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学对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的影响：回望与前行

“文革”前十七年，大量译介过来的苏联文学，对中国作家，尤其是195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青年作家影响很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作家中，许多人是由于受苏联文学的影响而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有学者指出了这种必然性——“这不仅是因为在社会制度及其相应产生的社会矛盾方面有某种类似的状况，更主要的是，五十年代一代知识分子都受过普遍的苏联文学熏陶，这些作品曾经帮助并指导了他们对人对社会的认识。所以他们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时很容易与苏联当代知识分子取得认同。苏联文学有着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丰富传统……他们那种关怀社会进步，而敢于特立独行讲出自己真实思想、不向专制统治的淫威屈服、视人类事业为一己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从来都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两国知识分子曾经都肩负着沉重的使命感，愿为民众的利益把自己献上祭台。这就是为什么‘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俄罗斯文学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受和为什么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特别是1957年反右时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也对俄苏文学有天然好感的原因。”[55]苏联当代作家中，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等对17年中国文学创作影响较大。

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歌手，苏维埃诗歌的奠基人之一，卢那察斯基称他是“革新家”，他的诗艺独树一帜，尤其是他的“楼梯诗”深受中国诗人的喜爱。自从斯大林说过“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以后，他就一直被偶像化了。马雅可夫斯基在苏联被誉为“头号大嗓门的鼓动家”，苏联文学史家科瓦廖夫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艺术特点进行了归纳：“对巨大的社会概括的追求、形象的夸张、深沉的抒情和尖锐的讽刺的结合，表现生活矛盾时鲜明对照、诗歌语言的革新，他那章法上的灵活性表现为诗行的自由排列、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的灵活对比、对句子的语调上的强调，以及韵脚的重大意义等。”[56]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的诗坛上，郭小川、贺敬之、田间等是公认的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较深的诗人。郭小川在1955年到1956年间，以《致青年公民》为题，发表了一组“楼梯体”政治鼓动诗，包括《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名篇。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是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投入火热的斗争》。

这首诗大气磅礴，唱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充分显示出了郭小川这位“战士诗人”的本色：“公民们！/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它的每一秒钟！都过得/极不平静，/它的土地上的每一块沙石/都在跃动，/它每时每刻/都在召唤你们/投入火热的斗争，/斗争/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郭小川那政治家的头脑，创业者的胸怀，战士的疾恶如仇，为新事物大喊大叫的歌颂，使他的诗歌像战鼓像号角催动人们前进，极易在读者中产生共鸣。在《向困难进军》一诗中，诗人以“骏马”、“大雁”往往在困难面前止步不前，启示人们不能无视困难，同时又不要被困难吓倒：“骏马/在平地上如飞地奔走，/有时却不敢越过/湍急的河流；/大雁/在春天爱唱豪迈的进行曲，/一到严厉的冬天/歌声里就满含着哀愁；/公民们！/你们/在祖国热烘烘的胸脯上长大，/会不会/在困难面前低下了头？/不会的/我信任你们/甚至超过我自己……”这些诗句一扫纤细、柔美的风格，充满粗犷的雄性的“力”和“美”，读者朋友自然会联想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如《致奈特同志——船和人》，诗人写道：“我们的血管里——/流的是血，不是水。/我们走上前去，/穿过弹雨枪林，/死后/能够在/轮船上/诗歌里/和其他事业中永生。”

