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人类面部表情：改变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引自第127 页）

应的百分比都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在辨别恐惧和惊奇时，出现了较多错误，甚至还有一组被试当故事情节描述的是恐惧情绪时，他们选择惊奇的次数竟占到了总次数的67%。

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被试（即对照组被试）与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成人被试比较，他们在正确匹配照片与故事的比例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年龄稍大的儿童与年幼儿童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正如你在表6.5中所看到的，儿童的成绩似乎比成人要好，但艾科曼和弗里森把这一现象归因于儿童完成的是二选一的任务，而成人完成的则是三择一的任务。

讨 论

根据所获数据，艾科曼和弗里森便毫不犹豫且非常自信地下结论说：“成人和儿童的研究结果都明确地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即特定的面部行为与特定的情绪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第128页）这一结论的基础是南弗尔族人没有机会掌握任何与西方人面部表情有关的知识，这样，除非面部表情具有普遍性，否则他们是无法进行正确识别的。

为对艾科曼研究结果进行复核，研究者用录像机录下了当地人演示的同样6种面部表情。后来，他们把这些录像带放给美国大学生看，并要求他们对表情进行识别，他们都正确地识别了对应于每种情绪的面部表情。

“上述两项研究的研究结果都否定了‘与情绪相关的面部表情具有文化特异性’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面部表情是一种与文化紧密相联的独特传统习俗体系，它对另一种文化的成员而言是不可理解的”。（第128页）

和上述发现不一致的一个例外是，被试在识别恐惧和惊奇这两种面部表情时出现了混淆现象。艾科曼和弗里森在解释这一例外时承认：情绪的面部表现确实存在某种文化差异，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几乎其他所有的面部表情都能被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正确识别。研究者推测恐惧和惊奇的混淆“也许是因为在该文化中，恐惧的事件几乎总是令人惊奇的，例如，邻村的一名充满敌意的成员突然出现；一场意想不到的招魂术或者巫师的表演等等”。（第129页）

研究结果的意义和近期应用

艾科曼和弗里森的研究科学地证实了人们对面部表情具有普遍性的猜测，然而，你或许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一研究结果的重要性究竟如何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也许可以在心理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先天—后天争论中找到。由于该研究中所涉及的6种情绪的面部表情几乎不受文化差异的影响，我们也许可以下结论说这些情绪应该是先天性的。也就是说，人在出生时这些情绪就已在生物学意义上形成了。

需要在此重申的是，愉快、愤怒、悲哀、惊奇、厌恶和恐惧这6种情绪是仅有的已被无数研究证明了的具有普遍性的情绪。大多数研究者同意艾科曼的观点，即它们是我们人类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情绪。这并不是说它们就是人类所仅有的情绪或表情。静下心来思考片刻，你马上就能说出20或30种不同的情绪，这些情绪或许是上述6种情绪的不同成分的混合，或许是某种情绪在强度上的变化。例如，愉悦情绪的极端被称为快乐，而惊奇和悲哀的混合则构成震惊。

行为学家对于表情具有普遍性的观点颇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已涉足了人类的进化问题。1872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人类及动物的表情》。他认为，面部表情是一种适应机制，它有助于动物适应它们的环境进而提高其生存能力。从这一观点可以做进一步的推论：如果某些特定的信息能通过面部表情在动物的某个种系中或种系之间进行交流，那么，这将增加物种的生存几率。例如，恐惧的表情是一种无声的警告，它预示着食肉动物的出现将会带来的危险；愤怒的表情可对地位低下的同类成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从自己的身边走开；厌恶的表情所传递的的信息是：“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千万不要吃它！”从而避免了一次潜在的食物中毒。然而，如果这些表情在所有的个体间不存在普遍性，那么它们对动物将毫无作用。虽然这些面部表情对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那么重要，但事实却是我们的这些表情已不是具有普遍性的，这表明我们是从处于进化进程中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些表情，它们帮助我们达到了现在所处的进化高度。

另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证明了人类面部表情所曾经具有的生存价值。研究者（Hansen & Hansen， 1988）推测，如果某些诸如愤怒等的面部表情能够对迫近的危险起报警作用，那么，它们相对于其他不具威胁性的面部表情，如愉快等应更易为人们所辨别。为了检验这一假设，他们向被试出示一些照片，这些照片上的人们具有各不相同的面部表情。在某些照片中，除了一人的表情是愤怒的以外，其余人的表情都是愉快的；而另一些照片则相反，即只有一人表情是愉快的，其余人的表情都是愤怒的。被试的任务是找出照片中那个具有不同表情的人。研究者记录下每名被试完成该任务的时间。当被试从很多愤怒的表情中寻找愉快的表情时，平均所需时间为1.45秒；而当被试从很多愉快的表情人中寻找愤怒的表情时，平均所需时间为0.91秒，二者差异显著。此外，随着照片中的人数的增加，被试寻找表情愉快的人所花费的时间也相应增加，但寻找愤怒表情的人的时间却没有显著增加。这一发现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发现都表明，人类也许天生就对这类能提供生存信息的表情比较敏感，因为这种表情所传递的信息与生命息息相关。

