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心理学历史：言行不一的社会行为

LaPiere， R. T. （1934）. Attitudes and actions. Social Forces ，13 ，230 -237.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拉皮尔（Richard laPiere）在1934年所做的研究在心理学史上引发了许多后续研究，其数量比本书中所提到的其他任何研究都要多。该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态度”，即你对他人或某一团体所持有的态度。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对于某一个态度对象（或者是人，或者是事物）的态度将会影响其对待该对象的行为。如果你告诉我你讨厌芽甘蓝，那么我将会推测，当你面对这些绿色蔬菜时，你很可能会拒绝食用它们；而且我的预测很可能是正确的。

在心理科学发展的早期，有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即不论是对蔬菜的偏爱还是对他人的看法（社会态度），一个人的态度与行为之间一般具有一致性。因此，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都先用问卷来测量被试的态度，并预测当被试真的遇到需表明态度的对象时，已测量的态度就会在其行为中反映出来。

特别是当这个假设被应用于社会态度时，拉皮尔对它提出了质疑。为了阐明他的疑问，他举了一个例子——研究人员向多名美国男子询问同一个问题：“在电车上，你愿意把你的座位让给一名亚美尼亚妇女吗？”（记住，这篇文章是在1934年发表的！）无论回答怎样，拉皮尔解释道，这种反应仅仅是一种对假设性情境的假设性反应，它未必能预测出当这名美国男子在拥挤的汽车上，真正面对一位亚美尼亚妇女时将采取的真正行动。拉皮尔认为，即使实际情况是这样，但大部分的研究人员还是很愿意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被试对假设性问题的假设性回答所反映出的假设性态度来预测被试的真实行为。不仅如此，这些研究人员甚至会在同样的数据基础上，得出与美国人和亚美尼亚人总体关系有关的结论。拉皮尔提出，研究人员认为假设性行为（对调查表的反应）与真实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这种假设太过于简单，且毫无根据，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

纵观人们对拉皮尔著名研究的后继讨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偏见与歧视。这并不是说这种态度今天就不存在，但在60年前，这种带有歧视的行为非常普遍且被人广泛接受。例如，一些旅馆、餐馆常有拒绝为一些种族或少数民族的人提供服务的规定，这是很普遍的事情。拉皮尔决定利用这些带有种族歧视的规定来验证他的观点，即口头表达的态度并不能预测真实的行为。

理论假设

在1930—1931年间，拉皮尔与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四处旅行，“这对夫妇很有风度、富有魅力，并能很快赢得那些有机会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钦佩与尊重”（第231页）。那时，在美国人们对亚裔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与歧视。在这次旅行开始后不久，当他们一行三人到一个小镇的一家最好的旅馆与服务员打交道时，拉皮尔心中甚是担忧，因为“在这个小镇上，当地人对东方人存在很狭隘的偏见”（第231页）。令他们吃惊的是，服务员立即礼貌地接待了他们。拉皮尔继续叙述道：“两个月后，当我再次沿此路线旅游时，我给这个旅馆打了个电话，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待‘一名重要的中国先生’，对方的回答却是个毫不含糊的‘不’字，这件事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并使我着手进行这项研究”（第232页）。

与那些为人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拉皮尔的研究的理论假设是：人们的“社会行为”与他们口头表达的社会态度很少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人们的言行并不一致。

方法

这项研究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着重探讨真实的行为，第二部分是评估与其相关的假设性态度。

真实行为阶段

拉皮尔与他的中国朋友开车两次沿太平洋海岸线周游美国，旅游线路总长度约为1.6万公里。仔细研究拉皮尔的文章后我们发现，他此次旅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态度，而他在旅行中对态度和行为的关系的关注纯粹是一种巧合。拉皮尔并没有告诉这对中国夫妇，他对他们每到一处所受到的接待都进行了详细的观察记录。他解释说，如果他们知道了详细情况，就会变得不自然，并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会降低研究的效度。