贺敬之与郭小川齐名，也是当代驰名文坛的政治抒情诗人。政治抒情长诗《放声歌唱》（1956）、《雷锋之歌》（1963）在当代中国诗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放声歌唱》中作者向祖国发出了赞美的声音：“社会主义的/美酒呵，/浸透/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和每一根/神经。/把一连串的/美梦/都变成/现实，/而梦想的翅膀/又驾着我们/更快地/飞腾……”全诗激情似火，热情奔放，充满了对人民、对祖国、对党的无限热爱，充满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信心。这首诗与马雅可夫斯基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创作的长诗《好》异曲同工。马雅可夫斯基把他的社会主义祖国比作“人类的春天”，他引吭高歌：“我赞美/祖国的/现在，/我三倍地赞美——/祖国的将来。/而我，/向为诞生在/劳动与战斗中的/人类的春天高歌，/歌唱/我的祖国，/我的共和国！”法捷耶夫曾赞叹道：“马雅可夫斯基诗的主要特点是社会和个人在诗中达到完全的融合。”贺敬之说过：“按照诗的规律和按照人民的利益来写相一致。诗人的‘自我’跟阶级、跟人民的‘大我’相结合。”[57]1200多行的政治抒情长诗《雷锋之歌》，是贺敬之的代表作之一。诗的结尾部分写道：“……在为人民服务的无限之中，/找到了呵——/最壮丽的/人生！/……人呵，/应该/这样生！/路呵，/应该/这样行！”这与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青春的秘密》写作风格非常相似。且看：/……光靠“十八岁”，你/条件不够！/青年——/是这样的人/他们见到/老战士的队伍/日渐稀少/就以全体/孩子的名义/宣告：/“我们决心/把大地上的生活/改造！”这样的诗句真是掷地有声，令人热血沸腾。何其芳说：“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的形式为什么能站得稳脚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有强烈的感情外，还有新鲜有力的形象。”被闻一多誉为“擂鼓诗人”的田间也说：“马雅可夫斯基的热情，对我有启发。李季、严辰、贺敬之、郭小川等人也受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中国诗人移植了他的楼梯式诗体，使之在中国诗土上开花结果。”[58]此外，公刘的诗《我在1956年除夕的奇遇》，也明显受到马雅可夫斯基楼梯体诗歌的影响。

马雅可夫斯基创作过著名的讽刺喜剧《臭虫》和《澡堂》。他的讽刺诗同样嬉笑怒骂，鞭辟入里。著名的诗篇有《官僚制造厂》、《机器人》、《官老爷》、《初学拍马指南》等。这些讽刺诗抨击官僚主义，鞭挞市侩习气和不正之风，在当时反响很大。其中，1922年3月5日《消息报》上刊登的那首《开会迷》，该诗因为辛辣地讽刺了苏维埃国家机关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沉湎于会议、文牍之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兴趣。在该诗问世的第二天，列宁说“……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来看，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讥讽了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保证这是完全正确的。”诗人用夸张的手法，刻画了“开会迷”们的形象：“一百级楼梯爬上了好几回，/真叫人倒胃。/可又对你说：/‘叫你再等一小时。正在开会：/省合作社/要买一小瓶墨水。’”在一间会议室里，开会的人只有上半截身子，另外半截身子在另一个地方开会。这首《开会迷》，因为得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肯定，因此它的名气很大。

中国诗人公木于1956年3月写下了一首名为《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的讽刺诗，其精神实质与《开会迷》完全一样。公木的诗以一个“记者”在一家工厂的遭遇，抨击了整日沉湎于开会的事务主义。记者看见一位工友被“劈为四份”，稍后“记者”发现他“自己也被甩在四个会场的中间”。会议的内容“各霸一方”、“各有一套”：“一个报告技术措施，/一个动员挖掘潜力，/一个总结社会主义竞赛，/一个宣传改善劳动组织。”实际上会议题目虽然不同，内容都大体一致。在回答“记者”不必重复开会的问题时，有关领导答曰：“重复？是的！不过党政工团/既然分为四个系统；/会议有些重复，/也有万不得已的苦衷。”在回答“记者”开这么多会，一定会影响学习的疑问时，有关领导理直气壮地回答：“你说学习？学习当然重要，/不过一定要在业余；/而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记者”在诗的结尾怒不可遏地训斥道：“你说，你不知道/这种病症的名字？/我告诉你：官僚主义！/——恶性的官僚主义！”《据说……》一诗，实际上就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的中国版！

在50年代传入中国的抒情诗中，伊萨科夫斯基、巴格里茨基、卢戈夫斯科依、特瓦尔多夫斯基等人的诗比较著名。伊萨科夫斯基更是为中国读者所喜爱，他的抒情诗最充分地表达了苏维埃时代俄罗斯人民朝气蓬勃的乐观情绪。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写得纯朴动人，生动地表现出苏维埃时代青年男女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内心世界。如《喀秋莎》、《红莓花儿开》、《孤独的手风琴》、《灯光》等。他的抒情诗富于音乐性，语言流畅，通俗易懂，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伊萨科夫斯基的不少抒情诗作被作曲家谱上曲子而在国内外广泛传唱，如《喀秋莎》、《红莓花儿开》。令人感兴趣的是，人们在歌唱、赞美爱情这种世界上最独特、最个人化的情感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将它与集体、与劳动联系在一起。伊萨科夫斯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他的抒情诗《春天，拖拉机手》是一首将爱情与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典型作品。姑娘尽管真诚地和拖拉机手相爱，但“要举行婚礼，还要等收割完毕。”在总体风格上与伊萨科夫斯基诗歌相似的。

