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正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被世界媒体誉为“中国奇迹”。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在“中国制造”享誉全球的同时,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这些“中国奇迹”的制造者——千千万万打工者身上。如今在珠江三角洲打工的人就超过三千万人,反映他们喜怒哀乐生存状态的“打工文学”也应运而生,而王十月的打工文学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
从2000年王十月在打工文学内部刊物《大鹏湾》发表小说《我是一只小小鸟》开始,他笔耕不辍,到如今他除了发表中长篇小说集以外,还发表了数十篇短篇小说。《开冲床的人》中小广西的右掌被机器吞噬了,剩下了一根肉棍,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最后他铤而走险,拿着一把西瓜刀到厂里索赔并临时起意劫持了一名女工,小广西瞬间由受害者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关外》中,“我”生活窘迫时,只能睡在烂尾楼里,喝自来水。为了躲避治安队员对“三无人员”的抓捕,“我”三更半夜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底色》中,刘冬妹在鞋厂打工,由于工厂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她乙烷中毒,最后离开工厂时,还不敢讨要赔偿金。《文身》中的阿锋等三个烂仔,在工厂“出粮”(广东话发工资之意)时,到工厂大门口公然收取每人十元的保护费。《示众》中的老冯在城里建筑工地打工十几年,现在50多岁了,有些干不动了,准备回家前看看他参与建设过的、他在心中昵称为“小女儿”的依云小区,但大门保安不允许他入内。后来通过围墙松动的花窗进去了,却被小区保安以偷窃嫌疑人而扣押。他要么被送去派出所,要么站在小区门口示众,老冯选择了后者。于是,他胸前挂着一块纸牌,上书几个大字:“我叫冯文根,我是一个贼!!!”老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回家之前会遭到这样的奇耻大辱!《我是一只小小鸟》中,杨伟撰写应聘包装部主管方案的同时,还给人事部的雷萌小姐写了一封深情款款的情书,这被雷萌等讥讽为言情小说。当他抢回“言情小说”并当她们的面撕毁以后,雷萌命令他在三分钟之内全部捡拾干净,还叫来了保安队长,如果不执行命令,连保安队长也要炒掉。
“屈辱、怨恨、忍耐、顽强、倔犟,是弥漫在打工文学中的主调”[87]笔者认为这种归纳毫不夸张。《开冲床的人》中的李响(理想?)的生命状态充满悖论:由于多年失聪,他在喧嚣的机器轰鸣声中如入寂寥的山村旷野,他甚至觉得自己和冲床已融为一体。他熟悉冲床,就如熟悉自己的手指一样。李响打工的目标很明确:挣钱、治病、找回失去的声音。十多年过后,他的理想实现了,他花了十万元钱在耳朵里植入了电子耳蜗。不料理想实现之日,就是噩梦降临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冲床刺耳的声音给他的生理、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他的右手掌也给机器吞噬掉了。《文身》中的少年打工者,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人欺负,省吃俭用去做了文身,文了一条龙,可是,文身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安全,反而却给他带来了不尽的烦恼:工友的疏远、经理的解雇、招聘人员对他的不屑、其他工厂对他关闭求职的大门、烂仔阿锋对他威逼利诱,后来他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准备对下班打工者敲诈勒索时,被埋伏在此地多时的警察逮个正着。