另有一些重要研究也应用了艾科曼的早期研究发现，它们试图提高我们对有学习和发展问题的人的了解。其中一项研究发现，患有注意障碍多动症（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的青少年在对艾科曼的6种基本表情进行辨别的任务中得分很低（Singh等人，1998）。这样的发现有助于了解患有注意障碍多动症（ADHD）的人所遇到的一些社交困难，进而能够为有效地克服和治疗这种疾病提供指导。

艾科曼的该项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也在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该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戴维·马特苏摩图（David Matsumoto）在研究情绪及行为预期的跨文化解释时经常使用艾科曼的概念（Matsumoto， Kasri， & Kooken，1999）。此外，马特苏摩图和艾科曼已经开始同其他的研究者合作，开展有关面部表情跨文化的性别差异的研究（Biehl等人，1997）。

还有一些研究者引用艾科曼1971年的研究检验通过因特网和万维网（World Wide Web）所进行的心理学研究是否具有一定的效度（Senior等人，1999）。在因特网上，这些研究者重复了一个以前由被试当面完成的研究，他们请被试判断当面部的所有其他部分（如前额和眉毛）都保持恒定不变时，被试是如何知觉出照片上的人是微笑了，还是没有微笑。这一新的研究结果与艾科曼早先的研究发现完全一致，这表明从网上雇用的潜在被试群正日益成为被研究总体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

最后，还有一项引用了艾科曼1971年研究成果的研究十分有趣，它考察了一些著名演员在其主演的电影中是如何配合情绪而使用相应的面部表情的（Carroll & Russell， 1997）。研究者以四部广受好评的现实主义好莱坞影片为对象来分析对应于各种基本情绪的面部表情（这四部电影是DeadP oets Society， Kramer vs . Kramer， Terms of Endearment以及Ordinary People ）。结果表明，被识别为愉快的面部表情是一张具备艾科曼所描述的所有特征的笑脸。不过，对诸如愤怒、厌恶、悲哀或惊奇等情绪而言，演员们只使用了艾科曼在其情绪沟通理论中所提出的表情全套模式中的一种或两种特征。这些结果表明，我们在识别基本情绪的面部表情方面也许比艾科曼所想象得更加熟练，因为只需凭借单一的面部表情变化，如眉毛的一次上挑、轻轻地抿一下嘴或者眼睑的一次移动，便能正确判断出与其相应的情绪。

结 论

自艾科曼完成表情的跨文化早期实验研究后的20年以来，艾科曼或独自或与弗里森等其他研究者合作，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工作。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中，有很多引人注目的研究发现。艾科曼后来涉足的“表情的反馈理论” （facial feedback theory）便是一个例子。这一理论主张，你的面部表情实际上又把所有的表情信息反馈到大脑，以帮助你解释正在经历的情绪体验。艾科曼通过鉴别与上述6种基本情绪有关的面部肌肉活动来检验他的观点。他指导被试控制不同的面部肌肉来模仿各种情绪，在此过程中，艾科曼便能据此测量与特定情绪相对应的生理反应指标，这种特定情绪仅是由特定的面部表情所导致，而不是测量真正的情绪本身（Ekman， Levensen， & Friesen， 1983）。

艾科曼还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对欺骗的研究，即探索面部表情与形体表情如何泄露（leak）说话者本人是否在撒谎的信息。他的发现表明，仅观察说话人的面部表情时，人们正确判断说话人在说谎的水平大约略微高于随机水平；然而，当主试允许被试观察某人的整个身体时，被试的正确判断率将大大提高。这表明，人的整个身体或许比单独的面部表情更能提供与某种心理状态相关的线索（参见1985年艾科曼对此问题所做的详细讨论）。

艾科曼和他的合作者已经在用面部表情进行的非言语交流的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文献。并且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仍在继续。毋庸置疑，该领域的研究将持续到我们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研究目标，这一目标正如艾科曼和弗里森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书《摘下你的情绪面具》的书名所描绘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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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3　生活，变化和应激

Holmes， T.H.， & Rahe， R.H. （1967）.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1， 213 - 218.

