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项改变心理学的研究：探索历史与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影响

（数据编自原论文第1293页）

然而，如果你浏览一下表7.4中两组被试的胆固醇情况和疾病情况，就会发现两组之间的确存在非常有说服力的差异。首先，尽管从表中的全部结果来看，两组被试的血凝时间并不存在有意义的差别，血凝速度与心脏病及其他脉管疾病有关。血凝时间越慢，患病的危险性便越小。为了更严格地进行统计检验，弗里德曼和罗斯曼比较了那些表现出典型A型行为模式的被试的血凝时间（6.8分钟）和那些表现出典型B型行为模式的被试的血凝时间（7.2分钟）。结果发现，二者在血凝时间上存在的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表7.4中所示的其他发现是非常明确的。A组被试的胆固醇水平明显高于B组。如果将典型的A型被试和B型被试进行比较，这一差异则会更大。A型被试角膜弓的发生率是B型被试的三倍，而典型A型被试的角膜弓发生率则是典型B型被试的五倍。

最后，使本研究得以载入史册的最重要的发现是，两组被试在临床冠心病的发病率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A组中有23名被试（28%）出现了明显的冠心病发病迹象，而B组中只有3名被试（4%）有明显的迹象。当研究者对典型A型被试和典型B型被试进行进一步检验时，研究所得到的证据变得更为可靠。A组中的这23名被试全部具有典型的A型行为模式，而B组中的这3名被试则都不具有典型的B型行为模式。

对研究发现的讨论

作者欲得出的结论是：A型行为模式是冠心病以及与此相关的血液异常的主要原因。不过，如果你仔细检查表中的数据，你会注意到对那些结果可以有其他的解释。一是A组的人报告其父母患有心脏病的人数更多。因此，或许是遗传而不是行为模式造成了两组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另一引人注目的差异是A组被试每天的吸烟量更大。今天，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吸烟可以引起冠心病。所以，也许不是A 型行为模式导致了这些结果，而是大量的吸烟引起了冠心病。

弗里德曼和罗斯曼在他们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时对上述两种潜在的批评做了回答。首先，他们发现，A组中吸烟少的被试（每天10枝或更少）和吸烟多的被试（每天多于10枝）患冠心病的人数一样多。其次，B组中吸烟多的被试多达46人，却只有两人有冠心病症状。作者根据这些发现认为，吸烟可能是A型行为模式的一个特征，但不是冠心病发病的一个直接原因。需要特别记住的是，该研究完成于30年前，当时人们对吸烟与冠心病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没有达到像今天这样的认识。

关于父母的既往病史导致了这一差异的可能性，“研究数据显示，A组被试中的30人有心脏病家族史，其中只有8人（27%）患有心脏病，而其余的53人没有心脏病家族史，其中却有15人（28%）患有心脏病。B组被试中的23人有心脏病家族史，但没有一人表现出临床的心脏病症状。”（第1293页）。此外，现在更多的对该因素进行严格控制的研究业已证明冠心病与家族因素有关。不过，我们不清楚遗传因素到底是心脏病的致病因素还是产生某种遗传的行为模式（例如A型行为）的一个因素。

研究发现的意义和后续发现

弗里德曼和罗斯曼的研究对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该研究是最早的系统探讨并提出个体的某些特殊行为模式能大大增加某些严重生理疾病患病几率的研究之一。这一发现提醒医生，对成功的诊断、治疗、干预和预防而言，仅仅考虑到疾病的生理方面或许是远远不够的。其次，该研究开创了探索行为与冠心病关系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并且已产生了很多研究文章。A型人格以及它与冠心病的关系已被提炼概括为如下要点：A型人格的提出使得有效预防高危人群的心脏病的首次发作成为可能。

弗里德曼和罗斯曼研究的第三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是，它在开创和发展行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健康心理学方面功不可没。健康心理学家从心理因素在健康的促进和维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致病的原因，以及在医疗保健系统中所处的地位来研究健康和医学的方方面面。

