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睿智作家的文化魅力

王蒙（1934—），当代著名作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

王蒙自1953年开始创作至今，一直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最具有活力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活动变人形》、《布礼》、《蝴蝶》、《春之声》、长篇“季节”系列四部曲、《青狐》、《尴尬风流》、《王蒙文集》（10卷本）、《王蒙文存》（23卷）、《半生多事》（自传第一部）、《大块文章》（自传第二部）、《九命七羊》（自传第三部）等。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他的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王蒙在国内首开新时期国内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他的文学创作成就毋庸置疑、他在《红楼梦》和李商隐诗歌研究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他的老庄哲学谈得头头是道、他在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上的影响有口皆碑。他曾任（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的院长（现在是名誉院长），同时兼任全国多所著名高校文学院的教授。

改革开放以后，王蒙有许多机会出国，他接触了大量的外国政要、同行和文学爱好者，与他们谈文学、谈人生、谈政治……由于他的睿智、机敏、豁达、幽默，使他赢得了许多外国友人的尊敬。他是中国作家和学人中间，比较懂得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一位。王蒙文思泉涌，著作等身。其实，他的口才也非同小可，令人津津乐道。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北京电视台《中华文明大讲堂》、山东教育电视台等传媒机构开讲过《红楼梦》、《老子十八讲》、《王蒙的红楼梦》等学术专题。他还经常参加凤凰卫视窦文涛主持的节目《锵锵三人行》，他与另外两位人士谈古论今，臧否人物，常常有妙言妙语。他在全国许多高校中作过学术演讲，讲得比较多的学术专题有“文学的悖论”、“文学的挑战与和解”、“小说的可能性”、“语言的功能与陷阱”、“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化”、“门外谈诗”、“中华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当代文学的语言资源”，等等。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王蒙的演讲集《王蒙说》、《王蒙讲稿》、《王蒙新世纪讲稿》、《王蒙文学十讲》等书，这些书籍很有读者市场，因为讲稿是这些讲座的文字记录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易于接受。人们常说“锦心”未必“绣口”，王蒙文采好，口才也好，真正将两者统一了起来。王蒙的口才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在文坛和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王蒙非凡口才的故事。他的为人豁达、风趣幽默，让人心悦诚服。

在1979—1980年之交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王蒙用“意识流”的手法，创作了《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蝴蝶》等六部中短篇小说。当王蒙和他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有人问他如何才能写好“意识流”小说？他不假思索地用四句幽默的诗答道：“有酒方能意识流，人间天上任遨游。杏花竹叶情如梦，大块文章乐未休。”[35]

王蒙的小说《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分别获得1978—1980年三个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1980年度全国获奖小说座谈会上，开始大家有些拘谨，没有人主动发言。主持人请王蒙谈谈连续3年获奖的秘诀或经验，他诙谐地说：“经验嘛，给评选的负责人送了三瓶好酒。”一句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会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

据悉，有好心的读者不习惯阅读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他们希望王蒙保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风格。王蒙回答说：这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王蒙认为自己早就离开了“组织部”，也不再是“年轻人”，王蒙认为自己得到的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是经风雨、见世面，是20年的生聚与教训。“故国八千里（指北京到新疆的距离），风云三十年”是自己如今的起点，自己小说的支点正在这里。[36]

1980年8月至12月底，王蒙在美国待了四个月。除了参加衣阿华大学的讲座、朗诵、联欢等国际作家活动外，自己一直在写作。他的大胆与幽默感大大地帮助了他与外国朋友交流和沟通。在纽约，王蒙与艾青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冯亦代先生等接受了美国《纽约客》杂志的采访，王蒙用英语介绍他的首访美国说：“I am busy.”（我很忙）采访者问，“你在忙些什么呢？”他回答：“meeting and eating.”（开会与吃饭），这话押韵，他们都笑了起来。他们又问王蒙美国之行的印象，他回答说：“All girls are beautiful，all dishes are delicious.”（所有的女孩子都漂亮，所有的菜肴都可口），他们听后，更加欢呼雀跃了。[37]王蒙说，他46岁时才开始重新学习英语。由于他勤奋好学，加上他有学习语言的天赋，现在一般日常的英语交际他应付自如。他还翻译了多位外国小说家的作品，如美国作家约翰·契弗的《自我矫治》、《恋歌》；新西兰作家詹·傅瑞姆的《天鹅》等小说。

