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学作品中的音乐表现及作用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王蒙也许是最擅长在作品中表现音乐的。他的作品仅是标题与音乐有关的就很多，散文如《音乐与我》、《在声音的世界里》、《新疆的歌》、《行板如歌》、《我收听了〈梦幻曲〉》等；小说如《歌神》、《如歌的行板》、《春之声》、《致爱丽丝》、《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等，诗歌如《听歌》、《在吕贝克教堂听音乐》、《琴弦与手指的对话》、《夏歌三首》、《音乐组合》等。王蒙在“季节”系列四部曲中，更是铺天盖地般地描写和表现了音乐。正如王蒙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喜欢音乐，离不开音乐。音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有时候是我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头等重要的部分。”[10]

王蒙是真正的爱好音乐。他在音乐里不断汲取艺术营养。他说：“进入了声音的世界，我的身心如鱼得水。莫扎特使我觉得左右逢源，俯拾即是，行云流水。柴可夫斯基给我以深沉、忧郁而又翩翩潇洒的美。贝多芬则以他的严谨、雍容、博大、丰赡使我五体投地得喘不过气来。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如春潮，如月华，如鲜花灿烂，如水银泻地。听了他的作品我会觉得自己更年轻，更聪明，更自信。”[11]在王蒙的作品中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可谓水乳交融。音乐有时是作品的表现对象，有时成为作品凸显的主题，有时音乐的结构成为作品的内在结构，有时音乐成为作者写作的灵感激活器。

本文主要探讨音乐在王蒙的文学作品（这里主要是以小说为例）里发挥的作用。

生活中离不开歌声和音乐，王蒙善于用歌声和音乐来表现生活。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他动情地描写林震和赵慧文一起听《意大利随想曲》的情形。两个年轻人，一起吃荸荠，一起听音乐，然后将荸荠皮抛撒在院子里的天空上。柴可夫斯基的这首《意大利随想曲》的曲调对作者、对林震对赵慧文们来说是透明纯洁的，遥远但不朦胧，清亮而又有反复吟咏的诗情。

在他的中篇小说《布礼》（《当代》，1979年第3期，后收入《王蒙文集》第3卷。）里，主人公在新婚之夜是用唱歌来回忆他们的生活和道路与过往的年代的。从1946年传唱的《喀秋莎》，一直到1951年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等。小说的描写和王蒙本身的生活场景非常相似，据王蒙的夫人崔瑞芳（笔名方蕤）回忆，1957年1月28日，他们结婚。男女双方的朋友都来贺喜。王蒙提议听唱片，首先放的苏联歌曲《列宁山》，崔瑞芳又要求放了周旋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接着又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和《意大利随想曲》。王蒙还唱了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最后，大家还一起唱起南斯拉夫歌曲《深深的海洋》。[12]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看来王蒙自己的生活中就充满音乐和歌声。

短篇小说《歌神》（《人民文学》，1979年第8期，后收入《王蒙文集》第4卷。）以维吾尔歌曲来贯穿全篇。维吾尔族青年歌手艾克兰穆爱上了哈萨克姑娘阿依达娜柯，当他体会到爱情甜蜜时，作者写道他的歌声“好像青草在欣悦地生长，好像蓓蕾在无言地开放”。当艾克兰穆失去恋人的踪影时，“抖颤和缠绵的歌声里包含着一种剑一样撕裂人胸膛的痛苦，一种蓄积深重的、压得人透不过气的忧患”。通过歌手歌声的变化，人们能够感受到他内在情感的变化。在那非正常的年代，艾克兰穆因为唱歌而成了罪人。小说主人公激愤地说：“我的罪就是——唱歌！啊！一切使人有别于驴子的东西，使人变得善良、文明、温柔和美丽的东西全不要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凶暴、仇恨、残忍、贫困……”小说结尾时，作者直抒胸臆：“我想，我们的歌儿，我们的人民和民族的灵魂终归是不可战胜的。历尽磨难，艾克兰穆和他们的歌声仍然与我们同在，山高水长，地久天长。”

