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解体20多年了。然而，苏联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却不会随之消失。著名作家王蒙恐怕是当代中国人中受苏联文学影响较深的一个，他从不讳言这一事实。在《苏联文学的光明梦》、《想起了日丹诺夫》、《旧梦重温》、《全知全能的神话》等文中，王蒙以饱含激情的文字，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式地论述了苏联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坛的影响。在《访苏心潮》、《访苏日记》等散文中，王蒙的苏联情结更是一览无余。他在世纪之交问世的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小说标题来自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首著名的歌曲《喀秋莎》中的一句歌词。在纪念苏联诞生90周年（1917—2007）到来之际，王蒙专门出版了一本专著《苏联祭》（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王蒙所受到的苏联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本文不想全面论及王蒙所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只是就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下简称《年轻人》）与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眼中的总农艺师》（以下简称《总农艺师》）[24]作一番比较。
王蒙多次声称，《年轻人》是在《总农艺师》的影响下写成的。为了对这两篇小说更好地进行比较，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两者的问世背景。
1953年斯大林逝世。“解冻文学”在此前后开始萌动，当时苏联文坛开始批判“无冲突论”等错误论调，于是一大批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应运而生。《总农艺师》就是那种当时典型的“干预生活”的作品之一。尼古拉耶娃的这部中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娜斯嘉为了群众的利益，不畏任何权势，不顾个人安危，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这种崇高的精神令人深受鼓舞。该作品被迅速地译介到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中国作家协会曾联系我国文坛的创作现状对这部小说进行讨论，并由此提出中国作家也要大胆“干预生活”。团中央还发出了关于推荐这部作品的通知，号召全国青年学习娜斯嘉。[25]王蒙当时在北京市某区做共青团的工作，并已于1953年开始了文学创作。作为一名团干部和文学创作者，他不可能不接触《总农艺师》这部文学作品的。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又是怎样的呢？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过渡时期的结束。同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双百方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在苏联文学同行们的影响下，《年轻人》应运而生了。该小说刊发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上。了解了上述创作背景，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就十分明晰了：《年轻人》的确是在《总农艺师》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撇开时代背景不谈，光看《年轻人》这篇小说本身，我们读者也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年轻人》的主人公林震刚出场时，口袋里就揣着《总农艺师》这本小说。林震感到困惑的时候，小说中这样写道：是娜斯嘉的“对坏事决不容忍”对呢，还是刘世吾的“条件成熟论”对。在林震受到一次挫折后，他拿起那本被韩常新嘲笑过的苏联小说，翻开第一篇，见上面写着一行字：“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他自言自语道：“真难啊！”刘世吾在一次会上讥讽林震：“年轻人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的角度来看，两篇小说之间的渊源关系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下面，笔者将从主题、人物关系、情节模式、叙事方式等方面作一简要的比较。
《年轻人》中的主人公林震22岁，刚从一所小学调来区党委组织部，被分配于工厂支部联系组织发展党的工作。他刚来时对党工作者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可是，不久他就大失所望。他觉得区委干部们的精神状态是随意而松懈的，他们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地取笑林震认为是最严肃的东西。围绕着处理麻袋厂的问题上，他与具体指导他工作的韩作新（工厂建党组组长，后被任命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与区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刘世吾产生了分歧。林震在处理麻袋厂的事情上受到了一次严厉的批评，他感到十分委屈。后来由于舆论的介入，麻袋厂的问题才得到解决。区常委开会讨论麻袋厂的问题，作为列席者的林震，批评了韩作新和刘世吾。