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记忆研究改变心理学：揭示对真人观察中的认知加工

（引自论文第263页）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有礼貌的—粗鲁的”两组的选择结果。当我们在相同的描述性格特征的单词表中用这两个词来替换“热情的”和“冷酷的”时，原先判断中出现的显著差异都消失了！倘若你仔细分辨也还能发现一些差异，但这并不是非常明显，而且只出现在极少的儿对形容词上，甚至有的结果中还出现了轻微的相反现象（如聪明的、仁慈的或利他的）。如果你把表4.2中右面两列数据的区别与“热情—冷酷”栏中的不同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有礼貌的”和“粗鲁的”并不具有与“热情”和“冷酷”一样的影响力。

有了这些结果，阿希就发现了人们在对他人作出判断时大脑的工作过程。下面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他的研究发现。

讨论

正如阿希在他的文章中所解释的，这些结果证明了在描述某个人的单词表中仅改变一个词就能够引起人们对这个人所形成的整体印象的变化。此外，由这个形容词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化其影响是很大的，但不对所有方面都构成影响。某些特征看来与“热情—冷酷”维度有关，而其他的特征则与之无关。当我们在对别人形成某种印象时，“热情”一词激活了宽宏大量、聪明、快乐和善于交际等特征，但它与可靠、有吸引力、诚实等特征无关。尽管你以前可能从未想到过这些，但这种解释是容易理解的，不是吗？顺便提一下，尽管我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词的重要性（现在你当然是意识到了），但我们似乎确实知道这些词是举足轻重的。阿希要求被试把单词表中的词按照在决定某人印象时的重要性排序。A组中有49%的被试把“热情”一词排在7个词中的第一位或第二位。而在B组中有48%的被试把“冷酷”一词排在第一位或第二位。

阿希进一步澄清了当研究者把单词表中的“热情的”和“冷酷的”替换成“有礼貌的”和“粗鲁的”时，被试对他人形成印象的认知加工过程。尽管这些词与“热情的”和“冷酷的”一样，在描述人的时候经常使用，但其对整体印象影响的程度却不如后者。像在第一个实验中所做的一样，研究者要求被试按单词的重要性排序；结果，在被试认为最不重要的三个词中，90%的被试列出了“有礼貌的”，54%的被试列出了“粗鲁的”。

阿希在该研究中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一是某些性格特征扮演着核心特征的角色，而其他性格特征则属于边缘特征。这两种类型的性格特征在个体印象形成的认知加工过程中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

与印象形成理论相关的第二个观点在本文的开头就已讨论过。阿希发现，在个体的思维过程中这些性格特征是彼此相互关联的。这就好比是这些不同的性格特征在被试的头脑中形成了某种社会关系。一些特征地位较高，当它们说“快点”，其他的一些特征便会遵令行事。另一方面，某些特征则较为弱小，本身没有那么强的力量，它们听命于那些处于主导地位的人格特征。阿希假设，也许印象形成的最佳理论模型是把每个性格特质想象成是和另一个或另几个性格特质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我们不是简单地把所有特质相加而形成某种印象，而是综合了它们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按照阿希的观点，这种认知过程就如同下面的形式：

后续研究与批评

你应该已想到了对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批评。事实上，阿希本人也在他的讨论中指出了这一点。这些实验是围绕着对人的描述来进行的，而不是对真人的评价。阿希承认，对真人的观察可能涉及到一些在这些研究中并未出现的认知加工过程。实验室研究的人为性始终是一个潜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几年后由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y）完成的一项相关研究令人颇感兴趣。

凯利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下重复了阿希的研究。他通知正在学习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们来听一位客座教授的讲座。并向其中的一半学生呈现阿希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包括“热情”一词的单词表，而对另一半学生则呈现包含“冷酷”一词的单词表。然后，客座教授到场，并主持了一次20分钟的讨论。随后，研究者要求学生们对客座教授从几个方面进行评价。尽管这些学生听的是同一位教授主持的同一次讨论（讲课者并不知道实验的目的），但他们对讲课者的印象却截然不同。表4.3列举了两组学生对讲课者在几个方而作出的不同评价，其内容与阿希研究中的非常相近。更重要的是，“热情”组的学生采取r一种更友好的方式与讲课者进行交流，对他的笑话给予更多回应，而且在讨论过程中提问更积极。这就意味着，不仅我们对某人的印象随着核心特征的微小变化而改变，而且，新印象的形成还会进一步改变我们对此人的行为方式。

表4.3　学生对客座教授的评价

（引自凯利，1950年）

阿希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当今行为科学的一个最具有发展前途的领域——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图式”概念。“图式”是知识的一个基本单元，它由过去经验发展而来，为人们对以后的经历作出判断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并影响着你对他人和事物的感知和反应。图式是你对客观世界的信息进行组织的方式（参见Fiske & Taylor， 1984年对图式概念的详细讨论）。五十多年前，阿希探讨了人的大脑在对他人形成某种印象时的组织方法，它帮助我们打开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大门。