“这真是逼良为娼,欲罢不能。少年基本上是一个正面人物:可爱、可恨、可亲、可怜、可悲。”[88]《不断说话》中的守桥人也同样进退失据,处于无法自拔的生存悖论之中。由于“忘川大桥”经常上演跳桥秀,当地政府怕会有损自己的形象,派人守桥以阻止跳桥秀的继续上演。过了83天,还没有人跳桥,再过一周如果还没有人跳桥,守桥人担心会失去这份工作。但是,如果有人跳桥,他阻止成功了,还是等于没有人跳桥,还是无法证明他工作的价值;如果他不阻止,还有人爬桥跳桥,那么,说明派专人守桥是做无用功,也许他还是要失去工作的。
王十月对打工者的生存状况十分了解。他深有感触地说:“打工人的安全感可以被一张暂住证,一个保安队员,一个街头烂仔很轻易地粉碎掉,因为他们实在太弱小了。”[89]《厂牌》中的李梅由于丢失了厂牌,而失去工作。厂规规定:没有厂牌不能进厂,保安只认牌不认人。迟到半小时,按旷工论处,旷工者一律辞退。后来李梅借用同厂的老乡林小燕的身份证去找工作,晚上在街头遇到有人查暂住证和身份证,她遭到恶棍胖子的奸污。《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打工者天右的要求很简单:性的满足和住处的安全。可是,隔壁的磨刀声在威胁着他,这种威胁使他变成了“性无能”,女友何丽也因此离他而去。他在苦闷中加速开动冲床,结果左手四根手指被齐齐轧断。工厂以违规操作把他除名,并扣押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损坏机器的赔偿。天右最后砍了磨刀人,然后他自己也在深夜里磨刀。《印花床帘》中,四个打工妹同住一室,已婚的“梅”为了和老公做一次爱费尽心思。“梅”的老公悄悄藏在她的床上,床的四周围上了厚厚的床帘。不料意外穿帮了,“梅”与未婚的“竹”之间差点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祭红》中的两个女工318和505之间类似于同性恋的感情纠葛,让人唏嘘不已。
打工者的付出和回报不能成正比,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也毋庸讳言,这个打工群体之间存在着几个带有共性的问题——“诸如人性冷漠的危机,法律意识的淡薄,拜金主义的作祟,猎奇心理的蠢动,自省意识的缺席等等。”[90]《文身》中的烂仔在工厂门口收保护费,工友们没有一个人反抗。其实,只要每人吐口水也能淹死他们。《离位卡》中规定:上班时间离位必须佩带离位卡,员工每月离位次数不得超过五次(女工不超过十次),每次不超过五分钟。厂规督察为了向老板表示忠诚说,其实女工离位卡每月用五次就够了,因为余小兰几乎未用过。结果女工们将气撒在她身上,有人甚至将她的离位卡偷掉,结果余小兰的精神几乎崩溃。《白斑马》中,英子在洗脚城的技术好,得到顾客的好评,让其他人的技术相形见绌。她得到的好评越多,其他姐妹对她就越充满敌意。英子于是叹息:“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时,是可以互相温暖的。当有了丁点大的利益冲突,一切马上就变得冰冷而无情。”《我是一只小小鸟》中的保安队长大侠经常监守自盗弄点厂里的铜芯线什么的去卖些钱用。当上包装部主管的阿操对待下属像对待自己的姐妹一样,但她们却不认真干活。结果阿操板起脸孔来,她们做事才井井有条。《失声尖叫》中的少年打工者天保没有任何兴趣爱好,后来去偷窥。当他在六楼楼顶俯看到斜对面女人房间的性爱场面后,由于兴奋过度,加上身体虚弱而失去平衡,结果从楼上摔下而死,死前发出了一声尖叫:“好爽”!《不断说话》中的小芳,老公对她恩爱有加,她却傍上了其主管。《九月阳光》中的民办窝棚学校(没有政府批文偷偷办起来的供农民工子弟读书的学校),九月一日那天校长携款潜逃,连累到写招生广告(告打工家长书)的老师,结果那位老师被关押了半个月之久。