在衣阿华参加写作计划的时候，他接受过记者的采访，一个记者问道：“请问王蒙先生，你现在与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期相比，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王蒙巧妙地回答说：“相同在于，那时我是王蒙，现在仍然是王蒙；不同点是，那时我22岁，现在，我46岁。”

还有人问：“中国文学创作到底开放到了什么程度？中国文学的创作自由是不是有一个尺度呢？这个尺度又是什么呢？”

王蒙回答说：“以我自己为例，我的创作曾经在50年代为我找了麻烦，然而，现在我的创作比那时又开放了许多。我的创作是自由的，也是能够被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接受的，为此，我感到极其欣慰。”他的回答进退有据，分寸感把握得很好。[38]

1982年6月21日在墨西哥，王蒙参加了与拉美作家共同举行的圆桌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现实主义与现实”，这个题目很大，拟题人说，可以在这个大题目下随便谈任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结果，会议实际上成了对王蒙的作品的讨论。

王蒙说，我的写作是为了人民，是要对人民有好处。有几个与会者提出了质疑。质疑者问，难道莎士比亚写某个戏的时候会考虑到他是为人民而写作吗？质疑者还问，什么叫人民呢？人民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

王蒙回答说，优秀的作家都是爱人民、同情人民的不幸、关心人民的痛痒、与人民同甘共苦、跳着共同的脉搏的。因此，宏观地说，作家总是在表达着人民的爱憎情感，多多少少充当着人民的代言人的。至于人民是不是空泛，王蒙问，有什么空泛的呢？那在田野上和机床上劳动的，不就是人民吗？包括我们大家，不是人民吗？[39]王蒙的回答，使与会的同行频频点头称赞。

1986年6月25日王蒙就任文化部长一职。上任伊始，他参加了纪念外文版《中国文学》的一个会议。王蒙应邀上台讲话的时候掌声热烈，他立即说：“上台的时候不要鼓掌。我希望的是下台的时候能有一点点掌声……”话音一落，笑声四起。[40]

王蒙刚当文化部长的那阵子，有许多热心的读者担心：我们国家会不会又出现“多了一位部长，少了一位作家”的情形。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著名作家是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茅盾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没有写过文学作品，只是写了一些文学评论。可是，王蒙一边当部长一边不忘写作。他甚至在与外国官员会见时，听到人家介绍他“文化部长，并且是一位作家”的时候，立即用英语补充说：“I'd like to correct the saying：I am a writer，meanwhile I am a minister.”（更正确地说，我是一个作家，同时是一个部长。）他还加上一句，“I was a writer，I am a writer and will be a writer only.”（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只想当一个作家。）[41]

王蒙以当作家为荣！是的，作为作家，王蒙是无可替代的。从1986年4月到1989年9月，王蒙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共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其间，他的创作成果颇丰，发表了如《球星奇遇记》、《虫影》、《要字8679号》、《选择的历程》、《来劲》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还有诗歌、散文、翻译和评论等作品。用“硕果累累”这个成语来概括他这段时间的创作，一点也不觉得夸张。[42]

第48届国际笔会于1986年在纽约召开，陆文夫与王蒙作为特邀嘉宾参加。那次，王蒙顺便应邀到联合国秘书处去作过一次演讲。一位先生好奇地打听：听说中国的一切出版物都是要经过政府的审查才能与公众见面的。这是否属实？王蒙笑着回答说：“你知道中国有多大，有多少出版物吗？每年六七千种杂志，十几万到几十万种新书，如果一切靠政府审查，那太好了，中国的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公安部、民政部……人人都在忙于夜以继日地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可以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读书俱乐部了，这是何等奇妙的乌托邦啊。”

王蒙的这一番话，使得谣言不攻自破。王蒙事后总结道：“其实，越是离谱的说法越容易回答。当然，这并意味着我们的出版体制与审稿审批制度不需要改进。”[43]