闻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代表性的歌颂爱情的诗人，《天山牧歌》是他最有代表性的生活抒情诗总辑。诗人以柔和、轻快、明朗的田园牧歌风格，歌颂了西北边区少数民族的地方风情和精神生活。尤其是直接表现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诗，如《赛马》、《舞会结束以后》、《婚期》、《苹果树下》等，紧扣少数民族特有的风土人情来刻画男女之间倾慕、追求、等待、表白等爱情生活情趣，别开生面，有浓郁的地方风情。诗人把爱情和劳动巧妙地表现在诗中，大有伊萨科夫斯基之风。《苹果树下》诗人十分灵巧地以苹果来比喻爱情，通过苹果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表现了爱情的孕育、发展和成熟。《葡萄熟了》一诗告诉人们：爱情犹如葡萄，该等待它自然成熟。小伙子们对姑娘们的意思心领神会，他们的回答很有幽默感——“小伙子们咬着酸葡萄，/心眼里头笑眯眯：/“多情的葡萄！/她比什么糖果都甜蜜。”此外，诗人还有类似的场景和类似的情感体验。比如，当美丽的枣尔汗姑娘对求爱者进行答复时，她的回答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种瓜姑娘》）巴拉汗姑娘和情人相约的婚期是：“等我成了青年团员，等你成了生产队长。”（《金色的麦田》）通过比较，我们可知，伊萨科夫斯基、闻捷等的将爱情和劳动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的抒情诗，独具“社会主义”特色。有学者认为，闻捷的爱情诗“所表现的往往并不是爱情的本身，而是附着在爱情上面的社会性、政治性特点，即表现爱情的时代生活特点”这话可谓一语中的。不过，“把个人的感情世界与对社会的使命对立起来，从而否定、封闭人的感情世界隐秘而深挚的一角，这并不意味着诗的进步，也不一定是选择的必然。”[59]

肖洛霍夫在17年的中国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正如诗人邵燕回忆的那样：在学生集会上，“我们朗诵袁水拍《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那时候我们是把顿河、伏尔加河，以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这部小说，都当做那片实验着一种新理想、新制度的土地的象征”。他说他喜欢苏联文学，因为“我觉得神话里把心捧出来燃烧照路的丹柯、小说里义无反顾地勇敢赴死的奥列格，以至于歌曲中珍藏着忠贞爱情的喀秋莎，才是亲近的，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和同志。”[60]

有学者认为《静静的顿河》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史诗性著作，不会因为苏联解体而影响它的价值。在《静静的顿河》中作者运用了一种非常富有智慧的写作策略：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他表达了哥萨克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趋势，这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的要求；在叙述层面上，他大胆表现了“人的魅力”——那个几度与红军为敌的格利高里成了叙述的聚集点、叙述者同情的对象，而白军和红军的烧杀抢掠，同样成了抨击的对象。[61]在《静静的顿河》中，两个哥萨克女性形象身上同样也散发着“人的魅力”和完满的人性。肖洛霍夫从母性、爱情、绝望和痛苦等母体中摒弃了所有的非文学因素，塑造了婀克西尼亚和娜塔丽亚作为俄罗斯文学中杰出的女性形象，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俄罗斯妇女品性和人格的完整。《被开垦的处女地》（共两部）既肯定了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又深刻地写出了农民在接受这条发展道路时的疑虑、观望，甚至反抗；既写出了共产党人为引导农民走上这条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和献身精神，也写出了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特别是对农民的“过火行为”。肖洛霍夫写下这些，是有胆识和勇气的。周立波、刘绍棠从《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汲取了创作灵感，《山乡巨变》、《青枝绿叶》就显示出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响。周立波是《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中文版的首译者；刘绍棠曾多次表示，在外国作家中他最佩服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是他学写乡土小说的教材。当年有“神童作家”之称的刘绍棠，在他年仅16岁的1953年，就发表了《青枝绿叶》、《摆渡》和《大青骡子》等小说，一年多以后，发表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他的小说对运河两岸乡风水色的描写，发展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刘绍棠从肖洛霍夫那里学习到了许多东西，概括起来就是两点：“学习到了肖洛霍夫写景、写情的宝贵经验；青年时代主要是纵情泼辣、汪洋恣肆地学习写景、成年以后更多的是融会贯通、巧妙含蓄地写情。”[62]我国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也深受肖洛霍夫的影响。玛拉沁夫早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3）、《春的喜歌》（1955）、《花的草原》（1962），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1957）等。尽管两位作家反映的生活面和表现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情讴歌哺育他们生长的大草原。肖洛霍夫描写他生长的顿河大草原，玛拉沁夫则极力描写他生长的内蒙古地区的大草原。两位作家风格也有相似之处，如强烈的抒情性、浓郁的地方特色等。[63]

