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中的人性呼唤：王松中篇小说略论

天津作家王松的中篇小说近年越来越受到关注与肯定。中篇小说《双驴记》更是在2007年改编成电影《走着瞧》。有学者认为他的中篇小说“是当下文坛一流水平”[62]，笔者认为绝不为过。他的作品往往将现实与梦幻、理性与荒诞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隐喻、象征、暗示、悖谬，扑朔迷离而又寓意深刻，因此人们的解读往往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其实王松的代表作品，无论是描写“文革”生活时期的《红汞》、《红风筝》、《红莓花儿开》、《血凝》，还是知青生活时期的《双驴记》、《秋鸣山》、《哭麦》，或者是描写现代都市题材的《斯宾诺莎为什么会哭》在叙述的背后潜隐着一条主线，那就是作者所表现出的焦虑意识。焦虑是一个优秀作家写作的种子与动因，优秀作品几乎都是作家焦虑的表达。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那里，焦虑的情绪状态被看做是艺术创造的内在动因，而创作本身则借助白日梦式的替代对象来转移焦虑，并使之释然。虽然弗洛伊德的这种理论有明显的生物还原论倾向，但无疑是对艺术创造内在深层心理动因的一种有价值的说明。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焦虑是艺术创造中很容易出现的心理过程，甚至是许多艺术家所具有的人格特质。焦虑是卓越的艺术创造的一个必要的心理条件。我们可以从许多杰出的文学大师的艺术杰作中异常鲜明地感受到焦虑体验与表达。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他无数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寂寞、孤独、困惑、痛苦、忧患、深刻的灵魂自我剖析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正是这种内在焦虑的强有力的艺术体现。他的自白是那样的深沉有力：“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已经并非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不免呐喊几声”。[63]鲁迅的作品不正是这种焦虑的有力呐喊吗？然而，我们当代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焦虑体验及其艺术表达。现在不少作家有意无意地惧怕和回避内心的焦虑性体验，他们粉饰太平，无病呻吟，故作深沉，伪装痛苦。写作日益成为一种妥协的产物——向自己的内心妥协，向商业主义的规则妥协。他们绝大部分从事着“消极写作”，[64]以期和这个消费社会进行和解与合唱。这类作品对读者而言没有任何警醒沉思的艺术召唤力。然而，王松的一系列中篇小说让人看到他是在用焦虑性体验在真切地进行着书写。

任何社会都离不开权力运用，任何人都会受到权力影响，权力可谓是社会关系中的核心所在。权力在群体中游移实施，社会之中构架着这样层层交错的权力网，在这个网中谁也躲不过。福柯认为“逃避权力的威慑是非常困难的。”[65]因此，权力应该得到约束与控制。但是民主体制和监督制度滞后等问题而导致的权力滥用与反常在中国长期存在，并有加剧之势。对于在“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王松而言，在经历过无数的风云变化后，对权力可能造成的危害更有深刻的认识。王松曾经说他在知青时期遇到过一些极其不公平的事情，让他刻骨铭心。特殊的经历让他对权力的焦虑比其他作家更深重，也显得更急切。他的小说几乎都在展示权力下的人性悲剧。

知青题材的《秋鸣山》有一个看不见却又无所不在的主宰性力量，那就是权力。它不仅给人们带来惶惶不安的恐惧，而且还影响了所有人物的生活，使生活显得混乱而荒诞。几个人为一只会唱歌的夜壶明争暗斗，作者通过惨烈的故事情节展现出人性的残暴与丑恶。在作者平静内敛的叙述中权力就像流水一样渗入故事的每一个细节，引起和主导一幕幕悲剧的发生。首先，作为张村革委会主任的张全为了得到宋福所拥有的祖传夜壶，他凭借手中的权力以村里要铲平田里宋福家那座秋鸣山相要挟，出身富农的宋福却连问铲平理由的资格都没有，张全主任冷冷地丢下一句话：“村里决定做什么事还要向你解释吗？”政治极左年代里的权力更加有恃无恐。在张全主任的威逼下，他自知无力保护祖传宝物，于是便把村里的两个知青刘成和胡四海也拉进了这场博弈之中。但是知青作为从城里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同样也是处于权力统治下的弱势群体。村干部决定着他们在村里工作的好坏，决定着对他们的评价，决定着他们的选调。从张全对村里人说“这些知青都像牲畜一样，你不打它们是不会老实的。”就可以看出知青地位的低下。知青必然为权力的不可抗拒而感到压抑。“尽管我们可能是权力关系产生作用的结果，我们并不是任由权力塑造和摆布的无助的对象，而是被政府的权力和规范性实践建构为主体的人。我们可以选择回应或者抵制这些实践。”[66]