他认为他们俩对这件事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对各种严重的缺点采取了容忍乃至麻木的态度。韩、刘二人当即用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反驳了他。特别是区党委书记的态度，令林震始料不及。林震非但没有受到表扬、得到支持，反而遭到斥责：“同志，你太容易激动了，背诵着抒情诗去做组织工作是不相宜的！”林震来到组织部工作的时候是残冬，现在是初夏，他在区委度过了第一个春天，他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总农艺师》的故事发生在苏联边远地区一个叫做茹拉文诺的拖拉机站。刚刚大学毕业的女生娜斯嘉来到拖拉机站工作。在日常的生产工作中，她与站长恰里科夫、代理总工程师阿尔卡琪、负责党的领导工作的费嘉等产生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她与上述三人的几次大的冲突上。方形点播法短训班，在派人问题上，她坚持派最合适的人去；她在“保卫”落后农庄时，坚持用种植玉米和向日葵来代替三叶草，并在前来视察的省委第一书记面前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她用弱小的身躯挡住维修质量未过关的农业机械，不让它们驶进耕地，以免耽误更多的时间；她拒绝交换从远地运来的、软粒又不耐寒的种子，并设法使自己留用的种子达到了科学标准。由于一次又一次地与上司顶撞，娜斯嘉受到了一次警告和一次记过处分。后来报纸和电台介绍了该站方形点播法的先进事迹，她的处境才有了好转。当年他们的粮食还获得了大丰收，该站更是被树为先进典型。不过，让人愤愤不平的是，去莫斯科参加会议的是那三个处处刁难她的领导，娜斯嘉这个有功之臣反倒没有去开会的分了。
显然，这两部作品都表现了同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作斗争这个现实主题。都是在“干预生活”的呼声中出现的带有很强讽刺意味的作品。可以说，它们是中苏文学百花园中盛开的“两朵带刺的玫瑰”。只不过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城市的基层政权机关，一个发生在苏联农村的基层生产单位而已。
作品在人物的安排和塑造上，两者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出它们各自对应的人物。两者各自有一正一反两个相互对应甚至对立的人物。《年轻人》中的林震充满热情，干劲十足。他心地单纯，眼光嫩稚，方法简单，因此在工作中他常常面临碰壁的命运。正如刘世吾所说的那样：“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由于他未能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思想上也不太成熟，只是单枪匹马地与斗争经验丰富的官僚主义者较量，因而难免感到信心不足和流露出某些困惑的情绪。《总农艺师》中的主人公娜斯嘉直率，纯朴，倔强，刚毅，战斗性强。她甚至敢当面顶撞省委第一书记，以至于站长也为她捏一把汗，觉得她太不可思议了。“她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捣蛋鬼吗？她是个目空一切的骄傲坯吗？还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还是一个能用瘦小的肩膀挑起任何重担的大力士？”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涉世不深、稚气未脱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式的英雄。
《年轻人》刻画了刘世吾这个颇有深度的官僚主义的典型形象。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刘世吾不能称之为反面人物。刘世吾有一定的革命经历，新中国成立前是北大的高才生。他爱好文学，接受能力强。刚颁布一个月的拼音文字草案，他一学就会。他的工作能力也很强，“一下定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他对于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缺点却麻木不仁。他似乎患了一种可怕的冷漠症。“他不用爱，也不用恨，他取笑缺陷，仅仅是取笑；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他的那句口头禅：“就是那么回事”，表现了他看透一切、对所有事情听之任之的人生哲学，革命意志衰退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年轻人》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揭露了刘世吾有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诸如“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着的”，等等，用这来掩盖他的问题。这样，刘世吾这个形象就具有相当深刻的典型意义。
《总农艺师》中，也有一个人物刻画得较成功。这个人不是站长，而是代理总工程师阿尔卡琪。此人是个聪明人，甚至很有才能！他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他工作只做五分，派头倒有十分！他一辈子努力追求的，就是享受和财富，权力和名誉。当他们拖拉机站被树为先进典型后，许多个人和代表团陆续前来参观，他总是抢着去陪同。人家加在他头上的一切赞美，他都受之无愧，好像他才是真正的方形点播法的组织者！仿佛他是站里的主要负责人，似乎站里的一切成就都是靠他而取得的。他是一个沽名钓誉，心理特别阴暗的家伙。即使在他捞取了一切好处后，对真正的劳苦功高的娜斯嘉他还是不屑一顾。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承认娜斯嘉优越，对阿尔卡琪来说就是承认自己渺小。承认她聪明，这就是承认自己愚蠢。承认她的生活方式正确，这就得把自己的整个生活一笔勾销。难道他能这样做吗？”这是苏联时期一个基层单位的技术官僚主义者的典型。