17年中国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很多，它们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面对现实的态度：理智化的退隐，理想化成为主导基调。如《山乡巨变》中陈先晋为“恋土”而撕心裂肺的呼喊一下子就悄悄地被平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经过区里的一次学习就私心尽除，成了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第二，艺术的运思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重新得到强化，直线、单一的艺术思路排斥了艺术的多重视角和不确定性效果。《创业史》以梁生宝为中心，与其对立面有姚士杰（代表富农势力）、郭世富（代表富裕中农势力）、郭振山（代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力），这几乎成了当时农村小说矛盾框架的主要模式。第三，感知方式和美感特征：重直觉而轻想象，欢乐感取代苍凉感。[64]这些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与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小说，还有明显的距离。就拿柳青的《创业史》来说吧，这部17年文学史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红色经典”，其艺术性被认为是在17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最高的。比如，宏大的结构与精细的描写、心理刻画与哲理性的议论相结合，这是《创业史》显著的特点。然而《创业史》并没有逾越历史的局限，为时代留下了不少“左”的印记，这主要表现在：小说“以社会政治运动的全过程作为小说的描写线索，在反映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强调社会主义方向时，过分夸大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简单化地用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配置人物。处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冲突，把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般贫苦劳动致富的要求，一概当做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对富裕中农的描写，过分强调他们自私、落后的一面；对富农的描写，在批判的同时忽视了他们可能改造的另一面。”[65]由于上述缺陷，《创业史》等小说比不上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静静的顿河》，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17年中国除农村题材的小说众多外，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也是非常繁荣的。从主流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在转入新的社会阶段以后，党的领导权威需要已有的革命历史去证明，人们新的生活热情需要已有的革命胜利去激发。而从作家、艺术家方面来说，大多数来自于解放区和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对于“革命历史”的生活更为熟悉，还有就是写“革命历史”，既体现了“为政治服务”，又坚持了“工农兵”方向，是政治上最为保险的创作选择。17年的革命历史或革命战争小说与苏联战争小说有着不少共同点，也有很大的差异。其共同点是：“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他们表现的共同中心，战争残酷的气氛是他们共同的背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精神是他们共同的旋律，革命最终胜利是他们审美创作价值的旨归。战争既是历史主题有力度的实践形式，又是时代主题的集中凝聚。”[66]苏联的战争小说有着它自己的特色：如结构上恢弘复杂，革命史实与艺术描写相结合，严峻真实的战争画面与细腻的心理分析相交织，内容深邃，气势雄浑等。《苦难的历程》、《毁灭》、《铁流》、《静静的顿河》、《恰巴耶夫》、《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一寸土》等都体现了上述特色。而17年的中国战争小说也有着与苏联同类小说迥异的特点：中国战争小说主要是借鉴古典小说传统的创作方法，注重故事情节的传奇性，少有心理分析，塑造具有传统伦理道德的英雄形象，结构上比较喜欢“章回”体或相类似的说书形式，比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小说。中国战争小说缺少心理浓度和细腻描写，多属“新英雄传奇”，将民族化、大众化与时代气息相结合，以农民的思维、语言、心理特征去表现战争生活。因此，中国的战争文学还产生不了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这样史诗性的巨著。