王十月的打工小说就是这样,像一幅幅即时画下的生活图卷,打工者的打工苦,谋生累,生存的艰难状况尽入笔端。
许多评论家和读者认为王十月是专门写“打工文学”的,其实他的作品只有40%是与“打工”有关的,大量作品是些别的。[91]
王十月生长在湖北荆州地区石首市长江边的南湖村,这些年来他写了大量的以湖乡为原型的乡土小说,这些“湖乡系列”和“烟村故事系列”,描绘了优美的田园风光以及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书写着人性中的温暖和美好。《蜜蜂》中外乡来的放蜂人周围找,他的女人眼睛不大好,只能看见一线光,他走到哪里,手上都拿一根棍子,棍子的一端在他的手上,另一端在女人手上。他们夫妇俩在烟村走来走去,成为乡村一道独特的风景。小人物之间的互敬互爱、相濡以沫让人怦然心动。周家婶娘患了不孕症,烟村人为她寻了许多偏方。他们夫妇对养女蜜儿疼爱有加,视如己出,为给蜜儿治病费尽心血。《秋风辞》中,瞎眼婶娘与哑巴丈夫老国相依为命,她觉得有口不能说话,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比她有眼不能看的痛苦还要深得多。她与马夫一起铡草,尽职尽责。天凉了,烟村开始变得萧瑟起来后,想到老国还在水利工地上劳动,她又揪心得疼。马夫快四十岁了,还没有找到媳妇,瞎眼婶娘花了三天时间在天星洲走门串户,想找到那个故事中死去丈夫的女子,瞎眼婶娘想撮合她与马夫生活在一起,瞎眼婶娘觉得孤儿寡母生活多么不容易,而马夫孤身一人也不是长久之计。《汛》中的马广地老人谨记和践行“防汛大如天”的理念,恪尽职守,没有接到通知撤离,他绝不离开哨棚半步。《落英》中的民办老师落英,是湖乡最漂亮的女人。她的美貌、她的爱花、她的洁癖都成为湖乡一景。落英与邱林老师最终没有走到一起,后来她嫁给了吴家档的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过起了平凡世俗的家庭生活。人们感叹她的境遇是“瓜中选瓜,越选越差”。《绿衣》中的春桃,17岁那年怀上了城里人的孩子,而那个男人是有家室的,这就注定了她命运不会太顺利。春桃将孩子绿衣生下后三个月,把孩子丢给父亲,自己外出打工。绿衣读初二时的暑假,那时14岁,城里来的钓鱼者让她怀孕了,懵懵懂懂的绿衣,在第二年生下了女儿幸。幸出生100天后,春桃把绿衣接到深圳,母女俩一起打工,幸则留给爷爷带。后来人们看到的情景是,爷爷“每天背着幸,就像他多年前,他背着春桃一样,就像他多年前,他背着绿衣一样,背着幸。”三代女人的命运似乎在轮回打转,让人想起沈从文的小说《潇潇》,使人生出无限的感慨。《驯牛记》中马牙子(马旺财),一辈子未干过正经事,是名副其实的甩手掌柜。自从家里的母牛产下一头白色的小牛后,他突发奇想地要教小牛跳舞,这位快乐、懒散,甚至荒诞的农民的行为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他驯牛跳舞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要不然,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了。大了。老了。死了。埋了。有什么意思呢?”《向日葵的男人要回家》写到三个女人向日葵、一盏灯、黑芝麻的不幸遭遇。小说表现了一部分农村人的劣根性,如传播谣言、骂人恶毒、幸灾乐祸、见死不救等。