1995年王蒙在访问加拿大时，接受了华裔专栏作家丁果先生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王蒙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关于文化整合的观点。在回答“有人担心作家都成了王朔式的玩世不恭者，中国文学将会怎样”的问题时，王蒙回答：“都成了王朔当然不行，都成为鲁迅也不行啊。”王蒙认为，文学的成批成捆，作品与作家的成类成风，人物的批量生产是很恐怖的。作家，尤其是伟大的作家是不可重复的，不可克隆的，不可成群出现的。伟大作家的价值全在他的唯一性，有哪个作家能有另一个备份呢？每一只燕子都代表春天，每一声叹息都代表衰灭——因为一个人叹息不要紧，十亿人叹息生活就会崩溃。王蒙是极而言之，争辩有术。他的回答令提问者无懈可击。王蒙：《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183页。

同年，王蒙应美国华美协进社和一所大学的邀请，进行访学活动。就在这次活动中，美国笔会的女秘书长，专门找王蒙提问。在一问一答中，他沉着冷静，始终化被动为主动。

这次问答是这样的：

问：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将发给北岛，你知道吗？

答：不知道，据我所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进程是高度保密的，别人不可能知道。

她说：但是我知道。

答：唔。(www.xing528.com)

问：如果北岛得奖，你有什么反应？

答：诺贝尔文学奖有上百万美元的奖金，无论谁得到，都值得祝贺，如果是您得奖，我也一定会祝贺的。

问：对此事中国作家会有什么看法？

答：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

问：（提问者两眼放起光来了）为什么有人不高兴？

答：您不也是作家吗？您难道不知道，每个男作家或者女作家，多半会认为他或她自己才是最好的作家，为什么要佩服与拥戴北岛呢？

问：那中国政府会是什么态度呢？

答：现在谈中国政府的态度为时太早。而且我也无权代表中国政府发言。[44]

王蒙在这次对话中，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没有落入别人设下的圈套。可想而知，那位女士是多么的失望啊！

王蒙在外事活动中机智幽默、有理有节的表现赢得了许多人的赞叹。老作家夏衍生前就说过，我们要多培养一些像王蒙那样懂得如何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作家。

1994年11月12日，王蒙前往上海领奖，其获奖小说是《棋乡轶闻》。除了领奖以外，他还出席了“面向新世纪的文学”座谈会。在发言中，王蒙反驳了南京的一位青年评论家的言论。这位评论家说过，中国当代作家过于聪明、轻视散文、乱开玩笑、不像鲁迅、缺少烈士……王蒙对这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中烈士出得太少的各类暗示，非常反感。他在会上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反驳。王蒙说，左联五烈士、雨花台的枪声、郁达夫的被害、王实味的掉了脑袋、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丁陈集团、成千上万的作家划成右派、“文革”中《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的坠楼、傅雷夫妇的自杀、郭小川在黎明到来时的死去……你怎么熟视无睹？你怎么那样嗜血？至少这些聪明的作家还留下过杜鹃泣血，以血殉文的记录，你呢？王蒙接着说，鲁迅有鲁迅的伟大，我们有我们的生存环境与特点。与其责备别人不像鲁迅，您先生就自己像一回嘛。这样的论辩让对手心服口服。[45]

王蒙不仅仅与文学圈沟通，也和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接触。2004年10月25日，中国海洋大学迎来了她的80周年华诞。作为校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大学举办了“科学·人文·未来”论坛。10月11日至13日，我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著名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学家刘光鼎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师、海大校长管华诗院士和我国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等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家，携手登上论坛发表了精彩演讲。27位知名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同登一个讲坛布道，在国内尚属首次。他们与中国海洋大学的师生共同探讨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在当今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与会者各抒己见、议论风生。王蒙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在闭幕式上，王蒙即兴演讲的题目是《智慧也是一种美》，其主要观点有：

我觉得知识里充满了人文精神，而无知是扼杀人文精神的。

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质疑又不断解决和改善自己的知识能力与道德自觉的历史。质疑是我们所有学科前进的一种动力。