《年轻人》中组织部的秘书赵慧文，年轻漂亮，心地善良。她对林震很关心，也能体谅他工作上的苦衷，像个大姐姐似的。可以说，她是林震形象的有力补充。这对青年男女在工作和生活的交往中，隐隐约约滋长着一种情愫。《总农艺师》中的拖拉机站站长恰理科夫是个脖子像小孩般细长，两颊红润的青年人，他才刚刚超过共青团员的年龄。他开始也同样不理解娜斯嘉，甚至还经常为难她。但是在方形点播法被传媒宣传报道后，头一个对她改变态度的就是站长本人。小说主要是写他所见到的娜斯嘉，所以笔者以为小说的题目如改成《拖拉机站站长眼中的总农艺师》更符合实际情况。渐渐地站长居然暗地里深深爱上了总农艺师。这里写到的也是一对青年男女。两篇小说在人物上的这种对应式的安排不是惊人的相似么？
在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在加速问题的最后解决上，两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年轻人》中署名“麻袋厂一群工人”的读者来信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于是刘世吾在林震的陪同下，雷厉风行地处理了厂长兼书记王清泉这个腐化变质分子。否则，麻袋厂的事情不知要拖到猴年马月才能得到解决。
《总农艺师》中的主人公由于与几位领导关系搞得很僵，准备等着被解职。不料天无绝人之路！有天夜里收音机里传来了新闻记者发表在《消息报》上一篇关于方形点播法的通讯。于是该拖拉机站名声大振。到了当年9月又发生了一件特大的喜事：苏共中央的9月全会召开。他们的事迹又上了报纸。虽然娜斯嘉未被派去开会（因为上面不了解实情），她本人也不在乎，又忘我地投入到的工作中去了。不过站长却在替她感到不平并且一直在自责。
两篇小说的结局，看来都是由于新闻传媒的介入，才使得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以上我们简要地分析了一番两者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下面，我们将谈谈两者的不同之处。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作品。(www.xing528.com)
《年轻人》是短篇小说，只写了林震到组织部工作的一个季度时间。它比较浓缩地描写了区委机关的生活，除了上述谈到的几个人物外，其他人物写得不多。而《总农艺师》是部中篇小说，容量自然要大些，故事发生的时间将近一年。出场人物也较多。如满脸皱纹，肤色黝黑，一贯积极的西伦基大爷；年轻的寡妇、生产队长华尔拉；身体强壮的优秀机修工、方形点播法的主要参与者乔治·楚马克；在加班加点选种的紧要关头来帮忙的两位年轻中尉；女主人公的前任、年老的实践家总农艺师伊格拿特；此外，还写了省委第一书记、区委书记；邻近的拖拉机站站长鲁卡奇和漂亮的女农艺师林娜·里伏夫娜等。
《年轻人》主要是写如何处理麻袋厂的事情。而《总农艺师》则围绕着娜斯嘉写了许多件重大事情。
两篇小说的叙述视角不同。叙述视角亦简称视角，是叙事学中的一个常见而又重要的术语。它是一个综合指数，一个叙事谋略的枢纽，它错综复杂地联结着谁在看，看到何人何事，看者和被看者的态度如何，要给读者何种“召唤视野”。[26]《年轻人》用第三人称的手法，以主人公林震的视角去观察他到组织部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总农艺师》则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拖拉机站站长恰里科夫的视角去观察刚毕业分配而来的女农艺师的一切言行举止，实际上是站长在“讲述娜斯嘉的故事”。在叙事结构上，《总农艺师》的作者尼古拉耶娃煞费苦心地设计出一个多层的故事系统。“我”（小说中的一位作家）讲拖拉机站站长恰里科夫在莫斯科开会发言时窘态百出的故事给隐含的或假想的（即未确定的）读者听；会后数日“我”与恰里科夫在列车上邂逅相逢。于是站长把农艺师娜斯嘉的故事讲给“我”听，站长到达目的地后与“我”话别，“我”继续讲述在列车上观察到的发生在站台上的事情给读者听。这里有两重第一人称“我”的叙述的交织。而这两重故事的背后，又是小说作者的手在操纵着。作为一个叙事作品，它又是作者讲述的故事，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文本就变成了一个摇曳多姿的叙事作品。西方叙事学权威罗兰·巴尔特指出：“叙事作品作为客体也是交际的对象：有个叙事作品的授予者，有个叙事作品的接受者。大家知道，在语言交际中，‘我’和‘你’是绝对互为前提的。同样，没有叙述者和听众（或读者）的叙事作品是不可能有的。”[27]可见，巴尔特是把叙事作为一种交流来看待。讲故事，就是要有讲述人和听众。简言之，整个《总农艺师》这部中篇小说是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讲的一个故事，也就是女作家与读者的交流。这样，《总农艺师》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可以用下图表示：
从叙事结构和技巧上来讲，《总农艺师》丰富多变，而《年轻人》则简单明了，用一种人称（第三人称）、一种视角（林震的视角）贯穿小说始终。《总农艺师》的开头引人入胜，比《年轻人》更能吸引读者。为什么？因为小说一开头是从一个“插曲”开始的。站长恰里科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言时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可谓狼狈之极！幸好，会议主席善解人意，给了他台阶下：“看来，您这个人做事比说话能干……好吧……这总比会说不会做好多了！”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张口结舌，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带着这种疑问，读者自然要将小说读下去探个究竟。《年轻人》的开头则平实得多。当然，也就不是那么特别吸引人。
