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重儒治天下

忽必烈重儒治天下

元世祖忽必烈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孙子、元宪宗蒙哥的弟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有治理天下的宏伟抱负。因而，他每到一地，都十分注意访求贤才，虚心求教。一些汉人中懂得经邦治国之道的儒生，还被他留在自己的藩王府内供职。这些人又受命四处寻求名士英才，使一批深晓文韬武略的汉人儒士云集在他的身边，构成了决策的智囊团。

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三年（1244年），忽必烈的帐下已有赵璧、董文用、窦默、僧子聪（俗名刘侃）等人，窦默又向他推荐了姚枢。姚枢被请来后，向忽必烈呈献了陈述治国之道的著作。该书分“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等八类三十条数千言，忽必烈非常欣赏他，遇事总是向他咨询。定宗二年（1247年），僧子聪向他举荐了张文谦，他任之为王府书记。当时，忽必烈受封的邢州民生凋敝，张文谦挑选乌托、刘肃、李简三人赴邢州治政后，民户增加了十倍。从此，忽必烈愈加重视儒士。

他听说真定路经历官张德辉很有贤能，便请入府中求教。张德辉批驳了儒臣忘国的观点后，以他房中一个银盘打比方道：“创业的君主治国正如制造这个盘子的良匠一样，精选白银，按照规矩把它制出，目的是使后人传之无穷。应当选择恭谨敦厚的人掌管它，这样它才能成为永久的宝物。否则，不仅仅会出现破损，恐怕还会有人把它偷了去。”忽必烈沉思了良久，深深地折服。张德辉还为他推荐了魏磻、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位人才。在回真定之前，张德辉为他指出当务之急的七件事，即“敦孝友、择人才、察下情、贵兼听、亲君子、信赏罚、节财用”。忽必烈高兴得只称其字而不称其名。

宪宗元年（1251年），忽必烈的同母兄蒙哥即位为大汗，命他总领漠南汉地军政庶事。姚枢劝他道：“如今天下，要说土地广阔，人民殷富，财物丰饶，恐怕属汉地为最。大王若全部据为己有，那天子还有什么？到一定的时候，天子必然后悔被大王占去。不如只掌握兵权，其他诸事一律交有司负责。这样，可保平安无事。”忽必烈一想有理，便依计行事，取得了蒙哥的信任。僧子聪则劝他仿效西周的周公，辅佐兄长治理国家，并从各个方面详细提醒他为政的注意事项，他都记在心里。

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平定云南时，采纳了徐世隆等人的意见，按照儒家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取天下道理，命姚枢裂帛为旗，上书“止杀”之令，树在街头巷尾。后来在征伐南宋的争战中，他一直试图遵守“王者之师，有征无战”的诺言，纠正“威武有余，仁德未洽”的倾向，南宋臣民抵抗力度故此而降低很多。(www.xing528.com)

宪宗九年（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军中。在围绕大汗位的激烈争夺中，忽必烈在郝经、张文谦、商挺、廉希宪等人的出谋划策下，抓住时机，先发制人，击败了阿里不哥一派，登上了大汗的宝座，建元“中统”。

忽必烈即位后，即向僧子聪、史天泽、许衡等请教如何治理天下统御民众，他们参照古制旧典，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一整套有关国家机构和官职制度的设想。原来，蒙古自元太祖成吉思汗以来，诸事草创，设置官职、机构非常简单。位置最高的是断事官，居于三公之上，丞相称作“大必阁赤”，掌握军队的只有左右万户。后来仿效金朝的制度，设立了行省以及元帅、宣抚等官职。这次，忽必烈批准了僧子聪等人的设计，设置了总理政务的中书省、掌管兵权的枢密院、负责官员升降的御史台；地方上则设宣慰司，隶属于中书省，下辖路府州县，此外还设有隶属于御史台的提刑按察司。这些机构都“官有常职，位有常员，食有常禄”，元朝一代的机构、官职从此才开始齐备了。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还采纳僧子聪的建议，把“大蒙古国”改为“大元”。这一新的国号取自《易经》“大哉乾元”的含义，意思是国土辽阔，祚运无边。

《元史•世祖本纪》等