科学上好像是在发展进步的，而且先进的东西在取代落后的东西。比如说，好的电灯可以取代煤油灯，但是文学和艺术就看不太清这种发展和进步。我们就无法说今天的作品可以取代《诗经》，可以取代李白、杜甫，或者取代《红楼梦》，不但取代不了，我们仍然自惭形秽，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不管是科学还是文学，都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这个世界。

科学也好，诗歌也好，文学也好，都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点发现、一点关切、一点探求。

人文精神当然应该是一种科学精神即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是造神的精神，不是盲目的自我作古的精神，不是诈唬吓人的态度。（自然）科学与人文，只能双赢，不能零和。为了发展中国的人文教育，为了科教兴国，为了国人与全人类的福祉，为了最终地去除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迷信与愚昧，让科学家与文学家携起手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加文明、更加有知识有教养的中国吧。[46]

王蒙的即兴演讲令全场倾倒。他擅长于多向的、平行的与立体的思维。他喜欢做多维的立体的翻过来倒过去打开再叠起来的讨论探究。

1993年12月，王蒙等大陆作家访问台湾，他们应邀参加台湾联合报与文化基金会主办的“40年来中国文学讨论会”。当时“汪辜会谈”结束不久，海峡两岸刚刚达成“九二共识”，因而会议的总体气氛很不错。16日，主办方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晚宴，最后一个演讲者是王蒙，他的演讲题目是《清风·净土·喜悦》。在演讲中王蒙登高望远，心平气和，用理性、和谐与文明，去战胜乖戾的炮声隆隆。他在演讲中嘲笑了那些极端的、搞语言轰炸和语言暴力的人，不管这些人在哪里。他的演说以陆游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开始，先定下了演讲基调后，他接着说：

我们当然希望祖国富强、民主、法治、进步。但是文学毕竟只是能做文学的事，廖沫沙先生受过很多迫害，他生前写过两句诗：“若是文章能误国，兴亡何必动吴钩。”反过来说，若是文章能救国，世界上的事业就太好办了。

……文学本来就是心灵的游戏，当然不仅仅是心灵的游戏。但是起码有一部分是心灵的游戏，文字的游戏。我希望我们和文学多一点游戏性，少一点情绪性或者表态性。中国人生活得太紧张了，中国作家生活得太紧张了，让文学给我们送来一点清风，让文学给我们保留一块净土，让文学给我们一点喜悦吧。[47]

王蒙演讲完毕，台湾的剧作家马森噙着泪来与他交流。同行的大陆评论家李子云说，她从来不当面奉承人，但是她这次一定要与王蒙握握手。王蒙事后总结这次即兴演讲的心得，他谦虚地说，这次与台湾作家同行交流能够大获成功，不是他的演讲水平有多高，而是历史的见证，是我们与时俱进的调整，是总体的和平、和谐、亲和的调子，使我们能够在台湾登上以善制怒、以和制狭的道德制高点，立于不败之地。

王蒙就是这样，他不仅擅长与外国友人沟通，也擅长与海峡对岸的同行沟通；不但乐于和文学圈内的人交流，也乐于和许多科学家等不同领域的人交流。他总是坚持原则，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令人感佩。

王蒙年近八旬，但仍然精神矍铄，反应敏捷，说话有条有理，幽默风趣不减当年。有些作家笔下风云雷电，讲话却是木讷寡言。王蒙完全不同。他不但文笔十分了得，而且口才也极为出色，兴之所至，天南海北，滔滔不绝。他上台作报告，尤其在报告结束以后的自由提问环节中，他更是亦庄亦谐，妙语连珠，令人捧腹。因此，网上有些文友戏言王蒙是作家中的“中国第一侃爷”。

言谈怎样方能机智？对答如何才算巧妙？王蒙演讲与口才的秘密在哪里？他说希望人们说话要多一点幽默、多一点清明的理智、多一点雍容大度、多一点趣味轻松、也多一点语言的丰富、美感乃至游戏。[48]这里，王蒙给我们概括归纳了说话艺术的“五多”。

看来，在现实生活中，“五多”的确是把话说好的行之有效的办法。王蒙自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人们不得不惊叹——王蒙：口才与文笔一样犀利！这就是睿智的王蒙留给我们大家的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