一项特别重要的后续研究值得在此作一介绍。1976年，罗斯曼和弗里德曼发表了一项历经8年的研究成果。3000名男性被试在该研究开始时被诊断为没有心脏病且具有A型行为模式，这些人患心脏病的几率是具有B型行为模式被试的两倍，更易遭受心脏病的威胁，其报告的冠状动脉问题是B型被试的五倍。然而，更为重要的可能是，A型行为模式能够在独立于其他诸如年龄、胆固醇水平、血压或吸烟习惯等预测源的情况下预测人们是否会患冠心病（罗斯曼等，1976）。

现在你可能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A型行为模式会引起冠心病？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理论回答是，A型行为者面对应激事件时，易于在生理上变得异常激奋。这种极端激奋状态致使身体产生过多的诸如肾上腺素等的激素，同时也提高了心率和血压。久而久之，这些对应激事业的过度反应会损害动脉并进而导致心脏病（Matthews， 1982）。

近期应用

弗里德曼和罗斯曼或合作或独立地继续进行人格和行为变量在冠心病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并在该领域中扮演着带头人的角色。本节讨论的是他们的第一篇论文，它以及其他许多他们的近期研究已被很多国家的很多研究所引证。A型行为的概念已经被提炼、拓展和应用到诸多研究领域。这其中的一些领域应用A型行为的概念是完全顺理成章的，而另一些领域或许会令你感到惊奇。

例如，有一项研究检验了A型行为与汽车驾驶之间的关系（Perry & Baldwin， 2000）。得出的结论是确定无疑的，即：“朋友们不会让具有A型行为的人驾车！”该研究发现，A型人格与驾驶事故的上升有关：交通事故、罚单、在路上表现出的不耐烦、发泄愤怒以及冒险驾车等等在他们那里出现得更多。看到这里，在你下次遇到交通事故之前，你或许想用A型行为量表测试一下自己。

一项来自荷兰的研究把A型行为的概念应用到第一次做母亲的女性和她们的宝宝身上（Vanljzendoom et al.， 1998）。第一次做母亲的女性在她们的孩子1岁大时填写了A型/B型行为评价量表。接下来，在18个月后，研究者观察这些母亲在和她们的孩子（那时孩子大约是2岁半，刚刚学会走路）一起玩简单游戏时的行为表现。结果发现，哺育一个幼儿是有压力的（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且这些母亲中的大多数人（81%）表现出A型行为模式。母婴依恋与A型/B型人格无关。有趣的是，那些在A型人格评价量表上得分最高的母亲对其孩子的情绪和社会需求表现得最为敏感。

最后，有一项研究借鉴了弗里德曼和罗斯曼1959年的论文（Forgays， 1996），探讨了父母与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的关系。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900多名被试的A型人格特征和家庭教育环境。结果显示，如果父母具有A型行为，则其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也倾向于具有A型行为。尽管这并不令人吃惊，但却又一次提出了先天后天的问题。孩子是继承了父辈A型行为的基因倾向，还是他们在A型父母对其养育的过程中习得了A型行为？福格瑞斯（Forgays）在他的研究中指出：“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能觉察到的家庭环境是青少年形成A型行为的一个真正独立的原因”（第841页，加了着重点）。不过，假如领养和双生子研究揭示A型行为有明显的遗传倾向，那么，遗传将是造成A 型/B型人格特征的重要原因。从最近的研究趋势来看，这一观点也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参见本书第一章Bouchard针对基因影响人格所做的讨论和研究）。

结 论

你有A型行为的人格特征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正如本文开头部分所提及的你的内向或外向水平一样，A型/B型行为特征是人格的一部分。用以评估人们的A型或B型行为模式的测验已被编制出来。请参考下面的A型人格特征的条目以大致了解你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这些人格特征：

1.经常同时做几件事。

2.催促别人加快速度以及结束他们的谈话。

3.遇到交通堵塞或是在你排队等待时，显得很急躁。

4.讲话时有很多手势。

5.无事可做时很难坐得住。

6.讲话时很不耐烦而且常常出言不逊。

7.比赛时总是想赢，甚至和儿童做游戏时也是如此。

8.在观看他人完成某一任务时会变得不耐烦。

如果你怀疑自己是A型人格，你或许就会想求助于一位有经验的医生或心理学家，以便为自己做一个更仔细的评估。人们已经开发出对A型行为和严重的疾病的联系进行干预的方案，这其中的大部分是在弗里德曼和罗斯曼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例如，George等人，1998）。

Forgays， D. （199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ype-A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perceptions of family envimnment. Adolescence， 34 （124）， 841- 862.