每个人都知道应激这一概念。对大多数人而言，应激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消极的情绪体验。尽管给应激下定义并不容易，但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它，即应激是情绪的极端形式。以此而论，极度的恐惧、愤怒、悲哀，甚至是快乐都可能产生应激。请思考一下你最近一次处在应激状态下的情形：这种状态可能持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例如，你不得不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去住，你必须打一场官司，你与另一个人的关系出现了危机，你换了一种工作，或是失业了，或正经历着其他使你倍感压力的变化。你明白我所指的应激状态——它往往持续一段时间，而你则不得不时时应对它。你会如何面对应激状态？你能得心应手地应对它吗？你是否发现它正威胁着你的健康？

应激与疾病的关系是本节，也是托马斯·霍尔姆斯（Thomas Holmes）与理查德·瑞赫（Richard Rahe）的这篇著名论文所关注的焦点。请仔细思考并回答以下问题：你认为应激与疾病有关吗？我敢打赌你会非常自信地回答：“是的！”但是，如果我在二三十年前向当时的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仅有一小部分人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心理学界和医学界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已为应激与健康之间存在相关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并且他们已在认识和干预应激状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行为科学领域，关注该问题的人被称为健康心理学家。你是否注意到刊登霍尔姆斯和瑞赫这篇文章的杂志主要是关注心身疾病的？心身疾病是主要由心理因素而非生理因素所导致的健康问题。这些疾病是真实存在的，其不适感和疼痛都是临床上的真实症状。我们不应把心身疾病患者与那些幻想自己正遭受着疾病折磨的疑病症患者（hypochondriacs）混为一谈。

健康心理学家所做的很多研究业已证明：在生活中，当人们必须做出某种重大的内在心理调整，以适应某种外部变化时，其患病几率将相应地上升。我们将这些外部变化称为生活应激。生活应激的程度会随时间而变化，或许在过去或现在的某一段时间内，很多变化接连发生，而在另一些时候，你的生活状态则保持相对稳定。生活应激还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在生活中你所遭遇的变化的多少与别人所遭遇的并不相同。因此，如果我问你在过去的一年里你经历了多少生活应激时，你将如何回答？很多？不多？还是中等？这些模棱两可的判断对那些致力于研究应激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科学家们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所以，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人员而言，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测量生活应激？

显然，研究者不可能把人们带到实验室里，使他们面对生活应激事件，并使某种疾病在短时间内发生。首先，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其次，它也不可能代表应激在真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霍尔姆斯和瑞赫决定编制一个书面量表以测量生活应激。他们认为，以前对一个人的应激水平的测量尝试仅仅停留在确定应激事件的数量和类型。他们提出我们应沿着上述研究路线继续探索以寻找一种测量各种生活应激事件所导致的不同应激程度的方法。这一观点背后的真正意图是：如果能编制出这样一种测量工具，那么它将把某个人的生活应激换算成一个分值，并将这一分值与他（她）的健康状况联系起来。

方 法

霍尔姆斯和瑞赫根据他们的临床经验，编制了一个由43项生活事件组成的量表，这些事件一般能使人们达到应激状态，因为它们均需要人们做出心理上的调整来加以适应。研究者将量表分发给394名被试，要求他们给量表上所列出的每一项应激事件打分。以下是施测时研究者读给被试听的部分指导语内容：

“在你打分时，请利用你已有的经验作答。这些经验指的是你的个人经验以及那些你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经验。有些人比别人能更好地适应周围的变化；有些人只对特定的应激事件难以适应或易于适应。因此，对于每个应激事件，请你给出你认为适应它所需要的平均水平，而尽量不要以极端情况打分一一在表中我们已给‘结婚’赋了一个任意值500，在你评佑其他的生活应激事件时，请问一问自己：这件事所需要做出的调整是比‘结婚’更多些还是少些？所要花费的时间是更长些还是更短些？”（第213页）

然后让被试以结婚的500分为参照给每项生活应激事件打分。如果他们认为某项生活应激事件比结婚需要的调整更多，那么，该分值将比500高，反之亦然。最后，研究者将所有被试给每个条目所打的分数加以平均，然后再除以10，从而得到各项应激事件的分值。

该研究的方法极为简单和直接。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在于测量所获得的结果以及该测量工具的应用，这一测量工具被称为“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简称SRRS）。

结 果

表6.6按顺序列出了43个生活应激事件的排列等级和被试给每一项应激事件所打的平均分。不难发现，“配偶的死亡”被列为应激程度最高的生活事件，而“轻微触犯法律”则被评定为应激程度最低的事件。仔细阅读这些条目，你会发现有两项条目已不适用于当今社会，我们必须对他们做出重大调整以反映自1967年以来所发生的经济变化，这两项就是“抵押贷款超过1万美元”和“抵押贷款不足1万美元”。你可能还会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条目都是消极的。根据霍尔姆斯和瑞赫给应激下的定义，像圣诞节、结婚，甚至是一次休假都可能产生应激状态，因为它们同样需要人们在心理上进行一定的调整。

表6.6　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

续表

为了检验评定的一致性，研究者把被试分成很多小组以便求出不同小组评定结果间的相关。研究者从多个维度对被试的评定结果进行比较。这些维度包括：性别（男、女），婚姻状况（已婚、未婚），教育程度（受过高等教育、未受过高等教育），种族（白种人、黑种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较低），年龄（青年、老年），宗教信仰（有、无）等等。结果显示，各组之间，相关系数都很高，这表明被试评定结果的一致性很高。这就意味着霍尔姆斯和瑞赫可以非常自信地下结论说：“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适用于所有人，并且它的准确性相当高。