近期应用

阿希关于印象形成的研究对今天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仍有极大的影响。从1997年到2000年上半年，共有75篇已发表的研究著作引用了阿希在1946年发表的这篇论文。这些研究在更广阔的情境和条件下检验了印象形成的过程。其中有一项研究似乎是沿着阿希（和Kelly）的路线进行的继续探索。研究者检验了大学教授所表现的热情程度与学生对其品质的书面评价之间的关系（Best & Addison， 2000）。在这项研究中，教师表现出各种阿希定义的热情或冷酷的行为。不出所料，当教授在言语和行为方面表现出热情时，学生就会在情绪指标方面给这些教授以更高的评价（如受到学生的喜爱）。不过，“热情—冷酷”这一变量看来并没有影响到学生对教师教学效果的整体评价。这至少在某些个案中证明了学生认识到他们对某些教授的喜好并不必然表明那些教授肯定是最好的教师。

另一项在阿希的研究基础上所作的实验又会向我们证实一些重要信息，该实验试图探讨人们是怎样对那些他们认为可能成为朋友、约会对象、合作者或雇员的人形成某种印象的（Shaw & Steers， 1996）。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为男女各60名被试提供了目标人选的外表、典型的行为方式、基本的人格特质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收入等）等信息，并要求被试根据这些信息为这四类人选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人选。不出所料，除了约会对象外，人们在选择其他三种关系时，更加注重人格特质而最少关注外表。再者，“男性与女性相比，更加注重外表信息（特别是在选择约会对象时）；而女性与男性相比，更注重人格特质方面的信息”（第209页）。对这样的结果你会感到惊讶吗？不会，我也不会。

最后，有最新证据表明阿希的研究可能永远都不会过时。麦肯纳和巴法（McKenna & Bargh， 2000年）的研究把阿希的印象形成模型应用到网络人际关系方面。他们认为，心理学必须找到“一种可靠的分析方法，以解释为什么通过因特网获得社会认同感、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等信息可能与在现实生活中所获得的有所不同。”他们指出了网络人际关系形成中的4个独特之处，而这些差异则改变了我们所熟知的印象形成的规则：（a）人们在彼此认识之后仍能保持较长时间的匿名状态； （b）外表对亲密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影响大大减少；（c）在人际关系形成中身体距离的作用显著降低； （d）个人对新人际关系的发展速度的控制力远远高于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条件下的控制力。作者明智地指出，在我们指责因特网为人们所带来的抑郁、寂寞和孤独之前，我们必须对这种前景广阔的新兴人际交往途径进行更加广泛的研究，以增进我们对它的了解。

Best， J.， & Addison， W. （2000）. A preliminary study of perceived warmth of professor and student evaluations. Teaching of Psychology， 27（l），60 - 62.

Fiske， S. T. ， & Taylor， S. （1984） . Social cognition. Reading， MA: Addison - Wesley.

Kelly， H. （1950） . The warm - cold variable in first impressions of pers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8，431- 439.

McKenna， K. ， & Bargh， J. （2000）. Plan 9 from cyberspac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o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view， 4（1）， 57 - 75.

Shaw， J. ， & Steers， W. （ 1996）. Effects of perceiver sex， search goal， and target person attributes on information search and impress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 11（5），209-227.

研究15　心中的地图

Tolman， E. C.（ 1948）. Cognitive maps in rats and men. Psychological Review， 55，189 - 208.

有不少研究被收录于本书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研究的理论假设和研究结果反驳了当时流行的观点。华生关于小艾尔伯特的研究、霍布斯和麦卡利关于梦的理论认识、哈罗的婴儿依恋理论、鲍查德关于人格受遗传影响的发现、拉皮尔对态度与行为的观察以及其他的一些研究，都对心理学思想的现状提出了挑战，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人类行为的革命性的新解释。爱德华·C·托尔曼（Edward C.Tolman）关于学习和认知的理论探讨和实验研究也对心理学作出了类似的贡献。多年来，心理学被严格的刺激—反应学习理论所统治，这一理论无视不能直接观察的内部心理活动的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托尔曼用实验证明，即便是老鼠也有着极其复杂的内部认知活动，而且人们不必借助直接观察就可以研究这些心理过程。由于其研究的重大意义，托尔曼被公认为是“认知—行为主义”这一学习理论流派的奠基人。

为了更好地体会托尔曼的研究设想，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你现在想去最近的邮局或音像店，你可能已在头脑中形成了它所在位置的表象。现在思考一下你要走的那条路线。你很清楚必须要走哪些街道或公路，在哪儿转弯，并最终到达目的地。这是一幅存在于你头脑中的由你的当前位置与邮局或音像店的关系以及你穿梭于其间的路线所组成的图画，它被称为“心理表征”，托尔曼则称之为“认知地图”。托尔曼强调，不仅人类使用认知地图，而且包括老鼠在内的动物也在其思维活动中使用认知地图。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关心老鼠的思维方式呢？是的，如果你是一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习理论研究者，你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便是让老鼠学习走迷宫。