在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作家中，王蒙是受苏联文学影响最深的一个。他说：“是爱伦堡的《谈谈作家的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诱引我走上写作之途。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与纳吉宾的《冬天的橡树》照耀着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帮助我去挖掘新生活带来的新的精神世界之美。”[67]王蒙对法捷耶夫特别倾心，他说“那个年代我最崇拜的作家是苏联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同志，在写《青春万岁》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阅读《青年近卫军》，五体投地，而且觉得苏联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比哪儿的人都可爱。”[68]进入新时期以后，王蒙在和王干的文学对话中还念念不忘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法捷耶夫，十八九岁时看他的《青年近卫军》我非常感动，这和当时的政治热情也很有关系，我反复看。最使我感动的是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是写到这些人一个一个被德国人处死，忽然来了一段“我亲爱的朋友，在我写到这段的时候，我想起了你”。……我到现在说起来都非常激动，我觉得太伟大了。写青年近卫军的故事一般人都可以写，但忽然加这一段只有法捷耶夫。只有这样一个抒情诗人，只有这样一个真诚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殉道的作家才能那么写。这不要研究什么技巧，什么疏离效果，或者新探索，从形式上怎么分析都可以，但并不重要。可能从此以后，形成了我在写任何作品的时候只要有了真的感情，我就想把我叙述的事全部议论一番，然后用绝对纪实就像给读者写信一样或者就像给我的爱人或就像给我的好友写信一样把这些写出来。[69]

王蒙是“作家学者化”的身体力行者，他的艺术感觉是很敏锐的。他所提到的《青年近卫军》中的这个特点，也引起了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的注意。这种大量的抒情插话“作用是多方面的，形式也多种多样，这些蕴含着深刻的生活哲理的抒情插话往往通过诸如母子之情、夫妻之情、同志之情、朋友之情、爱国之情等来表现人物心灵的美好、理想的崇高和志向的远大。”[70]

有学者考证，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6）是受到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眼中的总农艺师》的启发而写成的。[71]

王蒙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初稿完成于1953年，书中有大量的关于苏联的描写。该小说1956年定稿，1957年初部分章节在上海的《文汇报》“笔会”栏目连载。中国青年出版社发排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小说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全文面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72]

据曾任王蒙先生助手的崔建飞先生考证，王蒙在《青春万岁》第34章中，就受到了法捷耶夫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的直接影响。在写完杨蔷云、郑波、李春、袁新枝她们的学习生活，将要写到她们毕业、惜别和分手的时候，王蒙笔锋一转，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插进了他作为团干部的亲身经历：

……

我每每寻觅一种光明的、奇妙的、多彩的生活，原来，这生活就在身边，就在中学的孩子们里。

……冬夜，风雪，星空发出惨淡的青辉，街已经瑟缩地入睡，偶然驰过一辆“吉斯”，沿着排气管落下了几滴水。我走进宽大的正屋，她们的笑声和炉火的温暖一齐扑来，我脱下大衣，看见了那十一位少女。她们都在十六、七岁，互相以青春的光亮照耀，笑声在她们中间荡来荡去。有一个年纪长一点的，也许过了二十岁了，在胸前戴着某个大学的牌子。她们正在聊昨天什刹海的一场冰球比赛和本期《人民文学》上的故事诗。钟声响了，八点整，屋中立刻安静下来，每人从衣袋里掏出一条红领巾，大学生也不例外。红领巾系好了，其中有一位严肃的姑娘还在左衣袖别起一道红红的小队长标志。

……再说一点男孩子们的事，写他们写得太少了，我感到对不起。我参加过他们团小组的一次批评会，难忘的批评会，虽然在我们生活里批评会并不稀少。……

……每年夏天，有多少个学生告别母校和同学，勇敢地、快乐地、但也不胜依恋地走向明天；又有多少个怯生生的新同学参加进学校生活里来，他们好奇地眨着眼睛。等到下学期开始的时候，同学们的模样就变了。生活本来是这样的么，它常自更新，奔流不已！毕业的时候有快活也有烦恼，有苦艾味儿的回忆也有数不清的、五彩缤纷的梦；毕业的时候大家的心都不平静……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一道掀开中学生活中最灿烂也是最后的一页吧……[73]