王十月的乡土小说中写得最多的是,他儿时的生活甚至是更加遥远的过去的生活。当然,他还有一些小说写到了当下的农村。《马和驴》中写到了农村的征地拆迁和补偿问题。驴脾气的马有贵,最后还是斗不过村治保主任兼拆迁办主任刘一手,乖乖地签了征地合同并现场领到了补偿款。《梅雨》中的马广田老人认为,现在读大学也似乎没有什么用,从前读大学为的是跳龙门,现在读了大学照样去打工。《子建还乡》中的岳父快六十的人了,因为承包砖厂发了点小财包起了二奶,想与岳母离婚,这使在外打工的女儿女婿烦恼不已。《老人与狗》中的老人37岁时,婆姨采桑叶时不幸摔死。一个大老爷们既当爹又当娘,把四个孩子拉扯长大成人。后来老人的儿子儿媳们都去广东打工,老人寂寞孤独,只能与小白狗相依为命。《父亲万岁》中年近七旬的父亲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堂客都去广东打工了,他一人在家,既要耕作,还要照顾六个孙儿孙女的生活起居。后来父亲摔坏一条腿,生活难以自理,直到逝世前,老人始终没有等到儿子儿媳们回来。
王十月的乡土小说中,还有不少通过儿童的视角来探寻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快乐、困惑、迷惘、忧伤、考验等。《成长的仪式》中,少年红狗十岁,父亲已去世了,他觉得作为这个家庭中唯一的男人,他应该有个男人的样子。他独自一人走过黑林子去上学,途中要路过一些坟墓,他克服了恐惧和犹豫,尽管哭泣了,摔跤了,但他最终战胜了自我。母亲一直远远地、悄悄地跟在他身后。看见这个小小的男子汉的成长,母亲泪花中露出了微笑。她似乎从儿子身上看到了那未来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气概的雏形。《开满鲜花的梦境——湖乡记事》中的冯铁匠,毕其一生都没有打出绕指柔,老婆也跟放鸭子的麻师傅跑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但是少年孝儿则为了所谓的绕指柔,为了那快能够打出绕指柔的神铁几乎到了灵魂出窍的地步。《童谣》中的主人公,少年王红兵对大千世界充满好奇和疑问。见多识广的叔叔告诉他,我们的地球就像一个西瓜,我们住在这一头,美国住在另一头。“我”一直纳闷:美国会不会掉下去?尽管叔叔告诉“我”地球有吸引力,像磁铁一样。对于童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他也很不理解。为什么“专吃杜鲁门”呢?父亲解释说是,因为他是美国人。后来父亲叫他不要再说“专吃杜鲁门”了,解释的理由还是相同,因为他是美国人。因为基辛格访华了,父亲觉得中美关系要改善了。生产队长发起的那场批斗会,无果而终。而主人公突然醒悟道:“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学会了像大人一样说谎,而且说起谎来面不改色心不慌。”笔者宁愿王红兵们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一样天真无邪,而不是相反。这些以儿童为主人公的小说,也可以看做是“成长小说”,因为它们符合成长小说的叙述语法。“成长小说的叙述语法是:他人引导(情节方向)、饱经考验(过程)、长大成人(目标)。”[92]
王十月的出生地湖北与湖南一样,属于古代的楚国。楚人尚巫敬神怕鬼,楚地巫风盛行。人们从古代屈原的楚辞和当代作家韩少功、陈应松等人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湘籍作家叶梦出版过一部散文集,名字叫做《遍地巫风》。王十月的乡土小说中,这类的描述也大量出现。乡亲们相信“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狐仙专门迷惑那些胆小的人(《成长的仪式》)。大家被告知:晚上如果碰到鬼,和无常鬼比高,要把鞋子拼命地扔向天空,这样无常鬼就会感到自卑和害怕,就会从你的眼前消失(《口琴、獐子和语文书》)。在湖边行走要当心,因为湖里有水猴子会突然爬上陆地,将人拖入水中淹死(《子建返乡》)。烟村人传说,人会开天目(又称开天眼),开了天目就可打通生与死的关节,能看到阴阳两界的事物(《梅雨》)。烟村人信梦,认为梦可以预兆祸福。比如梦见雪,是要戴孝;梦见屋倒,家里的顶梁柱要出事(《透明的鱼》)。湖乡人认为,眼皮跳是会出事的(《落英》)。《隔梁上的黑柜子》中母亲为果喊魂。孝儿得了病,六婆为孝儿“下马掐时”、母亲为孝儿喊魂(《开满鲜花的梦境——湖乡记事》)。