其次，面对张全权力的威逼，刘成选择的是报复，于是爆炸案一起接一起地发生，张全主任先是失去了一群鸡，然后又失去了一条狗，最后失去的是他自己的左眼和一条腿……而刘成想方设法获得夜壶也是为了把它献给权力更大的老张主任，以此来换取他能离开农村。他们的疯狂是面镜子，从中反射出来的是权力在他们身上烙下的深重烙印。

王松的深邃还在于对权力的焦虑延伸到人们忽视的领域，对“隐性”权力压抑下的人性悲剧进行了开挖。所谓“隐性”是相对政治权力的直接性而言，就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说的那种“无声的压制”、监视性注视和规训性力量。王松对这种“无声的压制”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红莓花儿开》里华大傻与华二傻的命运遭遇便是最好的例子。老师是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他们传道、授业、解惑，栽种明天的文明，本应该关心、爱护学生，但是小说中华大傻的死与华二傻的受伤和罗老师的言行有很大关系，而这种言行体现出的是“老师”作为一种身份带给学生的权力压制与威慑。因为华大傻比罗老师懂得的事情还多，罗老师不仅没有高兴，反而一心想着让华大傻当众出丑一次。他与华大傻的关系也日益紧张起来。在罗老师意识里，老师与学生是不平等的，学生应该在老师的“权力”范围之内，作为学生的华大傻竟然比自己懂得多是对自己作为“老师”权威的挑战，对约定俗成的文化规范的违背。他运用“老师”身份隐含的权力对华大傻进行惩罚，他对华大傻的语气总是嘲讽式的教训与警告。对华大傻搞“地排车”的压制并非单纯出于对他的关心，而是把华大傻的成功视为对他“权力”的逾越，所以必须禁止。小说虽然没有写罗老师刁难下华大傻的心理感受。但是“现世中权力意志无处不在，且到处都是规训惩罚，真理由权力做主；现代文明又加速了这种规训力量由体力上的折磨转为精神上的压抑。”[67]在压抑下的个体更想去证明，更想去反抗。最后华大傻发生事故有自己的因素，但如果长期以来罗老师不是故意“压制”他，而是对他的聪明与思考因利诱导也许事故不会发生。华二傻便是这样在老师“权力”的压抑下想方设法去证明电流可以引爆炸药，最终发生事故。他比哥哥幸运的是只在额头上留下红莓似的印记。这印记是对罗老师“无声的压制”的无声控诉。

