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与前行：中国当代文学学术研究

1925年，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写道：“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瞒和骗。”“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狡猾。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25]鸵鸟式的瞒和骗是最要不得的。所以，鲁迅写了那么多的杂文，真正达到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境界。因为一味的歌功颂德是于事无补的。正如清代诗人、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撰写的对联一样：“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笔者认为，“入木三分骂亦精”可以用来概括杂文针砭现实的作用。

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是一种介于“论说”和“文学”之间的文体，是一种形象性与说理性相结合的议论性散文。它以幽默、讽刺的文笔，直接、迅速地反映社会生活，是因鲁迅的创造而获得巨大生命力的一种独特文体。杂文因其简略、短小，曾被称之为“小品文”。“五四”时期，人们有时也用“小品文”来称呼那些短小精悍的散文，这和“杂文”从属广义的散文有很大的关系。一提起它，人们就自然会想到鲁迅先生。他的一生创作成果颇丰，但是他写得最多的文学体裁就是杂文。“投枪”、“匕首”式的杂文与呐喊、战斗着的鲁迅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这种文体，是在悠久、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鲁迅的发明创造，我国“古已有之”、“不是现在的新货色”。[26]“五四”时期，《新青年》等报刊有专门的栏目，如“随感录”、“杂感”、“短论”等，这些文章，评述政治，针砭时弊，宣传新思想，使杂文的写作出现新的繁荣景象。鲁迅的杂文被誉为“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特别国情的中国人；要了解中国人，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文献”。[27]

杂文的表现形式比较广泛，它可分为政论式、短评式、随感式、讽刺小品等几种。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杂文的美学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战斗性与愉悦性的统一

现代杂文的问世是为着战斗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撰写杂文的目的“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28]“战斗”或“抗争”是杂文与生俱来的一个特征。什么时候，杂文不“战斗”了，什么时候它就“寿终正寝”了，“自我消亡”了。但是写杂文，是为了面向广大群众和读者的。杂文要引导他们，教育他们，唤起人们的自信心，使人们在“笑”声中愉快地和那些旧事物告别，获得一种“美”的精神享受。这样，杂文的“战斗性”就与“愉悦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鄢烈山在《算算“机会成本”》中，谈到了曾经震惊全国的沈阳慕绥新、马向东贪污案。不过让人吃惊的是，当地百姓似乎并不讨厌这等大贪官，甚至为他们评功摆好——“你瞧，沈阳有了亚洲最大的商场；你瞧，沈阳的长途客运站全国一流……”这等贪官善于搞“形象工程”，我们善良的市民太忠厚、太讲恕道了。作者当然不会认同市民的观点，他写道：“如果一个城市贪官污吏当道，还能持续发展吗？”看来对贪官还是不能“费厄泼赖”！作者忧心忡忡地想：“无官不贪”、“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套逻辑莫非是我们中华民族千古不易的宿命？读这样的杂文，令人兴味盎然。如果只是声色俱厉，剑拔弩张，只有“战斗性”，而毫无“文艺性”、“愉悦性”可言，就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得好——杂文应该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但同时，“它也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29]

（二）论辩性与形象性的结合

杂文的本质是论辩。它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它摆事实，讲道理，据“理”而论，以“理”相争；它讲究逻辑，剖析推理，以铁一般的事实和逻辑力量制服论敌，折服读者，显示出杂文作者的雄辩力量。杂文的最终目的在于论是非，辩正误，所以论辩性是它的内在“灵魂”。但是，杂文还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它的论辩，是一种“形象化”的论辩。形象化的手法很多，比如勾画典型形象，讲故事，比喻等。比如练洪洋在《“乌鸦黑”心态》中，讲到2004年“两会”前，湖北的一位原省长落马，据报道他贪了96万元。但是许多人用不屑的口吻说：“省长才贪96万元，鬼才相信呢。”作者认为这种心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思维定势所致——黑是铁律，不黑就是假的，装出来的。许多被查处的县处级官员一贪就是上百万元，所以人们对省长的贪污数目将信将疑。作者甚至认为这种思维定势还在夫妻关系中大有市场——“男人想：大家都认为男人好色，自己也是男人，有什么理由不好色呢？即使不好色，人家也不信，不如……女人想：老公对自己不好，肯定是外面有了相好的；对自己太好，也许是在外面亏了心，回来争取表现补偿。”这篇杂文最后还是回到廉政的话题上，“乌鸦黑”心态“日久成精”形成一种大众的“贪渎文化”的话，这比贪渎本身更可怕。

文章的论辩性与形象性结合得多么巧妙！“天下乌鸦一般黑”心态的偏颇性，在此不是一览无余吗？杂文的“论辩性”和“形象性”两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论辩性使杂文显示出战斗的锋芒；形象性使杂文表现出艺术的魅力。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三）幽默、讽刺与文采的巧妙运用