乡民认为做人心太黑,死了都过不了奈何桥(《父亲万岁》)。湖乡人迷信,认为青桩这种水鸟是鬼魂的化身,很多鸟都是鬼魂的化身,“日里青桩,夜里鬼汪”,是湖乡人的说法(《湿地》)。看到小说中的这些描述,笔者感到很亲切,很真实,笔者小时候就被长辈喊过魂。本人长于江西,江西在古代属于吴头楚尾。赣鄂两省山水相连,很多风俗习惯包括迷信活动都是相同或相似的。巫风是楚文化甚至是长江文化的一大特色。据悉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祭祖、祈神、禁咒、还愿、招魂等古代遗风犹在,野巫歌舞仍然流传在世,甚至还在进行不同形式的演变和发展。”[93]
王十月的乡土小说很有民俗学的价值。在《秋风辞》中,一些风俗习惯很有泥土气息,体现了民间智慧。比如瞎眼婶娘的被子洗过后还要用米汤水浆一遍。用米汤水浆过的被子挺括括的,很新。烟村人把用竹条打小孩称为“竹笋炒肉”,这非常形象生动。夏夜或冬夜,纳凉或围炉,听人讲古(烟村的土话叫做“粉白”),都是烟村一景(《梅雨》)。荆南农村老人闲时唯一的娱乐是打抠筋,抠筋是一种细长的纸牌,上面写了“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等字,有点像麻将的打法,吃、碰、和。在那里,清明祭祀不在清明节这天,即不讲究挂正清明,清明前后几天都行(《父亲万岁》)。湖乡人说话很有创意,比如说孩子出去玩,玩得不记得时间了,就会说“死到外面疯了”、“晓得野到哪里去了”(《绿衣》)。一个“疯”字和一个“野”字极为准确传神。父亲说,不学手艺一辈子“摸牛屁眼”(《开满鲜花的梦境——湖乡记事》),“摸牛屁眼”,就是种一辈子田的意思。烟村人对种田还有别的说法,如吃泥巴的命,有时还说是上农业大学的命(《少年行》)。烟村人对捕鱼能力的最高夸奖是“像个鱼鹞子一样”。说人讲大话是“满嘴跑火车”(《大鱼》)、父亲有时“吹牛可以打得死老虎”(《成长的仪式》)。男人讲的都是一些“大得可以闪了舌头的事”;说父母对孩子疼爱的差异,就说“爷爱长子,娘疼幺儿”《透明的鱼》。“七八九,嫌死狗”(《绿衣》),意思是说七岁八岁九岁的小孩惹人嫌,人不嫌狗都嫌。因为七八九岁的小孩子最淘气,再大些就懂事了。
湖乡人或烟村人的一些俗语和歇后语更是具有生活气息,比如说“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活法”(《驯牛记》)。又比如,“好男不惜金,好铁不打钉”(《开满鲜花的梦境——湖乡记事》)。“黄泥巴落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霜打过的茄子,去了势的公猪——蔫了”(《向日葵的男人要回家》),这些俗语有点粗俗,不那么高雅,但却非常鲜活和生猛。至于农谚就更多了,“过了惊蛰节,死鱼都咬铁”、“闰七不闰八,闰八过刀杀”(《绿衣》)、“三月三,蛇出山”(《成长的仪式》)“正月雷打雪,二月雨不歇,三月干了田,四月秧长节”(《父亲万岁》),这些都是农民生产和生活智慧中的结晶。即便是骂人的话,也带有湖乡的气息或烟村人的特点,马婆骂老伴马广田:“你很年轻吗?你也是死了半截没有埋的人了”、“你这该死的,磨人的,挨千刀杀的。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这辈子要受你的磨”(《梅雨》)。这位强势的农妇形象跃然纸上。王十月的乡土小说忠实地为读者记录许多鲜活的农民语言,这是难能可贵的。
《增广贤文》曰:“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湖乡系列或烟村故事系列是王十月离开家乡近二十年以后深情的回眸。这些小说在民俗学上的意义,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别林斯基说风俗是“构成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个民族就好比是一个没有脸的人物。”[94]列夫·托尔斯泰更是如是说“小说家的诗”,是“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95]