《年轻人》描写了林震的挫折，写了他所观察到的社会危机，表达了主人公对前景不确定的某种忧虑和他们的“英雄”孤立无援，无用武之地的悲叹。而《总农艺师》的结局，正如王蒙当年所说的“老实讲，我觉得娜斯嘉的性格似乎理想化了一些，她的胜利也似乎容易了一些。”[28]因此，《总农艺师》总体上显得笔调上更乐观一些，色调上更明朗一些。作家声称：走着与娜斯嘉同样道路的男女青年们。这篇故事就是为你们而写的！作家从女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许多青年人来：
我看到他们在肥美的庄稼旁边或华美的养畜场里兴高采烈，信心百倍。
我看到他们在火热的斗争中激动兴奋，有时有些急躁鲁莽。
我看到他们的力量还没有充分信心，只是刚在摸索着道路，好像开始工作时的娜斯嘉那样。
这在王蒙看来，未免过于乐观、过于天真了一些。他后来还说：“有趣的是，那些标榜着反对无冲突论的作品诸如《收获》、《拖拉机站站长眼中的总农艺师》及奥维奇金的‘干预生活’的特写等等，现在看来，其对冲突、矛盾的揭露又是何等简单化、小儿科、模式化！名为揭露矛盾，实际上仍是对苏共一个时期的‘新政’的图解与对旧政的抨击罢了。”[29]王蒙认为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不会太简单，不会那么一蹴而就。他甚至强调他写刘世吾的意图，“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中怎样‘官僚主义’（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30]刘世吾的那句“就那么回事”确实是他冷漠、灰暗心灵的真实写照。我国古代哲人说过：“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31]平心而论，刘世吾的形象刻画得比阿尔卡琪生动得多、深刻得多！阿尔卡琪的性格似乎缺少变化，好像他天生就是那么一个孬种似的。有的学者甚至看到了《年轻人》与延安时代丁玲的《在医院中》颇为近似，认为小说讲述的是中国社会“疏离者”的故事。[32]
应该说王蒙是睿智的，深刻的。他没有回避矛盾，更没有简化矛盾。所以，《年轻人》并没有以林震的胜利告终，倒是以被刘世吾等人抓住某些弱点而败阵下来作结。这既符合生活的逻辑，又表明与官僚主义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显示出作品的现实主义品格。正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有着不解之缘，但鲁迅的《狂人日记》却更为忧愤深广一样，王蒙的《年轻人》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师承了《总农艺师》，又超越了它。现实是残酷的，王蒙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借一个在“文革”中伪造护照，逃到了欧洲的男子之口，对主人公倪吾诚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但我有时候仍然想不通，好像是想不通，为什么做一个中国人是这么难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进步要这样难，要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呢？少付出一点代价，不行吗？”这话绝不是杞人忧天、痴人说梦！《年轻人》这篇小说本身的命运就令人扼腕叹息。作者由于他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经历了20多年的磨难。20多年后《年轻人》才由“毒草”变成了“重放的鲜花。”[33]
娜斯嘉义无反顾的言行多少与她的年龄和性别有些不符。虽然站长也偶尔发现了她的“软弱”之处。如她在坚持改种玉米和向日葵后，心理似乎没有底，万一事情弄砸了该怎么办？还有在选种时把脚给崴了，她痛得独自关在房间里流泪。《总农艺师》最后的结局急转直下，好像缺乏必要的铺垫，似乎偶然的因素能够决定一切，给读者以太多的突兀之感。《年轻人》则不一样，麻袋厂的事情被报纸曝光之后，那腐败厂长的嚣张气焰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还要追查、报复写揭发信的人。《年轻人》中问题的解决，费了很大的周折，这充分说明与坏人坏事（特别与掌握了一定权力的人）作斗争是不容易的。
《总农艺师》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站长恰里科夫的自我谴责和忏悔。他觉得对不起娜斯嘉，内心受到折磨。以前“我们所考虑的，只是怎样使省里称赞我们，以及怎样使自己的生活过得舒适一些，至于那些被我们领导的人要受些什么影响，这一层，我们根本不考虑。”有的学者指出：“俄罗斯人有了过失或恶念以后，常常会产生一种负罪感、不安感，似乎只有经过忏悔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忏悔意识逐渐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忏悔意识渗入俄罗斯文学中，主要表现为作家的自我反省精神、自我批判态度或深刻的自我分析特点。”这种文学特征是中国新文学中不多见的。[34]了解了这个特征，我们也就懂得为什么站长要把娜斯嘉的故事讲给作家“我”听。“您是作家，希望您把我们的事写下来吧！”“我在克里姆林宫张皇失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现在叫我到哪儿去讲呢？向谁去讲呢？怎样讲话呢？但又非讲不可。好让人家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总农艺师》中的忏悔和自责色彩是很浓厚的。
总之，笔者认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拖拉机站站长眼中的总农艺师》之间有着不可争辩的师承关系。但是前者不是对后者亦步亦趋的拙劣模仿，相反，不少地方还有所超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学习、模仿、借鉴、超越的产物。总的来说，两篇小说在艺术上各有千秋，是20世纪50年代盛开在中苏文坛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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