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与前行：《1966的獒》评析

《1966的獒》是郭小东先生第10部长篇小说，该小说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010年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其部分章节曾于2008年7月9日至9月2日在《羊城晚报》文艺副刊《花地》版连载，书名为《饮马滩、少年与狗》。

1966年，是一个迷乱迷失的年份。我们这个国家、民族集体地迷失了。

初三甲班15岁孩子的亚雷——“我”——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从未大声大气说话的漂亮贤淑的母亲，则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打倒。由于父母的家庭出身和复杂的历史背景，1966年，他们在劫难逃。父亲郭大风出身大地主家庭，1938年，18岁的父亲离家出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在香港的《星岛日报》登报，指名道姓地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遭来家族一片“逆子”的怒骂与讨伐。土改的时候父亲回乡，给中断了十年联系的老父亲带上纸糊的高帽子，把他自己的爷爷吓得半死，他爷爷后来上吊自杀。父亲是小城教育界中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作为校长，城里小学校的老师，全城的中小学生，包括上了大学的，都是他的学生。父亲多才多艺，他会演戏，他是作家，以写散文闻名。父亲这位从小热衷于革命的革命人，竟然成了被人们革命的对象！真是情何以堪！

母亲马凌芳，出身名门，先后读了两所大学，先是读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又转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43年，她20岁时与父亲在上海恋爱。当时他们正准备奔赴延安。还未到苏北，他们就差点被日军掳走，吓得母亲死活不肯再前进，拉着父亲返回上海。后来他们离开上海南下时，母亲的大学生涯才告结束。1966年时任初三甲班班主任和英语老师的母亲——这位会说流利的英语，同时又能够为人接生孩子的高雅女性，遭遇了她人生空前的劫难。

当时，“我”全家兄弟姐妹六个，五男一女，无一成年。父亲的工资冻结，只给他个人每月15元生活费，这15元连他自己在狱中的开销都不够。母亲属于被监管的对象，每月发给35元。这35元是包括母亲、六个子女、住在乡下的祖母、外祖母的全部费用。一家人的生计顿时陷入困顿。

如果说物质上的困难可以克服的话，那么，精神上的折磨则是让人简直无法忍受。父亲被批斗、游街示众、被陪赴刑场、被劳动改造；学校造反派头头、原政治老师罗德宏逼迫母亲与父亲离婚；父母亲后来近在咫尺，却不能（敢）见上一面；母亲回家了，为了给三个月未见面的母亲一个惊喜，亚雷去饮马滩赶小海，黄昏前没能赶回家，第二天回到家，母亲已回盐场；与母亲失之交臂的亚雷，心有不甘，带上用自己捕捞的粗盐腌制的薄壳去探望妈妈，徒步18公里去到海边的一个盐场，到了大门口门卫不让他进去，还遭到了一顿羞辱；跟随夏谷一起去饮马滩挖石蟹，结果大海无声无息地涨潮了，他们差点被淹死，幸亏中尉和他的藏獒挺身相救；自己尚未真正实施，就已经结束的偷渡香港事件，幸好亚雷属于“挽马尾”——就是耍无赖，交不起钱的那种人，事先知道消息，就铤而走险，临时上船，名字就不可能出现在偷渡者名单之中；走投无路之时，亚雷等108名海阳老三届学生去海南岛插队当知青。去海南之前，亚雷与另一个男孩阿蛮以非凡的毅力和勇气，坚持做了十五天的临时工，赚了17元钱。这是他赚到的第一笔钱，也是上帝赐给他的成年礼。“我童年的梦想彻底地毁灭了，我对生活的玫瑰色想象也永远地褪去。”原本没有烦恼的十五岁的小小少年，在1966年经历了太多太多……这一系列刻骨铭心的事情，使得亚雷过早地感受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