理论假设

在20世纪上半叶，学习理论家是走在心理学最前沿的，除了要试图解释学习的机制以外，他们还致力于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进而在科学的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科学仅有几十年的时间，很多研究者认为，要想证明心理学的科学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努力赶上像物理学那样的无可争议的“硬”科学。这种想法致使学习理论家指出，心理学正如物理学一样，它的惟一合适的研究对象是可观察、可测量的事件。作用于机体的某种刺激是可测量的，机体对刺激的反应行为也是可测量的，但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机体内部发生了什么则是无法观察或测量的，因此是不能研究的，而且就此而论也就不重要了。所以，以这种观点来看，在老鼠学习走迷宫的过程中，其速度越来越快，错误越来越少，这一学习过程是由一连串刺激和老鼠最后到达放有食物奖赏的迷宫尽头的一连串正确反应所组成的。关于行为的这种严格的刺激—反应联结思想构成了行为主义的精髓，而且在短暂的心理学历史的前50年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托尔曼为首的对行为主义持反对意见的人们开始形成了一定的力量，他们主张，在学习过程中不仅有刺激和反应，而且在机体内部还发生了比这更复杂的事情。事实上，托尔曼对当时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两点主要的修正意见：一是，如果不对与刺激和反应同时发生的内部心理过程进行考察，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学习的本质及其复杂性。正如托尔曼在他194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中所阐述的（这篇论文也正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我们相信在老鼠学习走迷宫的过程中，它的头脑中已建立了类似环境地图的东西。我们同意其他学派（刺激—反应）的观点，即走迷宫的老鼠接受某种刺激并最终由于这些刺激而导致了实际中所出现的各种反应。不过，我们觉得，发生在大脑中的心理活动过程远比刺激—反应心理学家所认为的更复杂、更丰富多彩，而且通常也更自主。”（第192页）

托尔曼提出的第二点是，尽管内部认知过程无法直接观察，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可观察的行为而客观、科学地将其推断出来。

方法和结果

托尔曼在他1948年的论文中介绍了很多研究以支持他的观点，所有这些研究都涉及老鼠学习走迷宫的实验。下面我们将讨论其中两项研究，它们简单明了地验证了他的理论观点。

第一个实验称为“潜伏学习实验”。研究中，把老鼠分为三组：对C组（控制组）而言，研究者所使用的是学习走迷宫的标准程序——让老鼠练习走迷宫，在迷宫的出口处放着作为奖励的食物，每日如此；对N组（无奖励组）的老鼠，其每天被放入迷宫的时间与C组相同，但不出现食物，而且在迷宫中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受到奖励；而D组（延迟奖励组）的老鼠在前10天与N组受到同样待遇，但自第11天起，研究者会在迷宫的出口处放置食物，而且以后每天如此。图4.3展示了以三组老鼠的平均错误数（进入盲巷的次数）为指标的实验结果。

在图中很容易看出，N组和D组的老鼠在没有得到任何奖励时，它们的学习没有多少进步；而控制组的老鼠在2周的时间内就可以达到近乎准确无误的程度。但当D组的老鼠发觉走迷宫能得到好处（食物）时，他们仅在3天内就可以近乎无误地学会走迷宫（从第11天到第13天）。对这些发现的惟一可能的解释是，该组老鼠在学习走迷宫的前10天中，它们所学到的东西比它们表现出来的要多得多。正如托尔曼所解释的：“一旦……它们知道能得到食物，它们就表现出在先前没有奖励的练习阶段，已经习得了一些盲巷的位置。它们已经构建了一幅‘地图’，而一旦它们产生了学会走迷宫的动机，它们就能立刻利用这幅‘地图’”（第195页）。

图4.3　在潜伏学习实验中老鼠学习走迷宫的错误率

我们要讨论的第二项研究称为“空间定向”实验。刺激—反应理论认为，老鼠为了得到食物奖赏，它只有通过在迷宫里四处奔跑并经历过所有的刺激一反应联结（即S-R）后，才能知道食物的具体位置。这就好比说，你只有走出厨房，穿过起居室，走过门厅，经过洗手间，进入你的卧室，才能知道卧室的具体位置。实际上，你对卧室在你家中的具体位置已形成了一种心理表征，而并不必通过像“走迷宫”那样的方式来确定你卧室的方位。托尔曼设计的空间定向技术就是要说明，进行走迷宫训练的老鼠实际上掌握的是食物出现的空间位置与它们的出发位置间的相对关系，而不管迷宫的结构有多大变化，甚至是被拆除。

首先，老鼠学习图4.4所示的简单迷宫。它们进入迷宫的入口，穿过圆台面并进入引导通道，经过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走到有食物奖励的出口。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迷宫，对老鼠而言，经过12次试验就能近乎准确无误地完成整个走迷宫任务。

图4.4　空间定向实验：简单的迷宫

然后，把迷宫改为图4.5所示的光芒四射状。现在，当受过训练的老鼠试图走它们过去的路线时，发现道路被堵住了，它们只能回到圆台面上，在那里它们必须在几条可能的备选路线中做出选择以便到达先前放有食物的迷宫出口处。图4.6列出了选择各条路线中的老鼠数量。

