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探索心理学研究史

Rotter， J.B. （1966）.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80，1-28.

你的行为后果是由你本人控制还是由外在力量所左右？请你思考一下下面这些问题：当某种好事发生在你身上时，你认为这是实至名归的呢还是运气所致？而当某种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你会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还是把它归结于命运？这一问题可以用更正式的心理学术语表述如下：你相信在你的行为及其后果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吗？

作为心理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义者之一，朱利安·罗特认为个体在某些事件原因的归结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人们把自己的行为后果归结为运气、命运或是他人力量的影响时，罗特认为这种人持有外控制点（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信念；与之相反，如果人们把行为后果归因于自己的行为和人格特征，则他们就具有一种内控点（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信念。在他这篇于1966年完成，后又被频繁引用的论文中，罗特解释说：一个人看待事件的内外倾向可以用社会学习理论加以解释。

在社会学习理论看来，一个人在从婴儿成长为儿童的这段时间内，会受到某种形式的强化而习得一些行为。这种强化增加了儿童对某种特定行为将引起特定强化的预期。这种预期形成之后，取消强化将导致这种预期渐渐消退。因此，有时人们认为强化与行为是相关联的，有时却不是这样（参见斯金纳对关联性问题的讨论）。随着儿童的成长，一些儿童经常感受到其行为与强化的直接联系，而对其他儿童而言，强化似乎并非由其自身的行为所导致。罗特称，个体所有的具体学习经历使其对强化是内控还是外控形成了一种总体预期。

罗特写道：“这些总体预期在同一种文化情境中对个体行为的特征性差异起着决定性作用，无论该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是倾向于将事情的缘由归结于运气还是能力；而且这些总体预期会在某一具体情景下导致个体间的差异。”（第2页）换句话说，你已经习惯于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做内控或外控的解释，这将影响到将来你在几乎所有情境中的行为。罗特坚信，不论是外控还是内控，你对控制点的解释始终是你个性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你人格的一部分。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内控的还是外控的？罗特试图研究人们在这一维度上的差异，当然他不只是简单地对被试进行询问，而是编制了一套用以测量个体这一特点的测验。一旦测量出人们的这种人格特征，我们就能进而研究该人格特征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了。

理论假设

罗特打算在他的研究中证明两个要点。首先，他预测人们能编制出一个测验，从而可靠地测量出个体在生活中对控制点解释的内控或外控倾向的程度。其次，他假设人们在同一情境中对强化原因的解释将呈现出稳定的个体差异。罗特力图通过将各种情境下的内控行为和外控行为进行比较来为其假设提供证据。

方 法

罗特设计了一个包括很多成对陈述句的量表。每对句子中包括一句反映内控点的陈述句和一句反映外控点的陈述句。给被试的指导语是：“从每一对陈述句中挑选出一个句子，它所描述的情况必须是你认为自己在身临其境时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你一定要选择那个对你来说更真实的陈述句，而不要选择你认为应当选择或希望它成为事实的陈述句。这是一种对个人信念的测量，回答显然没有对或错之分（第26页）。该测验采用了迫选的回答方式，即迫使被试在每对陈述句中选择一句，既不能不选，也不能都选。

罗特的这一测量工具几经修订和改进。早期的量表包括60对陈述句，但经过各种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后，量表的条目被精简到23项。为了掩盖该测验的真正目的，后又加入了6个条目。这6个插入条目常常出现在类似的测验中，以防止被试因能够猜出测验的真正目的而以某种方式改变其回答以求更好的表现。

罗特称他的测验为I-E量表，这也是如今广为人知的该测验的名称。表7.1列出了取自I-E量表的一些样题，以及插入条目的样题。如果你浏览一下这些条目，就会相当清楚哪些陈述句测量的是内控倾向，哪些陈述句测量的是外控倾向。罗特声称他的测验所测量的是一个人所达到的内控或外控的程度。

罗特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证明内一外控人格特征能够准确预测人们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为此，他在自己的几项研究中（由罗特和其他人共同完成）报告说，被试所得到的各种I-E量表的分数与他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存在显著相关；这些事件包括赌博、政治活力、劝说、吸烟、成就动机以及从众倾向等。