Matthews， K. A. （1982）. Psychological penoeptives on the Type A behavior patter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1， 293 - 323.

Gearge， I.， Prasadaro， P.， Kumaraiah， V.， & Yavagal， S. （1998）. Modifiea-

tion of Type A behavior pattern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 cognitive-behavioral intervention program. NIMHAl VS Journal， 16 （1）， 29 - 35.

Perry， A.， & Baldwin， D. （2000）. Further evidence of associations of Type A Personality scores and driving-related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91 （1）， 147 -154.

Rosenman， R.H.， Brond， R.， Sholtz， R.， & Friedman， M. （1976）. Multivariate prediction of CHD during 8.5 - year follow- up in the Western Collaborative Group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37， 903 -910.

Vanljzendoom， M.， Bakemrans-Kranenburg， M.， Falger， P.， DeRRuiter， C.， & Cohen， L. （1998） . Type A behavior pattern in mothers of infants: An exploration of associations with attachment， sensitive care-giving， and life event. Psychology and Health ， 13 （3）， 515 - 526.

研究28　个人与集体

Triandis， H.， Bontempo， R.， Villareal， M.， Asai， M.， & Lucca， N. （1988）.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ell-ingroup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54， 323 - 338.

如果说有一种人类的本质特征能为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所认同的话，那这种特征就是人类的行为从来不会在真空中发生。即使是那些最强调内部动机、素质需求和遗传驱动力的心理学家们，也会考虑把各种各样的外部环境力量引入最终导致个体行为和特质形成的方程式中。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心理学领域已经开始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种对人类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因素。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很少有在所有或者在大多数文化中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人类行为模式（参见本书所介绍的艾科曼对面部表情的研究）。这在涉及人类的相互作用和人际关系的行为领域中显得尤为突出。人际吸引、性、感动、个体空间、友谊、家庭动力学、父母养育方式、儿童行为期望、求偶仪式、结婚、离婚、合作与竞争、犯罪、爱和恨等，都深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考虑一个人的文化背景，那就根本无法全面或准确地了解这个人。

从概念上讲，文化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具体到实践领域，文化却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试想，你如何能够理清所有对心理及行为共同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呢？大多数文化是如此复杂以致于无法得出很多有根有据的结论。例如，结肠癌在日本的发病率比在美国低得多。不错， 日本和美国是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到底哪些文化因素可以解释两国所存在的差异呢？是对鱼的需求量的不同？是消费大米数量的不同？是饮酒量的不同？是生活节奏和应激水平上的差异？或许是两国宗教习惯的差异影响了健康？还是家庭和朋友关系的差异导致了健康状况的不同？抑或更可能是，以上两个、三个或者所有这些因素连同其他因素的综合？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你打算把文化列为全面了解人类本性的因素之一，那就需要用可靠和有效的方式来定义文化差异。正是在这一点上，哈里·川迪斯（Harry Triandis）开始在现代心理学史上崭露头角。

从20世纪60年代起，川迪斯在芝加哥大学俄巴娜分校心理学系致力于挖掘和提炼文化的基本特性，研究处于这些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以便以有意义的方式对这些文化加以区分和研究，这项工作贯穿于川迪斯的整个事业生涯。发表于1988年的这篇论文解释并论证了他对跨文化心理学做出的巨大贡献，它阐述了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今天，这一基本的文化差异维度构成了每年的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很多其他领域数百项研究的基础。在这篇论文中，川迪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被界定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特定文化，正以一种复杂和广泛的方式决定着其成员的行为和人格。

用通俗的话讲，集体主义文化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即生活在该文化中的个体的需求、欲望、成就都必须服从于他所属的群体或组织的需求、欲望以及目标。这被称为内部集团（an ingroup）。这种内部集团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村庄、一个专业组织或者甚至整个国家，依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在这些文化中，个体的大部分行为的产生取决于该行为是否有利于个体所属的更大团体的整体利益，而不是该行为是否能为个体提供最大限度的个人成就。人们所归属的这种团体倾向于保持长时间的稳定，而且个体对其所属团体的承诺通常是很难改变的，甚至当一个人在团体中的地位对他或她而言变得难以立足或者令人不快时也是如此。个体依靠他们所在的团体来帮助他们满足自己的情绪、心理和实际的需要。