由于当年王蒙被打成右派，所以苏俄文学对他的创作影响主要表现在新时期以后的创作中，如“季节”系列、“在伊犁”系列等作品，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邓友梅喜爱苏联作家安东诺夫。他说：“安东诺夫的影响则在我写小说风格上。当时苏联大力推崇的短篇小说家是鲍里斯·波列伏依和他的《斯大林时代的人》。但我觉得他太图解政治，太概念化逻辑化。与其相比，并不那么走红的安东诺夫倒令我喜爱。他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有血有肉有情有趣。我觉得这才叫小说。也许是有意无意地学习了他，所以1956年写了篇爱情小说《在悬崖上》就既带有托尔斯泰自我忏悔的思想又带有安东诺夫的艺术情调。”[74]无独有偶，汪曾祺也喜欢安东诺夫，他说：“苏联文学里，我喜欢安东诺夫。他是继承契诃夫传统的。”他还喜欢也是继承契诃夫传统的苏克申，“苏克申对人生的感悟比安东诺夫要深，因为这时的苏联作家已经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可以更自由地思索了。”[75]

当代著名作家王火，他写过长篇小说《战争与人》，该小说曾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他喜欢的10位外国作家中，前4位的都是俄苏作家，他们依次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爱伦堡。[76]

作家王蒙曾撰文《苏联文学的光明梦》、《关于苏联》、《访苏日记》等文，阐述苏联文学对中国人尤其是对他本人的深刻影响。如今时过境迁，我们旧梦重温，考察苏联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我们将获得不少启示：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解体二十多年，但苏联文学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1]鲁迅：《青年必读书》，钱理群、王得后主编：《鲁迅杂文全编》（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2]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散文全编》，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

[3]《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第80～82页。

[4]钱理群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页。

[5]朱寿桐：《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南中国学术文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6]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163页。

[7]“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写作方法，笔者这里借用一下这个术语。《史记》写人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的主要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于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重复，而且使得事件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达到完美的统一。参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8]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金隐铭选编：《鲁迅散文全编》（裘沙、王伟君插图本），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9]朱正：《鲁迅与“左联五烈士”》，《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第38～43页。

[10]夏明钊：《鲁迅诗全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11]李贤哲：《柳亚子与鲁迅的两次会晤》，《团结报》2007年5月22日。

[12]赵英秀：《郭沫若二十年三和鲁迅诗》，《光明日报》2005年2月3日。

[13]郭沫若：《由日本回来了》，《沫若文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22～423页。

[14]《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15]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页。

[16]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154页。

[17]王福湘：《悲壮的历程——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58页。

[19]王福湘：《悲壮的历程——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260页。

[20]沙叶新：《粪土当年郭沫若》，《凤凰周刊》2008年6月23日。

[21]倪墨炎：《现代文坛随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03页。

[22]茅盾：《略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原载《文艺报》第1卷第4期（1949年10月出版）。又载《茅盾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23]《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1集（文学理论卷1），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374页。原载《文艺报》1952年第14、15、17、19、20期。

[24]《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1集（文学理论卷1），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原载《文艺报》1952年第14、15、17、19、20期。

[25]孟繁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来源与在中国的接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28页。(www.xing528.com)

[26]《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6页。

[27]《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28]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119页。

[29]《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30]《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

[31]《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32]《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7页。

[33]《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67页。

[34]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52年），《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38、139页。

[35]杨春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文艺评论》1989年第2期，第5～6页。

[36]王福湘：《悲壮的历程——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37]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509页。

[38]关于“共同美”的问题，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何其芳在回忆文章中引述了毛泽东的谈话：“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此文发表之前，毛泽东关于“共同美”的文艺观点鲜为人知。

[39]支克坚：《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和内在矛盾》，《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5页。

[40]《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4页。

[41]《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42]《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43]《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63页。

[44]转引自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45]支克坚：《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和内在矛盾》，《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5页。

[46]何满子：《撰述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抓住的纲》，《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第83页。

[47]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史》。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4页。

[48]古凡：《黄皮书及其他：中苏论争时期的几种外国文学内部刊物》，《文学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6期，第117～124页。