王十月写过的短篇小说数量不少,而且在艺术上越来越臻于成熟。他的小说表现技巧大多比较平实,中规中矩,符合传统小说的写作规范。
“公元二千零五年冬天,在南方谋生的设计师子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此番回家,并非衣锦荣归,只因一桩意外”,这是《子建回家》的开头,故事接着就徐徐展开。再如,“季二先生说的欠莫大一个天大的人情,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二十年前……”(《还头记》)读到这样的文字,读者能够体味到传统小说“讲故事”的魅力。“好了,现在该说说牛了”,这是《驯牛记》中间部分与后部分衔接时的过渡语。偶尔作者也会跳出来,与读者直接进行交流。“行文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在深圳这个地方,什么都是高效率,包括爱情。”“写到这里,我也不想给我的主角这样的打击,我只是想尽可能地原汁原味地把我知道的这个故事讲出来,我无法改变这一切”(《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在《湿地》中写道:“故事讲到这里,你的心里也许会升起无限的惆怅。”可以说,王十月对传统小说的表现技法谙熟于心,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一些新笔记小说,因为涉及古代的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禅宗公案等内容,小说的语言则更是往古典小说的语言那边靠,遣词造句都比较讲究文采。如“先生棋风凌厉,招招致命,追求的是最后的胜负。小娘子棋风淡泊,温婉平和,追求行棋的美感。”而“隐者的生活,自是有其风流之处,平日也有一二好友,往来于此,或吟诗,或手谈。”这是小说《黑白》中的文字,王十月只上过初中,能写出这样古典文雅的词句实属不易。
王十月的湖乡系列或烟村故事系列,无论从故事的讲述方式、行文结构、人物对话到语言风格受到了汪曾祺先生小说的影响。《绿衣》中,王十月对湖畔和湿地的描写是这样的:
湖睡了一冬,开始风情万种,开始春色撩人。冬天的湖水,像是一块白亮的玻璃,春天一到,湖水就变颜色了,变成了绿玻璃。湖边的湿地上,那些在冬季里枯萎的草,没在了涨起来的春水中。芦芽,棒槌草,三角草,箭一样钻出水面,绿得鲜嫩,阳光泼在新绿上,新绿的草叶发着玉样的光泽。鱼们在水里活跃起来了,这里打个晕,那里打个晕。跳起来吃鲜嫩的草尖。鸟们也都开始回来了。长脚杆,弯脖子,尖而细长的嘴,它们一群群落在水田里。湖边的电线杆子上,那么多的黑点子,是山雀、燕子。油菜花无边无际,把金黄铺到了天边,远成了淡绿,湖乡就成了黄金和翡翠镶成的世界。湖乡经过了一个冬天的睡眠,醒来了,开始生机勃勃了。爷爷望着那湖,有那么一阵子就发呆了。
这里明显有着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中江南水乡的风情。王十月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简洁明了,单纯明净,朗朗上口,在《落英》中,邱林老师和别的女人结婚了,落英老师在湖边坐了一个下午,似乎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建华老师不放心,找她来了。于是他们之间有如下对话:
你怎么来了。
不放心。
是吗,怕我想不开去跳湖?
天凉了,回去吧。
不用你管。
怎么会弄成这样。你和邱林……
我们别说他好吗?
真快,二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像昨天。
那时,你喜欢吹口琴,喜欢吹这首《天涯歌女》。
嗯。
陪我坐一会,好吗?