讨 论

霍尔姆斯和瑞赫在他们的讨论中指出，所有列入“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的生活应激事件都有一个明确的共同主题。他们解释道，每当这些应激事件在生活中发生时，都需要做出某种程度的调整、改变或应对。他们写道：“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调整是指在现有的稳定状态的基础上的调整，而不是在心理意义、情绪、社会愿望上的改变”（第217页）。这就是为什么某些条目对一些人是积极的，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消极的了，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应激状态总会产生，而改变也总是必须的。

请注意，这篇论文所介绍的是一项运用“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所进行的研究。如果你想亲身体验一下的话，只需查看下面的条目表，并圈出最近一年在你生活中所发生的生活事件。每项生活事件都被赋予了一定分值，这一分值被称为“生活变化单元”（LCUs），然后计算你的生活变化单元总分，便能估算出你当前所面临的生活应激水平。现在请用一点时间来算算你的分值。如果你已经做完了这个测验，有没有觉得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一点没错，所缺少的正是这一分值的意义，也就是你得到的这一分值对你的健康意味着什么。毕竟这才是研究者们编制该量表的真正目的。

霍尔姆斯和瑞赫并没有止步于“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的编制，而是或继续合作或独立研究，试图找出人们的生活应激分值与患病几率之间的关系。

后续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作为一种检验应激与疾病之间关系的工具为很多研究者所使用。该量表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根据人们的生活变化单元分值对疾病进行预测。

图6.1　生活变化单元量与疾病的关系

早期的研究是让几千人填写“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同时让他们报告自己的既往病史。图6.1用图表的形式描述了这些研究发现（见Holmes & Masuda， 1974）。在另一项对2500名海军军人所做的测量中，研究者用“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记录了他们在上船执行任务前6个月的时间内生活变化单元的数量。在此后的海上执行任务的6个月期间，生活变化单元量低于100的军人平均患病1.4次；生活变化单元介于300～400的军人平均患病1.9次；而那些生活变化单元量在500～600的军人平均患病2.1次（Rahe， Mahan， & Arthur， 1970）。多年以来，这些研究连同其他一些研究都给予霍尔姆斯和瑞赫的观点以广泛的支持，也就是说，“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在预测与应激有关的疾病方面是有效的。这些研究发现也将使你明白，你的量表得分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的分值（特别是当它较高的时候）可以作为你在生活中所处的应激水平的一种指标，同时它也可以表示这种应激对你的身体健康将有多大的危害。不过，在你开始担惊受怕之前，已经有人对“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及其预测疾病的能力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讨论。

批评意见

从霍尔姆斯和瑞赫编制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以来，引起很多研究者对该量表的准确性及其应用价值的关注（参见Taylor1999年对这些批评意见的整理）。其中受到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既包括积极的生活事件，也包括消极的生活事件，而且这些生活事件中既包括那些个人可以控制和选择的事件（如结婚），也包括那些你无法控制的事件（如一个朋友的去世）。有研究已经表明，那些属于突发性的、消极的、不可控制的生活应激事件比那些积极的、可控的生活应激事件对疾病更有预测力。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没能考虑不同人对某一特定生活应激事件会有不同的解释。例如，退休对某个人或许意味着其职业生涯的终结和被淘汰出局；但对另一个人而言，则可能意味着摆脱了单调枯燥的工作而重归自由。有研究者建议说，一个更精确的量表应允许人们检验某一生活应激事件并能用更严格的方法为此应激事件评定出更精确的分值。［ Cohen已于1983年据此编制出“应激知觉量表”（Th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

此外，该研究计算量表得分与疾病的相关的方法也受到了质疑。经过严密的统计分析后发现，生活变化单元值对疾病的预测力是相当低的。事实上，它只占导致病人患病的全部变异因素的10%。换句话说，如果你对1000个人进行测量，并了解在以后6个月的时间内是否有人患病，但事实上，在这期间会有很多变异因素导致人患病或是不患病。如果他们全都完成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你将发现在所有可能导致健康问题的因素中，生活变化单元量仅占其中的10%。这一数字从统计学上看，已能说明生活变化单元量与疾病存在的显著相关。但这也说明“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无法对疾病进行很好的预测。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你知道了某人的生活变化单元量，你对此人未来健康状况的预测当然比你没有掌握该分值时更准确些，但也仅仅是好那么一点点！

你或许会问，既然“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受到了如此严厉的批评，为什么它仍然那么重要，它仍然被收录到这本书里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不要忘了，心理学历史上的很多突破性成果后来都被人们证明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这并不会削弱它们对我们有关人类行为的看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至于霍尔姆斯和瑞赫的工作，尽管它自身存在局限，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应激研究工具，其重要地位在自它问世以来的三十多年间一直没有动摇过。

