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艺政策与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比较

在中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前，我国学者一般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或“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其原因茅盾说得很明白：“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我们目前对于文艺创作的要求也是吻合的。但是一般人看见社会主义一词就想到它的政治的经济的含意，而我们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所以，一般我们都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一词区别于旧现实主义——即批判的现实主义。”[22]《文艺报》的主编、著名理论家冯雪峰执笔撰写的1953年第1号的《文艺报》社论——《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候，冯雪峰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此前几个月冯雪峰写过一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23]冯氏在这里就说得更明白：

我们说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就是因为这现实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宇宙观（以及两者的完全的统一）为其主要的和鲜明的特征的缘故。标明和强调这样的特征，以便和过去的现实主义有所区别，这也是必要的。

我们又说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就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在意思上是一样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成绩，是世界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初的成绩；这成绩和它的创作方法的成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最初的胜利，对于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伟大的。[24]

不用多举例，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以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虽然没有被官方正式确认，而中国学者也多以“革命的现实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这样名词，而它们之间的内涵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从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状况中也看得出来。正如一对同居的青年男女，他们是事实夫妻，只是他们暂时还没去领结婚证一样。

1951年11月24日至1952年7月14日，北京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整风期间，已指定了学习文献。它们包括毛泽东的《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反对自由主义》、联共（布）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四个决定、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以及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的信等。整风学习的效果如何呢？有研究者认为：“整风学习不仅重新学习了文艺的新方向，统一了文艺界的思想认识，而且也经历了一次苏联文艺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洗礼’，初步了解了作为苏联文艺创作方法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具体要求。”[25]1952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应约在苏联的《旗帜》杂志上发表了带有代表中国官方表态性质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稍后《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立即全文转载了周扬的文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人民的文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

“走俄国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学艺术也是如此。

摆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积极地使苏联文学、艺术、电影更广泛地普及到中国人民中去，文艺工作者则应当更努力地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特别是深刻地去研究作为他们创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6]

1953年《文艺报》第一号发表了冯雪峰执笔的社论《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社论传达中宣部的指示：

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首先就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伟大导师关于文艺的教导，以及毛泽东同志对于文艺的指示。同时也学习日丹诺夫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马林科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关于文艺的指示。[27]

1953年4月下旬至6月下旬，全国文学创作委员会组织在北京的作家、批评家和文艺工作的领导干部40余人，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指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和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的有关报告、发言共22种必读文件。这次讨论学习，对推动全国文艺界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8]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茅盾作了《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邵荃麟作了《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前进》的总结发言。会议正式明确规定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至此，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正式取得了官方的认可，正如同居多时的夫妻去领到了结婚证一样。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应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早已存在的，并且从五四运动以来，它就已经成为文艺运动的主流。这一个历史的估价，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早有定评。”[29]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是在1934年8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苏联第一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经过代表学习讨论，写入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1934年9月1日会议代表一致通过，1935年11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的。其表述如下：(www.xing528.com)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批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30]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堂而皇之地正式亮相于中国大陆，但如何对之进行阐释呢？谁的阐释最具权威性？1953年周扬在一次报告中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的理论家写了很多文章，数也数不清的，但最有权威的还是在1934年日丹诺夫第一次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也是最正确的。”[31]这一切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日丹诺夫的文艺理论在中国大陆文艺界是大行其道的。且看日丹诺夫在那次报告中的一段文字：

我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艺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而这是以下列一点为前提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应当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文学的创造里去，因为我们党的全部生活，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及其斗争，就在于把最严肃的、最沉着的实际工作跟最伟大的英雄气概和雄伟的远景结合起来。

我们党之所以始终是强有力的，就是因为它过去和现在都把加倍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实际性，去跟辽阔的远景、不断前进的志向、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结合起来。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应当善于展望到我们的明天。这并不是乌托邦，因为我们的明天已经在今天被有计划的自觉的工作准备好了。[32]

日丹诺夫在1946年的一次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了“苏联作家的任务”：“表现苏联人这些新的崇高的品质；表现我们的人民，但不只是他们的今天，也要展望到他们明天；像探照灯一样帮助照亮前进的道路，——这就是每个有良心的苏联作家的任务。”[33]

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写在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虽然日丹诺夫在几个报告中又作了具体的阐述，但是苏共领导人马林科夫在1952年10月召开的苏共十九大的总结报告对文学又提出了一些相当具体的要求：

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在作品中无情地批评在社会中遇到的错误、缺点和不健康现象；他们必须创造下面的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的人格的光辉灿烂……必须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必须善于使用批评的武器，把它当做一个有效的工具。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典型性是和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相一致的，它不仅仅是最普遍的、时常发生的和平常的现象。有意识地夸张和突出地刻画一个形象并不排斥典型性，而是更加充分地发掘它和强调它。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畴。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34]

马林科夫的报告在中苏两国文艺界都得到极大的关注。报告中提到几个关键性术语：新型人物、正面形象、典型、本质、党性、夸张等，成了我们几十年诠释、讨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本概念的一部分。尤其是“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畴”和“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的论点，在我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19世纪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到底表现在哪里呢？有的研究者对当年的各种阐释进行了一番归纳。其内涵主要有：第一，它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有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前者肯定现实，后者批判现实。第二，它是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与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根本不同，前者为无产阶级服务，后者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三，它富于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消除了对立；而批判现实主义丧失理想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片面对立。第四，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能够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反映现实，因此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批判现实主义在历史唯心主义指导下，不能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35]“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要求写真实——“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另一方面又要求作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而且还进一步要求作家“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而所谓“从现实的发展中”，就是指要将明天当现实来描写，把愿望当真实来描写。这样必然会产生将幻想的真实代替严峻的现实这种后果。而所谓“用社会主义精神”，就是文艺要为现实、为政治服务，要为社会作肯定性的描绘，为社会歌功颂德。有人甚至直接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歌颂的现实主义”、“肯定的现实主义”，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1960年7月22日至8月13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正式确认为指导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基本原则。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原则开始受到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