表7.1　罗特I-E量表的样题和附加条目

（引自第13～14页）

结 果

下面我们对罗特在该领域研究中的早期发现作一简要总结（参见原文第19～24页的完整讨论以及所引证的参考文献）。

赌博

罗特研究赌博行为与控制点的关系。研究发现，经I-E量表测得的内控个体倾向于对有把握的事情下赌注，且相对于小概率事件而言，他们更喜欢中等概率；相反，外控个体更愿意在风险较大的赌博中下更多的注。此外，外控个体在下注时更倾向于采用被人们称为“赌徒的谬论” （ gambler's fallacy）的异常方式（例如根据个人对某个数字一定会出现的猜测，而对这一出现概率甚微的数字下更多的赌注）。

政治活力

20世纪60年代，罗特等人在美国南部对当地的非洲裔美国大学生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参与民权运动的有关情况。结果发现，那些参与游行并加入民权组织的大学生具有更多的内控倾向。

劝说

罗特引用一项有趣的研究，该研究用I-E量表选取了两组学生，一组为高度内控者，另一组为高度外控者。两组被试对校园里的男生联谊会和女生联谊会大体上持相似的态度。主试要求两组被试劝说其他的学生改变对上述组织的看法。结果发现，内控组被试比外控组被试做得更成功；然而，其他的研究则发现内控被试更不愿在态度方面受他人的影响。

吸烟

内控倾向似乎与自律存在相关。罗特提及的两项研究均发现： （1）吸烟者比不吸烟者更倾向于外控； （2）那些接受烟盒上有关吸烟危害健康的警示并戒了烟的个体更多地倾向于内控，尽管不论是内控个体还是外控个体，他们都相信这种警示是正确的。

成就动机

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行动决定着自己的成就，那么从逻辑上讲，你应该比那些认为成功更多取决于命运的人有更强的成就动机。罗特对1000名高中生所做的研究表明，I-E量表中的内控得分与预测成就动机的17个指标中的15个存在正相关。这些指标包括上大学的计划、用于做家庭作业的时间、父母对子女在校表现的感兴趣程度等等。这些与成就动机有关的因素更可能从具有内控倾向的学生身上发现。

从众

罗特引用所罗门·阿希所做的从众实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该实验中，主试让被试处于一个大多数人都认可同一个不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以判断被试的从众行为（参见阿希的从众实验）。主试允许被试对他们判断的正确性下赌注（钱由实验者提供）。在这样的条件下，与外控倾向的被试相比，那些具有内控倾向的被试更少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且当他们的判断与大多数人相反时，他们下的赌注更多。

讨 论(www.xing528.com)

在罗特论文的讨论部分，他提出人们在内外控维度上存在个体差异的可能原因。他援引了很多研究用来证明其中的原因，内、外控倾向形成的可能原因有三：文化差异、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以及父母养育方式的差异。

有一项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个体的控制点倾向存在一些差异。在美国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中，主试比较了三个不同的群体，即印第安人后裔、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白种人。结果发现，一般而言，那些具有印第安血统的个体最具外控倾向，而白种人最具内控倾向，墨西哥裔美国人在I-E量表上的得分介于二者之间。以上结果与被试的社会经济水平无关。

罗特还引用了一些早期实验的研究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即便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控制点的倾向也与个体的社会经济水平有关。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个体具有更大程度的外控倾向。

父母的养育方式被罗特视为是个体习得内外控倾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虽然他当时并没有拿出用以支持该论断的研究证据，但他认为父母在教养孩子时所采取的奖励和惩罚的方式若常与孩子的表现不一致，或是无法预计的，那么这将会导致孩子形成外控的倾向（稍后我们将对后来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做更详细的讨论）。

罗特总结研究结果后指出，上述一系列研究结果相当一致，因而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控制点是一种在各种情境中一贯发挥作用的可界定的个体特征。而且，个体的内外控维度对行为的影响是：它将使不同的人在面对同一情境时采取不同的行动。此外，罗特声称控制点可以进行测量，而且I-E量表正是测量这一指标的有效工具。

最后，罗特作出了如下假设，即：那些具有内控倾向的个体（即那些坚信自己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较那些具有外控倾向的个体更可能会： （1）为了改进自己将来在一些特定情境或类似情境中的行为而尽力从该情境中获取更多信息， （2）更主动地改变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 3）更加看重成就和内在技能， （4）更能抵制他人的影响。