图4.5　空间定向实验：光芒四射状的迷宫

图4.6　空间定向实验：选择各条路线的老鼠数量

正如你所看到的，与其他路线相比，老鼠更多地选择了出口距先前食物出现的位置仅10厘米的路线6。根据刺激—反应理论，老鼠应最可能选择最接近先前迷宫中第一个转弯的方向的路线11，但事实并非如此。”看来老鼠掌握的不只是使它能按特定路线找到食物的序列地图，而是掌握了一幅含有食物的具体位置及其在房间内的具体方位的更广泛的综合性地图”（第204页）。在此，托尔曼把他得自于老鼠的认知地图理论推广到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有这种潜能的生物有机体上。他所证明的是，有机体所形成的认知地图不是一种从A点到B点到C点……再到Z点的序列地图，而是一幅更广泛、更综合化或概念化的地图，它使生物有机体在大脑中形成了一种认知“局势”。

讨论

托尔曼在其1948年的论文的结论性评述中，把焦点主要集中在内涵单一的序列地图与更广泛综合的认知地图间的差异上。当他把这一发现应用于人类时，托尔曼构建了这样的理论：对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综合地图对人类而言是有益的，而内涵单一的序列地图则可能会使人陷入消极状态之中，如心理疾病或偏见和歧视等。他的推论是建立在与上述研究有关的一些发现的基础上的。他发现，当老鼠有过分强烈的动机（如过于饥饿）或者受到过多挫折（盲巷太多）时，它们倾向于形成内涵单一的序列地图而不是如前所述的综合认知地图。托尔曼承认他不是临床心理学家或社会心理学家，但他仍把他的上述观点看做是对一些社会问题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托尔曼论述道：

“过分强烈的动机或极度的压抑状态，使人类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入盲目仇视外来者的歧途。他们对外来者的仇视表现在方方面面，从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到世界大战的爆发，形式多样。

以上帝或心理学的名义，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惟一的答案就是重申理性的力量，也就是综合的认知地图……。我们不该让自己或其他人过于情绪化、过于饥饿、过于衣衫褴褛，动机过于强烈，这些只能形成狭隘的序列地图。我们所有人……必须保持平和的心态，吸收充足的营养，以便形成真正的综合性的认知地图。……简言之， 当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面对人类世界这一上帝赐予的“大迷宫”时，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就像善良的实验者对待他的实验老鼠那样）处于能激发适度动机而没有多余的挫败感的最理想的状态中。”（第208页）

后续研究及近期应用

在托尔曼完成其早期研究之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研究发现都支持了他的认知学习理论。现在，认知心理学已经成为当今行为科学中最具活力和最具影响力的研究领域之一，这也许就是托尔曼的思想观点所引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心理学的这个分支主要研究无法观察的内部认知过程，而在几十年以前，整个的“心理”这一概念还被排除在科学的研究对象之外；但如今人们对心理学的态度却有了一个近乎180度的大转变，即人们已普遍接受了如下的观点：在决定一种行为反应的过程中，经由感觉、注意、思维、期望、记忆和分析对刺激进行的智力加工方式如果不比刺激本身更重要的话，也至少与后者同等重要。

托尔曼的认知地图理论还影响了心理学的另一个分支——环境心理学。这一领域关注的是人类行为及行为发生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心理学中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便是研究人们怎样体验和考虑生活中的各种环境，如城市、邻里、校园或办公楼等。人们对地点形成概念化的认识，而对这种认识的研究被称为“环境认知”，而你对这些地点所形成的精确心理表征被托尔曼称为“认知地图”。环境心理学家借鉴托尔曼的基本概念，他们不仅在了解人们对环境的理解方面，而且还在规划环境以使其与我们的认知地图加工过程达到最理想的匹配方面取得了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把托尔曼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的环境心理学家之一便是林奇（Lynch， 1960）。

林奇提出了5种人们用来形成认知地图的环境要素。道路被认为是承载交通的主干道，无论是乘车、步行、骑自行车或乘船均如此。边界是我们在认知地图中划分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的分界线，它可以是峡谷、一堵墙或某个湖的湖岸，但其功能与道路不同。交汇点则是一些引人注目的地方，比如街心公园、道路的环状交叉口或中心广场的喷泉等。这些地方是道路和边界的汇合之处。街区在我们的心理表征中占的空间很大，并以其共同特征所命名，如影剧院区或酒店街等。最后，界标是在你的认知地图内用作参照点的结构，我们常在远处就能看见它们，譬如钟楼、教堂的尖塔，或者一座与众不同的高层建筑物等。

托尔曼在他的这篇早期论文中清楚地表述了他的认知地图理论，在这篇文章发表以来的50多年里，人们在更广阔的研究领域中频繁引用该论文的研究结果。例如，最近有一项研究使用了托尔曼的认知地图模型，其目的是为了解学生怎样学会利用大学图书馆提供的错综复杂的多媒体信息，并发展一些有效方法帮助他们高效利用多媒体信息（Horan， 1999）。另一项来自旅游领域的研究引用了托尔曼的思想，该研究的目的是检验那些到尚未开发的野外去旅游的人（被称为自然旅游者）是怎样对那些地区的地形形成认识的（Young， 1999）。该文的作者发现，有几个因素影响着被试心理地图的质量，其中包括交通方式、过去在当地的旅游经历、停留天数、旅游者的籍贯、旅游者的年龄以及性别等。