其实，早在父亲被贴大字报的那一天，“我”就彻底地告别了童年。也就在那时“我”遭遇了那只叫做“远方”的藏獒和它的主人中尉。远方肌肉强健，凶猛敦厚、孔武有力、虎虎生威。它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它的命。狗能够和人生死相依，与人作无言而又至深的交流，它可以是看家护院的功臣或贵妇膝上的宠物，它也同样可以是穷人和落难者的朋友，毫无势利的义士。在某些世俗的人身上，这些品德早已消失殆尽了。“远方”的狗性中深具超凡的神性，而人性中却潜藏着可耻的兽性。“远方”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传递给我的是一种非常安全、非常可靠的感觉。我想，只要有“远方”，我就有力量行走到任何地方。”（第二十五章），也许这正是作者要着力塑造“远方”的原因。“远方”堪比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说《木木》中的那条狗“木木”。

小说《1966的獒》，除了父母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以外，作者还刻画了其他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

时年36岁的中尉，孤零零地守着灯塔，只有藏獒陪着他。这位北方汉子在1945年15岁参加八路军，淮海战役结束时，他19岁，在四野某部当连长。后被派参加南下工作团，到海阳当土改工作队队长，后升迁海阳地委宣传部部长。1956年带领青年垦荒队到海南，在海南某农垦分局当局长，因反对和抵制一些错误的做法，被打成极右分子，从海南遣送回海阳。后来，守灯塔的老人死了，他才得到这份差事。1966年底，中尉被捕。在红卫兵揪斗期间，被遣送回北方乡下途中消失了。在土改中，他伤害过人，糊里糊涂地枪毙了几个不该枪毙的开明乡绅；在反右斗争中，他说了一些真话，因而被人歪曲和伤害。正是中尉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八相，一个近乎白痴和傻子之间的人，是海阳城里的一个活宝。他是个孤儿，没有正经的职业。他既是笑料，又是强劳力，最危险最劳累的活他都会干。冬季休渔期间，他的生计受到影响，父亲把他弄到学校的盐场去帮工。就是这个人，后来成了造反派的打手。一次批斗会上，他挥拳相向，打向父亲，父亲无声倒地。那致命的一拳，使得父亲脑袋后来一直隐隐作痛，有时甚至痛得像要炸开。八相后来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枪决。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撕报纸抽烟，烧了报纸上毛主席像中半边脸，又在与别人的撕扯中将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打碎了。这是一位典型的阿Q式的人物。阿Q当年要革命，而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不准他革命，他因此掉了脑袋。所不同的是，八相曾是一个革命党，可最终他还是死在革命党手中。这是《1966的獒》中非常出彩的一个人物。

无脚蟹本是这一带几座寮居里的老大，很年轻就当上了船老大。但几年前一次海难，他双脚让倒下来的桅杆当场砸断。在海上漂了三天，竟然漂回了港口。虽九死一生，但晚景凄凉，令人唏嘘。

九索，一个中年丧妻的可怜小贩。因为货郎担的八条绳索而得名。每只箩筐各系着四条绳索，加上他本人也瘦得像一条绳索，人们便叫他九索。他的女儿田女与亚雷同班，后来田女带着弟弟田男一起去海南当知青，在一次事故中姐弟双双遇难。这给九索致命的打击。

小说中还塑造了肥婶、凤卿、夏谷、夏霞、罗德宏、胡伟标等形形色色的人物。

小说中对事件的描述，也是惊心动魄。

学校造反派代表罗德宏、胡伟标等在接受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归来之后，他们将抄家来的战利品堆成一座篮球场大小的小山，将许多价值连城的字画、古籍、名贵家具等作为“破四旧”的对象，统统付之一炬。一把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作为海阳城象征的苏州街，经过红卫兵的打砸抢烧等一番折腾，它就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间古旧的店铺，都被粗暴地涂抹上了红色的印记。拱桥上“屏卫永宁”的石碑被砸得稀烂。苏州街被改名“红卫路”。街上所有的古榕树都被砍掉了，绿树荫庇的苏州街，突然变得炎热而且尘土飞扬。作者感叹红卫兵“清洗了苏州街的灵魂，置换了苏州街的风格，残杀了苏州街的面貌，消灭了苏州街的人文……”。

