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行为-人们是否愿意帮助他人

图10.2　团体规模与服从的关系

（引自第35页）

4.性别你认为男人和女人在从众的倾向性和自发性方面会有不同吗？继阿希的工作之后有早期研究指出，女人似乎比男人更愿意从众。这种性别差异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证据频繁地出现在心理学文献之中。然而，近期的研究对这个结果提出了质疑。现在看来当时的许多早期研究（多由男性设计）无意中创造了一种实验，对男人比对女人来说更熟悉、更舒适。心理学家明白，当人们在某种情境中不知如何表现才恰如其分时，就会表现出更多的从众倾向。因此，关于女性有较强从众倾向的结论也许只是一种系统误差，由方法上微小（且无意识）的偏向所致。最近的研究是在更好的控制条件下进行的，结果并未发现从众行为有性别差异（参见Sistnmk & McDavid， 1971年，关于性别问题的讨论）。

有关从众问题的研究还涉及其他相关领域，其中包括文化差异、在作决定时个体所获得的信息总量、规范所具有的作用、隐私的多少等。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都包含了对这些因素更全面的讨论。

批评

阿希对从众效应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可，此外该研究也在多种条件下被重复进行。而对这项研究发现的质疑大都落在它们的实用性上。换句话说，被试在实验室里对一些线条的回答与现实生活中的从众行为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呢？这是所有在实验室控制条件下研究人类行为的实验都存在的一个问题。这种质疑的理由是：“也许被试可以在线段长度这种并不重要的琐事上与团体成员保持一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重要事情上，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表现出从众行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现实生活中的从众事件更有意义，但现实群体在从众事件上给予个体的压力也会相应增加。

近期应用

我们从以下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阿希的工作对有关社会问题的重要研究依旧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本文调查的是年轻人卷入不安全的性行为之中的原因（Cerwonka， Isbell & Hansen， 2000）。大约有400名年龄在18～29岁之间的学生接受了不同方式的测验评估。测验内容包括HIV/AIDS的知识、HIV的高风险度行为（避孕套的使用不当，多角性关系）、酒精和其他药物的使用以及性经历等。“青年团体中的从众行为常模”是预测HIV高风险行为的众多因素之一。

另一项研究使用了元分析的方法（参见前一章史密斯和格拉斯的研究中对元分析技术的讨论说明），检验了涉及阿希的线段判断任务的大量前人研究（Bond & Smith， 1996）。该研究的目的在于回答人们的从众倾向是否随时间而变化，以及从众行为是否存在文化效应等的问题。研究发现， 自20世纪50年代初，即阿希进行他的著名研究以来，美国人的从众行为已经大幅度下降。更为有趣的是，他们认为文化对人们从众行为的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度（比如日本、印度）中所进行的从众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里，社会群体的目标高于个人目标，人们的从众行为也远远多于具有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的人民，如美国。在美国，个人目标优先于集体目标（参见川迪斯在第七章“人格”中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阐述）。这些发现再次证明，心理学研究绝不能忽视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实际影响。

Bond， R. ， & Smith， P.（ 1996） . Culture and conformity: A meta - analysis of studies using Asch' s line - judgment tas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1），111 - 137.

Cerwonka， E. ， Isbell， T.， & Hansen， C. （2000）. Psychosocial factors as predictors of unsafe sexual practices among young adults. Ai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12（2）， 141-153.

Forsyth， D.（ 1983） . An introduction to group dynamics. Pacific Grove， CA: Brooks/ Cole.

Morris， W. ， & Miller， R.（ 1975）. The effects of consensus - breaking and consensus

- preempting partners on reduction in conform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l1， 215 - 223.

Sistrunk， F. ， & McDavid， J. （1971） . Sex variable in conform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7， 200 - 207.

Wald， K. ， Owen， D. ， & Hill， S.（1990） . Political cohesion in churches. Journal of Politics， 52， 197 - 215.

研究39　你会伸出援助之手吗？

Darley， J. M.， & Latané，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77 - 383.(www.xing528.com)

在心理学史上和心理学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不是由行为科学家所做的某项实验或是某项研究发现，而是由美国众多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一则发生在纽约市的暴力悲剧事件（这个故事一直在各科心理学教科书中不断重复）。1964年的一天，凯蒂·热娜娅（Kitty Genovese）在她经营的曼哈顿酒吧营业结束后返回公寓，她的公寓在皇后大街的一个安静的、中产阶层居住区内。当她下车朝公寓方向走去的时候，她遭到一个持刀男人的恶意袭击。那男人刺了她数刀，她大声喊救命。一个邻居在窗口大声警告那男人：“放开这个女孩”。歹徒正欲逃走，但后来他又返回来将热娜娅击倒在地，再一次刺杀她。女孩继续呼救直到最后有人报警。警察接到报警后两分钟便赶到了现场，但热娜娅当时已经死了，袭击者也不知去向。袭击行为持续了35分钟。警察在调查这一事件中发现，公寓周围共有38个人目睹了这一袭击事件，但最终只有一人报了警。一对夫妇（他们说他们以为已经有人报了警）把两把椅子移到窗前，为的是观看这一暴力事件。杀人犯也一直没有抓住。

如果有一个人能早些向热娜娅伸出援助之手的话，她也许就能幸免于难。这看上去似乎是邻居们缺少爱心，没有努力阻止这场暴力事件，这令纽约市民和全体美国人感到震惊。人们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们谴责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情感的淡漠，谴责皇后大街的居民们，谴责人类的本性。