现在，许多旅行者根本不必外出，至少在身体的层面上是这样。正如阿希在其印象形成的研究中使用因特网作为研究工具一样，托尔曼的认知地图的理论建构也已在有关因特网的心理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考虑一下你在网上所做的一切：你不断探索，四处游逛。其实你哪儿也没去，而有更多上网经历的人则会将上网比做是一次旅行。而且一旦你有机会，则还会以相同的路线去同样的地方，对吗？所以，如果你想到这里，你就已经对网络这块广阔天地中的一小部分形成一幅心理地图！刊登在一本人—机关系研究专刊中的一项研究就检验了人们在因特网上的搜索行为以及人们在网上“冲浪”时所用的策略（Hodkinson， Kiel & McCo11-Kennedy， 2000）。研究者能够把网络搜索行为转化为图像形式，识别出个人的搜索行为，进而提出了一些提高网上搜索效率的可行的方法。

最后，测试某种理论是否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种颇具启发性的方法，是考查它是否能不断引发各种争议和辩论。托尔曼在他1948年的论文中提出的认知地图理论以高分通过了这个测试。关于这一点，班尼特（Bennett， 1996）的论文就是一个例证。在一份生物学杂志上，班尼特相当大胆地声称：

“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动物拥有认知地图，……因为对老鼠在走迷宫时所表现出的令人惊讶的走捷径行为一定有更简单的解释……我认为认知地图不再是一种可以阐明动物的空间定向行为的有效假设，因而应该避免使用认知地图这一术语。”（第219页）

所以，按照班尼特的说法，托尔曼对认知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研究领域所产生的50年的影响应该受到摒弃，但事实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Bennett， A. （1996） . Do animals have cognitive map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199（1）， 219-224.(www.xing528.com)

Hodkinson， C. ， Kiel， G. ， & McColl - Kennedy， J. （2000）. Consumer web search behavior: Diagarnmatic illustration of wayfinding on the web.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 Computer Studies，52（5） ， 805 - 830.

Horan， M. （1999） . What students see: Sketch maps as tools for assessing knowledge of libraries.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5（3），187 - 201.

Lynch， K. 1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Young， M. （1999） . Cogn itive maps of nature - based tourist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 26（4）， 817 - 839.

研究16　感谢记忆

Loftus， E.F. （1975） . Leading questions and the eyewitness report. Cognitive Psychology， 7， 560 - 572.

皮瑞·马森（Perry Mason）：汉密尔顿（Hamilton），我相信我的当事人所说的，她根本没有到过犯罪现场，我认为她的话是真实的。

汉密尔顿·伯格（Hamilton Burger）：皮瑞，我们为什么不让陪审团来裁定呢？

皮瑞·马森：因为我认为这没有必要进行审判。你没有直接证据，你有的只是间接证据。

汉密尔顿·伯格：好吧，皮瑞，我想现在是告诉你一切的时候了。我们找到了目睹整个案件的人，皮瑞，我们有一个目击证人！

随着象征疑窦丛生的画外音的响起，我们知道，对皮瑞而言这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将最终获胜，但对地方检察官而言，一个目击证人的出现完全可以使一个本来证据不足的案件一下子变得几乎无懈可击。为什么在刑事案件中目击证人的证词能提供如此确凿的证据？理由是律师、法官、陪审团和普通民众都相信，一个人对一件事的记忆一定反映着该事件的本来面貌。换句话说，记忆被认为是再造事件的过程。我们通常会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的记忆绝对可靠，但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现在却对此产生了怀疑。

华盛顿大学的伊丽莎白·罗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是记忆研究领域中的卓越研究者之一。她发现，当人们回忆一件事情时，并不是准确地再现它；相反，回忆是一种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一种重构。罗夫特斯的研究证明，重构式记忆是你用新信息和现存信息去填补你回忆某种经历时所出现的遗漏的结果。她指出，人的记忆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稳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们是会调整和改变的。所以，如果你给别人讲述你5年前度假的事，你认为你是按照它当时发生的情景来描述的，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或许你已经用了很多来源于其他地方的信息重新建构了你的记忆，其来源可以是你前几次对它的讲述、这一次或随后的假期中的其他经历，也可能是你去年看过的一部在你度假的地方拍摄的电影等等。如果你在讲述某种体验时有另一个人在场，而这个人是当时与你一起度假的，则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一件你们两人同时见证的事件，你们的叙述竟会如此的不同！

记忆的这些改变通常是无害的。然而，在司法程序中，当被告的命运可能由目击者的证词决定的时候，记忆的重新构建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基于这个原因，罗夫特斯在该记忆领域的很多研究都与法律上的目击者证词有关。在她的早期研究中，她发现，提问中措辞的细微差别都可能改变一个人对事件的记忆。例如，如果问一个交通事故的目击者：“你看到一个撞碎的车前灯了吗？”或“你看到那个撞碎的车前灯了吗？”即使事件中根本就没有撞碎的车前灯，在提问的问题中使用“那个”比使用“一个”会产生更多的肯定反应。使用“那个”预示着事故中的确已出现了撞碎的车前灯，这样就会使目击者在有关这个事件的记忆中加入一个新的因素。