相反地，个人主义文化更看重个体的幸福和成就而不是所属团体的需要和目标。在这些文化中，团体对其所有成员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个体对其所属团体没有太多的情感上的依恋，并且如果它对个体的要求过于苛刻，个体则宁愿脱离该团体并加入或者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团体。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人对团体的承诺很少，所以对个人而言，同时是多个团体的成员是很常见的事情。然而，没有哪个团体能单独对他或她的行为施加太多的影响。在该篇论文中，川迪斯和他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描述了大量的具有各自典型特征的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所有这些都被总结在表7.5中。当然，这些特点是高度概括化的，因此不管是在集体主义文化还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之中，总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按照川迪斯的观点，个人主义文化集中在北欧和西欧社会以及那些历史上受北欧人影响的国家。此外，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拥有边疆国界，大量的外来移民、社会和(www.xing528.com)

表7.5　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的差异

续表

（引自川迪斯，1988年版，第323～335页）

地理上的迅速变迁，“所有这些特点倾向于使团体的控制力变得不太确定。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高度的个人主义是与上述特点相一致的”（第324页）。他认为，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属于集体主义文化。

理论假设

川迪斯在其文章的开头部分指出：

“文化是一种模糊的结构体。如果我们要了解文化和社会心理现象的联系，我们必须通过确定文化差异的维度来分析它。这种最有前景的维度之一就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第323页）

所以，在川迪斯的很多研究和著作中所隐含的研究假设是：当我们按照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模型对文化加以界定和解释时，这一模型能够说明我们所见到的表现在人类行为、社会交往和人格中的大部分差异。在该文中，川迪斯试图概括出其理论具有广泛意义的潜在价值（参见表7.5），并报告了他为了验证自己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理论所做的三项科学研究。

方 法

如前所述，该篇论文报告了三项独立的研究。第一项研究的被试全是美国人，设计使用美国被试来定义个人主义的概念。第二项研究的目的是比较个人主义文化（美国）和集体主义文化（如日本和波多黎各）。其核心在于比较在两种文化类型中个体与他们所属团体之间的关系。第三项研究用以检验如下假设，即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觉察到自己获得更好的社会支持，且一贯享有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成员则报告他们常常感到孤独。所有这些数据都是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来收集的。下面我们将对每项研究及其发现做一简要介绍。

研究1

第一项研究的被试是川迪斯所在的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的300名在校大学生。研究者要求每位学生完成一份包括158个项目的问卷，用以测量他们有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行为和信念倾向。如果被试赞同“只有那些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那么他便持有个人主义的立场；而如果被试同意“当我的同事把他们的隐私告诉我时，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则说明该被试持有集体主义的观点。此外，问卷中包括5个生活情景故事（scenarios），这些情景故事把被试置于一种假设的社会情境中，并要求他们预测自己的行为。该论文中所提供的一个例子是让被试想象自己想做一次团体内的其他成员都反对的长途旅行。问被试在决定是否去旅行时，会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父母、配偶、亲戚、密友、熟人、邻居以及同事的意见。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被试的回答中几乎有50%的变异能够被三个因素所解释，这三个因素是：“自信”、“竞争”、“与所在团体的亲疏关系”。只有14%的变异能被“对团体的关注”这一因素所解释。川迪斯对研究1的结果做了如下概括：

“这些数据表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是一个包括多方面含义的概念。具体包括：关心自己的目标胜过团体的目标，不太关注团体的观点，竞争中体现出自信，与团体有些疏远，做决定时根据的是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其他人的观点，以及对团体不太关心”。（第331页）

他还指出，该问卷所含的项目和生活情景故事能有效地测量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程度，但川迪斯对这些项目在其他的文化背景中是否同样有效尚存疑问。

研究2

在该研究中，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是否更乐意使自己的个人需要服从于集体的需要？”被试是91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97名波多黎各学生，150名日本大学生和106名年长的日本人。测量集体主义特征的问卷由144个项目组成。问卷被译成西班牙语和日语后交给所有被试来回答。经以前的研究验证，该研究的题目分别测查关于集体主义的三种倾向：“关心团体”，“自我与团体的亲密关系”和“使自己的目标服从于团体的目标。”