《海边乌云》“现行反革命事件”让人胆战心惊。《海边乌云》是一篇高中生写的文章，1966年初海阳发生了一次海难，六百多渔民葬身海里。几位同学的父兄就死于这场海难，于是他们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它在《红卫兵战报》上刊登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台湾的“人民之声”广播电台向大陆广播了此文，于是文章主笔和其他六名同学被公安机关逮捕。王群这位不到20岁的高三学生被判了15年徒刑。其他几位分别被判了12年、10年不等。

春姑因被传与在此抗日的国民党关团长有一腿而被定为坏分子，红卫兵将两只破鞋挂在她的颈脖子上游街。春姑运气不好，几次偷渡都没有成功，等待她的结果可想而知。偷渡在海阳虽然不是一件耻辱的事，但却是一种严重的罪行。(www.xing528.com)

还有变态狂向志，他奸污了母鸡，后在批斗“反革命流氓分子”中被众人打死。

风水先生老伯“乌鬼”，他的一双儿女（姐弟俩）犯下了美丽的罪恶——姐弟乱伦，生下了一双儿女安儿、宁儿。

特别让人惊悸不已的是，中尉的未婚妻，因为做着张志新一样的事情，也落得了和张志新一样的下场。专案组的人去灯塔告诉中尉这个女人的最后消息，同时，向中尉收取枪毙这个女人的子弹费——五分钱人民币。林昭当年的遭遇不就是如此么？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

小说名叫《1966的獒》，毋庸置疑1966年是一个关键词，一个时间切入点，但作者并没有把小说中发生的全部故事限制在这个时间段。而是以1966年为中心，像手风琴一样伸缩自如地进行描述。小说写到1963年年仅14岁的唐九，他跟着表哥表姐一起偷渡去香港没有成功，反而因叛国投敌罪被判刑五年。五年之后的1968年，刚刚出狱不久的唐九在除夕夜成功偷渡。1965年，体弱多病，哮喘厉害的哥哥大雷被父亲送去连南这个粤北高寒少数民族地区，进入所谓的劳动大学去学习，其实这无异于集体劳改，哥哥似乎成了父亲的人质。肥婶的儿子、情同手足的夏谷也一同前往。外祖父马灿汉，一位退隐的国民党军官，曾官拜中将参谋。他是192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育学硕士，与后来赫赫有名的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师生。他为共产党游击队做了许多事情，却最后死于另一支游击队手中。

小说常以“多年以后”、“许多年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事后想起”等字眼，描述了发生在1966年以后的事情。比如，“许多年后，我始终无法释怀。母亲因为等我，在破屋里那个横风逆雨、电闪雷鸣的夜晚是如何度过的？她不知儿子去了哪里，在干些什么。为什么在她千辛万苦可以回到家来的时候，儿子却不在家中？”小说还追忆了“我”19岁那年，也就是到海南当知青的第四个年头，即1970年同降海南明星农场知青猪场遭遇特大洪灾，30名知青被困洪水之中，后来共有24名男女知青不幸遇难。还有在21世纪之初，“我”与自己初恋女友唐一玲戏剧性会面等等情节。