中篇小说《杂色》（《收获》，1981年第3期，后收入《王蒙文集》第3卷。）中的主人公曹千里生于1931年，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他上过音乐附中，新中国成立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他有很深的音乐造诣。早在少年时代，曹千里就沉迷于《桑塔露琪亚》、《我的太阳》以及德沃夏克的《新世纪交响乐》、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还有李斯特和肖邦的作品。小说中对曹千里和音乐的描写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曹千里对西方音乐的爱好到了痴迷的地步。工宣队的人批评他“一脑子的斯基还有什么芬”，“远不如吃饱了睡大觉，对人民的危害性还少一些”。经过帮助和改造，他自己也似乎成了“新人”，心想：“滚它的蛋吧，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应该“用钢铁铸造自己”。有时，曹千里会产生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音乐生涯的“隔世之感”，产生“没有交响乐，他不是过得更好，人民不是过得更好吗？”的自嘲。小说结尾，也是小说的高潮，是曹千里破戒引吭高歌和老马四蹄腾空如风如电地奔跑起来的场面。有学者指出，这是曹千里对自以为接受了的“与世无争、心平气和、谦逊克制的生活哲学”的否定。[13]

王蒙的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收获》，2000年第4期。），题目就来自苏联歌曲《喀秋莎》的歌词。《喀秋莎》是王蒙学会的第一首苏联歌曲，是从一位地下党那里学会的，那年他11岁，是一位思想“左”倾的少年。崔建飞先生说，除了专业人士，中国大概没有几个人在掌握苏联歌曲方面，能和王蒙相比。王蒙对苏联歌曲熟悉到了这种程度：随便你点，开口就唱。[14]《喀秋莎》是“我”少年时代的序曲，主题曲《纺织姑娘》是“我”的青年时代。小说中写道，“我”是在《纺织姑娘》和《喀秋莎》的歌声中，感知苏联的，又是在苏联的美丽的歌声中，于1955年当上了“此地最大的一家纺织厂”“共青团书记”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结识了到中国来支援兄弟民族的厂副总工艺师级别的苏联女专家卡杰琳娜·斯密尔诺娃（人们都叫她卡佳）。由于政治风云变幻，“我”和卡佳几十年中断了联系。1983年，“我”率代表团终于踏上了苏联的土地，在再次感知红场上的《纺织姑娘》、《喀秋莎》时，遇上了卡佳，作客她家，爱依然情依旧，虽感叹人之苍老与世之沧桑时，却也感觉歌声好像还是如明媚的春光。1991年，72岁的卡佳随“苏中友好协会”的代表团来华访问，虽然卡佳由于旅途劳顿而“显得特别衰老憔悴”，但她还是“吐气如兰”，脸上始终绽放着春天般的灿烂笑容。小说中写道：“我们的青春是高声歌唱的青春，我们的革命是高声歌唱的革命，再没有什么革命像我们的革命一样焕发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最后，“我”得出结论：“青春会逝去，友谊会碰上难测的政治风云，口号会生锈，连爱情也会衰老，更不要说千篇一律的性啦！只有歌声，永远与太阳同在，即将沉寂，立即重现光辉。明媚如春光的歌声就是牢不可破。”歌曲，尤其是苏联歌曲成为这部中篇小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季节”系列四部曲一样。

音乐还经常能成为王蒙创作的灵感触发点，中篇小说《如歌的行板》（《东方》1981年第2期，《中篇小说选刊》1981年第2期，后收入《王蒙文集》第3卷。）就是这样。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章“如歌的行板”在20世纪50年代是王蒙最爱的曲子。几十年后的1981年，王蒙重新欣赏这首曲子。听完这首曲子后，王蒙的创作灵感被激发出来，他决定写一篇八万字的中篇小说，题目就叫着《如歌的行板》。后来只写了五万字，因为他把小说的腰腹部“砍”去了。1981年，他听这个曲子用了五分钟。而小说的人物、情节、感触他已经积累了40年。[15]这就是所谓的“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灵感这东西确实是存在的。只是有人善于抓住它，有人却可惜地让它从身边悄悄溜走了。

中篇小说《相见时难》（《十月》，1982年第2期，获全国第二届【1981—1982】中篇小说奖，后收入《王蒙文集》第3卷。）也是如此。1980年秋王蒙在美国依阿华大学参加“中国周末”时偶然听到了根据徐志摩的诗谱写的歌曲《偶然》（只是片断地听了一两句），这样就触发了他写作《相见时难》的灵感。

王蒙说：“当我写《相见时难》的时候，我不停地与蓝佩玉和翁式含一起重温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那些歌儿。我是哼着那些歌写作的。”[16]在小说中，刚从美国回到北京的蓝佩玉盖上了宽宽大大、暖暖和和、厚厚软软的中国棉被时，她激动得差点掉了泪。那熟悉又久违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响起来的时候，她激动不已。