在1930—1933年间，他们共住过67家旅舍、汽车旅馆和“旅行者之家”，在184家饭店和咖啡馆用餐。拉皮尔一直对旅馆接待员、男侍者、开电梯的工作人员以及女服务员对中国夫妇的态度与行为，进行准确而详细的记录。为了防止因自己的出现使这些人的反应有所改变，拉皮尔经常让中国夫妇订房间、买食宿用品，而他自己则负责照看行李，并且总让他们先进入餐馆。稍后，我们将对这对中国夫妇所受到的礼遇进行详细的讨论。

假设性行为阶段

在研究的第二部分中，拉皮尔给所有他们到过的地方寄了一份问卷，问卷与真实访问之间有6个月的时间间隔。他对于这种间隔的说明是：他希望让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得以消退。

问卷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你愿意在自己的旅馆或餐厅接待中国客人吗？”餐馆、咖啡馆共返回81份问卷，旅馆返回了47份问卷，回收率为51%。

为了进一步确保问卷的回答没有直接受到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拉皮尔同时让另外32家旅馆和96家餐馆对同样的问卷作出回答，它们与中国夫妇访问过的餐馆、旅馆在同一地区。

在将近3年之后，拉皮尔终于有了确切的资料以对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进行比较。

结果

拉皮尔称，在251个他们曾光顾过的旅馆和餐馆中，他们只受到过一例由于他的这对同伴是异族所带来的冷遇。这次惟一的冷遇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城镇；根据拉皮尔的描述，这是一家非常简陋的汽车旅馆。业主来到汽车旁，看了一下车里的人说：“不，我不接待日本人。”除了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外，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受到了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待遇，尽管有时待遇有变化，也是因为人们对中国夫妇的“好奇心”所致。拉皮尔解释说，在1930年，除了太平洋沿岸地区、芝加哥和纽约外，大部分美国人几乎没有与亚洲人在一起的经历，也许他们从未见过亚裔人。在表10.1中，拉皮尔对他与中国夫妇所受到的服务进行了等级评定。从表中可见，拉皮尔的评估是除了极少的几个地方，其他所有的地方接待与他们所预期的一样或更好。如果他单独出去，情况也不过如此。

表10.1　拉皮尔对他们所受到的服务的等级评定

表10.2中所展示的是6个月后，那些寄往他们曾经访问和未曾访问过的地方的调查问卷所得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拉皮尔与中国夫妇到过的旅馆、餐馆、咖啡馆、旅行者之家（超过90%）都回答说他们将不会接待中国人。另外，来自于他们未到过的地区的回答，其分布状况实质上也是一样的。这就表明，研究结果并没有受旅行者最近造访的影响。相反，回答“是”的问卷来自于一个小旅馆的管理人员，“她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描述了去年夏天，她与一位中国先生及他可爱的妻子在一起时的美好情景”（第234页）。

表10.2　有效问卷的回收数目表
（问卷的问题是：你愿意在自己旅馆或餐馆接待中国客人吗？）

讨论

在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时，拉皮尔将焦点主要集中在调查个人真实态度的问卷缺乏效度。他提出：“直接比较对问卷回答的反应和对实际经历的反应是不可能的”（第234页）。他指出，如果一名中国人先以这一调查问卷的结果为参考，再考虑在美国旅游的行程的话（在1930年），那么他将毫无疑问地选择留在家里。然而，拉皮尔的朋友却享受了一次几乎没有受到歧视的旅行，并且在接触新的社会情景时变得更加自信，不害怕拒绝和难堪。(www.xing528.com)

那么，拉皮尔是否认为，我们应彻底排除问卷的有用性呢？不。他的建议是，在确定人们对假设性情景的假设性态度时，这些资料是有用的。例如，他虽然承认向卷能够测量政治态度，但是这一信息不能预测一个人在街上或聚会中遇到候选人时将会作出的投票决策或行为表现。另一个证明问卷的有用性的例子是问卷对宗教态度的测量。拉皮尔指出：“对‘你相信上帝吗？’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可以揭示出所有我们要测量的内容，‘上帝’，是一种象征；而‘信仰’是一种口头表达”（第235页）。

他的结论是，如果你想预测一个人在面对某一真实的特定情景或特定人物时将如何表现的话，对假设性情景的口头回答（即态度问卷）是远远不够的。他主张，只有通过研究真实社会情景中的人的行为，才能可靠地测量一个人的社会态度。在其文章的结尾部分，他对其他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警告：