本节集中讨论的这篇文章是罗夫特斯最常被引用的几项研究之一，这是因为该论文对4项相关研究作了相应报告，而这4项研究把她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她在这些研究中证明，向目击证人提问时措辞的变化会影响他们对事件的记忆，并导致他们对后面问题的回答。请记住，这项研究既影响了记忆理论，也影响了司法领域。

理论假设

该研究的焦点是探讨含有假定前提的问题对改变人们关于某个事件的记忆的作用。罗夫特斯把这种假定前提定义为，为使所问的问题有意义而必须为真的条件。例如，假设你目击了一场交通事故，我问你：“有几个人坐在这辆超速行驶的车里？”这个问题的假定前提为汽车是超速行驶的。但是如果这辆车实际上并没有超速行驶，你又该如何回答呢？是的，你可能以任何方式来作出回答，因为这不是一个关于汽车是否超速的问题。然而，罗夫特斯认为，提问时的这种措辞方式会使你在这个事件的记忆中加上汽车超速行驶的信息。因此，在回答随后对你提出的其他问题时，你就更有可能说这辆汽车是超速行驶的。罗夫特斯假设，如果对目击者提出的问题中包含了关于目击事件的错误假定前提，那么这个新的错误信息就会出现在目击者随后的证词中。本文所涉及的4项研究中有3项都包含了在一周的时间间隔后的回忆测试，因此罗夫特斯在此暗含的预测是，这种含有错误信息的重构式记忆将保持一段时间。

方法和结果

对于4项实验中的每项实验，我们都将其方法和结果合并总结，具体如下：

实验1

在第一项实验中，主试将150名学生分成小组后请他们观看短片，短片的内容为一个司机闯过了停车路标，冲进迎面而来的车流，并引发了5辆汽车的追尾事件。事件只持续了4秒钟，而整个电影也不超过1分钟。电影结束后，要求被试做一份包含10个问题的问卷。对于其中的一半被试，问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轿车A（闯过停车路标的那辆车）闯过停车路标时速度有多快？”而另一半被试的第一个问题是：“轿车A右转弯时的速度有多快？”接下来的一些问题对研究者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最后一个问题。该问题对两组被试的提法完全相同，即“轿车A前面是否有停车路标？”

对在第一个问题中提到停车路标的那组被试，有40名（53%）说他们看到轿车A前有停车路标，但在“右转弯”组中，只有26名被试（35%）声称他们看到了停车路标。这种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实验 2

罗夫特斯报告的第二项研究是在她的系列研究中第一项包括了延迟记忆测试的研究，也是4项实验中惟一的一项没有使用交通事故作为目击事件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主试给40名被试播放了一段3分钟的电影片段，片名为《学生革命日记》。这段电影片段说的是一个班级被8名示威者分裂为几部分。被试看完电影后，要求他们回答包括20道与该电影片段有关的问题的问卷。其中一半被试的一个问题是：“进入教室的4名示威者的带头者是男性吗？”另一半被试的问题则是：“进入教室的12名示威者的带头者是男性吗？”向两组被试所提的其他问题完全相同。

在初测的一个星期之后，主试把两组被试请回并请他们回答有关这部电影的20道新问题（不再重看电影）。与研究结果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你看见几名示威者走进了教室？”请记住，两组被试看的是同一部电影，而且所回答的问题中除了作为参考的12名示威者与4名示威者的不同外，其余全部相同。

在问题中假定了12名示威者的那组被试平均报告的人数为8.85。在问题中假定了4名示威者的那组被试平均报告的人数为6.40，这也同样具有显著性差异。一些被试回忆出了正确数量—8—。然而，这个实验表明，平均来看，问题的措辞改变了被试对目击事件基本特征的记忆。

实验3

研究者设计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想知道，提问中的一些错误假定的前提是否会使目击者在重建对某事件的记忆时，把未曾出现在事件中的物体包括进来。被试（150名大学生）观看一段与一辆白色赛车有关的交通事故的短片，录像的内容围绕着这一事故展开，而后要求他们回答与录像有关的10个问题。一半被试的问卷中包含的一个问题是“白色赛车在乡间道路上行驶，它经过谷仓时速度有多快？”对另一半被试则问道：“白色赛车在乡间道路上行驶时，速度有多快？”如同前面的研究一样，被试一个星期后返回并回答10道与这个事件有关的新问题。其中，用来验证研究假设的问题是：“你是否看见了一个谷仓？”

在前一轮问题中提到谷仓的那组被试中，有13人（17.3%）对此问题回答“是”，而相比之下，没有提到谷仓的那组被试中只有2人（2.7%）回答“是”。两组的差异又一次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