在叙事性文本尤其是长篇小说中，“时间”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它是作家把握生活，进行艺术体验非常重要的方式。读者只有通过时间顺序与空间距离的变化，才能更好地把握故事的因果关系。在小说中，叙事时间（故事在叙事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的顺序永远不可能与故事时间（指故事发生的自然状态时间）的顺序完全平行。由于叙事时间是线性的，而故事时间是多维的，线性的叙事时间纵横穿插、犬牙交错，织就了叙事空间。因此，作家在处理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两者之间关系时运用时空错乱的叙事策略，不但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叙事方式联结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将顺叙、倒叙、预叙结合在一起的句式，不仅体现了文本结构形态的丰富性，更能真实反映故事时间的多维性。时空错乱的叙事方式不仅在西方现代派小说中被普遍采用，并成了现代派小说的主要艺术标志之一。新时期以来，许多中国作家，都因此激赏和模仿那种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式的开头——“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认为：“小说与文学既是经验的又是虚拟的，本性其实已经包含着时间与时间观念的种种内部矛盾。愈是有深度的小说，愈有着对于时间的长河上每一朵浪花的鲜明感受。”[49]他还指出：“所有小说故事时间把握上的基本矛盾，就在于总体上是过去时与过去完成时，具体描写则多是‘现在进行时’”[50]。郭小东先生对时空错乱叙事策略的成功运用，不仅来自他对小说时间的处理的胆识和自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创作实践的同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不少有关小说时间的理论。2010年，他最新的一部学术专著《想象中的时间》出版，该书是《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31部中的一部，该书论及重大的文学史现象及事件，如文学的现代性、文学的焦虑与时间、鲁迅的现代主义定位等。看来郭小东先生是深得小说时间的个中三昧。

笔者与郭小东先生同事多年，深切感受到他是一位豪爽大气的人，但我又感觉到在骨子里他又是一个拥有忧郁气质的人，《1966的獒》中有关“忧郁”、“忧伤”、“伤感”、“抑郁”等词语比比皆是，比如“中尉就不同，他有些阴沉，有些忧郁，他在笑，却有哭的意味，他说东，总有西的味道。”（第二十五章）“中尉知道我将远行，反倒有些忧伤。他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这一回，他似乎动了感情。”（第二十六章）“不知为什么，每当此情此景，在兴奋之余，我会略带慌乱地忧伤，想象着落入草莽中的野鸭子，挣扎着，溅血的身子最终卧在草丛中的样子。”（第二十八章）再如“我的内心无限伤感。尽管那时，是我十八岁的时光中最灿烂的一刻。我拥有了从15岁时萌生却在18岁开花的爱情。”（第二十九章）笔者记得1990年郭小东出版了他的散文集，书名叫做《南方的忧郁》，他的夫人陈冠女士在后记中写道：“小东，把你的忧郁给我！”这是很能令读者动容的一句话。

《1966的獒》是郭小东的第一部以第一人称的长篇小说，在近乎真实的记录里，他没有呼天抢地般地宣泄仇恨，反倒是充满脉脉温情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作者在写父亲对八相的看法时，就很能说明问题。虽然父亲有恩于八相，但八相在批斗会上给了父亲致命的一拳。然而，父亲他“不记恨八相，反而说八相是个可怜的人，有口饭给他吃，指使他干什么事，都是可以的。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总会做出些不可思议的事。聪明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心智不全的人呢？”（第九章）读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郭小东在代序《寄往天堂的信》中的一句话：“我有着某种自信，自信我对小说涉及的所有人事的描述与评断，都出于一种善良的祈望，即便是有所臧否，我也努力予以客观的表达。”这种博大的胸怀，令人感佩。为了逃避现实，“我”准备去一无所知的海南农场。在“我”看来“偷渡香港和去海南，也许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名义，一个被定为叛国投敌，以反革命处之；一个被叫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以革命的名义。”（第二十六章）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罗兰夫人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临刑前她留下了一句为后人所熟知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里，我们套用一下就是：“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当年有多少荒唐的事情不都是打着冠冕堂皇的革命旗号？作者在描述人们的冷漠无情、残酷斗争的情形时，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议论：“每个人，都在努力表现自己，越是对敌人的仇恨和无情，越是能够想出更多折磨人的方法。也就越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是最坚定的革命者。革命，这个有些空洞同时充满浪漫色彩的词语，在那个年代，成为证明人生伟大的标尺。打击别人有时仅仅是为了自保。”（第十三章）鲁迅先生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51]这里，笔者认为郭小东完全没有恶意。他经过推测后得出的结论——“打击别人有时仅仅是为了自保”，本人深以为然。鲁迅早就鞭挞过国人的“看客”心态和爱凑热闹的恶习，这在向志的游街中一览无遗。“向志游街，像是小城有史以来最盛大的节日。中国人历来对最隐秘的性事，有着最疯狂的好奇和最公开的鄙夷。”（第二十四章）这种诛心之论，痛快淋漓！