嗯。
好冷。
快立冬了。
……建华,我想,你,抱抱我,好吗?落英老师说。
建华老师就抱了一下她。
亲我一下。
建华老师就亲了她一下。
谢谢你。落英老师说,我们回去吧。(www.xing528.com)
这段对话与《受戒》结尾时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在小船中的对话极为相似!王十月十分热爱汪曾祺并深受其影响。在一篇散文中,王十月写道:“把31区和汪先生的大淖联系在一起,实在是没有理由的,可是我却经常会这样想,可能是因为我太喜爱汪先生文字的缘故吧。”他又写道:“汪先生的文字,我是常读的,有些篇章,读了不下数十遍。我有一本《汪曾祺自选集》,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隔一段时间,我会拿出来重读一次。能见到汪先生,曾经是我的梦想,可惜老先生走了,不然我也想去蒲黄榆附近捡破烂,不为别的,只为见一见我极喜的作家。”[96]
王十月在小说中处理他的人物对话,喜欢用无引号的对话,比如《子建还乡》中的结尾,子建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成功地阻止了岳父包二奶的企图。《秋风辞》中的马夫与瞎眼婶娘之间的对话,也都不用引号。再如《示众》中老冯与保安队长的一段对话:
老冯说他来这里不是来偷东西的,真的不是。保安队长说是呀是呀,没人说你是来偷东西的。老冯急得提高了嗓子,说,我真不是来偷东西的,这小区是我修的,不,我修过这个小区,我在楚州做了十几年的工了,现在老了想回家,在回家前,我想来看一看我修过的小区,我对这些房子有感情。……保安队长说,编呀,编呀,编得真好,你继续编。老冯说,我不编了。保安队长说,不编了,怎么不编了,编不下去了吧?老冯说,我不是编的,我真不是编的。保安队长笑了起来,说,你没有编,你刚才不都说了你不编了吗?可是你这个谎话编得太没水平了,你这样的鬼话,哄三岁的小孩子去吧。
这种无引号对话的大量使用最显著的效果就是:“淡化叙述的真实感,增强其间接性和虚构性色彩,打消读者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念头,转而集中赏析故事的引人入胜和奇幻意味”,并且造成“间离效果”[97]。
《不断说话》以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存在主义文学领军人物阿尔贝·加缪的名言:“真的无言并非沉默,而是不断说话”作为题记,小说以“那么,好吧,你听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南方”作为开头,以相同的这段话作为小说的结尾。广告公司艺术总监的“我”之所见所闻和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磕磕碰碰贯穿小说始终。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红衣打工男孩站在桥梁钢架上的意象给人印象深刻,他时常变换衣服的颜色和花色,变换面孔,但总是重复那句引诱“我”的话:“爬上来吧”,小说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那位在街道工作的女子告诉“我”,她的工作就是为领导们写讲话稿。一次开会,十几位领导正襟危坐地大谈学习体会的稿子均出自她一人之手,而且领导们都知道这事。这种一本正经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的中国特色的做法极具荒诞感和黑色幽默的意蕴。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整章整章地用“许三观对许玉兰说”这样的句式。许三观过生日的那个晚上,他们一家躺在床上,许三观用“嘴”给每人炒了一个菜等段落,其叙事基本上是依靠“对话”来推动的。《不断说话》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断说话》中,不是“我”在自言自语、絮絮叨叨,就是“我”在与别人喋喋不休、家长里短。请看“我”去工厂大门口接到加晚班的妻子时的一段文字:
不说吴姐了,清官难断家务事,管那么多闲事干吗?
妻说,也不是想管,也管不着,不就是发两句感慨嘛。你说咱们从家里出来打工,怎么不学城里人的好,专学了城里人的这些坏毛病?还有那个小芳,你也是见过的。
我说小芳怎么了。
妻说,小芳的老公对她多好啊,可是她和我们主管……不说了,反正不知道现在的人都怎么了,疯了一样,让人越来越搞不懂了。
妻说,好在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是那样的人吗?妻在肯定之后,又来了一句反问。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样的人,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时觉得自己是圣人,身在江湖,却心忧天下;有时又觉得自己是魔鬼,内心深处有着太多的破坏欲,我甚至渴望这世界来一场急风暴雨,但另一方面,又渴望安宁。其实我们最不了解的人往往就是自己。
这样的小说叙事技巧有什么作用呢?很显然,“由于整个叙事由人物对话来展开,作者和叙述者让位给了人物,叙述主体消失在人物的背后,人物成了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不仅是叙述的对象,而且是叙述的主体。”[98]
《战栗》中的沙和妻子到深圳来处理他们独子的后事,他们的儿子到深圳打工不久因事故意外身亡。这对老年夫妇带着三万块钱赔偿金和儿子的骨灰,由于对别人和陌生环境的极度不信任,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小说结尾部分他们想找个安全的地方挨过今晚,最后找到一座山坡(坟墓群中),“女人说,管他哪里,没人就行。沙说,到处都有人。到处都不安全。”后来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白影让他们紧张万分,虚惊一场后,“女人说,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人呢。”这个结尾极具震撼力和感染力!原来在这对夫妇眼中,“人”比“鬼”更可怕!这难道不是法国哲学家、作家、戏剧家、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萨特的剧作《禁闭》中的名言“他人就是地狱”的现实翻版吗?!