“请听听广东音乐《雨打芭蕉》。”只是一声她就震颤了，不是提琴，不是吉他，不是定音鼓。她已经说不出这些乐器的名称了，然而，她没有忘，她知道它们，她似乎能演奏它们。朴素，清凉，鲜明，秀丽。不是闹翻天的迪斯科，不是热乎乎的摇滚乐，也不说娇声嗲气的除了爱情还是爱情的呻吟挑逗。她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曲调了，但那曲调仍然和她连着心，连着每一个细胞。她每一个细胞都和这曲调一起共振，每个细胞里都升起最隐秘的忧烦和最微小的舒适。雨打芭蕉，四个字的结构是多么简介，整齐，优雅，像一幅画，像一首诗，又分明是充满风骨和神韵的音响……中国呀！你怎么这么深邃，这么神秘？我的，我的，这芭蕉上的雨滴，每一滴都是我的呀！

这段文字，对于长期身居海外，却时时思念祖国，现在刚刚回到故土的侨胞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看来喜欢音乐，欣赏音乐不仅丰富了王蒙的业余生活，而且有些音乐还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激活器。

王蒙通过欣赏音乐、体会其内涵和旋律的内在规律，用来借鉴、帮助其营造小说的结构。1953年他开始写处女作《青春万岁》的时候，他最感到困难的是结构。就在为《青春万岁》的结构而苦恼的时候，他去当时的中苏友协文化馆听了一次唱片音乐会。交响乐的结构大大启发和帮助了王蒙，他所向往的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应是这样的：引子、主题、和声，第二主题、冲突、呈示和再现。一把小提琴如诉如慕，好像是某个人物的心理抒情。小提琴齐奏开始了，好像是一个欢乐的群众场面。鼓点和打击乐，低沉的巴松，这是另一条干扰和破坏书中的年轻人物的生活的线索，一条反抒情线索的出现。竖琴过门，这是风景描写。突然的休止符，这是情节的急转直下。大提琴，这是一个老人的出场……王蒙悟到了，小说的结构也应该是这样的，既分散又统一，既多样又和谐。有时候有主有次，有时候互相冲击、互相纠缠，难解难分。有时候突然变了调、换了乐器，好像是天外飞来的另一个声音。小说里也是这样，写上四万字以后，你可以突然摆脱这四万字的情节和人物，似乎另起炉灶一样，写起一个一眼看去似乎与前四万字毫不相干的人和事来。但慢慢地，又和主题、主旋律、主线扭起来了，这样就产生了开阔感和洒脱感。[17]音乐的结构启发了王蒙，于是他的《青春万岁》采用了类似交响乐的结构。

其实《青春万岁》本身也描写了大量的音乐生活和场景。小说第十一节中，作者写道：(www.xing528.com)

“……杨蔷云做功课的时候，忽而像唱歌一样自然，忽而像唱歌一样自在，忽而像打架一样凶猛。

……

这是音乐！杨蔷云在各种课程中发现了音乐。譬如俄文，多么悦耳的语言呀，许多人讨厌俄文中性、数、格的变化，但杨蔷云觉得，这样一变，念起来特别舒服。……就说数学吧，数学也是音乐，也是歌。已知的条件，好比是确定了的调子、拍子、速度，并且开始了第一小节，下边的你自己唱去吧。题解开了，就好比歌儿唱到最后一段最后一个音符，提高八度，延长共鸣，然后在听众的掌声中结束了。”[18]

王蒙有时还直接借用音乐的旋律来构思作品，《春之声》中，作者把刚出国回来的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的纷繁思绪和火车行进中车轮和铁轨之间撞击的声音融会在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的旋律里。在《如歌的行板》中，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贯穿作品始终，在乐曲旋律的起伏中，展示柳克、金克、周克三个青年知识分子所走的不同道路，以及周克和萧铃之间的感情波澜。小说中这首乐曲四次出现，与主人公命运和思想感情的四次大起伏相对应。小说的结构也受这段弦乐四重奏的影响，从容地发展进行，呈示和变奏，爬坡式的结尾。

周克、柳克和萧铃第一次听这首乐曲时，他们是怀着青春的活力和天真的梦幻来欣赏的。他们尤其是“我”（周克，原名周耀祖）的反应是：

“从第一声起，我的灵魂就沐浴在、融合在那从容宁静的弦乐里了。甚至那也不是音乐，不说声音，不说小提琴和中提琴，更不是留声机和唱片，那时另一个弥漫在宇宙中灵魂，她欲说还休，轻柔克制，不慌不忙，杳无形迹地向你问候，与你低语，她在抚慰着匆忙的、辛劳的、严峻的、也许可以说是粗暴的你的额头。”