该项研究的结果之所以引人注目是由于它混杂着两种不同的数据：一种数据结果支持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理论，而另一种数据则似乎又对它予以反驳。例如， 日本学生比伊利诺伊的学生更在意同学和朋友的观点，但波多黎各学生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特点。此外，当团体获得荣耀时， 日本被试表达了自豪感，但他们在生活中只关注自己所在的某些团体的观点，并牺牲自己的个人目标以服从这些团体的目标，而不是对所有团体都如此。尽管服从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但事实上日本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少地表现出对团体的服从。有结果表明，随着集体主义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化和西方化，它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向个人主义转变的过程。作为这一观点的又一证据，研究发现年长的日本被试比日本大学生倾向于认同其所属的团体。

因此，你或许会问，第二项研究的结果何以支持川迪斯的理论呢？川迪斯把它们解释成一种警示，即有关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的结论不应该过分概括化，而必须仔细分析并有选择地应用于特定的行为、情境和文化之中。他对这一观点做了如下阐述：

“该项研究的数据告诉我们要限制和细化我们对集体主义的定义，……我们必须考虑到每个独立的社会行为领域。被界定为顺从于所在团体的规范、需求、观点，而且情绪上对团体有依恋感的集体主义对于具体的团体、社会行为领域而言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集体主义在每种特定的文化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第334页）

研究3

第三项研究正是试图完成川迪斯在上述引语中所提出的研究任务，对研究的核心加以限制和细化。该研究拓展了此前的成果，即集体主义社会为它们的成员提供了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则在更大程度上体验到孤独。该研究所采用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问卷由72个项目组成，总共施测了来自芝加哥大学和波多黎各大学的100名被试，男女各半。被试还填写了另一份问卷以测量他们所意识到的社会支持水平和孤独程度。

该研究的结果清楚地表明，集体主义与社会支持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随着集体主义程度的提高，相应的社会支持水平也会提高。而且集体主义与孤独程度呈负相关，即随着集体主义程度的提高，被试所意识到的孤独程度降低。最后，作为川迪斯理论模型的进一步的证据，对该研究中的美国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在竞争中表现出自信”（能解释最大的变异），而对波多黎各学生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联系”（与他人的互动）。这些结果正是人们期望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理论中得到的。

讨 论

川迪斯解释说，总而言之，本文中所论及的这些研究既支持又改进了他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定义。回过头来看表1中所列出的两种文化类型的特征，其所显示的状况似乎是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即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看来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不过，本文证明了这两种文化类型似乎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某一特定社会则处于两端之间的某个点上，这个点通常更接近于连续体的一端而远离另一端。此外，具体到某一文化，其中特定的个体、团体、亚文化以及情境可能会偏离该文化在连续体上的大体位置而向相反的一端移动。这一解释可以用图表的形式加以描述和呈现（参见图7.2）。川迪斯指出：“简而言之，这些实证研究表明，我们必须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看做是一种多维的结构，……每一维度的性质和特点主要取决于其所属团体的现状、情境线索以及所研究的具体行为”（第336页）。

图7.2　集体主义一个人主义的文化连续体（文化和亚文化的位置近似）

研究发现的意义和相关研究

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川迪斯的研究结果已经成为心理学家看待人类行为的基础。在你打开大多数心理学分支——基础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人类性行为、变态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的新版教科书时，你将很难找到一本不涉及川迪斯的这项研究或是他做的很多其他有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的。可以说，在有关文化对人格和社会行为所起决定作用的当代研究中，由川迪斯所阐述、澄清和提炼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是最可靠、最有效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此外，该维度能被应用于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以下正是这方面的两个应用实例。

在川迪斯的这篇论文中，他所提供的证据表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心理社会概念可能会对一种特定文化成员的身体健康产生重大影响。这项与冠心病有关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般而言，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心脏病的发病率比在个人主义社会中要低。川迪斯认为，与心脏病密切相关的令人不快和紧张的生活状态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更为常见。为了竞争和个人奋斗，孤军奋战的个体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除了这些消极的生活事件之外，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也缺乏对其成员提供的社会团结和支持力量，而这种力量却恰恰能够减少压力给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影响。当然，正如本文开头部分所讨论的那样，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在心脏病以及其他疾病的发病率方面出现的文化差异。但很多研究已经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迁居到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后，越来越容易患上包括心脏病在内的各种疾病。