[49]《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录》，由中华书局1988年6月出版。下面就是这一套书的详细清单：1961年出版的有：潘诺娃的长篇小说《感伤的罗曼史》（苏群译，世界文学出版社）、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飞白、罗昕译，作家出版社）、穆古耶夫的长篇小说《护身符》（朱源宏译，群众出版社）、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三部）（草婴译，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有：西蒙诺夫《生者和死者》（谢素台译，作家出版社）和剧本《第四名》（张原译，中国戏剧出版社）、柯涅楚克的剧本《德涅伯河上》（苏虹译，中国戏剧出版社）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一部）（王金陵、冯南江译，作家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有：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斯人译，作家出版社）、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王平译，作家出版社）、阿尔布卓夫的剧本《伊尔库茨克故事》（裴末如译，中国戏剧出版社）、索弗罗诺夫的剧本《厨娘》（孙维善译，中国戏剧出版社）、伊克拉莫夫等的剧本《白旗》（沈中立译，中国戏剧出版社）、史泰因的剧本《海洋》（孙维善译，中国戏剧出版社）、叶夫杜申科等的诗选《〈娘子谷〉及其他》（苏杭等译，作家出版社）、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吴均燮译，中国戏剧出版社）、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二部）（冯南江、秦顺新译，作家出版社）和《人、岁月、生活》（第三部）（冯南江、秦顺新译，作家出版社）、爱伦堡的长篇小说《解冻》（第一部）（沈江、钱诚译，作家出版社）和长篇小说《解冻》（第二部）（钱诚译，作家出版社）索弗罗诺夫的剧本《保护活着的儿子》（徐文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有：阿辽申的剧本《病房》（蔡时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罗佐夫的剧本《晚餐之前》（王金陵译，中国戏剧出版社）、特瓦尔朵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丘琴等译，作家出版社）、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第四部）（冯南江、春顺新译，作家出版社）、符拉基莫夫的长篇小说《大量的矿石》（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柯热夫尼科夫的长篇小说《这位是巴鲁耶夫》（苍松译，作家出版社）、库兹涅佐夫的长篇小说《传说的继续》（白祖芸译，作家出版社）、卡里宁的中篇小说《战争的回声》（家骧、晓宁译，作家出版社）、柯切托夫的战时札记《是这样开始的》（斯人译，作家出版社）、索尔仁尼琴的《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梅热拉伊齐斯的组诗《人》（孙玮译，作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有：包戈廷的剧本《忠诚》（群力译，中国戏剧出版社）、冈察尔的长篇小说《小铃铛》（王平译，作家出版社）、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小说《同窗》（周朴之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共二部）（车一吟等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沃依诺维奇的中篇小说《我们生活在这儿》（程代熙译，作家出版社）、贝柯夫的长篇小说《第三颗信号弹》（李俍民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艾特玛托夫的《艾特玛托夫小说集》（陈韶廉等译，作家出版社）、《苏联青年小说集》（上、下集）（多人译，作家出版社）、季亚科夫的长篇小说《亲身经历的事》（南生译，作家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只有一部：卡扎凯维奇的长篇小说《蓝色笔记》（附《仇敌》）（南生译，作家出版社）。这样，加上1957年内部出版的杜金采夫的《不单为了面包》（白祖芸译，作家出版社）和1959年出版的萨方诺夫的长篇小说《大地花开》（陈燕孙译，湖北人民出版社），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内部出版了苏联文学作品共40种、46部（册）。其中小说、回忆录等共25种、31部（册）、诗4种（部）、戏剧共11部（种）。

[50]参见谭德伶：《当代苏联文学概况》，《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第132～133页。

[51]古凡：《黄皮书及其他：中苏论争时期的几种外国文学内部刊物》，《文学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6期，第117～124页。