后续研究

自罗特编制了I-E量表以来，已有数百项研究检验了控制点与各种行为之间的关系。以下便是我们对这些涉及林林总总的人类行为的研究所作的简要介绍。

在1966年的论文中，罗特谈到了控制点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从那时起，许多其他的研究也做了相同的检验。在一篇对控制点研究的综述论文中，作者（Strickland， 1977）发现，内控个体一般对自己的健康更加负责，且更可能采取健康的行为方式（如不吸烟以及养成更合理的营养搭配习惯等），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更关心如何避免意外事故。顺便提及的是，研究已经发现内控个体一般应激水平较低，而且很少患与应激有关的疾病。

罗特关于教养方式与控制点存在相关的假设已经得到了部分验证。有研究表明，那些具有内控倾向的孩子的父母更有爱心，对孩子采取前后一致的奖惩约束，且更加注意教导孩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具有外控倾向的孩子的父母则更加专制和严厉，且不给孩子更多自律的空间（参见Davis & Phares于1969年对那些发现的讨论）。

一项颇具吸引力的研究证明控制点的概念有可能预示着社会问题或灾难。西门斯和鲍姆（Sims & Baumann， 1972）运用罗特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亚拉巴马州死于龙卷风的人数会大大多于伊利诺伊州。这些研究者注意到：美国南部由龙卷风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中西部的五倍，进而他们着手追根溯源。他们一一排除了与物理因素有关的解释，如暴风雨的强度及严重程度（事实上，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龙卷风更为严重）、龙卷风发生的时段（在这两个地区夜间发生的龙卷风次数相等）、商业类型和居住地的房屋建筑（水泥砖石结构的建筑与木制建筑尽管原因不同，但却具有同等程度的危险性）以及安全警报系统的质量（在安装警报系统之前，亚拉巴马州的死亡率也与现在一样高）。

排除了所有明显的环境因素之后，西门斯和鲍姆认为差别可能源于心理变量，并提出把控制点概念列为一种可能的影响因素。他们采用I-E量表的修订版测试了伊利诺伊州和亚拉巴马州4个县的居民，这4个县经历过相近几率的龙卷风以及由龙卷风引起的死亡事件。他们发现，亚拉巴马州人的回答比伊利诺伊州人的回答具有更加明显的外控倾向。循着这一发现并结合当地居民面临龙卷风时的行为，以及对他们在问卷中对有关条目回答的分析，研究者得出了如下结论：内控倾向使个体在面临龙卷风时能存活下来（如内控者关注新闻广播或者会提醒其他人注意危险）。这是由于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在改变事件的后果上能发挥作用。在该研究中，亚拉巴马人被视为“更缺乏自信，更缺乏采取有效行动的信心……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证据，那就是人格特征在决定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质量中发挥着多么积极的作用” （Sims & Baumann， 1972年，第1391页）。

近期应用

自从该篇论文在1966年发表以来，如果说已有几百项研究借鉴了罗特的“控制点”理论，那么这一数字是大大低估了实际情况。事实上该数字应为几千项。如果你仔细阅读了1997～2000年的各种文献，会发现自本书前一版出版后的3年里已有600篇文章引用了罗特的早期研究。这大大多于本书所讨论的所有其他研究。罗特理论受到大家的信赖，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人们对内外控人格维度的影响及效度的广泛认可。下面是曾引用过罗特开创性工作的大量新近研究中的一部分代表。

不难理解，如果你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不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感和控制感的话，那么，当事情的发展不遂你愿时，你便很容易感到无助和绝望。不错，无助和绝望是抑郁症的两个典型症状（这一点我们将在对塞里格曼（Seligman）的研究的讨论中加以更详细地阐述）。控制点和抑郁症之间的联系已在由杨和柯拉姆（Yang & Clum， 2000）完成的一项研究中得到证明并有所拓展。他们的研究证明，儿童早期因受虐待、家庭不稳定或者不良家庭环境等所带来的应激状态的影响，在成年时易形成较低的自尊水平、外控倾向以及更高的抑郁水平和自杀倾向。