《斯宾诺莎为什么会哭》主题仍然是表现对权力的剖析，这说明王松对权力的焦虑是发自心底与一以贯之的。小说的故事很简单，主要在高校教师陆其、警号是“052137”的安警察、涉嫌抢劫的“黑T恤”三个人之间展开。但是在进入主要情节前，描写了安警察的恣意妄为。在处理吴姨宠物犬暂时未办理准养证问题时，安警察便毫不留情地将宠物犬置于死地。吴姨每说完一句话，安警察就说一句“哦，是吗”，而且总是把“哦”字拉得很长，“是吗”两个字又说得很轻。细节的刻画显示出安警察的傲慢，当权者对无权者的漠视。当他准备把宠物犬带走，人群里有人说一条小狗和老人相依为命，何苦要牵走时，安警察威严地朝周围扫一眼说，你们想干什么，我是在执行公务。权力包裹在合理的外衣之下，给人以沉重的压迫与伤害。安警察到陆其家查户口时，如入无人之境，踩脏地板，态度傲慢、旁若无人、居高临下，在这里，陆其似乎是他可以随意控制摆布的一枚羸弱的棋子。对人尊严的随意践踏行为再一次以合法的面目出现，即在执行公务。王松花大量的笔墨去展示象征权力代表的安警察，既表明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随时都有可能给人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又为主人公之一的陆其的遭遇作了铺垫。在“黑T恤”涉嫌抢劫的案件中，安警察更是完全丧失了判断是非的底线。他仅凭“黑T恤”的一面之词便草率定案，荒唐地要陆其先支付“黑T恤”的医药费，并且三番五次无理要求陆其去做笔录，甚至最后到陆其学校去找他作笔录，意欲要让陆其颜面丢尽。在某种程度上安警察是出于对陆其的一种报复，报复陆其在他查户口时对他的“不敬”。安警察运用手中的权力一次次极力遏制、打击陆其，以一种锋利去凌辱一种柔软，给陆其精神带来巨大痛苦。安警察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代表着没有约束的权力。它在悄无声息中带给人无言的伤害。

王松还有很多的作品，比如《红汞》、《红风筝》、《血凝》、《哭麦》等小说，一个个惨烈的故事在冷静与内敛的叙述中使焦虑的张力得到内化，从而给人强烈的震撼。引导着读者去反思与自省，这又是在警告权力使用者们要学会节制，否则悲剧会继续。一个作家在他绝大多数作品中对一个问题如此关注与思索，只能说明作家担忧与焦虑的急切。权力在不停地游移中，很难保证有一天权力不会指向自己。“只有懂得舍予、同情、克制，那么人类才能获取‘无边的平安’。”[68]

20世纪末到新世纪初始，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人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常常把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行动准则。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因而他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对其他的事物进行疯狂与贪婪的掠夺，最终导致环境越来越恶劣，气候变化无常，物种灭亡速度加快。同时，这些东西的变化又给人带来频繁而又深重的灾难。人在发展自己的时候又不自觉地把自身推向了困境。人与动物、自然的关系又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文学界思索与描写的一个焦点。王松在他的《双驴记》、《哭麦》、《后知青的猪》等小说里表达了对此问题的深层思索与焦虑。(www.xing528.com)