“问卷是简便、容易、机械性的。而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则是一项耗时又劳精费神的工作，其成功与否完全依赖于研究者的能力。前者（问卷）提供了定量的结果，后者则主要是定性的……然而，对于一名研究者而言，对一项研究的核心做出敏锐的推测，比对一种很可能是无关的做精确的测量似乎更有价值。”（第237页）

批评、后续研究以及近期应用

心理学家对拉皮尔的研究的反应就像一名运动员在极富挑战性的比赛中的反应一样。这种反应表现在三个方面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第一，针对拉皮尔的研究结果，有一些强烈的批评意见；第二，研究者开始试图解释为什么对态度的评估不能预测个人真实的行为；第三，行为科学家试图发现在何种条件下，态度才能可靠地预测行为。

对拉皮尔研究方法的一种批评意见是，以一封信中对简单的是非问题的回答为基础，不能有效测量个人对某一群人的态度。例如，答卷人大脑中对“中国人”形成的表象，也许与他们实际遇到的这对中国夫妇完全不同。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在他们3个人访问过的地方的人中，只有半数对问卷作出了回答，也许那些花时间回答问卷的人正是对亚洲人有极端偏见的人。最后一种批评意见是，6个月后，对问卷问题作出回答的人也许已不是他们曾经遇到的那些人了。

然而，在拉皮尔的研究结果公之于世近40年后，另一位研究者回顾了经过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多种研究，并得出了态度的测量与真实行为之间相关极其微弱，甚至不存在相关的结论（Wicker， 1971）。许多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这种不一致的原因上。虽然人们提出了很多原因（参见Fishbein & Ajzen， 1975年对此的完整讨论），但在这里我们只能讨论其中少量的几个。

首先，在你的头脑中有许多互相矛盾的态度。哪种态度将对你的行为产生最重要的影响取决于特定的情境。第二，许多时候，你的行为可能与态度相矛盾，这是因为你别无选择，如在某种情境下，你的工作或友谊依赖于某一特定的行为。第三，社会压力或个人为了避免难堪，也会导致行为与态度的不一致。

因此，问题依然是：究竟在什么时候，态度测量才能成功地预测行为呢？最近有一项研究试图对导致态度与行为一致的因素进行挖掘。这些因素概括起来可分为下面五类（参见Taylor， Peplau & Seam， 1997） :

1.态度的强度 你对某人或某种情境的感受越强烈，你就越有可能在真正遇到他们时按你的感受去行动。另一方面，微弱或矛盾的感受对行为产生的影响不大或不产生任何影响。

2.态度的德定性这个因素解决态度如何随时间而改变的问题。稳定的态度要比那些随时间而变化的态度能更好地预测行为。在选举举行的三周以前测量投票人对候选人的态度，也许不能说明三周后的投票行为将会如何。最理想的是，要得到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准确联系，最好的方法是在同一时间测量态度和行为。

3.行为与态度的相关如果以某个人对体育运动的态度来预测一个人多久参加一次体育活动，其准确性是很差的。曾有早期研究欲用人们对“你是否相信上帝”这一问题的回答来预测他们去教堂的频率，结果以失败告终。这意味着，如果所测量的态度恰好与某种行为相关，那么态度对行为的预测效果就比较好。为了证明这一点，在一项研究中，主试向一组女大学生询问她们对于计划生育的态度，又向另一个相似组询问她们在随后两年中是否会使用避孕药。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主试对第一组进行测量发现，其态度与实际使用避孕药行为之间的相关是0.08（不显著）；但是后一组的这一相关系数则为0.57（非常显著） （Davidson & Jaccard， 1979）。

4.态度的显著性 如果你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态度非常明确，那么它便具有显著性、重要性，容易从记忆中提取。态度越明确，它就越能预测个体的行为。假设你对献血行为持一种积极态度，如果你的一个朋友或是家庭成员最近动了外科手术，要输许多血，这时你对献血的态度就会比平时鲜明得多。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主动献血，即使态度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