热娜娅的悲剧激发了心理学家的兴趣，他们开始寻找那阻止所有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心理力量。心理学中有一个领域，专门研究行为科学家称之为“亲社会行为”的现象，也就是产生积极社会后果的行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内容包括利他、合作、抵御诱惑以及帮助行为。如果你遭遇了某人需要帮助的紧急情景，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你做的决定——是帮助他还是不帮助他。纽约大学的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比勃·拉特那（Bibb Latané）就是两位欲图研究这些原因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们把这种在突发事件中的帮助行为称为“旁观者干预”行为（而在本案中也叫未干预行为）。

你曾经遭遇过真实的突发事件吗？和你在电视中看到的、报纸中读到的相反，突发事件非同寻常。达利和拉特那估计，平均每个人一生中遇到的突发事件不多于六项。这既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的原因显而易见，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突发事件，而你又必须作出决定时，你却没有任何经验。社会要求我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伸出援助之手，但通常的情况就像著名的热娜娅事件那样，我们没有这么去做。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经历那样的事件太少，以致使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因为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感情冷漠吗？或者是因为人的本性本身就是冷漠的？

自热娜娅谋杀事件发生之后，达利和拉特那分析了旁观者的反应。他们提出的理论是：正是由于观看事件的目击证人太多而降低了个体提供帮助的意愿。他们决定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这一理论。

理论假设

按通常的观点来说，在一件突发事件发生时，旁观者越多，当事人就越有可能得到帮助。但是，达利和拉特那却提出了相反的假设。他们认为没有人前去帮助凯蒂·热娜娅的原因是因为存在一种被他们称为“责任扩散”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突发事件中旁观者越多，人们心里的一种想法就越强烈，即“有人会去帮助他（或她）的，我就不必去了”。你是否曾在繁忙的街道上看见过车祸，或者说当车祸发生不久你恰好到达了出事地点？你很可能驾车驶离现场，并认为现在一定已经有人叫了警察或救护车了，所以你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也这样做。但是，想象一下，假设你在荒郊野外，周围没有其他人，你遇到了同样的事件，此时你会有不同的反应吗？一定会的！

责任扩散的概念是本项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实验室里重新创设类似热娜娅事件的情景，这样便可操纵和系统检验各种变量。达利和拉特那精心设计了这个实验来验证其理论观点。

方法

很显然，研究者不可能为了进行实验而重新创设一种与凯蒂·热娜娅谋杀案完全相同的情景。因此他们必须设计另一种与真实的突发事件非常相似的情景，以便观察旁观者的干预行为。在这个实验中，达利和拉特那告诉纽约大学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他们两人对一些与大学生有关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大学生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适应大学生活、城市环境以及他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个人问题。他们要求学生坦诚地与其他学生讨论自己的问题，但为了避免难堪和不愉快情况的发生，学生们单独待在相互隔离的房间里，彼此之间通过内部通讯联络系统进行交谈。研究者还告诉他们，这种内部装置每次仅允许一名学生讲话。每位学生有两分钟的讲话时间，之后下一位同学的麦克风就会响起。

所有这些隐藏了真实实验目的的设计，是为了能够从被试那里获得真实、 自然的行为反应。这其中最主要方法就是把学生分在三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第一组的被试相信他们仅仅能与另外一个人交谈；第二组的被试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内部通讯系统与另外两个人交谈；第三组的被试被告知，他们可以与线上的另外五个人交谈。事实上，每个被试都是独自一个人，其他的声音都是录音。

现在，实验组的人数已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要设计一些突发事件。研究人员决定非常逼真地设计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突发事件的癫痫发作场景。当被试们与其他“学生”通过内部通讯系统开始讲话时，被试听到的第一个说话者是男性，他讲到他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学习和适应纽约的生活氛围方面。然后他又羞怯地补充说， 自己有时候也会犯严重的癫痫病，特别是在压力过大的时候。之后，便轮到下一个学生讲话。在第一组中，被试听完第一个学生的谈话后，就立即开始讲话。而在其他两种条件下，被试在讲话之前会听到一个或多个其他学生的说话声。被试说完后，又轮到第一个学生。这时候突发事件发生了。第一个学生开始时声音很正常，不久癫痫开始发作（记住，这完全是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达利和拉特那在后来的报告中引用了“癫痫发作”的全部内容：

“我我……想，我需要……有……如果有人……能给我一点给我一点帮助的话……，因为我……现在真的有麻烦，如……果有人能帮助……我的话，那……太感激……了。我的癫痫就要发作……我需…要一些…帮助，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哽噎声）我要死了，帮……助癫痫……（哽咽，然后就无声了）。”（第95～96页）

对于被试来说，这很显然是一次突发事件。毫无疑问，那名“学生”正处在危难之中，需要立即得到帮助。为了分析被试的反应，达利和拉特那测量了每一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帮助危难学生的百分率（帮助行为指的是离开小房间，通知实验者有学生癫痫发作）。他们还测量了被试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时间和提供帮助所花的时间。研究者给被试4分钟的时间作反应，之后实验停止。

结果

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研究者的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当被试相信有许多其他人在场时，向研究者报告癫痫发作的人数百分比大大减少（见图10.3）。而所有提供帮助的人中间，时间拖延总量也随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第一组被试平均的反应时间不到1分钟，而第三组被试的平均反应时间却超过了3分钟。最后，报告突发事件的被试总人数在各组间也有显著的变化。第一组被试百分之百地报告了突发事件，第二组被试中只有85%的人报告，而第三组被试中只有60%的人在4分钟内作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