在《双驴记》诡秘的恩怨纠缠叙事的情节中那种人类中心思想一览无余，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及对待其他事物。原本驴黑六唯一的工作是配种，专职为生产队里繁殖后代，但是，知青马杰却认为驴的发情周期每年只有一次，而每次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它不发情时也就无事可干，这样是一种资源浪费，生产队里总不能整天用好草料供养着这样一条骄奢淫逸只会交配的寄生虫。于是让黑六参加体力劳动，黑六拒绝参加劳动，从此开始人与驴的斗争。马杰之所以为这样思考，并非他与驴有仇恨或者其他原因，全是因为内心深植的人类中心思想使然，在他看来让黑六最大限度地为人类服务是理所应当，并无不妥。事实上，整个北高村就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践行场域。在判断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上，北高村村民们的唯一尺度就是是否能为他们所用，其中包含着浓重的功利主义意味。遭到马杰的一顿鞭子的毒打，并因此丧失了生殖能力的黑六被认真地检查一番后，兽医拍了一下黑六的屁股，得出结论说，它已经没用了之后，立刻黑六失去一切优厚待遇，沦为村里干部们的坐骑。尊严受损的黑六把贫协主任的腿致残后自知在劫难逃，自残求死以至于牙齿全部脱落，村里的胡子书记认为黑六的嘴以后连草料也不能吃，生产队里总不能用粮食养着这样一个废物，痛痛快快杀了它，大家还能分一些肉吃。从当配种工具到被迫参加劳动，从沦为坐骑到被抛弃、被砍杀被吃掉，贯穿着黑六一生的主题就是怎样为人类效劳。而从大莲队长到知青马杰、从兽医到胡子书记，人们在对待黑六的态度上只有一个价值尺度，就是对人类是否具有利用价值。功利主义行为的背后隐藏的核心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如果说在面对人类中心主义，作者对黑六的反抗力度描写还不够强大，那么对驴七的反抗叙述则惊心动魄，在焦虑的情节设计中不得不让人思考人类的现实困境。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因为一切都以人的利益为立足点，所以它会衍变出极端恐怖的人类至上的暴君意识，认为自己是万物之灵长，可以任意践踏其他物种的权利和利益。也据此将自己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正是出于这种意识，知青马杰认为自己作为人对于牲畜们拥有统治的权利。当马杰发现黑六可能存有反抗意识的时候，他便用鞭子抽打黑六，试图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去征服黑六，以至于伤及要害，使黑六丧失生殖能力。面对黑七的报复，马杰的手段更残忍，将一块刚烤好的白薯用凉水泡一下喂给黑七，造成黑七嘴巴严重烫伤。此后马杰又故意虐待黑七，不给它吃喝还让它干重活，用鞭子将一头黑驴完全抽打成灰驴，其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忍卒读。马杰的思想显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可怕变异，为了绝对控制与驯服驴七，他把人性中冷酷与残暴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马杰最终为他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虐待与暴力不仅没有使黑七驯服，反而激起它更强烈的反抗，马杰在黑七的报复中一次次受伤，命悬一线。最后黑七点燃了自己追赶马杰，要烧死马杰，与他同归于尽。虽然最终马杰免于遇难，但是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耿耿于怀。驴七带给他的惊恐与挫败感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这是一场人类驯养的动物对驯养者拼死反抗的悲剧，但是更可悲的是马杰“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黑七不过是一头驴，它为什么会对自己怀有如此刻骨的仇恨。”马杰的疑问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现实困惑的基本表达。同时也是作者的焦虑所在，面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人在屡屡遭到报复的时候，人却无动于衷，甚至在犯下错误的时候却并不知道自己在犯错，这是非常危险的境遇。人缺乏一种反省与自责的精神。

王松把人与环境的关系具化为人与驴的斗争冲突。他用一种焦虑的，拟人的方式来展开叙事，从而在一系列斗争过程中凸显寓示与象征意义。人类受到自然界惩罚这种必然结果的责任在于人类本身，人类只有和动物、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走出人类自身的生存困境。

中国小说自现代以来对人性的揭示就成为自觉追求。当代著名小说家须一瓜说：“小说不探讨人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大的价值。”[69]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对人性进行了具体分析，神性与兽性的合一便谓之人性，这一方面揭示出人性的双重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将人的动物性本能作为人性的有机构成部分，使文学作品表现人的动物欲望有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综观王松焦虑意识下的漫漫书写之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对人兽性的一面进行剖析。王松在冷静平缓的叙述中所埋藏着的让人心灵不断受到强烈击打的故事总是与人性中丑陋的东西，人性恶的一面或者被扭曲的一面相关。在《哭麦》中，知青们让山羊“黄毛”看残杀田鼠的血腥场面，强迫“黄毛”吞食活生生的田鼠，最终导致食草的山羊异化成肉食动物，这是一件何其恐怖的事情。山羊的变异又寓意着知青的异化。《双驴记》里的马杰有自己一套鞭打牲畜的方法，所有的牲口都很怕他。他鞭打驴黑六时，专门抽打不易被人发现而且最敏感的腋窝。并且把鞭绳在凉水里蘸了一下，这样抽打的疼痛比原来更加可怕。在与驴七的斗争中，马杰故意将热烫的白薯拿给黑七吃，用蘸了水的鞭子抽打黑七直到下半夜，不喂它饲料而喂一些树枝树叶或者塘里的水草……王松把人性恶给人造成精神上的扭曲以至对生命的残害，用追忆的方式活生生地摆在读者面前，让人震撼、惊惧、窒息。