近期应用

尽管其他测量应激的工具正在编制的过程中或已经被编制出来，“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仍然经常被研究者所采用。在本书的这一版出版之前，我们对1997年至2000年中旬引用霍尔姆斯和瑞赫的量表的所有研究进行汇总，总数竟达367篇！这足以证明该量表的受欢迎程度。在本书的其他研究中，仅有一项研究的受引用频率比此项研究高。（参见“人格”一章中对罗特研究工作的讨论）此外，与霍尔姆斯和瑞赫的“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相似的统计数据，在最近20年间几乎年年可以见到。可见，在此要寻找几个有代表性的研究作为“样本”进行探讨，现在看来也不太可能。因此，我们只能简单提及一些最近利用“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在许多其他领域所做的调查研究。

一项借鉴“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的研究考察了老年人的生活应激及其应对较高受伤几率的能力之间的关系（Peterson等人，2000）。研究者比较了111名髋关节骨折的病人和一个近似的髋关节未受损伤的老年人群体。结果发现在生活变化事件的数量与髋关节骨折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因此，你不难发现，生活应激不仅能预测疾病，而且还能预测各种无论是由疾病还是由受伤引起的所有身体状况的变化。

在一项涉及2700名魁北克政府工作人员的大规模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检验了白领工作人员的药物滥用和应激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的确不出所料，即二者之间确有关系（Bourbonnais等人，1999）。研究者发现，甚至在控制了其他可能的因素，如社会支持、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收入、职业、酒精摄入量和体育运动的情况下，在精神类药物（如大麻、可卡因）的使用与工作应激之间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

最后，一项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探讨了把西方对应激的定义和理论应用于其他不同文化中的效度问题（Laungani， 1996）。以印度为例，作者发现，甚至“是‘应激’这个词就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这向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如何在非西方文化中使用‘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的问题”（第25页）。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中所描述的西方对应激的定义强加给其他文化的人们，那么我们便无法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提供一幅有关应激的本质和体验的确切图景。例如，对于那些处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如印度人、 日本人或以色列人）而言，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和诞生“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如美国人）相比，或许他们感受到的生活应激更少，也可能将另一些完全不同的生活事件看做应激之源（参见本书第七章的Triandis研究工作）。

其他应用“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的专业论文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但并不仅限于此）：吸烟、免疫反应、创伤后的应激失调、警务人员的职业倦怠、虐待儿童、乳腺癌、糖尿病、医学院考试合格率、慢性病、海湾战争对参战军人的配偶和孩子的影响、HIV感染及艾滋病、 自然灾害的心理影响、离婚和衰老等等。

结 论

尽管应激确实与疾病有关，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瑞赫本人曾建议，为了预测心身疾病，除了使用简单明了的生活变化单元量外，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一些其他因素也应加以考虑：(www.xing528.com)

1.过去，你曾经历过多少应激事件。

2.你的应对技巧：也就是说在生活中的应激阶段，你的心理防御能力如何。

3.用于抵御你无法在心理上应对的应激事件的生理系统（如你的免疫系统）如何。

4.你是如何面对你的疾病的（如积极锻炼以求早日康复，寻求医疗帮助等）。

心理学与医学经过通力合作，正在逐步破译导致疾病的心理因素。心理学和医学已达成了一项共识：成功地治愈疾病必然涉及一个完整的人的两个方面——生理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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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4　认知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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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曾有过必须说或必须做与你意愿相反的事的尴尬境遇？很有可能！每个人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当你不得不这么做时，你真正的态度或观点会发生什么变化？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也许它的确没有发生变化。然而，研究告诉我们，当你的行为和你的态度发生矛盾时，你的态度将有所改变以与行为保持一致。例如，如果因实验要求而强迫一个人发表讲话并支持一种与他原来的观点相悖的意见，那么他的真实态度也将渐渐转向他在讲话中所支持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研究把这种观点的改变归结为是：（1）该次演讲的心理演练复述（mentally rehearsing），和（2）从相反立场寻找论据的结果。这些早期的理论认为，在完成上述心理任务的过程中，被试使他们自己相信了他们在讲话中所持的观点和立场。为了做进一步的推论，成为能对与自己相反的观点做出令人信服的讲演的被试，研究者给予了金钱奖励。人们预测：被试所得到的奖励越多，他自己的观点将越容易改变（这似乎很符合逻辑，不是吗？）。然而，这又一次证明常识不能很好地预测人类行为，这些研究发现事实与人们预期的相反，即给被试的奖励越多，他们的态度改变得越少。从当时盛行的学习理论（操作性条件反射，强化理论等等）的角度看，研究者很难对上述发现做出合理的解释。

若干年后，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了颇具影响力且至今闻名于世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用该理论便可解释上述看似矛盾的研究发现。“认知”一词指的是一种心理过程，如思想、观念、知识单元、态度或信念等；失调的意思就是不协调（out of tune）。基于此，费斯廷格主张，当你同时经历两种或多种彼此间不协调的心理过程时，这便是认知失调。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它将导致不同程度的不适感和紧张感，其程度取决于该认知失调对你的重要程度。进而，这种不适感会促使你做出某种改变以使它减弱。既然你不能改变你的行为（因为你已经这么做了，或是因为环境的压力太大），你只得改变你的态度。