杂文是一种幽默、讽刺的艺术。它与“漫画”、“相声”等艺术种类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不过杂文用的是“文字”勾勒而已。幽默是一种“轻松的讽刺”是“善意的嘲笑”，讽刺则是“热辣辣的嘲笑”。幽默和讽刺的方法常用的有：夸张、反语、归谬法等。比如瓜田的《小泉的“神社秀”并非坏事》谈到，2004年新年伊始，日本首相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的义愤。作者认为其实这不是坏事，有小泉先生一年提醒个一两次，我们的爱国主义也就有了点“抓头”。文章以讽刺的口吻说：“人家对以往的侵略历史死不认账，对战犯和炮灰顶礼膜拜，都是为现实服务的，都是给活人看的。试想一下，你把侵略战争的炮灰搞臭了，以后再需要炮灰，谁还能主动冲上去？小泉们的思维是正常的。”而且作者还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60％的日本人支持首相参拜！文章结尾写道：“前日，在书店忽然发现一本新书，书名赫然写道：鬼子还会来吗？这个惊心动魄的书名起得好极了。”

杂文的语言要讲究文采，要写得精练，写得别致，要骈散结合，讲究句式变换。围绕着“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鲁迅批驳陈西滢等人，在《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中说他们“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30]这一套方法来对付革命群众和青年学生。这段文字用词准确，形象生动，简洁流畅，排比句一气呵成，很好地表达了鲁迅的愤怒之情。可见，要讲究幽默、讽刺，同时也不能忽视杂文的文采。

（四）短小精悍与凝练传神相结合

杂文是“投枪”、是“匕首”，战斗性很强。但是，它是“短武器”、“轻武器”，不是“长枪”，“重炮”，也不是长篇大论。一般来说，杂文在篇幅上是短小精悍的。短，是指篇幅短，文句短；小，是指间架结构小，段落层次少；精，是指选材精，语言精；悍，是指内容集中，观点鲜明，能够击中要害。鲁迅的《小杂感》只有千字左右，有的甚至在千字以下。章明的杂文《关于柳下惠故事的试题》[31]只有数百字，作者介绍，某地招考官员，有一道题是如何看待“柳下惠坐怀不乱”？作者设想了四种答案和评卷者的评语——

A答：柳下惠品德高尚，可敬可佩，他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而且比他做得更好！评语：回答正确，但未必是真话。通过。B答：柳下惠的行为难能可贵，值得我学习，不过不能保证学到。评语：回答不完全正确，但是敢讲真话就好。通过。C答：柳下惠也许是个性无能者，我准备考证以后再回答。评语：没有根据胡乱猜疑，其实是不敢回答问题。暂缓通过。D答：柳下惠是个伪君子，世人都被他骗了，我决不相信！评语：抹杀一切，“洪洞县里无好人”。难道我们的先进典型都是假的吗！不予通过……

这篇杂文短小精悍，又非常传神，好像是一则当代的“官场现形记”。

杂文创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于作者构思的技巧。如何精心构思？我们认为，写好杂文，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选材立意的“大”与“小”

杂文的选材是很广泛的，凡是与现实生活有联系的东西，均可成为杂文的写作材料。杂文的立意，就是要在你选取的写作材料中，发现它的现实意义。一般来说，杂文的选取立意要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要“大中取小”，即取材的突破口要小；要“小中见大”，即立意要深、要广。林祖基的杂文《“心想事成”析》，从这些年来流行于我国民众之中的一句祝福语入手，取材的突破口不可谓不小，但是，透过这句看似平常的祝福语，作者却表达他内心深处的忧虑。道理其实很简单，表达美好愿望“心想事成”四个字，违背了客观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作者表示：“对‘心想事成’当头泼一盆冷水，希望就此降温，并盼望人们从梦幻中回到现实，正正当当、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我想如果这样，每个人的事业是会有所成就的。”王蒙的《也算下情》，取材立意也是从“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该杂文选取了几则流行于当前社会中的一些顺口溜，来表达他本人的看法。王蒙认为：这些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尽管有诸多不足取处，但是知道知道人们有些什么说法，考虑考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也还不无意义。”领导干部听到这些顺口溜有何触动呢？起码是“体察民情”的一种方法吧，所以王蒙这篇杂文取名“也算下情”，希望“下情”能够“上达”。

杂文写作，取材宜“小”，立意却要“大”，作者要善于发现，要练就“见微知著”的本领。“大”与“小”是辩证的统一。胸中没有“大”，就很难匠心独运地取出有意义的“小”来，笔下没有“小”，也很难提示出富有深度的“大”来。