实验 4

本论文的最后一项实验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而精心设计的。第一，罗夫特斯希望进一步证明在实验3中发现的记忆重构效应。第二，她想知道，仅仅提及某物，即使它不是错误假定前提的一部分，是否也足以使被试把它补充到记忆中去。例如，当影片中没有出现谷仓，主试直接问你：“你是否看到一个谷仓？”你可能回答：“没有。”但如果主试一周以后再问你同样的问题，谷仓就可能会潜入你对该事件的记忆里。这就是罗夫特斯要在她的第四项实验中验证的想法。

研究者将50名被试分为3组，让他们观看了一段3分钟的短片，电影是在一辆汽车内拍摄的，结尾是这辆车撞到了一位男士推着的婴儿车上。然后向3组被试分发包含有关该短片内容的问题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有如下不同：

D组：直接提问组。他们收到的小册子中包含了40道填充题和5道关键的直接提问的问题，这5道题均包含了事件中并不存在的事物。如，“你是否在电影中看到一个谷仓？”

F组：错误假定前提组。他们收到了同样的40道填充题和5道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包含了对同样不存在的物体的假定前提。如，“你是否看见有一辆旅游车停放在谷仓前？”

C组：控制组。他们只收到了40道填充题。

一周后，所有被试返回并回答有关该短片的20个新问题。这些问题中有5个问题与一周前对直接提问组所提的关键问题完全相同。所以D组两次见到这5个问题。主试所使用的测量方法是，计算每组被试中声称记得在短片中见过实际并不存在的事物的人数百分比。

表4.4展示了三组被试的回答结果。请记住，短片中并没有校

表4.4　经过直接提问和错误假设前提提问之后，被试对电影中并不存在的物体的回忆次数

C：控制组D：直接提问组F：错误假定前提组
（引自第568页）

车、卡车、道路的中央线、推着婴儿车的女士以及谷仓。把所有问题综合在一起，一周后对直接问题回答“是”的总百分比具体如下：错误假定前提组为29.2%，直接提问组为15.6%，控制组为8.4%。直接提问组与错误假定前提组在每个问题上的差异以及所有问题的综合差异都具有统计显著性。然而，尽管在直接提问组与控制组之间也存在相似的差异趋向，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却并没有能够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讨论

在上述研究及其他研究的基础上，罗夫特斯主张：一种有关记忆和回忆的准确理论必须包括重构过程，即当新的信息被整合到人对某一事件的最初记忆中去的时候，这种重构过程就会发生。如果我们简单地假定，回忆所包含的仅仅是对某事件的准确程度不一的再现，这并不能解释罗夫特斯的这些研究发现。为了说明这些问题，图4.7对传统的回忆观点与罗夫特斯提出的新观点做了比较。正如你所看到的，在新观点中增加了把新信息整合到记忆中的步骤，而传统观点中并不包含这一点。进而，这种新信息会使你原先记忆表征得以改变或重构。随后，如果问你一个有关这个事件的问题，你的回忆将不再是原先实际发生过的事件，而是你对它的重构。罗夫特斯认为，这种重构过程就是谷仓、校车、推着婴儿车的女士和道路中央线这些在短片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会鬼使神差地出现在被试记忆中的原因。提问中错误的假定前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巧妙的形式，把新信息无意识地整合进最初的记忆中去。

把该理论应用到刑事调查中的目击者证词上时，罗夫特斯指出，在刑事调查中目击证人通常要多次回答问题。他们可能在犯罪现场接受警察的提问，接受负责处理该案的检察官的询问，而且如果他们到庭作证，则又将再一次接受询问。在上述不同时间段的提问过程中，错误的假定前提是很有可能产生的，有时可能并非是有意的。而且有无数的途径可以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研究表明，一些常见的、听起来没有问题的提问，如“那家伙的枪是什么样的？”或“逃逸的汽车停在哪儿？”等，无论枪或逃逸的汽车是否真正存在，这样的提问都会提高目击者记住它们的儿率（Smith & Ellsworth， 1987）。所以，虽然目击证人、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都认为， 目击证人是在再现他们的所见所闻，但罗夫特斯认为， 目击证人记住的是“建立在改变了的记忆表征基础上的再生印象”（第571页）。

图4.7　回答问题时对事件的回忆

近期应用

罗夫特斯就目击证人的证词所做的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正在对相关研究产生着巨大影响，以下几项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证。一项研究引用了她这篇1975年发表的论文，这项研究检验了律师的复杂提问方式是如何对目击证人证词的准确性和目击证人的信心产生负面影响的（Kebbell & Giles， 2000）。所有被试观看同一段录像，一周后主试对他们所看到的内容进行提问。对一半被试提问时使用的是含糊不清的语言（你知道，律师们常会说：“这……并不真实，对吗？”），而对另一半被试提问时则使用相同问题的简练表达方式。结果很清楚：回答含糊不清的问题的被试与回答直截了当的问题的被试相比，他们所报告的证词不太准确，而且对答案也缺乏信心。

另一项借鉴了罗夫特斯的工作的研究颇具启发性，该研究分析了那些可能被选为陪审团成员的普通人是如何判断目击证人证词的准确性的（Shaw， Garcia， & McClure， 1999）。被试“报告说，他们自己的常识和日常生活经历，是判断目击者证词准确性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第52页）。从大量的科学证据看来，这是令人深感不安的。因为不仅证人的证词很不可靠，而且就连陪审团成员在判断目击者证词的准确性方面也是非常糟糕的。