通常，当我们讨论罗特对控制点的研究时，一个随之而来的话题便是被试的宗教信仰问题。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相信，有时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不仅符合他们的心愿而且是合适之举。然而，根据罗特的理论，此举将预示着一种具有消极意义的外控倾向。不久前，有人在《心理学与宗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吸引力的文章，阐述了这一论题（Welton， Adkins， Ingle， & Dixon，1996）。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控制点量表和分量表，评估了被试的内控点水平、被强大的外力控制的水平、由机遇和上帝控制的水平等。结果发现，内控分数高的被试在上帝控制维度上也可能得到高分。作者认为，如果一个人经罗特量表测量具有外控倾向，但这种外部力量被认为是一种对至高无上的神灵（如上帝）的强烈信仰，那么他也就不太可能陷人由外控倾向带来的一些典型问题（如无助感、抑郁、低水平的成就动机、缺少谋求改变现状的动机等）。

大量重要的跨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控制点这一人格维度。例如，一项俄罗斯的研究考察了俄罗斯和美国大学生的控制点倾向以及他们对右翼独裁主义（right-wing authoritarian）的态度（D' yakonova & Yurtaikin， 2000）。结果显示，在美国学生中，较高水平的内控倾向与独裁主义有正相关，但在俄罗斯大学生中却并不存在这种关系。另一项借助罗特的I-E量表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调查了在高度迷信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对癌症病人的心理调节（adjustment）状况（Sun & Stewart， 2000）。有趣的是，该研究的结果表明，“即便是在一种具有超自然信仰的文化中，内控倾向水平高的个体（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在面对类似癌症等重病时所进行的调节要显著优于具有外控倾向的个体”（第177页）。引证罗特研究的领域除了上面已讨论过的这些之外，还包括创伤后的应激障碍、控制与衰老问题、分娩方法、预期应激的应对方式、环境中噪音的影响、学术成就、白领犯罪、成年和儿童的酗酒问题（adult and children of alcoholics）、对儿童的性骚扰、自然灾害后的心理健康、避孕药的使用及艾滋病（HIV）病毒以及艾滋病的预防研究等等。

结 论

内、外控制点维度已作为人格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组成部分为人广泛接受，它对预测众多情境中的行为起到了有意义的暗示作用。之所以称之为“相对稳定的”，是因为一个人的控制点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改变。那些具有外控倾向的人，由于在工作中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和责任而常常向内控转变。而那些具有内控倾向的人在面对巨大压力和不确定性时，也可能会转向外控。而且，如果有机会，个体能够通过学习来提高内控水平。

隐含在罗特的控制点概念中的一个假设是：内控水平高的人们可以更好地自我调控以适应生活。尽管大多数研究都证明了这一假设，但罗特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告诫我们说，每个人，特别是内控水平高的人，必须更加关注周围的环境。如果一个人打算改变一种不可能改变的情境的话，那么挫折、沮丧和抑郁很可能随之出现。当存在于个体以外的力量确实控制着行为的后果时，最现实也是最健康的行为方式是采取外控制点的态度。

Davis， W. ， & Phares， E. （1969） . Parental antecedents of internal-extem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Reports， 24， 427 - 436.

D' yakonova， N. ， & Yurtaikin， V. （2000）. An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Russia and in the USA: Value orientation and locus of control. Voprosy Psikhologii，4， 51-61.

Rotter， J. （1975）. Some problems and misconception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 of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reinforcemen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3， 56 - 67.

Sims， J. ， & Baum nn， D. （1972） . The tornado threat: Coping style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Science， 176， 1386 - 1392.

Strickland， B. （ 1977） . Internal-extem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In T. Blass（Ed.） ， Personality varia bles in social behavior. Hillsdale， NJ: Erlbaum.

Sun， L. ， & Stewart， S. （2000）.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to cancer in a collective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wnai of psychology， 35 （5）， 177 -185.

Welton， G. ， Adkins， A.， Ingle， S. ， & Dixon， W. （1996）. God control - The 4th dimensio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24 （1）， 13 - 25.

Yang， B.， & Clum， G. （2000）. Childhood stress leads to later suicidality via its

effects on cognitive functioning.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30（3）， 183-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