费斯廷格创立这一理论的灵感来源于1934年印度发生的一场大地震；在这场地震后，可怕的谣言传遍整个印度。其内容是说，在此次地震灾区以外的地区将会有范围更广震级更大的地震发生。这些谣传没有任何科学证据，但令费斯廷格不解的是：人们为什么会散布这种悲惨的、令人焦虑的谣传呢？不久，他恍然大悟：谣传不是用来增加焦虑的，而是用来为焦虑辩护的。也就是说，即便他们住在灾区外，这些人还是感到非常害怕。这就产生了认知失调，即虽然缺乏科学证据，但他们的这种害怕却无法调适。因此，他们散布这种谣传以证明他们的害怕是事出有因的，进而也就降低了他们的认知失调。他们使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自身的感受和行动相一致。

理论假设

费斯廷格的理论观点是：通常情况下在我们的社会里，个人所公开表达的看法与其私下里的观点或信仰是相一致的。因此，如果你相信X，但你却公开主张非X，那么你将会体验到这种由认知失调引起的不适感。不过，如果你识别到自己之所以公开主张非X是由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如压力、奖励，或者惩罚，那么你的认知失调将大大降低或者消失。因此，你越是将不一致的行为归因于自己的选择，你的认知失调就会越严重。

对你而言，降低这种令人不快的认知失调的方法之一是改变自己原有的观点，使之与自己的行为（即某种新主张）相一致。费斯廷格认为，当个体的认知失调很严重时，其态度和观点的改变幅度将是最大的。设想一下，假如某人给你一大笔钱，让你公开支持某种你原本反对的观点，而且你也同意这么做。再假设另外一个人向你提出同样的请求，但只给你一小笔钱，虽然这看起来完全不值得一做，但不管怎样你还是答应了。那么，在哪种情况下你的认知失调会更大呢？从逻辑上讲，在钱较少的情况下，你将经历更大的认知失调，这是因为你没有充足的理由为你那违背自己意愿的言行辩护。因此，根据费斯廷格的理论，在钱较少的情况下，你真正的观点将会有更大的改变。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费斯廷格和他的助手詹姆斯·卡尔史密斯（James Carlsmith）是如何设计实验来验证自己的认知失调理论的。

方 法

假设你是一名大学生，正在学习一门心理学导论课。该课程的要求之一是你必须在这一学期中以被试身份参加3个小时的心理学实验。你查看了布告栏，那里贴着许多心理学教授和研究生正在进行的心理学研究，随后你在一个耗时2个小时的名叫行为测量（measures of performance）的研究上签了名。这一研究由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主持，像很多心理学实验一样，该研究的真正目的对被试保密，因为如果被试知道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其反应将会出现严重的偏差并进而使研究结果失效。实际的被试由71名正在学习心理学的低年级男生组成。

你在规定的时间来到实验室（这里的实验室就是一间房间）。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个实验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因此必须做2个小时的打算。既然还有一些剩余时间，实验者便告诉你，一些心理系的人正在就作为被试的感受这一话题访谈做过被试的大学生，而且让你参加完这项实验后也去接受访谈。随后实验者便给你布置了第一项任务。

你的面前放着一个装有12个线轴的托盘，主试要求你从托盘里拿出线轴放在桌上，然后再将线轴放回原处，并如此循环往复。你要用一只手以你自己的速度完成任务。与此同时，实验者拿着秒表在一旁观看并做记录。就这样，你必须反反复复做30分钟。然后，主试拿走托盘，又给了你一块钉有48个方栓的板，你的任务是按顺时针方向将每个方栓旋转90度，循环往复再做30分钟！如果你觉得这种活动太过枯燥，那这正是该研究所要达到的效果。按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话说，“该实验阶段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被试产生一种一致的消极体验。”毫无疑问，你会承认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完成了这些任务后，真正的实验才刚刚开始。

主试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三种实验条件下。在控制条件下的被试完成上述任务后即被带进另一个房间，就自己对刚刚完成的实验任务的反应接受访谈。其余的被试接着进行下一步实验程序。完成了上述任务后，实验者和被试进行谈话，好像是要向他们解释该研究的目的。实验者对每位被试都说，你是A组的被试，你们这组在实验前没有得到与实验有关的任何信息。还有一个B组，对B组的被试，我们在实验前会向他们传达这样的信息：这些实验任务是非常有趣的。而这一信息是由一名伪装成大学生的已完成了实验任务的被试传递的。请记住，所有这一切都是刻意布置的，为的是确保随后实验的关键部分真实可信。换句话说，这可被比做是封面故事（cover story）。