（二）艺术构思的“虚”与“实”

杂文写作要讲究“虚”中有“实”，“虚”、“实”相间。讲道理是“虚”，举实例是“实”。在谋篇布局上要做到“以虚统实，以实带虚。”

刘友德的《北京是谁的首都》一文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招考十名高级法官，但是却规定招考对象必须有“北京市户口”。因此作者感叹地写道：

……这几乎已成为惯例，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问：大家如此便对吗？这种户籍限制，可以说是户籍歧视，也就是地域歧视，身份歧视，合法吗？公平吗？……首都作为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不从全国吸收精英治国，中央机关还配作为中央（政治中心）吗？

文章最后这样作结：说一千道一万，小道理得服从大道理。当今中国的大道理，就是改革——革除一切不合理的弊端，就是开放——不仅对外开放，也对内开放，大家公平竞争。这样才能叫人心服口服，这样才能天下归心，人才辈出，有利于成就振兴中华的大事。

文章讲到报考者须有“北京户口”作为报考条件之一，这是“实”，即事实、实情，最后的那一段概括的道理就是“虚”。如果没有文章前面介绍的“实”的事例，后面的道理就不好阐发。但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地介绍“北京户口”作为报考条件之一，而没有后面的一段议论性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就不能升华，就会缺乏深刻的思想力量。

在《“……”“□□□□”论补》一文中，鲁迅指出。“□□”原来代表古书的阙文，后来又成为检查删节的符号，他说：“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32]至此，鲁迅列举的只是事实，然后他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了这个“结论”——“无法可补”是学术上的损失，而“欲补不能”却是政治上的迫害，这是古今两种“□□”的不可混淆的区别。鲁迅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现它的内在联系，通过辩证的论述提示其深广意义。泛泛地讲点“道理”很难写成好的杂文，把“道理”寓于某一具体的“事实”（或情节、画面、场景）之中，才可以找到杂文艺术表现形式的“突破口”。鲁迅在这点上，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比如，在“倒掉”的雷峰塔上，他揭示了封建秩序维护者可悲的下场（《论雷峰塔的倒掉》）、在干苦力的工人和资产阶级小姐、太太“出汗”的不同中，找到了“文学永久性”的不能成立（《文学与出汗》）、在旧戏“二花脸”的角色中，洞见了一些“帮闲”的“知识阶级”“小骂大帮忙”的“嘴脸”（《二丑的艺术》）……

由此可见，处理了杂文的“虚”、“实”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三）行文布局的“开”与“合”

“文章之道，有开有合。”也就是写文章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一般文章要求如此，杂文写作的要求更是如此。牧惠的《也思考江珊》，是他在读了沈训芳先生的《思考江珊》一文，有感而发写成的。江珊是1998年湖北大洪水中被解放军解救的那个女孩。后来热心人把她送到北京去读书。牧惠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小江珊进京时，有五人陪同。沈先生以为只需一人护送，便可节约数千元用于支援灾区。这一见解，完全不符合一位专家（或半位或零位）出国考察，需要一批长官（或加上家属）陪同（应正名为监督）的国情。应当说，如此小孩，五人还嫌太少。小江珊到西站后，知名人士领着一大帮人打着大横幅隆重迎接，这既是上光荣榜的好机会，又显示了咱们战胜洪灾的凝聚力，小江珊只不过是配角，是道具。何必大惊小怪。

……“舞台小世界，天地大舞台。”对于这类事，最恰当的办法是：看戏。

这篇杂文，透过一些“善举”的表面，看到如今一些人善于利用媒体的“作秀”意识。所以对于这类事，作者告诉我们应该抱着“看戏”的心态来对待它。这种“放得开”，“收得拢”的开合笔法，是杂文典型的写作艺术之一。

林祖基的《“难得糊涂”与“是非分明”》，“放”得很开，从许多人用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这幅书法条幅来装饰房间谈起，他分析了个中的原因。但作者不赞成一味“糊涂”下去，文章最后“收”到“是非分明”上来了。这篇杂文这样结尾：

权衡利害，处事有度，该糊涂时且糊涂，该分明时得分明，这正是个人成熟老练的表现。如果说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是高妙的处世哲学的话，那么，笔者认为：明大义，识大体，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拘泥的处世原则，将不失为一种“超凡脱俗”的处世态度。

要想写出真正的“杂文”，让它内容“杂”，文笔“杂”，就要大胆放手，进行丰富的联想，做到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四）语言文字的“庄”与“谐”

杂文既然是“文艺性”的政论性，其语言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杂文写作过程中，应该处理好“庄”与“谐”的辩证关系问题。要“庄而能谐”，“庄谐并作”。

当代精短杂文名篇《进谏》一文，是以“谏”为文的。[33]