《白斑马》以“你”为视角,以“白斑马”为意象,揭示每个打工者心中都有一个愿望——一匹白斑马,嘚嘚嗒嗒而过,这匹马是尊严,是希望,是幸福,是社会的认同,是所有打工者的梦想和追求。画家李固、菜农马贵、洗脚城的打工妹英子、刚从公司辞职的桑成,最终都一一死去,他们的非正常死亡反映了人性的可悲和沉沦,也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和世道的炎凉。这篇小说结尾时写道:“管他白斑马黑斑马,你现在只想好好生活,活在今天。”这篇小说极富传奇性,也具有象征主义和先锋小说的特点。
王十月不只是喜欢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时间艺术,他和许多中国先锋作家一样,也很喜欢使用《百年孤独》式的句子——“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马尔克斯这样的句子,之所以深受新时期中国作家的喜爱,是因为这种句子处理叙事时间的艺术很高超,一个短短的句子就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叙事人的立足点是“现在”,但是涉及的事情是在许多年以后,而又与许多年前的事情相关联。在《开满鲜花的梦境——湖乡记事》中的开头,王十月写道:“我呆望着门外漆黑的夜,我的记忆一下子回到很多年前,回到了冯铁匠让我见识神铁的那个下午。”在《厂牌》中,他写道:“现在回头来看,李梅这个下午的想法太过于诗意,毕竟,李梅才19岁,花一般的年华。李梅还没有预感到,这个发生的事,将会改变她的一生。”在《国家订单》中,小老板因为拿到一个生产20万面美国国旗的大订单,于是他踌躇满志,心花怒放——“迟早有一天,他会拥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设计师,自己的专卖店,把他的品牌时装卖到北京,卖到上海,卖到美国,卖到巴黎。那时,当他回望自己的来处,回望那个清晨,回望那个背着蛇皮袋离开故乡的穷酸少年时,将会有着怎样的感慨?”王十月这种马尔克斯式的处理叙事时间艺术的句子,使用得很娴熟。在小说艺术中,叙事时间(故事在叙事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的顺序永远不可能与故事时间(指故事发生的自然状态时间)的顺序完全平行。由于叙事时间是线性的,而故事时间是多维的,线性的叙事时间纵横穿插、犬牙交错,织就了叙事空间。这种马尔克斯式的句子在小说叙事中除了能够完成复杂的结构组合,把不同时空中发生的事情组合在一起外,还能够创造出浓郁的历史沧桑感。看来王十月在小说叙事时间艺术上的处理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楚州”系列小说《骑猫的女人》、《魇鼠》、《郁无忧的忧虑》、《民工李小末的梦想生活》等,则有着明显的寓言色彩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正如他的长篇小说《31区》和《活物》一样,神怪轶事、民间传说等在小说中经常闪现,荒诞、反讽、象征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高密度地使用。
总之,在小说艺术探索上,王十月既珍惜传统,汲取了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又与时俱进,不断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达手段,这使他的小说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层次。
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无碑》则被评为2009年十大好书,2011年,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07—2010)评选中入选候选作品名单榜。可以说,他的中长篇小说的艺术成就已经获得了社会的肯定和推崇,相比之下,他的短篇小说似乎受到一些冷落。他以打工小说闻名,而又不限于写打工文学,王十月有两个文学世界,一个是“31区”,一个是“烟村”,“两个世界的交织和互补,构成了王十月的独特性。前者是一种冷色调,后者是一种暖色调。”[99]就王十月的写作题材而言,这种概括是准确的。就小说类型而言,他的短篇小说内容丰富,风格多变,异彩纷呈,有打工小说、乡土小说、成长小说、新笔记小说、寓言小说等。如果王十月继续努力,笔者相信他在小说创作领域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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