伊丽莎白·罗夫特斯除了在目击者证词领域仍在进行研究之外，她现在还是研究被压抑的童年期记忆的代表人物，而这一问题则引起了颇多争议。争论的一方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声称在自己过去的生活中曾经被虐待，且通常是性虐待，但只是最近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他们记起了自己的受虐经历，这是因为这些创伤性记忆已经被压抑到他们的潜意识中去了。争论的另一方是那些被谴责为虐待人的人，但他们坚决否认这些而且声称，这些记忆既可能是幻觉也可能是通过治疗过程灌输给他们的（参见Garry & Loftus， 1994，对该争论的回顾）。这正好属于罗夫特斯记忆研究的范畴，罗夫特斯的著作《被压抑的记忆之谜：错误的记忆和对性虐待的辩解》 （Loftus & Ketcham， 1994；亦可参见Pope，1995年的评论）总结了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并把它们综合成论证该问题的一个有机整体。从本质上说，罗夫特斯主张被压抑的记忆根本不存在，而且她在很多研究中似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她站在了对潜意识的整个概念及其真实存在提出质疑的心理学家的最前列。罗夫特斯论点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实验证据反复证明了与众不同的创伤性记忆往往是我们记得最清楚的部分。然而，临床心理医生却报告说，这些被压抑的受虐待记忆是在特定的深入治疗过程中为病人所逐步意识到的，即从无意识状态进入意识状态。如何把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统一起来呢？罗夫特斯提出三种可能的记忆歪曲过程，以解释被临床心理医生称为“压抑”的现象（Loftus， Joslyn， & Polage， 1998）。首先，当事人也许早已忘记了早期的性虐待，而不是压抑了它们。她引用的研究证据是，当儿童并不理解可能的虐待事件中性的本质时，虐待事件往往很难被儿童记住。其次，人们可能在治疗中说他们已经忘记了某一创伤性事件，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忘记。不愿想起某件事并不等于忘记了此事。最后，罗夫特斯坚决主张，“某些人可能相信某种特定的创伤性事件的确发生过而且被压抑了。而事实上，这一事件最初并没有发生过。只是在某种情况下，这些被歪曲的记忆加在了一起导致了‘压抑’现象的出现”（第781页）。

不难想象，罗夫特斯关于被压抑的和恢复了的记忆的见解肯定会招致批评（参见Pezdek & Roe， 1997）。毕竟，她对压抑的力量的否认，直接否定了心理学范式以及自弗洛伊德以来人们一直认同的心理结构。并且，很多心理治疗师和病人都相信与受虐待有关的记忆会被压抑很多年，而后再得以恢复，这与他们的个人利害关系有关。然而，仔细阅读罗夫特斯那全面而细致的科学研究著作，应该会使每个人都对这一观念提出质疑。

结论

伊丽莎白·罗夫特斯被人们公认为记忆重构及目击者证词研究领域的卓越先导，她在这方面的研究正在继续进行。多年来，她的研究结果成功地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并且得到了该领域其他研究者的支持。

在当今的心理学和法学专业领域内，人们普遍相信， 目击者的证词中会掺杂很多来自不同渠道的错误信息，例如，混入一些该事件发生后的信息。正是由于罗夫特斯和其他研究者的一系列研究， 目击者的证词在审判中的作用和可靠性才受到了严重质疑。罗夫特斯本人就是最为人们器重的作证专家之一（通常是为被告作辩护）。她的职责是用事实来提醒陪审团成员，评估目击者的证词时必须多加小心。

正像罗夫特斯在她最近的著作中写到的：“我研究记忆，而且我是一个怀疑论者” （Loftus & Ketcham， 1994，第7页）。或许我们都应该如此。

Garry，M. ， & Loftus， E. （1994） . Repressed memories of childhood trauma: Could some of them be suggested？ USA Today magazine， 122，82 - 85.

Kebbell， M. ， & Giles， C. （2000）. Some experimental influences of lawyers' complicated questions on eyewitness confidence and accuracy. Journal of Psychology，134（2），129- 139.

Loftus， E. ， & Hoffman， H. （1989） . Misinformation and memory : The creation of new mem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 General ，118，100 - 104.

Loftus， E. ， Joslyn， S. ， & Polage， D.（1998） . Repression: A mistaken impression？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10（4），781 - 792.

Loftus， E. ， & Ketcham， K. （1994）. The myth of rgrressed menaries : False accusations

and allegations of sexual abus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ope， K. （1995） . What psychologists better know about recovered memories， research: Lawsuits， and the pivotal experiment. Clinical Psychology : Science and Practice，2（3），304- 315.

Shaw， J. ， Garcia， L. ， & McClure， K. （1999） . A lay perspective on the accuracy of eyewitness testimon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9（l），52 - 71.

Smith， V. ， & Ellsworth， P.（1987） .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eyewitness accuracy: Leading questions and communicator expertis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72，29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