我们现在所认识、所接触到的老同学前辈，基本上都是本省人。省外、省内的进步人士，都牺牲在岛内的反共刑场上，正如同陈映真所说的：“近年以来，有人必欲将白色恐怖套上省籍色彩，说白色恐怖是‘中国人’加予‘台湾人’的‘苦难’，于此又见破绽。台湾政治监狱中的政治犯，若以中国各省论，无疑台湾省籍人士为多；但若以省内、省外二分而论，则外省人士远远领先。”（《序：戴独行〈白色角落〉》，台北：人间版，页III）
所以，当我们切断台湾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关系，对白色恐怖的解释就是政治正确的片面解读，也就会出现了以民族或省籍来区分受难者的怪论。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了对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整体认识与视野，也很容易流于《联合报》对白色恐怖的解读，忘了这是一场“人民运动”，也忘了新中国的成立是包含台湾人在内的中国人的历史选择，从而就会像龙应台一样，将“光明正大”与“伤天害理”的位置翻转，在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头上再戴上一顶“匪”（或是“强盗”）的帽子，合理化国民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的杀戮，为国民党这个“官兵”辩护。（参见：龙应台，《谁是官兵？谁是强盗》）
龙应台的史观，虽然给了历史正义最冷血无情的讪笑，却迎合了台湾社会上多数人对大陆的印象，更是李、扁、马三朝对于两岸认知的政治正确。2012年大陆《南方人物周刊》曾以“官员龙应台”为封面主题，推出对龙应台的专访，其中包含一张照片──龙应台读了两位在白色恐怖期间遇难的“左翼”人士遗书而潸然泪下，她对记者说：“希望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走这样的回头路！”但对龙应台来说，国民党终究是光明的官兵，而共产党终究是该杀的强盗。龙应台的眼泪，大概就像鲁迅当年所批判的可怕心态：“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甚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这滴泪，也是对历史的嘲讽与消费。
陈映真在他的报导文学作品结尾写下这一段话：“受到独特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所制约的、这祖国宝岛继日帝下台湾共产党溃灭以来的第二波无产阶级运动的落幕，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多少复杂的历史云烟，留待后人清理、总结、评说和继承”（《铃珰花》，台北：洪范版，页262）。但是要如何“清理、总结、评说和继承”，我认为还是要回过头来补上这段被刻意切断的历史，特别是经过反共镇压所被扼杀的与大陆之间的关系，以及这段历史在中国革命运动之中的意义，否则“转型正义”都是空谈，是谁的历史？又该如何正义？
如果这段历史没办法补课，又或是被某种政治力量所绑架，那么每年在台北马场町“秋祭”现场所看到周围眼神茫然的青年、把“二．二八”与“白色恐怖”当成同一件事的青年就会愈来愈多。六张犁“人民忠魂”碑上所铭刻“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的意义，也就跟着台湾青年民族认同的转向，再度被湮没于荒烟蔓草之中。
吕老师文章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也希望，借由这本回忆录可以让人们回想起50年代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前途而牺牲的那一代台湾精英”。“历史虚无”与“去历史”是当前两岸共同面临的困境，吕老师所说的“回想”当然很重要，我们当然非常希望这些受尽苦难的前辈们能够继续“硬朗地战斗去罢”。但在回想之余，更需要的是接续的实践与战斗，就像新中国著名诗人田间所描绘的：“中国的春天生长在战斗里，在战斗里鼓舞着全人类”！
陈明忠先生系狱期间，其夫人冯守娥女士（同为政治受难人，系狱10年）经常唱《度过这冷的冬天》来激励自己：“度过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间／不要为枯树失望／春花就要开放／度过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间／不要有一点猜疑／春天是我们的。”吕老师所说的“回想”，大概就是我们共同追寻属于中国春天的第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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