作者对肥婶这位集奶妈、保姆和管家于一身的能干善良的农村妇女，更是一往情深。毫不夸张地说，肥婶至于“我”就如大叶荷（大堰河）之于艾青（蒋海澄）！小说中追忆肥婶和凤卿姑的段落和文字充盈着人性的温暖。

小说中的许多段落，都具有非常诗意的表达。据笔者了解，郭小东曾在《华夏诗报》上发表过悼念父亲的诗歌《荒林的响箭》。他还为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珠江电影制片厂等拍摄的专题片《潮汕乡情系五洲》、《潮之阳》、《海南不会忘记》等撰写过解说词。他还为广东省大型文艺晚会“小平，您好！”写过主持稿。这些解说词和主持稿都是激情四溢、诗意盎然的。

“饮马滩”在《1966的獒》中也是一个关键词。因为饮马滩在1966年成了“我”的憩园或避难所。它是海边的一片丛林和滩涂，是“我”童年和少年的天堂，又是一个天然的丰饶的渔场。在无人的饮马滩游荡，竟成了“我”在那个黑暗的岁月里最重要的经历，在那里，“我”远离了人们的歧视和白眼。“我”常常在那里发现奇迹。比如作者写在饮马滩上看到鸟的情景——“越是毛色艳丽，模样精致的鸟，就越具有神性的美德。千百年严酷环境的冶炼，没有使他们变得粗俗，反而不断褪去了身上的芜杂，生长出更艳丽的羽毛，更强健的体魄，更纯粹的心性，诸如红嘴鸥。”“红嘴鸥的艳丽是素淡的，似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妖娆。……每当海上暴风雨来临，它们会兴奋地极速飞行，边飞边鸣叫着。寒风把红嘴鸥送向天际，群鸥便给天空增添了暖意，使渔船不至于太过孤寂。”（第十二章）这些段落都充满诗情画意。

在这里“芦苇是可靠的，蟛蜞是弱小同时友爱的，沙蛤不会伤害你，它只是静静地在那里做窝，玩着水里的沙。戏班鸟以它五颜六色的羽毛，撩拨你对美女的遐想，信天翁让你联想到辽阔、勇敢和自由的飞翔，饮马滩里所有一切生物，都在无形中召唤着你心中被隐藏消灭的快乐。连形体丑陋的石头鱼，也会以它的貌似愚钝，逗得你开怀大笑。”（第二十五章）少年眼中的饮马滩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可以说，饮马滩给“我”带来的快乐，绝不亚于百草园带给少年鲁迅的快乐。

小说快结束时，作者更是充满深情和诗意地写道：“我无数次地梦见中尉，是他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里，在人心最黑暗的时间里，给了我灯塔的光明和大海阔大的视野，给了我饮马滩一年四季的寒冷与温暖，连同那年冬至之前，第一次的酒和最后的沙毛鱼。”作者还在描述中尉留下的书籍《格林童话》时写道：“时间是用来流浪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灵魂是用来歌唱的。”（第三十一章）诸如此类的段落，简直就是优美的诗篇！

郭小东先生集作家、评论家、教授学者于一身，这在当代文坛上并不多见。王蒙先生在新时期之初就倡导“作家学者化”，笔者认为郭小东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郭小东的作品既有作家的横溢才华，批评家的敏锐犀利，又有教授学者的严谨厚重。还是他在代序中说得好：“报应不是一个最好的理由和办法，简单的光明也不一定取代复杂的黑暗，前者是物质而后者是精神，它们无法平衡也无法同一。但是，有一点我想我是做到了，那就是小说不在抚伤而在舔舐中刮骨疗伤。”他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至少笔者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