某公身为谏议大夫，“思有以拾遗补阙”，仿效魏徵上疏。疏未上，忽然念及“居安思危”一语未妥，本是太平盛世，何危之有？于是挥笔抹去。继而又觉着“载舟覆舟”一语太险，民若“覆舟”，岂非作乱？“乱”字岂可说得？又于是挥笔抹去。再继而一想，“虑壅蔽”，“惧谗邪”，岂不是说皇帝不明察洞烛为谗所蔽？想至此，“不禁汗下浃背矣。”又于是挥笔抹去。如是者再，心始稍安。最后剩下八字：承天景命，垂供而治。

这篇短文，寓庄于谐，某公由“谏”而“谀”，其初衷如彼，而结果又如此，谁能不为之忍俊不禁？我们读者似乎看到了“某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窘态。(www.xing528.com)

鲁迅的《伪自由书·文学上的折扣》中的一段文字，语言形象，生动有趣，既诙谐又庄重，这种“杂文”式的语言很有吸引力。鲁迅说：

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这对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像猪猡一样。说愁是“白发三千丈”，这时我们至少将他打一个二万扣，以为也许有七八尺，但决不会相信它会盘在顶上像一个大草囤。[34]

鲁迅以读文学作品时需要打折扣为喻，奉劝人们不要相信那些冠冕堂皇、俨乎其然的文章，掌握其夸大、装腔、撒谎的本质。这里“猪猡”和“大草囤”是诙谐的语言，同时又非常形象，它以具体的画面说明要讲的道理，使人一见就懂，一想就通。

鲁迅的杂文真正做到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几个字道出了杂文语言的真正精神。没有语言的“谐”，光讲语言的“庄”，实际上是很难写成地道的杂文的。

1950年，在鲁迅逝世14周年之际，儒将陈毅同志亲书对联一副，以为纪念：“要打叭儿落水狗，临死也不宽恕，懂得进退攻守，岂仅文坛闯将；莫作空头文学家，一生最恨帮闲，敢于嬉笑怒骂，不愧思想权威。”笔者认为要写好杂文，就要在思想上、行为上“懂得进退攻守”和“敢于嬉笑怒骂”。杂文的美学特征可概括为“嬉笑怒骂皆成文，诙谐幽默总关情”。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3页。

[3]李达三、罗钢：《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386页。

[4]陈瘦竹、沈蔚德：《论悲剧与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5]朱栋霖、王文英：《戏剧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43页。

[6]朱栋霖、王文英：《戏剧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7]管林主编：《岭南文论》（第四辑），学术研究杂志社2000年版，第275页。

[8]王宏维：《命定与抗争》，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7页。

[9]聂健军：《诗论类举识要》，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1页。

[10]彭卫：《中国古代咏史诗歌初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第23页。

[11]曹禺：《关于话剧〈王昭君〉的创作》，《人民戏剧》1978年第12期。

[12]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页。

[13]《王蒙文集》（第八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9页。

[14]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

[15]陆建华主编：《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上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16]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0页。

[17]《王蒙文集》（第三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11～721页。

[18]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19]转引自周建成：《空白——艺术的无限空间》，《语文月刊》2002年第7～8合期，第19页。

[20]茹志鹃：《发展中的微型小说》，《小说界》1980年第2期。

[21]王蒙：《我看微型小说》，《王蒙谈小说》（“惠风”论丛第二辑），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191页。

[22]刘湛秋：《繁荣文学创作　促进文学发展——旅游文学二十人谈》，《中国旅游报》1987年7月29日。

[23]杨剑龙：《平淡中有奇创　清空中有浓厚——论贾平凹的游记创作》，《东吴学术》2012年第2期，第87～91页。

[24]朱德发：《试论中国游记散文的文体特征》，《菏泽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第4～7页。

[25]鲁迅：《论睁了眼看》，王得后、钱理群编：《鲁迅杂文全编》（上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3页。

[26]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王得后、钱理群编：《鲁迅杂文全编》（下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页。

[2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页。

[28]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王得后、钱理群编：《鲁迅杂文全编》（下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页。

[29]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王得后、钱理群编：《鲁迅杂文全编》（下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30]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王得后、钱理群编：《鲁迅杂文全编》（上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31]章明：《关于柳下惠故事的试题》系《杂文二题》之一，另一为《“引咎辞职”应该实行》。《羊城晚报》2001年2月28日“花地”版。

[32]鲁迅：《“……”“□□□□”论补》，王得后、钱理群编：《鲁迅杂文全编》（下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33]陈四益：《进谏》，陈四益文、丁聪画：《绘图双百喻》（精编珍藏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34]鲁迅：《伪自由书·文学上的折扣》，王得后、钱理群编：《鲁迅杂文全编》（下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