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模式的产生与推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代表会师北平，于7月2日至19日举行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当代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是“延安文学模式”推向全国的标志。

这个模式是以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指导思想，最初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它具有“新的主题（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新的人物（广大工农兵的形象，而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新的语言、新的形式（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特色和中国气派）”等特点。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分别作了报告。这些报告和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一致确认：毛泽东的《讲话》是指导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成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与会代表达成的这一共识，也就为新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理论及创作确立了基调。

尤其是周扬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总结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周扬的报告主要部分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为题，结合着解放区的文艺成就，论述了新的人民文艺应有的特点。周扬自延安时代以来，就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权威和中共文艺政策方面的首席理论家。“周扬的文艺理论来源于俄国十九世纪革命民主派的著作，高尔基和苏联官方的文艺政策、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融合成不同的形态，其中自然包含着矛盾，这也正是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思潮的重要特色。”[36]由于周扬的报告集中体现了第一次文代会的主要精神，因此从这一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这次会议的某些偏颇。

首先，周扬的报告只侧重于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局部经验出发概括新时代文艺的特点，这就使报告带有某些片面性和经验主义的偏向。

其次，在对解放区文艺高度评价的同时，对国统区文艺成就评价偏低，这种评价就有失客观、公允。

最后，在论及一些具体的文学艺术问题时，缺乏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充分重视。[37]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的那篇著名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古为今新”、“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双百”方针、“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诗要用“形象思维”、“共同美”等。[38](www.xing528.com)

《讲话》的思想来源，并非从天而降，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理论为《讲话》提供了理论基础。比如，左翼文艺运动中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等论述就是明显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宣传文学的“大众化”，尽管后来受到“化大众”的批评，毕竟在他们主观上，有为大众服务的意思；就是把文学送给大众，启发大众起来革命。[39]毛泽东《讲话》中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论述，与左翼理论可谓一脉相承。《讲话》也受到了来自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我们从《讲话》中可以发现毛泽东的许多论述留有苏俄文学理论和列宁文艺理论的一些观点的影响的痕迹。《讲话》两处直接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提到的观点。一处是：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句名言，另一处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40]在谈到“歌颂和暴露”问题时，毛泽东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的‘一半对一半’。”[41]《讲话》中提到了苏联作家法捷耶夫那部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小说《毁灭》，这说明毛泽东对《毁灭》是比较熟悉的。在谈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了“两者都是美”的观点，这很可能是受到周扬所极力推崇的俄国民主主义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的影响。车氏的《生活与美学》（即《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在《讲话》出台前由周扬翻译出版。书后附有《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此文曾以《唯物主义的美学——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为题，在延安的《解放日报》（1942年4月16日）发表。毛泽东是非常有可能了解到车氏的“美是生活”的这个著名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点的。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美是生活”的观点上，他在《讲话》中提出六个著名的“更”的理论：“但是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42]这段话成为日后文艺理论工作者阐释现实主义的典型性和革命浪漫主义特征的经典引文。《讲话》中，毛泽东只提到一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没有涉及。在另一处又说道：“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43]毛泽东对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加进一步的阐释，不是疏忽，而是为意为之。据毛泽东当年的秘书胡乔木回忆，他曾经建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把日丹诺夫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写进去，但由于毛泽东对苏联当局不满而未采纳胡的建议。苏联当年对正在自成体系的毛泽东思想采取消极甚至是压抑的态度，因此引起毛泽东对苏联的警惕和反抗。[44]尽管如此，《讲话》跟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渊源还是有迹可寻的。

“延安文学模式”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它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和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就使用了“理想派小说”和“写实派小说”的称谓，这是我国较早区分浪漫主义与现实（写实）主义的言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第一卷第3号上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谈》一文，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关注现实主义。他说：“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一变为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此后在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派的推动下，再加上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历史传统和20世纪多灾多难的特殊国情等多种因素，现实主义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成为最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1928年前后，“文学革命”进入“革命文学”的阶段，一些激进的青年作家大力推崇“普罗列塔利亚”（即“无产阶级”）文学。“普罗”文学的倡导者明确高扬文学的阶级性，主张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强调文学就是宣传，“革命文学”的作家甘愿做“革命的留声机”。1930年，在苏联召开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正式认可并推行苏联“拉普”派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从此，“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便成为中国左翼文学“法定”的创作方法，这给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了不少后患。因为“拉普”派的创作方法，机械地、简单化地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混为一谈，并用世界观代替创作方法，把浪漫主义视为主观唯心主义，把浪漫主义摒弃在艺术殿堂之外，甚至提出了“打倒席勒！”等荒唐口号。由于“拉普”派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做法，给文学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1932年，联共（布）中央宣布改组文艺团体，撤销“拉普”机构，并开始批判“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同时开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得到正式的确立。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得到了特殊的发展，这股中国的工农兵文学思潮，在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得到正式确认。这种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文学思潮，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立场，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事业是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盛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以后，“延安文学模式”才开始在全国推行。

《讲话》所阐述的重要理论问题，成为17年乃至以后更长一段时间当代中国文艺界进行文艺批评和创作的行动指南和准则。这些观点主要有：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由于工农兵在文化水平上受到的限制，因此文艺要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文艺来源于生活，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唯一源泉；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六个“更”字）；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关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讲话》的重要观点还有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讲话》批判了“人性论”并断然否定了“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写光明和黑暗并重”、“还要鲁迅笔法”等文学主张。《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以后，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即毛泽东时代。从此，“延安文学模式”推向全国。

《讲话》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也不少。虽然毛泽东多次说过“我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在《论鲁迅》（1937年10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文章中对鲁迅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讲话》中也多处提到鲁迅，但《讲话》与鲁迅思想有着明显差异。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悖论”，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抬高鲁迅。鉴于‘高’标志是毛泽东，所以这抬高也就是歪曲，即歪曲鲁迅的思想，把他的思想解释得处处跟毛泽东一致。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反复批判现实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中表现着鲁迅的影响、反映着他的传统的东西。”[45]《讲话》甚至将“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列为“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的一个例子。作家、学者何满子先生认为，“否定了鲁迅的杂文，半个鲁迅就否定了。”说鲁迅杂文“过时”了，“是不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主观臆断。”当然《讲话》“要放逐的毕竟不是鲁迅本人，而是以他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46]毛泽东与鲁迅的关系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以致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不少人还在私下揣测，“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

实践证明，《讲话》的观点如“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的提法，过分强调作品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忽视文艺的审美特征和娱乐作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后来演化成文艺只能写工农兵。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应该说与《讲话》中的这些观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应该铭记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