或许，更有说服力的是，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两个不同的亚群体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正像川迪斯所指出的（第327页），研究人员做了一项针对3000名日裔美国人的研究，主要是比较那些在生活方式和态度上已完全适应了美国风格的日裔美国人和那些仍然保持传统日本生活方式的日裔美国人。结果发现，在排除了胆固醇水平、锻炼、吸烟、体重等因素的情况下，前者心脏病发病率仍然是后者的五倍。

当然，你也许已料到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会影响到特定的文化群体之间在养育子女的方式上的不同，事实的确如此。集体主义社会中的父母更加注重培养儿童的“集体自我” （collective self），这种集体自我的特征是对群体规范的服从，对群体中权威的服从，行为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家长常常以公开或微妙的方式对做出符合群体目标的行为模式的儿童给予奖赏（Triandis， 1989）。在这种情形下，只是因为自己不喜欢而拒绝从事群体期望自己做的事情，是不能被接受的，这种情况也极少发生。然而在像美国这样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中，这种拒绝是一种正常的反应，而且常常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尊敬！这是因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父母重视培养儿童的“个人自我” （ private self）。这就意味着儿童会因具有自力更生、独立和有自知之明，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潜能的行为和态度而得到奖赏。另一个看待这种差异的角度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反抗（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和独立倾向被看成是一种人格财富（personality assets）；而在集体主义社会里，它们被看成是不良资产（liabilities）。文化经由父母向儿童传达的关于财富或不良资产的信息是强大而明确的，它对年轻人的成长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近期应用

从1995年到2000年，仅川迪斯的这篇论文就被众多学科领域的200多项研究所引用。其中的一项研究把川迪斯的研究结果应用到有关自尊的研究中（Tafarodi & Swann， 1996）。尽管定义自尊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它总是包含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作为一个人，你有多欣赏自己（自我悦纳）；二是在完成各种任务中，你是否认为自己很得心应手（自我胜任）。该研究用了一个测量上述两种自尊因素的量表，来比较美国大学生和中国大学生的自尊水平。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自尊的自我悦纳维度上得分更高，而美国大学生在自我胜任维度上得分更高。有趣的是，对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而言，他们更喜欢自己，却不太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对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而言，尽管他们对自己比较苛刻，但他们更相信自己的能力。这种现象被研究者称为“文化互补假说” （cultural trade-off hypothesis） 。

另一项研究采用跨文化的方法检验了儿童对残疾人的反应（Crystal， Watanabe， & Chen， 1999）。总的说来，该研究发现，属于集体主义社会的日本儿童比属于个人主义社会的美国儿童对受骗的残疾人表现出更多的歉意和不安。美国儿童比日本儿童更可能向残疾人表达困窘之感。

最后，有一项研究突出了川迪斯研究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我们在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加以研究和比较时，这种比较绝不只限于在国家之间进行。很多国家本身就包括了多种水平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亚类型。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拥有更多的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由范德洛（Vandello）和科恩（Cohen） （1999）根据川迪斯的理论模型完成的一项有趣的研究，以图表的形式描绘了美国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布情况。在继续往下阅读之前，请想一想你认为最典型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会出现在什么地方？研究发现，美国的南方腹地具有突出的集体主义倾向，而位于大平原和落基山脉的各州则呈现更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不过，即便是在这些不同的地区内，也可以发现不同层次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亚文化群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川迪斯为我们提供了一面看待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多样的国家的透镜。这种文化的多样性似乎不应被比做一个“熔炉”，而倒更像是一床错综复杂、拼凑而成的“被褥”。

Crystal， D.， Watanabe， H.， & Chen， R. （1999）. Children's reactions to physical disability: A cross-national and development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3 （1） ， 91-111.

Tafarodi， R.， & Swann， W. （1996）.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global self-esteem: Evidence for a cultural tradeoff.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27 （6）， 651-672.

Triandis， H. （1989）. The self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 Psychological Review， 96 （3）， 506 - 520.

Vandello， J.， & Cohen， D. （1999） . Pattern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2）， 279-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