[52]经笔者查阅《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的图书总目》，这些理论书籍如下：1961年出版的有：伊萨科夫等著：《关于〈山外青山天外天〉》（作家出版社）、《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世界文学出版社）、《关于〈感伤的罗曼史〉》（世界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有：《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世界文学》杂志社）、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册）（作家出版社）（上册，1954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蒋路、孙玮译；中册，1955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译者同上。——引者）、《关于文学和艺术问题》（文件汇编）（增订本）（作家出版社）。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有：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有：现代文艺理论增刊《苏联文学与党性、时代精神及其他问题》、《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自我表现问题”》、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苏联现代戏剧理论专辑《新生活——新戏剧》。1965年出版的有：苏联现代戏剧理论专辑《戏剧冲突与英雄人物》（中国戏剧出版社）、高尔基《文学书简》（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上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公开出版，译者曹葆华、渠建明——引者）、《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下册）（作家出版社）（本书是根据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辑的《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一书译出，上集是“报告集”下集是“发言集”——引者。）这样，从1961年到1965年我国的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出版以“供内部参考”形式的“黄皮书”理论部分的专著共有15种、16本（部）。

[53]马士奎：《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第65页。

[54]查《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录》，笔者获悉“文革”中后期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的数目。按年份排列如下：1972年由上海新闻系统“五七”干校翻译小组翻译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有：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干什么》、沙米亚京的《多雪的冬天》。197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有：史刃翻译的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雷延中翻译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仿童话）、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翻译的柯切托夫的《落角》、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的李巴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齐戈翻译的《礼节性的访问——苏联的五个话剧、电影剧本》、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组翻译的柯热夫尼柯夫的长篇小说《特别分队》。1975年出版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作者、译者不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三年级八一九班工农兵学员等译的萨·丹古诺夫等著的剧本《不受审判的哥尔查科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俄语系苏修文学批判组翻译的米·沙特罗夫的《明天的天气》（以对话、书信、电报与其他文件等形式表达的现场报道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三年级师生翻译的谢苗·拉什金的《绝对辨音力》、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翻译的巴巴耶夫斯基的《现代人》、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组等译的阿·约尔金等著的《核潜艇闻警出动》、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的西蒙诺夫的《最后一个夏天》。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苏修短篇小说集》（《摘译》[外国文艺]增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江峨翻译的纳沃洛奇金的《阿穆尔河的里程》。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有：由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研究室翻译的亚历山大·佩特拉维什凯维奇著的剧本《警报》（附《平静的深渊》）、粟周熊翻译的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的风尚喜剧《泡沫》。长篇小说有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苏联文学研究室翻译的维·罗佐夫的《四滴水》、伍桐翻译的阿·库列绍夫的《蓝色的闪电》、上海外国语学院《热的雪》翻译组翻译的邦达列夫的《热的雪》、粟周熊高昶翻译的谢尔盖·沃罗宁的《木戈比》（附《精力旺盛的人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立翻译的扎多尔诺夫的《淘金狂》。这样，“文革”中后期内部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共有25部。其中，戏剧、电影剧本7部，长篇小说18部。

[55]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97～398页。

[56]科瓦廖夫：《苏联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2页。

[57]贺敬之：《战士的心永远跳动——〈郭小川诗选〉英译本序》，《光明日报》1979年6月17日。

[58]林建华：《苏联文学并非明日黄花》，《广西师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40页。

[59]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60]邵燕祥：《伴我少年时》，《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第129页。

[61]刘亚丁：《肖洛霍夫的写作策略》，《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第57～65页。

[62]郑恩波：《刘绍棠与肖洛霍夫》，《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5期，第80页。

[63]陈守成主编：《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84页。

[64]陈美兰：《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学术研究》2002年第5期，第115～120页。

[65]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66]潘先伟：《论中苏战争小说审美的趋同性和差异性》，《嘉应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第37～42页。

[67]王蒙：《苏联文学的光明梦》，《读书》1993年第7期，第55页。

[68]王蒙：《旧梦重温》，《读书》1994年第10期，第105页。

[69]《王蒙、王干对话录》，《王蒙文集》第8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页。

[70]李毓榛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71]陈南先：《两朵带刺的玫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与〈拖拉机站站长眼中的总农艺师〉之比较》，《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45～50页。

[72]《王蒙文存》第一卷——长篇小说卷《青春万岁》（再版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73]引文见《王蒙文存》第一卷——长篇小说卷《青春万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280页。又参见崔建飞：《我知道王蒙喜欢你》，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8页。

[74]邓友梅：《文友良伴〈世界文学〉》，《世界文学》2003年第4期，第26～29页。

[75]汪曾祺：《西窗语》，《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第124页。

[76]王火：《关于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答上海华东师大王智量教授》，《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