然后实验者离开房间几分钟。而当他返回时，表情略显迟疑和困惑并继续对被试说，那名一直向B组被试传递信息的“大学生”打电话来说他病了，但现在还有一名B组被试在外面等待，而他们这会儿又很难再找一个人填补这一空缺。然后，实验者很有礼貌地问被试是否愿意顶替这名“大学生”去向正在等候

的B组被试传递信息。

实验者给愿意提供这一帮助的一些被试每人1美元作为酬谢，而给另一些愿意提供这一帮助的被试每人20美元。被试同意参加下一步实验后，实验者便交给他一张纸，上面标有“B组”几个字，并写着这样一段话：“这项实验任务非常有趣，我从中获得了快乐，我很高兴，这是激动人心的，令人兴奋的。”然后实验者付给被试1美元或20美元，并将他带入一间房间和新来的“被试”在一起单独待上2分钟。2分钟后，实验者回到这间房间，对被试说了些表示感谢的话，然后把被试带入访谈室，让他们谈谈对实验任务的真正看法。这一访谈与先前对控制组进行的访谈完全一样。

整个实验程序是否略嫌复杂？其实一点儿也不。说得简洁明了一些就是，共有三组被试：一组被试因其就实验任务向后来的“被试”撒谎而得到1美元奖励；另一组被试因其撒谎而得到20美元；控制组被试没有撒谎。有11名被试的材料因实验程序出现错误而不进入最后分析，因此，最终每组各有20名被试。

结 果

研究结果以每名被试在最后访谈阶段所表达的对实验任务的真实感受作为测量指标。要求他们对该实验做如下评定：

1.这些实验任务是有趣且令人愉快的吗？以11点量表的形式进行评定， -5代表非常枯燥以及使人厌烦，＋5代表非常有趣且令人愉快，0代表这些任务是中性的，即不枯燥也不有趣。

2.你对自己完成这些实验任务的能力了解了多少？以11点量表的形式进行评定，0代表毫无收获，10代表收获非常大。

3.你相信该实验及你所完成的实验任务是在测量某些重要的东西吗？以11点量表的形式进行评定，0代表没有什么科学价值，10代表科学价值非常大。

4.你是否还愿意参加另外一项与之类似的实验？以11点量表的形式进行评定， -5代表肯定不想参加，＋5代表非常想参加，0代表中立的看法。

表6.7中列出了所有被试对每个问题所作回答的平均值。问题1和问题4是用以说明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的，其结果表明组间差异非常显著。相对于那些得到20美元及没有撒谎的被试而言，得到1美元的被试更喜欢这些实验任务；这与此前该领域的一些研究结论相反，而且也和我们大多数人用常识对结果所进行的预料相反。这一研究发现既反映在对第一题（直接问题）的回答上，也反映在获得1美元的被试表示更愿意参加另一项类似的实验上（即对问题4的回答）。

表6.7　每种实验条件下的被试对访谈问题回答的平均评定值

*与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研究假设有关的问题

讨 论

用费斯廷格的话说，认知失调理论主张：

1.如果一个人被别人劝说做了某种和他原来的观点相反的事或说了某些与他的真实观点相反的话，他将会产生一种改变原有观点的倾向，以使之与刚刚做过的事或说过的话相一致。

2.引起撒谎行为的压力越大，则改变原有观点的倾向将越弱。

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研究发现显然支持了这一理论。费斯廷格对此的解释是：当人们从事某种与态度不符的行为（撒谎）时，如果他们有这样做的充分理由（20美元），他们将体验到较少的认知失调，因此他们改变观点的动机并不强烈。相反，如果他们的理由并不充分（1美元），他们的认知失调将比较严重。因此，为了减少认知失调所引起的不适感，他们对原有的观点将做出较大的调整。

该理论可以用图解的形式表述如下：

与态度不符的行为→解释该行为的理由充足→轻微认知失调→态度改变较小

与态度不符的行为→解释该行为的理由不充足→严重认知失调→态度改变较大

质疑与批评

费斯廷格预料到，许多早期理论会受到这一新观点的威胁，它们的支持者会试图批评这一新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他们自己对这一研究结果的解释（诸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心理演练及寻找论据等）。为了反击这些批评意见，该研究对实验组的被试撒谎的实验片段进行录音，并且由两个并不知情的评定者各自单独进行评定。统计结果显示两组被试（1美元组和20美元组）在撒谎的内容或撒谎的说服力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惟一剩下的对该研究结果的明确解释便是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

自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提出认知失调理论以来，许多其他研究者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但并不否定该理论。库珀和费兹奥对各种修改意见进行了总结（Cooper & Fazio， 1984），他们还提出了由认知失调所引起的态度改变必须经过四个必要的步骤：

第一步，这种与态度不符的行为必须导致你不乐于接受的消极结果。在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中，被试不得不向“新来的被试”撒谎以说服他们参加一个令人厌烦的实验，这就导致了所需的消极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恭维某人的穿着，而实际上你根本无法忍受他的穿着时，你对他的穿着的态度没有改变的原因。