周克由于听音乐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党小组会上受到批评。

第二次是三年多以后，在北戴河的大学生夏令营上，周克和萧铃竟又在听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乐曲声中意外地相逢了！第三次听到那乐曲，是在1963年，已担任学院党委副书记的周克，在安定医院又意外地碰到因挨丈夫的打而癔症发作的萧铃，周克从她“喃喃发着的声音”中又听到了那久违的弦乐四重奏，以及萧铃内心对他爱的呼唤。第四次，萧铃与出国谋生的金克分道扬镳之后，她又与周克相逢于北京，为了唤起以往甜蜜的回忆和感情，周克再次播放了这首《如歌的行板》。但是萧铃出奇的宁静，她平静得像风暴中的一块石头。周克不解。萧铃解释说：“现在仅仅听这种透明而又单纯的音乐，是太不够了啊。我们需要新的乐章，比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它应该更加雄浑、有力、丰富、深沉。”

小说结语是：“但是，我仍然要告诉年轻的朋友们说，这如歌的行板，毕竟是一首非常好的、非常奇妙的乐曲。”

王蒙说过《行板如歌》，这首乐曲是小说的主人公命运的一部分，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不知道有没有读者从这篇小说中听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来。还有一些其他的青年时代的作品，我把柴可夫斯基看作自己的偶像与寄托。”[19]可以说离开了《行板如歌》这首乐曲，就没有这部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听海》（《北京文学》，1982年第11期，后收入《王蒙文集》第4卷。）也采用了音乐性的构思，小说由“前奏”、“听虫”、“听波”、“听涛”、“尾声”五个部分组成。全篇写的是一个盲老人的“听海”，这样，作者只能将对海的视觉形象化成对海的听觉形象。王蒙的构思重点落在“听”字上，这就更能着力于自然之声的描绘上，虫声、潮声和海的波涛声的协奏和鸣，回荡着动人的音乐旋律。

看来王蒙对音乐的结构和旋律是谙熟于心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成功地借鉴音乐的结构和旋律，并将它们移植到文学作品之中。

王蒙的文学创作成就毋庸置疑，王蒙对音乐的爱好广为人知，王蒙对音乐的理解深刻到位。他甚至将自己的文学作品与音乐一一对应起来：20世纪60年代的短篇小说《夜雨》是一个钢琴小品。全篇是“窸窸窣窣”、“滴滴答答”、“嗒嗒滴滴”、“哗哗啦啦”、“噼噼啪啪”这样五次互相颠倒与重复的象声词来做每一段的起始，这是风声、树声和雨声，这也是钢琴声。新时期的短篇《夜的眼》，他自以为是大提琴曲，而《风筝飘带》里，佳原和素素在饭馆里对话的时候他总觉得在他们的身后是有伴奏的，他们说的是“老豆腐”、“四两粮票两毛钱”、“端盘子”，然而他们的真情流露在伴奏里。《春之声》里也写了歌和乐，写的是德文歌和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但这篇小说本身，作者自以为是中国的民乐小合奏，二胡、扬琴、笙、唢呐、木鱼、锣、鼓一齐上。《春之声》里用了大量的象声词，“咣”、“叮咚叮咚”、“哞哞哞”、“叮铃叮铃”、“咚咚咚”、“噔噔噔、嘭嘭嘭”、“轰轰轰、嗡嗡嗡、隆隆隆”、“咣嘁咣嘁”、“喀楞喀楞”、“咣哧”、“叭”等。《海的梦》是一只电子琴曲、《蝴蝶》大概是协奏曲、《布礼》呢？像钢琴独奏。[20]至于其处女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笔者前面说过，它是宏章巨制的交响曲。

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指出：“我们叫做‘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态——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21]这个结论，笔者深有同感。文学艺术的许多原理是相通的。王蒙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地表现音乐，音乐也反过来丰富和完善了他的文学创作。他说：“从整体来说，我在写作中追求音乐，追求音乐的节奏性与旋律性、音乐的诚挚的美、音乐的结构手法。”[22]读王蒙的文学作品，除了感悟其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以外，我们还可以得到许多关于音乐知识方面的艺术熏陶。这就是王蒙的高明之处。“我只是想对读者和同行说，更多地去爱音乐、接触音乐、欣赏音乐吧！没有音乐的生活是不完全的生活，不爱音乐的人也算不上完全的爱着生活的人。”[23]读者朋友，让我们热爱文学的同时也热爱音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