5情景的压力 有时候，在某种特殊的情景中外在压力很大，以至于使人们的内心想法对行为丝毫不产生任何影响。例如，最近在你家附近的马路拐角处要安装一个红绿灯。你认为这个红绿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周围几条街道的车辆很少，而且在任何一个方向都能看清过往的车辆。对你来说，这个红绿灯真是多此一举，所以你通常不看红绿灯就直接行驶过去。然而，这个礼拜，每天都会有警车停在拐角处。于是，你对红绿灯的内心想法一下子失去了全部的力量，你的行为在这种情境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每次在这儿遇到红灯你都会完全停下来。现在，你明白这个概念是如何解释拉皮尔的发现了吧？在他的研究中，当那些业主面对一对衣着讲究的中国夫妇要求投宿或吃饭时，强大的情景压力迫使他们接纳这对夫妇，其力量之强大可能远远超过了他们内心的种族歧视的态度。

在当今对于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偏见与歧视等研究方面，拉皮尔在65年前的研究结果不断地为人所引用。一项颇具吸引力的研究借鉴了拉皮尔的观点，研究者探讨了参加巫师举行的心灵感应活动是否能影响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观点（Roe， 1998）。研究者对一种为人广泛接受的看法进行了检验，这一看法认为，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深信不疑主要是由他们亲自经历了巫师的算命活动所致。在被调查的300多名被试中，将近1/3的被试报告说，他们至少参加过一次与巫师有关的活动。研究进一步证实，大多数被试对这种心灵感应的超自然现象印象非常深刻，并认为这些活动所传递的信息准确、具体且对个人有重要意义。不过，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几乎没有多少被试会根据这些预言对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做出重大的改变。因此研究者便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尽管许多人声称自己相信心灵感应这类超自然现象，但这种信念并未强烈到能使他们以巫师的预言来指导自己的现实生活。

与态度一行为研究有关的一个新名词是NIMBY，这个词进入美语词汇大约已有十多年了。它由词组“与我无关” （not in my back yard）的开头字母组成。NIMBY这个词通常在以下情景中出现，即一件事、一个方案或者某种环境的改变正处于酝酿之中。通常这一改变会得到许多人的广泛支持，同时，他们也认可这是为了大家的利益；然而，当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个人利益时，他们则会断然反对它。换句话说，他们会想：“这是一个好主意，但这与我无关！”我们经常引用核垃圾堆放的问题来说明态度与行为的不一致。大部分人认为对于这种放射性废弃物，我们应该把它安全地储藏在地下的密封设备里。然而，当你试着寻找一个当地居民允许建造这种储存设备的地方时，回答往往是“NIMBY”！这个概念现在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心理服务和公共健康中。席玛布克等人（Zsambok， Harmmer & Rojahn， 1999）曾做过一个名叫“不要开空头支票”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的研究，评估了居民对于在附近为智障者创设一个集体活动场所的提议持什么态度。一些居民表示赞成这一提议，然而，当研究者要求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名时，你可能已经猜出结果了，不是吗？两次测量结果的相关非常低，这就证明，用调查表来预测请愿行为（petition responses）是不可靠的。

结论

关于态度与行为的研究资料是极为丰富的，我们在这里提及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虽然行为科学家也许永远也解释不清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但他们的研究仍在继续。随着多年来理论与方法的完善和改进，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态度在对行为的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态度是否能够预测行为已不再是一个问题，而现在值得关注的是态度如何或什么时候对行为起作用。但最重要的是，现在所有有关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研究兴趣，皆是源于拉皮尔半个多世纪以前完成的这一个独一无二的研究。

Davidson， A. ， & Jaccard， J. （1979） . Variables that modulate the attitude - behavior relation: Results of a longitudinal surve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1364 - 1376.

Fiahbein， M. ， & Ajzen， I. （1975） .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Reading， MA: Addison - Wesley.

Roe， C. （1998） . Belife in the paranormal and attendance at psychic reading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 92（1） ， 25 - 51.

Taylor， S. ， Peplau， L. ， & Sears， D. （1997） . Social psychology （ 9th ed.） .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Wicker， A.（1971）. Attitudes vs. a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rbal and overt behavior responses to attitude objects. Journal of Social lssues， 25， 41- 78.

Zsamhok， J. ， Hammer， D. ， & Rojahn， J. （1999） . Put your H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Direct and indirect measures of attitude community inte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n Mental Health Retardation，104（1） ， 88 -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