第二步，个人必须对消极结果承担责任。这通常涉及到是否有选择权的问题。如果与态度不符的行为是你自己的选择，且导致了消极结果，那么你将体验到认知失调。但如果有人强迫你这样做，你将不会感到自己对此有责任，因而也就不会产生认知失调。尽管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在论文的标题中使用了“强迫服从” （forced compliance）一词，但实际上被试仍相信其行为是自愿的。

第三步，研究表明，生理唤醒（physiological arousal）也是认知失调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费斯廷格认为失调是一种促使我们改变态度的令人不适的紧张状态。的确，有研究已经证明，当被试以与态度不符的方式自主行事时，他们体验到了生理上的唤醒。尽管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没有测量被试的生理唤醒，但可以肯定地说，生理唤醒是存在的。

第四步，个体必须意识到自己所体验到的唤醒是由自己所做的与态度不符的行为引起的。在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研究中，被试可以轻易体验到不适感而且明确地归结为是他们向新来的被试撒谎而引起的。

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认知失调理论已经成为被人广泛接受且经得起检验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有两个基本过程足以使我们改变自己原有的观点和态度：其一是劝说，即其他人不遗余力地说服你改变自己的观点；其二就是认知失调。

近期应用

各种各样的论文不断地印证了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理论和研究结果。在一项有趣的研究中，研究者设法使在校大学生相信他们在过去曾表达过支持或反对大学进行综合考试的意见（Albarracin & Wyer， 2000）。研究者发现，不管学生的真实想法如何，他们所接到的对他们“过去观点”的操纵反馈（the manipulated feedback）显著改变了他们后来对综合考试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换句话说，根据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认知失调理论，被试对他们过去所赖以行动的某种观点的知觉致使他们在将来以同样或相似的方式行动，从而避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之间可能出现的认知失调。

颇具吸引力的另一项研究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使用了认知失调理论，它解释了为什么滥用药物者会在因违反了驾车的相应规定而接受强制性的治疗之后，仍继续在药物的作用下驾车的原因（Albery等人，2000）。这一应用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之一是，那些不再在药物作用下驾车的滥用药物者相信药物严重削弱了他们的驾驶能力，并提高了发生事故的危险性。相反，那些在药物作用下继续驾车的滥用药物者则认为，只有酒精才会大大提高事故发生的危险性。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理论又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被试在忍受了一段长时间的治疗后，在药物作用下驾车时会产生令人不快的认知失调，这种认知失调只能通过彻底改变对药物的态度才能得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称为“否认”）。

最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艾略特·阿诺松（EI-liot Aronson）完成了一项以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为基础的重要研究，该研究的目的是改变学生的危险性行为（Shea， 1997）。研究者要求热衷于性行为的学生就使用避孕套可以减少感染艾滋病的几率为主题制作一段宣传录像。制作完录像后，其中一半的学生被分为多个小组，研究者鼓励他们就为什么大学生不必使用避孕套的问题展开讨论，并透露他们自己不使用避孕套的经历。换句话说，这些被试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总是坚持自己刚刚在录像中所宣扬的立场。这样，他们便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言行不一。参与录像制作的另一半学生没有参与后面的讨论。当研究者给所有学生一个购买避孕套的机会时，与未参与讨论的学生相比， 自相矛盾组的学生购买避孕套的人数更多。更重要的是，3个月后，当被试就他们的性生活接受访谈时，92%的自相矛盾组的学生声称他们在性交时一直使用避孕套，而在未参与讨论组，只有55%的学生声称自己一直使用避孕套。这是一个认知失调起作用的典型例子。你面对自己的言行不一致的机会越多，你所体验到的认知失调就越严重，因而你改变自己行为的动机也就越强。阿诺松坚信认知失调在改变现实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解释说：“我们大多数人经常会有言行不一的时候，这是因为我们会对这样的行为熟视无睹。但是如果有人站出来而且迫使你正视它，你可能就不会再对其置之不理了。” （Shea， 1997，第A15页）

Albarracin， D.， & Wyer， R. （2000）. The cognitive impact of past behavior: Influences on beliefs， attitudes， and future behavioral decis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79 （1） ， 5 - 22.

Albery， I.， Strang， J. ， Gossop， M. ， & Griffiths， P. （2000）. lllicit drugs and driving: Pteviewence， beliefs， and accident involvement among a cohort of current out-of-treatment drug users.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58（1-2）， 197-204.

Cooper， J. ， & Fazio， R. （ 1984）. A new look at dissonance theory. In L. Berkowitz （Ed. ） ， Aduano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hea， C. （1997， June 20）.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sychologist investigates new approaches to changing human behavior.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43 （41）， A15.

Svartdal， F. （1993） . Working harder for less: Effect of incentive value on force of instrumental response in huma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Section A: Huma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46， 11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