现在文学写作越来越多地书写着恶欲，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为恶欲寻找着合理存在的理由和原因，这样的作品在比拼谁丑恶谁文学。并让其与时尚生活共舞而纵情升腾，有时它们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美好的就不深刻、不本真，只要丑恶就深刻、就真实。这样的丑恶写作以真实深刻地展露生活本相的名义，将生命和世界的典雅高贵剥离掉。虽然王松也在对人性恶进行无尽的书写，但是他的写作与这样的作品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王松对人性恶的关照与他独特的经历密切相关，王松生于1956年，“文革”开始时正好10岁，这个年龄段正在进入所谓“懂事”的时期，他的所见所闻使他首先懂得的是人生的难以承受之痛，埋在他心灵中更多的是逆反与抗争。王松曾说：“我个人从小到大感受到的温暖很少，从特定的历史时期走过来，这是属于我独特的经历，可能就因为这个受到过很多屈辱，已经不是一般的侮辱，最后到我知青生活当中还有一些极其不公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可能在我写小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这种意识特征嵌入心灵，成为一种心灵记忆，必然幻化为写作的精神立场。列夫·托尔斯泰也曾说一个作家写来写去，最终都会回到童年。在托马斯·沃尔夫看来，“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70]因此，这个宣泄的出口必然会投射在人性悲凉与人性恶上。可以看出王松对人性恶的书写是自己生命体验与心灵感受的结果，是发自内心清醒认识的呼唤。他并不是把人性的异化看成是自然的过程，并不像一些作家那样对恶欲的描写是追逐潮流似的无病呻吟。文学精神体现在面对恶欲时提升、救赎和褒扬生命，体现在面对恶欲的灵魂思考与人性感受。《双驴记》中马杰好不容易考大学，他却选择兽医学院去弄清驴这种动物为什么会与人不断的抗争。《斯宾诺莎为什么会哭》中的陆其面对安警察的打击不断从心底发出歇斯底里的疑问。在多篇王松小说中都能够看到对人性之恶的自省、反思与批判。独特的生命经历使王松的小说包含的不仅仅是往日的体验、记忆、还有今日的对人性恶的焦虑，王松的小说超越了对文革、知青特定时代的抒写，时代生活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王松总是用焦虑的心情在剖析人性恶，始终在用焦虑的方式陈述着焦虑的内容。

其次，王松笔下的人性恶主要表现为控制与反控制，惩罚与报复，耻辱与尊严，生存与死亡等内容。这些行为的诱发就像前面分析的那样几乎都与权力的滥用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人类中心思想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权力的滥用，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总是认为有权力对环境为所欲为）这种权力除了来自政治，还存在常识常见之中，却又被遮蔽被荒凉，甚至隐藏在温情的面纱之下，人们对它已经失去任何防备。王松把对这种隐性权力的深刻洞察表现在平凡而简单的日常生活琐事之中，故事越惨烈，对人的伤害越深刻，让读者在平缓冷静的叙述中更能品味出苦涩、疼痛，这种疼痛来自人性恶被诱发的可怕与恐怖。在反差里才能更好地实现追问与反思造成这一切的缘由，引起读者对这种隐性权力的警惕。同时，将这种隐性权力导致下的“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又表明了作者心情焦虑的急切，希望权力能够得到约束与监督。作者通过对人灵魂和人性精神的关注，来实现对整个社会人生的关照。“小说由此变成了或此或彼的精神行为。”[71]

如果说沈从文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对当时社会所呈现出来的人性种种形态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思索，从正面建构了完美人性，从而体现的是健康人格的美。那么王松就是从反面通过对人性恶的深刻揭示与展现来深切呼唤美好人性，通过对恶的盲目性和破坏性的警惕，从而深度构成历史与人性的审美隐喻和精神镜象。“文学不在于能否写丑恶，而在于怎么写丑恶。文学的审美本质在于清除和抵制生活中的丑恶。因为人类的生存本质是要战胜丑陋邪恶，控制欲望（恶欲是欲望的极度扩张）而提升灵魂。人性之恶与生活之恶需要表现，但更需要的是对其进行思考而追求人类的理想生活。”[72]王松长期执著于人性恶的书写不是对其简单的表现与迷恋，而是把人性恶残忍的一面撕裂给人看，让人感到美好人性的弥足珍贵。他是以“恶”的方式来表达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